查证过程
1、卫计委“怪罪羊年”的主要依据，是北京市2015年下半年孕妇建档数有了大幅增加
这次卫计委把“单独二胎政策下人口不升反降“的一个主要因素归罪于“羊年因素”，摆出了论据，卫生计生委指导司负责人称，“2015年7月以后，一些地方孕妇建档数明显增加，将在猴年生育。例如，北京2015年下半年孕妇建档数比上年同期增加40%以上，2016年出生人口将比上年明显增加。”卫计委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也表示，“北京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2015年3月（农历羊年开始）的分娩人数比二月份大幅度下降，而从7月份开始，孕产妇建册的数量又大幅度上升（7月以后建册的妇女会在2016年生育）。”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官员和专家都拿了北京的情况作为例子。那么其他地方是否存在跟北京类似的情况？还是说只有北京的情况最符合“羊年效应”一说？作为人口与计划生育的主管机构，在2015年刚过去的现在，卫计委掌握的数据肯定比外界多，他们说的理由自然值得重视。那就不妨拿北京的情况来深入研究一下。事实上，能够公开找到的地方孕妇建档统计信息，也只有北京。
这份“北京市户籍人口孕妇建档情况”，来自于不久前北京卫计委发布的《2015年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分析》③中，提供的一张表：
北京市户籍人口孕妇建档情况从这张表可以看出，2014年7月起，北京户籍孕妇建册数从高位下降，低位徘徊了一年，2015年7月后大幅提升。结合6周建档和2015年2月19日农历羊年开始，这些在一年低位期间建册的孕妇，生产的孩子都是“羊宝宝”，明确地与马年、猴年的生育高峰形组成了一个“马鞍形”。看起来，“羊年效应”确实非常明显。
2、把空间拉广，时间拉长之后，没有办法证明普遍存在“羊年效应”
然而，上面提到的北京近年孕妇建档数据，只能说明在这一个羊年，在北京，出现了“马鞍形”的生育现象，不能说明在全国范围，在任何时期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不妨拿上一个羊年2003年来作为考察对象。2003年北京出生人口4.5万，2002年6万，2004年6.6万④，这是一个明确的“马鞍形”，但全国的情况怎样呢？2002、2003、2004全年全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647万人、1599万人、1593万人——羊年不仅出生人口比猴年多，比马年少的出生人口也就不到3%。而在北京，羊年出生人口要比马年要少了25%之多。
那么，这个所谓的“羊年效应”又是不是像卫计委专家说的那样，在北方就特别明显呢？不妨继续往更早的时候考察，结果发现，这个理论在北京都未必成立——1990、1991、1992北京出生的户籍人口分别是14万、9.2万、8.3万，虽然羊年相对马年有个大幅下滑，但猴年的出生人口比羊年还少。再往前考察一轮，1978、1979、1980北京出生的户籍人口分别是10.9万、11.8万、13.7万人，这次又成抬升之势了，也无法看出“羊年效应”应有的马鞍形。所以，北京到底存不存在“羊年效应”现象，马鞍形是否有其他解释，都是未有定论的。
在全国范围内，历史数据就更看不出存在“羊年效应”了，1990、1991、1992全年全国出生人口分别为2391万人、2258万人、2119万人，呈惯性降低趋势。再上一个羊年1979年前后的情况是：1978、1979、1980全年全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45万人、1727万人、1779万人，这次总算出现马鞍型了，但羊年的出生人口数只比马年少了1%，比猴年少了3%。再往上两轮，也不存“马鞍形”现象。
事实上，按人口学者马妍的研究⑤，不仅“避生羊宝宝”现象不存在，从1949年以来，所谓的“生肖偏好”均无法反映在出生人口的数据上面，更不要说显著地反映了，包括2000年的“千禧龙宝宝”、2007年“金猪宝宝”、2008年“奥运宝宝”等媒体热捧过的概念，都没有使人口出生数产生重大波动。统计1949到2008这60年每个生肖的出生总人数，“最被偏爱”的龙年只能排第三，“最被嫌弃”的羊年之下还有猪、牛、鼠。
来自《吉年生吉子? 中国生肖偏好的实证研究——基于1949~ 2008 年出生人口数》，人口研究，20103、卫计委官员、专家把人口不升反降怪罪于羊年，是在为自己预测错误找借口
那么为什么卫计委官员、专家要把“羊年效应”作为人口不升反降的一个主要因素呢？原因恐怕在于，给自己在一年前做出的错误预测找台阶下。从国家卫计委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卫计委指导司负责人”为杨文庄，在2015年2月9日召开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研讨会上，这位负责人曾预计，“2015年受单独两孩政策影响，出生人口将比2014年多100万左右。”而翟振武甚至预测，“2015年全年出生人数有可能会逼近、达到甚至超过1800万人”⑥，而实际出生人数足足比翟振武预测的少了150万人。在2014年底的时候，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就刊发了很多报道，担忧2015年人们“避生羊宝宝”，而卫计委的官员、专家，却为何没想到“羊年效应”会导致人口不升反降？
只能说，卫计委的官员、专家在这个时候拿些非常片面、局部的数据来说明存在“羊年效应”，是为自己预测错误找借口。如今，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已日渐式微，许多人已经不再迷信什么“羊年不宜生子”，甚至还有不迷信的人专门挑羊年生，以回避扎堆生育，这就是为什么说“羊年效应”在当今社会可能已经式微、或者说只是一种局部现象。导致“单独两孩”政策下人口出生不升反降的原因，主要还是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和人们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落，这两个问题将长期存在，即便今后两三年因“全面二胎”政策释放出一部分堆积的生育意愿，也无法掩盖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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