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雪藏的抗日老兵

作者/吴家翔 编辑/王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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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华是“贵州关注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的“团长”。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还是个孩子,因为家庭原因随父亲居住在一个关押“地富反坏右”的湖中岛上面。一次他在湖边游泳,遇见一群被管制的国民党老兵在洗澡,他们赤裸的身体大多伤痕累累。他从那些人吐露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这些伤痕是在同日本人的血战中留下的。这让他很吃惊,他没法儿想象这些被批斗的“国民党坏分子”也打过日本鬼子。这些老兵的诉说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在他受到的教育里面,国民党是投降派,不可能去打日本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了越来越多这样的国民党老兵,他对他们参加抗战的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他们遮遮掩掩的口述中发现了一段完全未知的历史。踏入社会后,李建华开始有意无意地寻访这样的抗战老兵,他当时的想法是收集这些老兵的抗战经历,写一本记录口述历史的书,但这项工作困难重重;这些老兵无一例外对他的造访表现出极大的戒心。因为都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浩劫,那些挥之不去的惨痛记忆让他们战战兢兢。

然而,更让他感到无奈的是老兵们的生活现状:由于长期被歧视、社会地位低下,这些老兵的子女大多没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他们往往对父亲有成见,甚至心怀怨恨。许多老兵身有残疾,收入微薄。可以说,这些当年的民族英雄普遍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陈允瑞,93岁,曾驾驶飞机在日本人头顶上扔过炸弹

今年93岁的陈允瑞住在贵阳市瑞金南路深巷里一座老旧民宅的二层。这栋旧楼的采光不好,于是陈允瑞给家里的客厅装了两个灯,一个节能灯、一个日光灯;平时,他和老伴只开节能灯,只有在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他们才打开日光灯。

七·七事变后,当时读高中的陈允瑞在贵阳报考民国空军士官学校第拾二期,步入从军报国之途。那时考核非常严格,入学时合格的学生有350余名,经过入伍训练、初级飞行训练后,只剩下130名,到毕业时只有105名,其中轰炸飞行科46名、驱逐飞行科59名。飞行50个小时完成初级合格,再经过中级、高级飞行合格后准予毕业。陈允瑞毕业于轰炸飞行科,曾驾驶飞机在日本人的头顶上扔过炸弹。

服役到民国34年,陈允瑞去美国受训,按照当时的飞行时间记录,他飞过1000多个小时。当时和他同去的同学共有23人,在美国他们接受了B-25轰炸机的驾驶培训(1942年,美国就是使用16架B-25轰炸机在日本东京投下几十枚炸弹)。

1945年9月,在一次夜航训练时,陈允瑞驾驶的飞机左侧发动机出现故障,迫降时起落架过低,发动机起火,机上的副驾驶员受伤死亡;陈允瑞则严重烧伤,在美国治疗了39个月。他的脸、手、耳朵、鼻子都做过整形,手留下了终身残疾。

回国后不久,祖国解放。陈允瑞到哈尔滨航校任教官,上世纪50年代回到贵阳,在学校里任代课老师、之后又下过工厂。文化大革命时,因为身份问题,他受到不小的打击,文革后,他到贵阳师范学校当老师,由于记录在册的工作时间短,他的退休工资很低,现在只有每月1440元,他的老伴则没有收入。

退休后,他有时会在家里给邻里孩子们教英语,赚点钱补贴家用;现在,他家客厅的墙上还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漂亮的英文板书。但最近几年由于听力衰退,他已经不能再给孩子们上课了。

何克孝,103岁,黑石关一战全歼日军数百人

与成年后的风雨坎坷相比,何克孝觉得,他的童年算是幸福的。出生在毕节县(今毕节市)岔河镇农家的何克孝作为家中长子,深得父母喜爱。虽然与当时很多农村孩子一样,他长到八九岁都没有穿过鞋子,但饭还是能够吃饱。 12岁那年,家里把何克孝送到贵阳读初中。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贵州省保安处军事教导队一期学习班,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1936年,何克孝在习水负责城防工作。一次缴匪战斗中,由于力量悬殊,队伍里只剩下何克孝及一个通讯员、一个号兵。他们蹲在土坑里,没有子弹,眼看着对方越来越近。“对方看到了我的军装,可能知道我算是个‘官’,要抓活的,否则几十个人开枪,我们早被打成马蜂窝了。”何克孝说,当时他想,完了,这回被抓住了。这时号兵突然说,不能等死啊,还是逃吧!他和通讯员提着何克孝,出了土坑,勉强跑了一小段距离。这时,土匪也到了土坑旁,可是很奇怪,他们既不开枪,也不追击。就这样,何克孝三人奇迹般地逃生了,他到现在都没想明白,那些人为何不开枪。

1938年,何克孝调到广西柳州,守卫军械库。那年六七月份,日本飞机来回九次轰炸,之后又投掷燃烧弹。“那时,我正端着碗准备吃饭,见飞机轰炸,我立即组织部下进行抵抗,并疏散老百姓。”老人说,阵地被夷为平地,他活了下来。1944年,何克孝跟随部队进驻贵州独山。在这里,发生了让老人终生难忘的一场战斗。他所在的部队与美军配合,在独山黑石关阻击日军,经过一夜奋战,全歼数百名日军。68年过去了,想起浴血奋战的那一夜,何克孝仍然激动。他说,有时,他还会想到那些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战友,尽管他们的样子已经有些模糊了。

新中国成立后,何克孝因为参加国民党的身份问题,在羊艾、金华、王武农场和监狱服刑了15年。出狱后,他在王武瓷厂工作直到退休。退休后,他居住在松花江路18号的一座民宅中。偶而,他会一个人坐公交车,到贵阳市区的各个公园转转。天气好时,他也会爬爬山。何克孝经常上街买菜,很多菜贩认识他,都管他叫“何老伯”,周围人觉得,他不像103岁的人。人生百年,虽然几经浮沉,但风雨坎坷安然度过,现在儿女生活好,也孝顺,何克孝感到很知足。他说,“我这辈子,够意思了。”

丁西武,90岁,参加缅甸反击战,给日军毁灭性打击

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东南亚疯狂扩张,缅甸成为同盟国与日本力争的战略要地,日军在占领缅甸首都仰光后,妄图切断当时国际对华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应英国政府要求,1942年2月,为了保卫中国唯一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赶赴缅甸作战。

当时年仅17岁的丁西武,在地主家放牛时被保长带人抓去当兵。1942年初,他被培养成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1军22师66团炮兵连瞄准手,从昆明巫家坝机场坐飞机到了印度丁江。在兰姆迦整训了近一年后,他编入新一军(后为新六军)22师66团炮兵连,他记得自己的师长叫廖耀湘(后为新六军军长),团长叫陈荣华。

22师是远征军中装备最精良、兵员素质最高的一支王牌军。1943年10月,第二次反攻缅甸战役打响,22师向缅北挺进,与新38师密切配合,两进野人山,占领了胡康河谷,攻克于邦,下孟关,攻占瓦鲁班,随后攻克八莫、南坎、芒市,打通了遍染鲜血的滇缅公路……在整个缅甸反攻战役中,新22师给日军的王牌部队18师团以毁灭性的打击,歼灭日军2万多人。

在缅甸的16个月里,丁西武三次负伤,至今,他的头部、脸部和腹部都有明显的疤痕。

抗战胜利后,丁西武被调往江南守长江防线,解放军胜利渡江后,他投诚参加解放军,后来又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复原回乡后,老人的所有参战证件在一场雨中被淋湿,他的母亲将证件拿到火上烘烤,结果不小心将证件掉进火堆,全部被烧毁。

现在,丁西武居住在水城县发耳乡新联村5组,他今年90岁。由于没有复退军人证明,他一直未能享受到相关抚恤,只能靠当地政府给的农村低保生活。如今老人的生活已基本不能自理,贵州关注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们把自己捐赠的钱款委托当地干部,每月给老人购买生活必需品送去。

他们要求的,只是一个承认而已

七十多年前中国远征军在东南亚与日本侵略者的对抗已经成为了一段历史,当这一页就要彻底翻过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这些仅存的个体,来竭力去还原一个硝烟和战火的年代。作为群体,远征军的脚印留在了金三角,留在了野人山,也留在了1945年回撤祖国的路上。作为个体,他们如今是普通甚至孤独的老人。

据新华网2010年9月3日报道,中国向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此次补助并不包括当时国民党军队里的士兵。而据关爱抗战老兵网的资料统计,这些国民党抗战老兵只享受普通老人100元到200元不等的最低保障金。目前他们的生活费用除了最低保障外,大部分来源于社会救济。

从2005年开展活动至今,有越来越多具有民族精神的爱心人士自愿加入了“关注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这个完全依靠民间力量和志愿者良知簇拥的团队在贵州和云南两省共发现了126位国民党抗战老兵,而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一些老兵已经离开人世。

另据其他民间志愿者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国各地能找到依然在世的抗战老兵有2000人左右。当年参加抗日战争以及中国远征军的国民党老兵们如今都已经是八、九十岁的高龄;老兵们浅浅地伴岁月归于尘土,而这段历史将留给后人们回味和珍藏,他们的历史,将随着这个群体的离开而永远地走进博物馆,而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一个承认而已。

李建华说,只要还有老兵活着,他们的寻访和帮助就不会停止。现在,他已经放弃了写书的念头;他觉得,老兵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慰藉。当你向老兵伸出大拇指,对他说你是民族英雄时,他们能重拾属于自己的骄傲和尊严。

 

注:感谢“贵州关注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对本次采访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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