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家庭计划”

日前,网曝山东临沂磨山镇一怀胎9月的孕妇被计生委干部强制打针流产,孩子生下来哭了几声,然后凄然死去(详细)。计生干部如此对待生命,引起网友无数议论。

计划生育该不该搞,本专题不拟讨论。但如果搞计划生育,就非得强制人流这样去搞吗?还是那句老话:“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台湾也有计划生育,他们叫做“家庭计划”,台湾计划生育数十年,整个社会一片和谐,我们则搞得议论纷纷。差距在哪里?

共和国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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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家庭计划”是什么?
学校推广“家庭计划”

台湾的人口压力,是从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开始的,大量“外省人”的涌入,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台湾政府的应对政策,是从60年代开始推行“家庭计划”,也就是大陆所谓的“计划生育”。

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台湾的“家庭计划”有过许多的修改和变化,但总体上,它包括了如下两大内容:

一、深入农村和城市基层社区,向生育孩子多且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宣传现代医学知识,进行避孕指导,提供安全、方便且经济的避孕药物和工具,希望他们能接受并经常使用,限制甚至停止生育。但这种宣传必须遵守两个前提:1、夫妻双方都自愿同意;2、不影响性生活和婚姻关系。

二、致力于改变民众的生育观念,1、改变“多子多福”的观念,倡导“适龄结婚,适量生育”,提倡“两个孩子恰恰好”,每个家庭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宣传“子女少、幸福多”;2、改变性别观念,特别是重男轻女的观念,倡导男女平等;3、培养民众生育要有间隔的观念,最具代表性的是67年提出“五三”口号,希望民众将生育间隔控制在三年: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三十三岁前全部生完,这样对妇女和婴儿的健康以及对家庭经济情况都有好处

虽然和大陆的“计划生育”目的一致,宣传口号也大致相同,但台湾的“家庭计划”最大的特点是:绝不依靠行政力量去粗暴实施,既没有行政强制的“一胎政策”或“二胎政策”,更不容许出现强制人流的惨剧。

“家庭计划”的执行方式与大陆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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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家庭计划首支避孕指导专线电话

一、节育与否完全自愿,绝不用暴力方式强制推行

与大陆采用强制甚至暴力手段执行“一胎”政策不同,在推行家庭计划工作时,台湾当时一直强调民众是否选择节育,想生几个孩子,完全取决于其自身意愿。政府的人口政策只能以宣传教育的手段进行,不能通过强制力量和暴力去落实,这是“家庭计划”的基本原则。1966年,时任考试院长的孙科(孙中山之子)明确强调了这一点:

● “讲到人口繁殖太快,现在科学上、医学上已有有效的办法可以加以缓和的,不过这种事情不能够用强制的力量去执行,因为一个家庭要养儿个孩子是要由夫妇自行决定的,如果政府限定他们只许养两个孩子,不能再加第三个,这是做不到的。……暴力的方法不是我们所采用的。我们只能用辅导的方法或者鼓励的方法,用教育、宣传,使开始要成家或已婚的成年人衡量其负担能力,考虑其适宜的生育数目,使他们自己认识如果子女不断地增加,会不得了的。这个问题得到普遍了解后,人口繁殖速度自然而然可以和缓,这种做法不是强制,而是人民根据我们传统的伦理习惯,自愿去做的”。(刘克智《台湾人口政策》)

1969年4月台湾公布的“人口政策纲领”中再次重申:“国民得依其自由意愿,实施家庭计划。”那么,在实际执行中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呢?

首先就执行者而言,在大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是计生办的官员,而且将计划生育效果同当地最高行政官员的政绩相挂钩,这就导致了当地“一把手”必须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否则其仕途将会受到影响。

台湾则完全不同,“家庭计划”的执行并非交给专门的“计生官员”,也不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责任,而是卫生部门的职能之一,由其下属的家庭计划委员会负责:

● 省卫生处家庭计划委员会是省卫生处在经合会、农复会及美国纽约人口局等的鼓励与支持下成立的……家委会雇用的专责实地工作员,称“家庭卫生工作员”,与辅导员一起……配置在240个乡镇区市卫生所,专责推行家庭计划,最主要的工作室下村做家庭访视,鼓励适当的妇女装置乐普,以调节生育。(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

编者注:乐普,Lippes Loop,美国医师Jack Lipps发明的子宫内避孕器。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被认为装置方便、效果好副作用少,不用时取出也很方便,不影响生育。

其实就工作性质和知识结构而言,避孕节育本来就只能是医疗卫生机构的活儿。

其次,这些工作人员到乡村并非像大陆的计生官员一样蛮横无理,一心想着罚款抓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1962年4月就加入家庭计划工作的彰化县员林镇卫生所护理佐理员李鹤子回忆说:

● 当时台湾是个保守的农村社会,许多妇女视节育为羞耻的事,因此接近他们极为不易。加以中国社会“重男轻女,多子多孙”的观念,更使工作推展倍加困难。因此只能以不辞辛劳的精神来弥补这种先天的困难,并以无比的耐心向妇女民众解说接听计划的意义,慢慢地引导他们认同我们的工作。有时必须辅以妇幼卫生知识及子女教育问题来促使他们的重视,有时则要耐心的倾听他们的家庭问题,适度的给与见解,让他们引你为师友;有时更必须忍受不谅解民众的眼光与冷嘲热讽。(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台湾的做法不但不是强迫式的,而且是出于“帮助”立场进行耐性地劝说解释。正是以这种反复的解释引导而非强硬灌输,才不会引起民众反感和抵触情绪,也才能让他们甘心情愿的去节育避孕,而不是跟工作人员“打游击”。

二、工作人员到工厂、乡村手把手教妇女如何节育,而不是把她们抓去堕胎

大陆推广计划生育政策除了一般宣传之外,主要是靠行政力量进行管控,同时将生育同个人前途、户口、福利甚至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得捆绑起来,逼民众就范。因此,这种推行方式往往让人反感,也难免粗暴方式时有发生。以计生口号为例:“一胎上环二胎扎,计外怀孕坚决刮”、“该扎不扎,房倒屋塌”、“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给绳、喝药给瓶”等。这些毫无人道的恐吓型标语口号如何让人能从内心认同和理解计划生育政策。

台湾方面推行“家庭计划”的主要手段是宣传教育,与大陆冷冰冰的宣传方式不同,台湾在宣传时很讲究宣传策略,能够让民众真正认同家庭计划是在帮助自己而非剥夺自己生育的权利。台湾“家庭计划”的教育推动工作的细致和人性化从以下几点就可看出:

【1、到工厂、农村去当面手把手教妇女如何避孕】

因为当时观念中倾向于多生孩子、缺乏避孕尝试的女孩子一般都没有读过书,他们要么在农村,要么就是在一般的工厂做工,要让宣传教育覆盖到这部分人群,就必须从最基本的生理知识开始手把手教他们。

在城市中,工作人员不断进入工厂去告诉女工避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避孕才不影响健康:

● 女生有念书的就是在学校,不必太做家庭计划,没有念书的在工厂的话就很容易结婚,很容易交男朋友,所以我们就进入工厂里面做家庭计划,告诉这些女工怎么样会怀孕、怎么样避孕,有性行为没关系,但是重要的是不要有小孩子,到工厂里面去教。(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

在乡村,不管有多远,不管当地风俗如何,工作人员都必须硬着头皮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宣传。从1962年第一批推动家庭计划的基层工作人员开始,他们就不断会面临各种问题:

● 直接面对民众是第一线工作的主要特征,大部分时候工作人员必须以家庭访视或门诊、电话等方式实施个别妇女(或夫妇)之教育指导,有时候她们也必须上台为集合民众实施团体教育。吾人知道,家庭计划教育非仅单纯之传授避孕知识,其要义更在观念与态度之改变。对于早期的工作人员而言,由于社会民风的保守,遭遇民众的抗拒、规避及至于发声尴尬、挫折甚至羞辱着,几乎是常有的事情,非具高度工作热忱并持以坚忍毅力者,便不可能长期投入家庭计划工作。(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

不畏艰难,坚持不懈地深入乡村给民众做宣传,是家庭计划成功的关键。

【2、根据女性生活特点研究使其自愿接受避孕的最佳宣传方式】

为了让合理避孕的观念能够真正为女性所接受,工作人员不断根据女性的生活、生理和生育特点,研究最好的宣传方式。比如尝试通过寄信的方式进行宣传:

● 寄信的方式用的相当普遍,就是寄信给刚刚结婚的,告诉他说不要马上怀孕,应该享受新婚,等两三年以后再生,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刚刚生孩子的妇女可以说是主要的对象,因为她假如生一个孩子,我们就告诉她间隔要拉长,假如已经有三个男孩子,我们就再劝他停止……不同的教育对不同的对象发信。(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

最后的效果证明,在女性生产之后给她们发信很有效,因此后来的二十年间家庭计划的执行者们坚持用这种方法进行宣传。此外,如何才能让农村不识字的女性普遍接受到宣传信息呢?工作人员根据他们的作息时间和兴趣爱好,确定用广播的方式最有效,而且最好在下午两点到四点宣传:

● 乡下女人比较忙,有时间大概都是吃中饭以后两点钟到四点钟比较空闲,比较有时间听广播。那问她听什么节目?政治演说她们没有兴趣,最喜欢听的是台湾歌仔戏,那个时候歌仔戏天天在唱……我们就买广播时间,很短的时间,把信息发出去,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保证我们的宣传信息真正能够到达真正的目标听众。(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

【3、适时推出贴近民众生活体验的标语口号】

与大陆类似“计划生育利国利民”之类假大空的标语以及哪些带有威胁恐吓性质的口号不同,台湾家庭计划的宣传口号总是站在民众的角度,用贴近其生活体验的口号让其觉得自觉避孕合理生育确实能让自己家庭幸福。

比如家庭计划刚开始时,工作人员从健康角度提出“节制生育可以促进母子健康”,希望宣传“健康”的概念让人接受家庭计划。1967年又提出非常适应媒体宣传“五个三”口号。1969年“小家庭,幸福多”从家庭幸福的角度让人们体会家庭计划的用意。此时的口号还有:“家庭计划应趁早,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两个孩子不算少。”其中“两个孩子恰恰好”几乎就是家庭计划的同义词。

三、致力于通过科研寻找最安全方便有效的避孕方式,而不是热衷于结扎和人工流产

大陆在计划生育中常用的强制避孕方式是结扎和人工流产,这两种手段对人体伤害极大,而且会破坏夫妻性生活质量,还经常给人带来严重的精神伤害,因此很难被民众普遍接受。

台湾在选取避孕手段时非常慎重,因为家庭计划的推行是一种政府行为,其覆盖率和公信力决定了其所推行的避孕技术影响巨大。那么到底哪种手段对避孕者最有效,同时又能保证其身体不受伤害呢?

当时研究和推广避孕技术的医生确立的指导原则是:“家庭计划(即狭义的避孕指导),必须具有医学上的安全性与效果,但也不能破坏夫妻的精神生活,尤其是性生活的和谐满足。”

为了研究合理的避孕方式,医学机构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不同大小的乐普之实验研究、不同剂量的口服避孕药之实验研究、铜T子宫内避孕之实验研究、内视镜结扎之实验研究。”

最后的研究成果表明,乐普是最适合的避孕方法。因此,台湾家庭计划一开始就以宣传乐普避孕方式为主,采取多种手段鼓励妇女多装置乐普并持续使用。对一些体质不适应乐普的妇女,则推荐口服避孕药。(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

“家庭计划”效果显著,台湾生育水平持续降低
高仁爱医师经常上山为原住民义诊卫教

由于家庭计划的推行让避孕节育的技术和观念深入人心,迅速改变了台湾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到80年代初期,台湾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型,实现了低生育率,很好的控制了人口增长。总的说来,家庭计划的主要成果有以下三点:

1、台湾妇女生育水平已经处于全球最低之列。在家庭计划实施之前,台湾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高达5.75,1983年降到了人口更替水平的2.16,而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80,低于更替水平。现在台湾的生育率仅为1.1

2、妇女避孕的比率很高。60年代初20~39岁妇女仅有21.8%避孕,实施家庭计划两年之后,提高到了30.5%,1972年时已经达到51.2%,到1981年时达到70.6%,1990年跃升至80.0%。青年妇女多数采取了避孕措施是生育水平降低的基础。

人们的生育观念变化明显。台湾适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由60年代的4个降90年代的2.4个,说明“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基本被抛弃。

参考资料: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刘克智《台湾人口政策》;刘云《台湾的家庭计划》;盛朗《台湾的人口与家庭计划》;冯占联《台湾家庭计划管窥》;蔡宏政《台湾人口政策的历史形构》等


同样的目的,同样的口号,执行起来民众的感受却有天壤之别,问题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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