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第62期_赵宝煦:政治是摆平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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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宝煦,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出生在贫苦之家,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几次辍学,却凭借聪颖勤奋赢得奖学金完成学业;为了投奔自由,他毅然从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出逃,辗转千里来到当时的“民主堡垒”昆明;他是一个性情敦厚、不喜争斗的人,却秉持“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的人生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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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宝煦:政治是摆平的艺术[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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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到北京来,大体上有三个途径。”

赵宝熙:我当时是在北京,七七事变,我在北京,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是北京人。我为什么说我是浙江绍兴人呢?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三代以上在浙江绍兴。我父亲平生没有到过绍兴,他也不会说绍兴话。我母亲就是地道的北京人。三代以上怎么过来的,现在有人帮我写回忆录,就讲到这个。主要就是浙江人到北京来,大体上有三个途径。

一个就是到北京来考状元,因为浙江绍兴出师爷,自己没考中,但是念了不少书,所以谁要做官,他就当个秘书、参谋,就这么来的。但是我也不是这样,我们唯一的一个可能,就是来考试,没考中流落在这儿。来做买卖也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从家里没有找到这些材料。但是我小时候家里头找到的东西,就等于现在卖的考试必读之类的东西。

还有挖补,就是小刀子、小剪子,那么一个小盒,写错了字了,可以挖补贴在那里。所以,我估计是考试没考中。因为如果要是考上状元了,那一定得有人做官。假如说要是跟着别人做师爷,那他一定在历史上有做官的亲戚,所以是那么来的。出身什么成分,解放以后城市里头不划成分。但是我的情况就是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北京是北洋时期,什么吴佩孚段祺瑞之类,那时候有一个农业部。我父亲就在那个农业部里做一个录士,喜欢写字。

后来到了1918年国民革命军成立,国都南迁,北京当然有的大官就跟着走了,一个小职员当然就不行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家就中落下来。原来是小康,这时候就很穷。

“东四牌楼往北,每天三四点钟以后有旧书摊。我就跑到那儿看书。”

赵宝熙:我父亲因为教过私塾,教家馆。所以我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读书的。五年级以前,就是我父亲在家里教我,记得那时候念的是《平民千字课》,就是一些科学知识的启蒙。

我现在还记得,说什么雷公公,说什么电娘娘,阴电阳电一遇着,发出声音又发光。所以我五年级上的小学,为什么上小学,因为在家里头读书,数理化完全没有,而且你出去工作也不行。所以,就去五年级上了小学。五年级上小学,家里很穷,到六年级毕业了。

北京现在的二中也是很有名的学校,当时就是比较好的。结果我就考进二中。考上了以后,要交三块钱学杂费,但是我父亲交不起。就说我病了,请求保留学籍一年。这个时候我还考上一个北京市立五中,在北新桥那边。笔试都通过了,就是口试,这个五中是免学杂费的,我父亲就觉得我一定能够上五中。但是口试、检查身体,说我身体太弱,营养不良,结果就没有录取。这样我就在家里待一年,我父亲跑到二中给我保留学籍。这一年,我有很多机会读了很多书。怎么读书?北京的东四牌楼往北,每天到三四点钟以后,那里就摆出旧书摊。我就跑到那儿看书。

卖书的看你也不捣乱,在那儿看他就让你看。可是后来,我一个哥哥念完了初中,那时候初中不是三年级,中学就是四年级,中学完了要念高中,不叫高中,叫大学预科。所以,那时候四年级念完了,念两年大学预科,实际就是准备上大学。但是我们家里头没有条件让他上大学,就不念预科。家里需要他照顾生活,所以他就考了一个报纸,做练习生。

“神父问你信教不,信教我们学杂费都免。”

赵宝熙:他做练习生,做了几年,我在北京市立二中念了两年,正好就是七七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止我父亲这么说,北京人都这么说,就说小日本待不长,说是中央军马上就回来,中央军回来先是说八月节回来,八月十五。可是到八月节没有,然后就说国庆节。那时候的国庆节就是10月10号,然后说阳历年回来,然后又说春节。

一站一站的,日本人越打越往南下。我无论如何,至少应该念完初中。因为我已经实现了,就离开二中了,所以又休学一年。但是这时候我心里想,我要想念完初中,必须拿奖学金。可是我拿奖学金必须找一个比二中差一点的学校。所以我就选中一个天主教的学校,一考也考上了。

考上了以后,当时这个学校是天主教的学校,是一个爱尔兰的神父管的。这个爱尔兰神父知道我家庭困难,就找我谈话,就说你信教不,信教我们学杂费都免。但是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不愿意委屈自己,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绝不勉强去做,所以我就再三不肯。

不肯就得好好念书。我第一学期考了全班第二名,第二学期就是第一名了。考了第二名就免叫杂费,考上第一名就免学费。那时候我也没有地方打工,家里面我哥哥已经在报馆做练习生了,可以补贴一些家用。也不需要我去挣钱,我也没地方挣钱。

家里面,我要继续念书,只是吃饭的问题。所以,既然免学费,我就这么念书。那时候你不能想象,日本军队一站一站往南打,北京的学校都把学生拉出去游行庆祝,庆祝南京陷落,庆祝武汉陷落。在中文里面,庆祝永远不会跟陷落搁在一块儿。

我在学校,因为用功,老师都喜欢。我最不行的是两门课,一门是体育,一门是音乐。我瘦骨伶仃的,我们那个体育老师就说,赵宝熙,你每天从操场上过,不必怎么锻炼,你的手摸一摸单杠,摸一摸双杠,对你就有好处。

后来我不只是摸双杠,毕业的时候,我最基本的动作,比如说双杠,这个手一拉一上,必须两个腿并齐,两个脚尖并齐,然后上去。上去以后,我别的不能做,然后下来,两脚并齐。能够做这个。所以他对我就非常好。

音乐不行,因为我在二中的时候上音乐课,那个音乐老师就说,因为大家合唱,合唱就有一个声音要齐的问题,可是声音老不齐。后来老师就找了,找到我了,说你不行,赵宝熙是左嗓子。

后来我知道小孩子的许多才能一时不能被发现,要是他一出声音,你说你是唱歌天才,他有这个印象,就会从此努力。你一说我左嗓子,我就不敢了,人家唱歌,我嘴跟着动,嘴不跟着动老师就管了,但是我不出声音。

“因为你考文法,不管喜欢不喜欢,都要受日本人统治。”

赵宝熙:后来我到了中学毕业,中学毕业以后,辅仁的老师都很喜欢我,就保送我上辅仁大学,就是去念应用化学系,就是现在的化工系。

保送我去,可是我后来没去。为什么呢,保送也得考试,就考一个中文,一个英文。考英文就是给你一篇莫名其妙的,有很多词汇不认识的文章,让你翻译。中文就好办了,让你说说你将来要干嘛之类的。我为什么没去呢,因为要交30块钱学费,家里面根本拿不出来。

可是当时,我那时候因为在中学里面我要考第一,所以各门课都是要努力了,应付考试是很方便的,我考了好几个东西。当时我就想,不是我想,一帮同学里有议论,就说只要你能考上理工的,就不会有人考文法。为什么呢,因为你考文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受日本人统治。

所以,后来我就上了伪北大,就是周作人做校长的北京大学,考了工学院。实际上我对工学院也没什么兴趣,一开始就做定性分析,用的那种药品气味我也不喜欢。可是那个时候,北京解放后做了教育部,当时不叫教育部,那个负责人宋硕,就是文化大革命打倒宋硕、陆平、彭佩云那个宋硕。后来我也没单独见过他,当时我是知道,后来从来没有提过这事。

我自己心理上,我在中学,特别在高中一段,老师都喜欢,我样样功课都行,所以就比较很自尊,就有点目空一切。可是到我进入伪北京大学,那是1942年秋天,跟同班同学相比,我就感觉到不行。比如有人说爱因斯坦,说相对论什么的。我这时候就知道了,自尊的情绪就下去了,但是大家都很好。

那个时候上课,同学也好,或者是老师也好,常常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不见了,学校也不说明原因,就安排另外一个老师上课。有时候同学不见了,就没有了。比如说我们很好的同学,他不见以前都没有打过招呼。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不见了。但那时候推断,认为不见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跑了,一个是让日本宪兵队捉去了。被日本宪兵队捉去,大家连想都不敢想,那就灌辣椒水什么的,各种酷刑。那时候我们就想,我们有机会就跑吧。

“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共产党。”

赵宝熙: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共产党。你想日本时期,他们讲历史,说中国共产党怎么起来,但是我们传看一些书,就是国民的地下工作者给传的,传的也是进步的书。比如说那时候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有巴金的散文集,还有列昂杰夫的政治经济学,那时候读这政治经济学,我也读不懂。但是巴金他们的东西传来,就说远方抗战的烽火,而且日本很快就要完,战场要转移。

那时候心里就想,我们跑吧。有几个相好的同学交换意见,知道这个事儿。后来人家就介绍我端王府夹道,辅仁大学附近,有一个有钱人的四合院。他就带我去找这个同学。这个同学一开始就说,人家介绍说叫小贾,他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专管把年轻人往国民党地区送。

后来我们就走了,最后一站是皖北的亳州,那就是阴阳界了。这时候阴阳界已经不是日本和国民党的阴阳界,是国民党跟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军,当时我们叫伪军,实际上就是日本支持他在那儿。这样就过去了,当时住大车店里。

结果走的头天,他们又带信给我,说明天还有一个女同学要走,这个女同学是北大物理系一年级,我是工学院一年级,她是理学院一年级。另外,还有两个男同学,一个东北人,我中学同学。东北人在北京,他是考上中国大学,在西单那儿住一个公寓。那时候公寓就是在大学附近,有人把房子一隔一隔的,房子很小,学生来了,他开水什么的都管。还有一个同学叫孙振营,他没考上大学,也是东北人。

“我们是来参加抗战工作的,难道还要为自己的吃穿发愁吗?”

赵宝熙:到了那儿,辅仁大学有一个美术系,有一个老师叫金哲恭,他过来教美术。他就觉得我可以学美术,就让我跟他学。但是没有什么拜师的,反正他就是老师。结果,我每天晚上功课做完了就画画。每到星期六,那时候是工作六天,星期六吃完晚饭,我把一卷画拿去到他那儿,请他给批改。后来他就介绍我参加北京一个画会。

就是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就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那儿,好多画家都在那儿,学生也在那儿,这么一个上午。我本来跟金哲恭老师学南派的山水,后来我到那儿了,对人物有兴趣,也画人物。有时候画的画,老师觉得还好,有的请他给题上字。我走的时候,有几张裱好的画,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他就拿我几张画替我卖。可是你知道,第一又没有名气,而且是一个年轻人刚学画,所以一个钱也没卖出去。

他一直拖到等我第二天要走,头天晚上来了,他说你不能没有钱,他知道我身上有多少钱。他说你们这点钱就是买馒头也不够吃的。当时我就不信,我就说,我们也不是要来念书,我们是来参加抗战工作的。难道说我还要为自己的吃穿发愁吗,所以就没有管他。

结果我们到那儿,住在大车店里。那年腊月十六,阳历是1月,那时候北京特别冷。可是我们几个人谁也没到过南方,心里认为到南方去总是暖和,越走越暖和。结果我们到了南方以后,到了亳州。这个女同学是我的表妹叫王若华,现在还活着,她后来学地质,是地质部的。我送这表妹到亳州,就到边界那儿结婚。一个孙机动(音),一个孙振营,两个人帮着我一起送。

结果到了亳州,就住在大车店里。那个大车店就是很简单,来往的人都住在里头,大炕。我们就说辅仁大学小贾介绍我们来的,那个老板也明白。住下以后,要走了就送我们,木头的两个轱辘,人家拉着,我们在一个车上,都用棉被包紧了。那个女同学,正好人家让我们等几天,再等一批,一起送。那批里也有个女士,所以他们两个就过去了。到了一个旷野荒郊,远远的立着两个沙篙(音),上面是一个红布。送我们的老板就说,你看那个就是中国军队,你们就去吧,我就回去了。我们就向他道了谢。

“看到了中国军队,那简直就像飞似的就跑去了。走近了一看,心里有点失望。”

赵宝熙:当时是盼了几年,看到了中国军队,那简直就像飞似的就跑去了。走近了一看,心里有点失望。因为那时候的军队,不像咱们的解放军战士现在都吃得圆圆胖胖的。那个时候穿的军装也不合身,戴的帽子很多灰。

我们就想跑过去拥抱他们,可是一看他们的表情不是那样的。我们就也没办法,就在那儿嘻嘻地笑。他要检查我们的行李,打开行李一看,我们学生除去换洗衣服还有什么呢。可是我那里有两块香皂,你知道有的要好的同学知道你要走了,也没有别的东西,送你两块香皂吧。就认为后方困难什么都没有。

他一看到香皂,笑了,拿着闻一闻,说这个给我吧。当时我们正高兴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阴影。当然不是说舍不得这个香皂。但是日本人检查不拿我的香皂,汪精卫的伪军也不拿我的香皂,怎么我盼着的国军拿我的香皂。但是年轻,到了那儿很高兴,这些一会儿就忘了。

然后就住在店里,当然没钱给人家了。出去就找抗战的接待地方,结果也找不到。怎么办呢,眼看就困在店里,你白吃白住,不给人钱怎么走呢?

“你就说你是官家人,他不按官价卖给你就打他。”

赵宝熙:突然这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人叫王子安。他一进来就说,你们来投奔抗战很好,这仗也打不了几天了。我是来接你们的,我带你们到西安。西安是什么地方,是胡宗南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他也是黄埔军校,蒋介石很欣赏他,他也是很能干的。

他在西安办了一个抗战干部培训团。他就让我们走。这已经到了皖北,他让我们再往前走,走到洛阳。因为学生有点历史知识,知道洛阳是一个古都,走到洛阳一定得看看。让我们走就走,他就是发馒头钱,他是按官价发,我记得那时候官价四块六,街上馒头都八九块。我们就说你给我们的钱不够。我们穿的还是从北京去的时候穿的棉袍。他给我们这儿绷了一个小布条,上面盖一个图章,问他说这个是干嘛的?你就说你是官家人,他不按官价卖给你就打他。可是我们的思想里头接受不了这个。

那也没办法,就跟着走。后来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后来文革的时候,这些拉练,就是走啊走啊,把脚都磨了泡。我们那时候走了,但是我们没办法打人家。你打人家,人家也不给你呀。我们穿着棉袍,继续走,那年河南大风雪,我们第一天走了90里,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可是走到最后,谁也走不动了,也没有棍能拄着。脚上磨了泡,磨了泡以后,再磨,泡上落泡。就好像衣服破了做补丁,补丁落补丁。

到晚上住店,在荒村野店里住,这个店确实就叫饭店。怎么叫饭店呢,住店不要钱,就是卖饭,没有什么菜。就是在荒村野店门口,几间草房,门口摆着几个小桌子,桌子上面搁着几个大碗。碗里面有的是红辣椒面,有的是盐巴。还有的腌着酸菜什么的。人家就去看,你中意哪一家的小菜就坐下吃。主要是你吃几碗饭就给几碗饭钱。怎么叫饭店呢,就是中午吃完饭还得走啊,到晚上睡觉了,他后面有几间草房。草房冷,外面都是草帘子遮着,进去,里面黑洞洞的,里面都是干草。你进去就在干草里一滚。

他还做一件事,就是对我们很好,吃完饭,给你烧点热水,拿那个大木盆给你烫脚。可是你知道,这个脚上泡落泡,一烫就是疼得很。疼了以后,脚就舒服了,就一瘸一拐地钻到草帘子里睡觉。

“这一路一个车厢给一截蜡烛,就点着蜡烛摇摇晃晃的。”

赵宝熙:这样走了800里,没钱了怎么办?那时候,跟我们出去的女同学之外,还有后来的女同学,她没有东西可卖。因为农村人都不要,她这短那短的,都不要。所以我们就卖东西,一路走800里,到了洛阳。心想,我辛辛苦苦,有名的古都,我可得看看。可是我们到那个地方这个王子安坐公共汽车来了,他算我们到了,他也到了。到了立刻就跟我们说下午就上火车,到西安。

我们想逛也没地方看了,只能听他的。为什么呢,就是在洛阳那儿离陕北近,他怕让共产党把年轻人接走,所以就让我们上了火车,就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来。这个车很挤,你上车没有座位,可是你在车上摔不倒,因为人都是前心贴后心。这个车走走停停,又是夜里头。

男人女人不能够不解手,因为车停的时间长,如果男人小便,就两个人爬到窗户外头,两个人拿手慢慢给他放下去。解完了,在底下说我来了,上面人再把他接上来。女人也是这样,男女都是这样。

这一路一个车厢给一截蜡烛,就点着蜡烛摇摇晃晃的。突然就说快到潼关了,这个蜡烛必须熄灭。因为潼关对岸有一个叫风陵渡,那边驻着日军。你这火车轰隆一来,风陵渡的日军就打炮了。每次打炮一定打准,当时我这就没得跑了,一来就得打炮,而且一打就准。这火车前头有车窗,后头是大圆筒子,闷着不透气的,那是装货的,可是有钱人就上那里头去。那里面憋气是憋气,但是炮打来安全。

蜡烛也熄了,结果这车到那儿快到了,长叫一声,立刻就退回来,风陵渡的日军一听叫,就打炮了,等他们打炮完了,火车的汽也放了,不需要再叫了,就一下子过去了。后来到了灵宝,夜里5点到灵宝。

大伙儿一离开火车心里很高兴,觉得我究竟是脚踏实地了。在灵宝那儿有小店,四五点钟就开始卖豆浆油条什么的。我们就在那儿吃,吃完了以后,就又让我们走,又上一个车,就到西安了。

“我们站一排,他觉得不得劲,就说你们来,给我站一个圆周率。”

赵宝熙:到了西安,一下子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他要编队,换军装,都得到了一定的数量。所以我们去还比较自由散漫,属于待管队,等待管理的队。都是旧式的大瓦房,地下很大的空间。地上都铺着稻草,两块砖排起来,大家就在那上睡。当夜就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清早不到6点就吹号了,就拉着队伍出来。当时大家就站一排,教官就出来站在那里训话。

我们站一排,他觉得不得劲,就说你们来,给我站一个圆周率。半天我们都不动,就急了,跑来拉,听说你们这里还有大学生呢,怎么圆周率都不懂,拉成一个半圆形。当时对我们是很大的打击,你连圆周率和半圆形都分不清,我们怎么还听你教育呢。

然后他就说话,我这都是当时亲自听的,因为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不忘。可是别人听了就跟说相声似的,他说你们在这儿一天两顿饭,上午9点,下午4点,这个饭你们吃了。就是这么大这么长的馒头,就像大面包似的,一人一个,一碗菜汤。

他说,你们吃的菜汤是菠菜汤,据专家分析,里面是百分之百的铁质,也就是说铁对人的身体怎么有好处。当时我们听了,心里头就不想在这儿待了。我们怎么受你训呢,百分之百的铁,我吃的是菜还是铁条啊。

可是这我们一到,原来有早到的人,一听说北方有同学来了,认识不认识的都来看看,来打听打听。北京怎么样,我走了以后怎么样。结果这里面有我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就说,你怎么糊里糊涂就跑来了,你也不知道。他说我来这儿我知道这儿什么情况,他说你不知道怎么就糊里糊涂跑来了。但是我已经来了,也没有办法。

他们不断有早来的同学问,我走的时候是日本人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每次强化运动都捉一些年轻的抗日分子,或者他觉得可疑,那么着就走了。但是我们这里头不是有女生吗,就被拉到女生的待管队。这几天我们就说,我们可不能在这儿待了。

你在待管队里,因为我们要洗澡,他让你出去洗澡。所以我们就找队长开条子。可是找队长开条子,我们就看到把门的兵不认识字。因为队长开的条子,他就认识图章,有个戳子就行。他倒过来看。所以,后来我们就天天出去。他要是知道,就会说你昨天洗澡,怎么今天又洗澡了。

“在这儿每天有战干馍吃,你出去谁给你战干馍?”

赵宝熙:当时我们就满街满巷找,有没有接待战区流亡学生的,一直就没找到。这一天,突然我们回去,有人给我们送一个纸条,这就是王若华送来的。她说今天我不能在这儿待了,今天我们的待管队队长,一天来找我三次问我,说你跟这三个男同学一起来,你跟他们三个哪一个有婚姻关系。那女孩说我们就是同学,没有婚姻关系,他来找她三次问这问那,她就害怕了。

我们四个人每人身上有一点钱,都给这女孩子管。她说赶快走。她走了,一定来找我们来,找我们来,那一定得关禁闭了。当时的战干团唱团歌,第一句是怒潮澎湃。所以在那些人里面有一句暗语,说他澎湃出去了,就是走了。这时候孙机动(音)和孙振营就说你知道多待几分钟就是危险,我们必须跑。

因为王若华留下一个地址,就是她跑到什么旅馆里面,就是很低级的旅店,很便宜的旅店。所以他们俩就跑了,我说那不行,出去还要洗脸漱口呢,这个漱口不用手巾怎么弄,不要,他说顾不得了。他们怎么跑呢,也是假造的出门证跑了。后来我就把手巾,那时候也没有塑料布。下午了,早晨的手巾也快干了,因为上面穿着棉袍,口袋多,所以就装着,鼓鼓囊囊的就走了。

但是我一想,我得找刘国良,他叫德国良,因为他是旗人。后来冠姥姥姓,就叫刘国良。我就跑去了,他说你干吗呀,我说我要澎湃了。他说你澎湃,在这儿每天有战干馍吃,你出去谁给你战干馍?我说不行了,现在王若华已经跑了,我们再不走就糟了。所以,他就数落我,说你怎么这么冒失,你在外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就突然跑来,跑到这儿就突然加入。加入了以后,现在又要走,也没有地方去。你们现在有多少钱?我就告诉他,我们女同学那儿有多少钱。

“那时候有根稻草你也抓了。”

赵宝熙:他说你们这几块钱,你们四个人活一天,连旅店带什么。正说我呢,旁边有一个学员就说,德国良,信。就给他一封信。打开这封信,是我的一个同学给他寄的。听说赵宝熙来了,我找不到他,你告诉我他在那儿。这个信的下面有地址,我就把信封拿过来就走了。那时候有根稻草你也抓了,他跟我的关系也挺好。我就把它拿走了。然后我就到他那地址那儿,就是基督教青年会,男青年会办了一个抗战军人服务团,就是协助一下从北方来的青年。能唱歌,跳舞,打球,玩桥牌,就组织这些人在这儿。

那时候也没仗打,军人怎么办?就是上操,上操完了,他们就去陪军人玩。结果我一去了,就发现我那个中学的老师赵瑞林在里面。我一看赵瑞林在了,心里面就非常放心了。所以,我就把身上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掏。赵瑞林就说你这儿怎么回事?我说我是开小差出来的。赵瑞林说哎,赵宝熙,这可不跟北平一样,你在这儿可不能胡说。我心想北平是日本沦陷区,这儿是自由区,怎么跟北平不一样,北平可以乱说,这儿就不能乱说了?我就想不通。

我就告诉那几个人。这时候有一个人叫高尚先,也是从北平过来。结果在他那儿就告诉他地址,他就把孙机动(音)、孙振营跟王若华都给找来,他们就弄鸡蛋炒饭,吃了一次饭。赵老师就说,王若华我过几天给她介绍一个教书的地方,今天她先住到女青年会,你们三个我也想办法再安排。第二天,他就说赵宝熙是个念书的,我给他介绍到陕北工学院,在城固。他说我的体育老师董守一,后来解放以后做过国家体委主任的。

过两天,他就给我1500块钱法币,国民党那时候的,也是不太值钱了。他说你拿着这1500块钱到城固,去找我老师,他安排你在那儿念书,继续念大学。他说那两个人,再想办法给安排。结果他就把那两个人都留在他的军人服务部里了。他联系好了,就要把我送到陕北城固。

其中的高尚先本来是到后方投奔他哥哥,他四哥叫高尚礼开小工厂,一个是玻璃厂,一个是养奶牛。这个战区服务部的主任姓毛,毛主任就不让他走。他哥哥给他寄的钱,毛主任都给他保管,他就不愿意。而且他就跟我说,说他们战区服务部是军人待遇,吃多少伙食,毛主任克扣他们的。因此我对这毛主任心里就有反感。

可是,等到要走了,我那老师赵瑞林说,你不是会画画吗,明天我去让他们给你买来宣纸和颜料,在这儿给我画一张画,作为咱们在这儿相遇的纪念。我当然答应了,他有一个陶副官,他正式的职务就是特务,他那时候是一个特务连的副官。他说你也给我画一张,我说好。毛主任就说你也给我画一张,我都答应了。但是我去买了纸和颜料,我拿这个纸一裁两,我就两个长条。他也不知道我画了,等到我走了,我才给他们,就没给毛。这个毛当然心里也不高兴。

“那个地方不管共产党叫共产党,叫叉叉。”

赵宝熙:可是临走,高尚先送我上火车。高尚先跟孙机动,当时还有一个北京同学跟我关系很好的,他也要送,后来我就想办法说服他不送。因为高尚先告诉我,他借着送我,晚8点上火车,西安到宝鸡,是火车对开。这边晚8点开,那边早8点到。早8点到了以后又开回来,这边晚8点又到。我就怕他一送,这高尚先就说他不回来了,孙机动说我也不回来了。我说咱们走,什么东西都给人留下,军装什么都给他挂好。我那个要好同学要跟去,我就怕他这秘密泄露了,我就想法不让他去。

可是临走时候,说再见的时候,高尚先突然就,因为里面有一个叫杨印培也被迎去了,挺好的一个小伙子。他就说小杨,我说赵宝熙去火车站,我怕误了点,你不有块怀表吗?借我用一下。我一听就是他惦记坑人家怀表。那个时候任何表都是很贵重的,后来到了文革时期手表都还是非常贵重的东西。我说不需要,这个车现在有时间。小杨就加了一句,说还是准备点好。我就更不好说什么了。这就去了,到那儿去上了火车,我们实际上是三个人。

到早晨8点就到了。那时候宝鸡就是一个转运站。但是你在那儿不管是进四川还是到城固,都得等。不会是下来到那儿就上的。下来后已经很晚了,都找不着店了,有一个店里有一张床,但是店家就说现在你们再找也没有了,这一张床宽。他所谓的床,就是两条板凳,支着几块板凳。他说这个可以睡的,你们轮流着睡。我就填写赵宝熙的名字,高尚先就捅我一下,他的意思是说写一个假名字。我心想,我又没有拿人家东西。结果就在那个旅店的18号住了。

进去了,外头下小雨,我就说你们先睡,我不困。他们两个就并排睡在那儿。我就在灯底下,还写了一首诗。写一半,外面就喊:18号!18号!在哪儿?我一听18号就是我们这儿。我本能地就拿身体靠着门,后来就叫门。我一想这也不行,赶快就把他们俩推起来。

结果一开门,那个小杨,杨印培来了。我头一句说,你是一个人来的,还是?他说我们好几个人都在外头呢。实际他是吓唬我的。结果他们起来了,高尚先很灵,立刻就把那表给他,说我是想到那儿再托便人给你带回来。

然后这么一聊,高尚先就说,半夜里我那个很要好的同学起来解手,一看床空着,他们俩送我还没回来。他们俩床上一个钉子,他们两人的铺位上军衣都在那儿挂着。所以,他就嚷嚷,跑了跑了,都跑了!这里头,因为毛主任、陶副官,还有我的老师,他们三个住在里屋。外头是两明一暗,他们三个床在里头,我们都在外头睡地铺。他们都醒了,老毛就说,赵瑞林,这可是你的学生。他一来,我看那姓赵的就不是好东西,他是叉叉。那个地方不管共产党叫共产党,叫叉叉。你说吧,你要是没意见,我一个电话就把他们扣起来。

这个时候,那个陶副官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叉叉,我是干嘛的。要是叉叉,在我眼底下能过去吗?他说他们就是年轻,不懂事,荒唐。一看什么东西都没拿走,都留下了,说就这样吧。可是杨印培因为有那个表,他夜里也没睡好,清早起来赶快买票,就到那儿了。等他这么一说,才弄清楚外头没有人。

高尚先把表给他,说你别回去了,跟我一块儿进四川吧。可是小杨有说,干什么呀,大丈夫不做亏心事,我要离开就明来明去,不这么窝窝囊囊偷跑。咱也没的说了,但是现在不能走,因为到晚上8点才有车。所以那一天我们留在外头转,结果他们就说,路过电影院,正演《花木兰》。你知道我因为家里很穷,一直到了高中,我就没看过一次电影。我那时候是第一次看电影,就是看《花木兰》。

“没待几天,成都银根吃紧,厂家都倒闭。”

赵宝熙:到晚上他回去了,在路上,就是宝鸡,然后过秦岭,一路我就听人说城固的西北大学主要就是整天吃席。每天吃得很好,但是他们没有名教授在那儿,主要是给你吃得很好,让你不往陕北跑。我说我辛辛苦苦出来,难道就是为了吃席吗?所以,我就毅然决定,我说不跟你们,我不去了。我跟你们一块儿买票上成都得了。那时候高尚先他们也赞成,就说你到我四哥那儿,住我家,我四哥人很好。

结果我们一路就到了成都。到了成都,到他们家。他们家住在老玉沙街。什么叫玉沙街?就是手工磨玉石。一进去,哥哥看到弟弟回来,又带了两个学生,很热情招待。但是过了两天,嫂子就……因为我们是大小伙子,20来岁,又能吃,整天什么都不干。过两天嫂子就甩脸色了。

后来四哥就说,我有两个工厂,我给你们两个找个临时工吧。因为王若华就留在西安了,到陕南教中学。孙振营也没跟我们来。所以,他就把我跟孙机动安排在工厂里。孙机动干嘛呢?就是每天教小童工做操,我就给他布置厂房。

怎么布置厂房,就是这么一个空房子,煤油箱子,就是那个木头箱子,两个高的,一个矮的,弄进来,找个被单子洗干净,铺上。然后我在墙上写美术字,就写生产救国什么的。就干这个,但是没待几天,成都银根吃紧,就是说货币倒不过来了,厂家都倒闭。结果高尚礼,就是叫四哥的这个倒了,他就没办法了。就又找了青年会。

青年会就给我介绍到,因为那时候日本来轰炸,所以都在郊区。因为他们这时候已经到了成都了,在成都大西门外。那时候有钱人住在郊区,每天上班,家里有黄包车送到城里。介绍我到大西门外,一大片稻田,里头有一所,我去的那家是成都西药工会主席,结果把我搁到那里了。他家里头有这么大的一条狼狗叫darling.还有一个老太太,是重庆的老太太,叫苏嫂。

这苏嫂就是做饭,大嫂家务。一个拉车的,每天清早把先生,他有两个儿子,把两个儿子送到学校,然后把先生送去,晚上再接回来。可是这个西药工会主席,他的夫人生病,常年在医院里。而他这两个儿子都是抱养的。当时我21,他们一个是18岁,还有一个9岁。

我在那儿待了几天,后来就没办法再待了。也快考学了,这个时候,我倒是画了两张画卖给裱画铺。这个裱画铺为什么要买我的画呢,就是因为你要是过生日送礼,喜事送礼,都到他那儿买画。我画的那个老寿星,文雅一点,所以他就买。我也没赚几块钱。

那个小的男孩子就跟苏嫂睡一屋,那个大的男18,就跟我睡一屋。他不老实,夜里头,因为一人一床,都有帐子,他那个帐钩响。我知道他干嘛了,我就不敢说,也不敢问,我就睡。待会儿他问我,老师老师,你猜我干嘛呢?我简直觉得……这个还不要紧,问题是他爸爸有钱,弄了好多古玩,都搁在柜子里头。

因为他晚上回来,小孩也很累了,他也十七八了,才念二年级,他晚上就瞌睡。我清早给小的补习。那小的倒还听话。可是有一天,我要睡没睡,他爸爸打他。拿什么打呢,就是烧柴火的大木头棒子,柴火没劈以前都是很粗的,而且让他脱光了。我起来一看,我说你要打死人了。后来我知道就是他把他爸爸柜子里头的瓶子什么的,都偷出去卖,然后乱花。这样我心想,我也待不下去了。而且待着也无聊,净下雨。

我一个人白天没事儿。没事儿我就往城门那儿走,快到城门了,有一辆汽车。汽车来了,不会说因为有人就慢一点,一下子过去了,就溅你一身泥。汽车一来了,我就赶快往店铺里躲。躲到店铺里,我一下子就坐在那儿了。汽车走了,那个店铺是一个酒馆,卖酒卖茶。

就问我说,先生喝酒吗?那时候我心里也无聊,就说好吧。我有酒的,但是我并不常喝。但是我喝一点也不醉,喝完了。我一直穿着草鞋,回家时,这草鞋不行了,因为它有泥。皮鞋刷刷就可以了,这草鞋从泥浆里走,不行。回去就到井边打水洗澡。洗完澡,再换一双干净草鞋,然后再睡觉。

“这个日子再也不能待了,我要到重庆考学。”

赵宝熙:我觉得这个日子再也不能待了。结果我就跟老板说,我说我也要考学了,我要到重庆考学。这个老板对我也很好,他多给了我一月的工资,我就凑合着到了沙坪洼。我没去过重庆,我以为到重庆就可以找到同学,找到大学的宿舍。结果到沙坪洼,那个洋车跟打架似的,几个人抢。

我只好坐上一辆,他从坡上往下走。他用那个轱辘当做支点,他的腿就像划船的桨似的,就这么滑下去,把我吓得不行。到那儿一看,我要找一个路上遇到的同学,结果说那个同学在江北。我还得到江边上,可是晚上不走船。我说我夜里到哪儿去呢。结果突然碰到一个人,就是我在辅仁大学介绍我来的那个小贾。

这个小贾就说,哎哟,你不是赵宝熙吗,怎么上这儿了。我说我要到江北去找人,他说现在不行啊。你也没吃饭吧,走,跟我吃饭。吃完饭,他就说,你过不去,你先跟我上宿舍。他在国民党宣传部的一个下属机关里,重庆都是山,一步一步上去,他在山顶上。结果我一身汗到那儿了。他们提来的水都不能马上就用,都是撒一把明矾,澄清那个水。澄清了,从身上浇下来。这回又吃一顿饱饭了,很舒服。他那个大屋子里好多床,有空床,我就在那儿睡了。

后来我又到了重庆考学,我还是继续,可是还不到时间。在一起的屋子里头,有他的同事,大家说话都熟了。他就说,你考学还有时间,我介绍你去一个地方,他说管饭,你在那儿也不忙,也可以备备课。我说好吧。他就介绍我到国民党的196师。去了,那个师长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是北京燕大毕业的,他一听说我是大学生来了,就很高兴。就让我跟他打网球。你知道我不会,我从来对运动各项都不行。后来他对我挺好,跟我说,可以写图案字,写仿宋字。让我给他抄一个军人守则,我给他写了纸,按照格子打了,写出来装订好,就跟铅印的军人手册似的。他就非常高兴。

我在那儿就觉得,比如说清早出操,我就跑跑,跑到那儿,首先他给穿军装。给我的军装也是那样的,因为南方的兵都矮,我个子高,穿着也不像样子。因为那个队伍很大了,跑跑我就跑到最后,等到前头拐过山头,我就不走了,就在那儿一个人待着,非常无聊。

一想出来是抗战,抗战也不行,念书也没有书可念。后来我就说我要考学了,就要走。他也是多给我工资,就说你们知识分子,抗战胜利就是建国,建国就需要知识分子。你再干别的,到时候也得念书。所以他就让我念书,可是我没有去念书。

我就跑去找一个,重庆南山,就是蒋介石在那儿。那儿有一个战区学生招待所。沦陷区远来的学生,没吃没住,在那儿管。结果我去,到那儿人就说我们这儿名额都满了。可是我爬南岸高山,那很高,我到这儿了,你让我回,我也回不去了。当夜我怎么办呢?有的人认识我,因为他们干这种事儿的,群众都反对,因为他老克扣。后来别人就说,你不理他,跟我走,就把我拉走,都是双人床,上面搁着东西,他把东西搬下来,说你就上那儿住。我说吃饭呢?他说吃饭跟我一块儿去啊。

“你要是念书只能到昆明,那里天高皇帝远。”

赵宝熙:第二天早晨我去吃饭,他看到我也管不了,因为他要说,学生就不干了。后来我就考了一个教育部的招考。只要你够他的分数,但是你必须来的时候学什么还得学什么。原来来的时候考过他的分数,及格了,再学习所谓蒋管区的学校。后来我就考上了。

这时候我听满耳朵都说,你要是念书只能到昆明,那里天高皇帝远。因为在重庆那时候,我已经很不喜欢了。就是挂着蒋介石的照片,他们说你看,多伟大,多伟大!我已经很不喜欢这种样子,所以我就跑到那儿了。

跑到那儿,结果同样考取的,有人给路费,不给我。我说你怎么不给我路费,怎么给他?他说你能跟他比吗?为什么我不能跟他比?他也不说。后来我就在那儿读曹禺为抗战写的一个剧本,题目叫《正在想》。就是一个医院里头,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大夫,丁大夫。她对这些发国难财的坏人有一段台词,就把他骂了一顿。后来我说我要找路费,他不给我,有人给,有人不给。这时候我找教育部,那时候在歌乐山。我怎么去呢?那时候就是看见到歌乐山的车,在那儿停下,我就从后头上去。

下去下去!我们这儿运东西的。我就说对不起,我没办法,我是战区学生,没有钱,我要到歌乐山教育部。他也不能来拽我,我就坐在那儿不动。他也没办法,所以他就把我拉到歌乐山。到了歌乐山,我找到那个单位,人家说现在几点了,今天又是礼拜六,人都下班回家了。我说他家在哪儿?15里地。我说15里地我也得去,我就一直走到他们家,在月亮底下走。那时候农村是安全的。

我去了,到那儿,我说清楚了,他就非常吃惊。他说不行啊,现在也不能给你办啊,得办公室办啊。我说我现在再走15里回去,也回不去了。他就给我找了一个破屋子,里面有一个桌子,就让我在那个桌子上睡。里面的蚊子很多,这一夜我也睡不好。第二天早晨他上班去了,我得走着去。走到那儿,到那儿了,他就说没办法,说教育部有公文的。我这时候知道没有办法了,就把丁大夫的台词指着他说了一顿。后来我又搭便车回到重庆。

回到重庆,后来又有人给我介绍,也是一个军人,他就跟我说,介绍给工合,当时是后方一个很大的组织,让我在那儿运东西。他说我给你租一个床位,就给我搁到工合那儿。但是他就说,你睡觉可得警醒,因为我跟他们说,他们面子上不好驳我,会接收你。可是你要提防他们在荒村野店的时候开车走了,把你甩在那儿,那时候你就没辙了。他说你就跟着他,他一醒你得赶快起来,他要一发动车你赶快上车,就这样到了那儿。

后来这车一路又抛锚,拉了好多黄鱼,人家都给了钱了。他抛锚了,人家也不懂你这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就说没办法,我得修。修车没钱,跟大伙儿要钱。这时候车上有一个宁波的商人,在路上他就看我的学生证,一看这证,是我老乡,就让我跟着他。他也是夜里很警醒,他住店,我也跟着住一块儿。走走,就走到贵州,刚过了贵州,有一个地方叫蒿芝塘,这车又抛锚了,又要钱。他就拉着我,说咱们在路边等着。我们那个车,我已经给了钱了,他会过来。

果然那车又过来了,他说站住站住,我钱已经给了,你不认识我吗?所以就把我拉上了,这样一直把我送到昆明。

“我是专任的中学教员,兼任的大学生。”

赵宝熙:所以,一路说起来就跟故事似的。到了昆明,已经是11月了,人家已经开学了。我就写一封信。昆明西大联大是北大蒋梦麟,清华梅贻琦,南开是张伯苓,三个轮流执政,一人管一年。我到那儿11月了,要去注册,人家已经截止了。我就给梅校长写一封信,我说我万里来昆,你不让我注册,我不但不能上学,而且我没饭吃了。因为他们当时有代金。后来他们写了报告以后,在那儿贴了一个小条子,说某某所请不准,或者某某准。我得到他批的准许注册,但是限选21学分。

因为工学院400多分,第一年我选了21,还得再念四年,因为那三年就不完。但是也只好如此了。所有代金,给的钱交伙食够三分之二的。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不管是一年级还是四年级,都打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文化水平低,西南联大的学生都去教中学。当时人家给我找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我就慢慢做着。沈从文后来的文集里面叫做《黑魇》、《白魇》、《绿魇》,我就给他抄,当时不叫魇,叫做魔,《黑魔》、《白魔》,这样我一天可以写一万字。

就是抄啊,早晨起来出去吃饭坐在那儿就抄,我抄的这一万字伙食就够了。后来我还给一个白鳄(音)做广告,我给人画了一个印花片,就画这么大。然后贴了一个牌子,画好了刷桐油。那时候很落后,风里雨里,有桐油就盖住了。

后来有一个四川老板,就让我每周去他那儿打一天工,我也是给他画这个,写那个的,反正就是写写画画。打一天工说明是8小时,中午在那儿吃饭,但是到了晚上下班了,他不让我走,管我一顿饭。管这一顿饭也就是普通的菜饭,吃完这一顿饭,有时候12点才让我走。那时候我就明白怎么叫剥削了。

后来就好了,有人就给我找一个中学教书的地方。在中学教个钟点赚不了多少钱,我一个礼拜来几次。必须得做专任教员,后来我是专任的中学教员,兼任的大学生。

后来就是爱国运动,反内战,争民主。这个中间,我1943年年底我还到滇南,跑那个底下的煤矿。进去,那底下的矿都是红的。而且有的地方这么干,你爬也爬不了,只能侧着身一点一点过去。然后回来。

《大师》:去那个矿干什么?

赵宝熙:主要是去参观。干嘛让我参观呢?主要是劳军。劳军就是卢汉的军队。到那儿给他们演出,后来我还演了一出戏,就是抗战的那种活报剧。后来回来,那时候我根本没有什么。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受佛教影响很大,我父亲在家里念经,我老听老听,都背得下来,什么《金刚经》啊,一开始:炉香乍爇,发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诸佛现金身。母亲念《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伏无门,唯人自召;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消耗。

就是说一个人做好事,做坏事,默默有神灵看着你。所以,我是这样的。而且这样一个出身的人,我对于凶狠斗打都不习惯。所以,你看我看电视里面,我坐在这儿看电视,常转台,我看那个打,还有什么,人怎么地也好,我看什么《我的野蛮女友》,我不愿意看这个。我一看它,一说就打架,我就不爱看了。

“权力集中于一身,人会变的,多民主的人也不行。”

赵宝熙:所以,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当然我就是那什么。在昆明西南联大给我的东西,一个就是自由、民主、思想。我认为,不管你是中国民主还是美国民主,必须权力不能集中于一身,权力必须有人监督。权力集中于一身,人会变的,多民主的人也不行。大家都坐在这儿,我们每个人都给你鼓掌,我对你没有坏意,可是我不鼓掌,你就对我有一种看法。

过圣诞节以后,我到美国加州伯克利。我在伯克利待着,第一年,我主要是要考察政治学,我在伯克利去了23个大学。为什么跑大学,就是因为我原来是念政治学的,可是到了文革后期,我有机会接触一些外面来的杂志书籍,可是根本看不懂。因为什么?因为我原来念的政治学,比如说讲总统有多大权力,国会有多大权力,比如说内阁制,像英国首相有多大权力,都是讲这个。可是,后来我看到,行为主义一进入政治学,行为主义的大师戴维伊斯顿,后来我也认识他。他就跟我说,在行为主义进入政治学以前,政治学不是科学。

因为你说总统有多少权力,国会有多少权力,可是它是死的。但是这个权力是通过人来得的,而人是跟个人的性格什么的都有关系。而且这个人今天的情绪也决定他的行为。所以,我跑了好多学校,我在柏林自由大学那儿是这样,柏林自由大学当时是北大跟柏林自由大学有个合同。就是说北大的德语系专业的助教教师轮流到德国去进修。因为中国人过去学的外文往往就是哑巴外文,不能说,都懂,字也都认识,不能说。

“我拿着邓小平的文集可以随便讲,我讲什么你也不能驳我。”

赵宝熙:我去那儿的时候,正是他们要北大派个人去教中国的政治。因为什么呢,过去就是台湾、香港信息灵通,大陆关门,谁也进不来。可是我就去教一年书,我去讲课,等到后来,东、西德统一以后,我又去了半年。这半年,我主要就是要看德国统一以后到底怎么样。

我确实是第一个大陆人在国外讲大陆的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我去那个时候,就是邓小平二卷已经出来了。邓小平的二卷、三卷,他讲得非常开放。我拿着邓小平的文集可以随便讲,我讲什么你也不能驳我。我怎么讲,也超不过邓小平,我不会比他更开放。

《大师》:他们当时关心中国,向你提问比较多的是关心中国哪些?

赵宝熙:我在美国也讲过很多次。美国也是这样,他们对中国十分无知。比如说我在美国,他们有的时候提问题,就说听说共产党婚姻都是由组织上给分配的。你结婚早了,你小孩到底是不是组织分配的?问这个,你说明了不是,他们就很好理解。德国也是,我先去柏林自由大学。德国的文化是在东德,德国二战以后分东西。德国的文化、重要的博物馆、大学都在东部。西部是工业什么的。

为什么叫柏林自由大学?就是柏林要建一个跟东德洪堡大学抗衡的。他那儿的自由真是自由,比如说我认为8点半上课已经是晚了,人家说不行,必须是9点。可是到了9点了,我去了,因为他那儿有钱,一个教室旁边有一个茶水间,可以喝咖啡、喝茶。结果我到9点坐到那儿,一个一个进来了,手里端着咖啡。坐我旁边的人还说,老师,你喝点咖啡。

我在那儿讲中国的情况。我把我在国外的,我在国外主要是讲英文,我在德国前后住了不到两年,但是住在那儿有些话你得说。比如走在街上,别看德国,他们很多街上的人都不懂英文。你说什么,比如说我在那儿住着,买菜,问这个多少钱。怎么到WC,这个话得说。但是会了以后,又忘了。

德国特别保守,他们循规蹈矩。比如说过马路,不管是10岁、8岁的小孩,还是老头,只要是一个红灯,绝对不走,没有人抢的。但是在美国,有红灯,一看左右没车,就跑过去了。但是有一回我在德国柏林,我也看到一个人跑过去。后来我就问旁边的人,我说他怎么跑过去了,他说你看他是美国兵。美国人就是这样。

《大师》:当时跟台湾学者和香港记者相比,您讲学的特色主要是什么呢?

赵宝熙:你知道我是现身说法,台湾、香港的都是说大陆如何如何。我现身说法,他们当然愿意听你的。而他们确实是有很多消息,但是很多消息是不准的。但也不是都不准,有几个说了,过几天中国就正式地公布了。可是人家来听,并不是要知道多少消息,一般的学生和老百姓不是这样的。

再给你说一件事儿。我还开一个课,就是专给他们学中文的学生开的一个课堂讨论。因为德国不是你上课给你一个办公室,给你多少名单,你上课以前一个学生都不知道。他们都是上课了签字了,你才知道这个名单。

你平常上课,比如我平常知道有四五十人,但是等到要最后考试了,能来五六十人,平常就不爱来。我开中文的,我就发表格签字。有一个女孩子就问我,说我也要签字吗?我说你来听课就签字,不听课就不要签。她说我不听课。我说你不听课干嘛来呢?她说我陪他来的,陪她的男朋友来的。可是来了几次,这女孩子不来了,因为她的男朋友学点中文,他以为我说话很难懂,可是后来觉得我说话她可听明白,就不要女朋友来了。

“反正我说了话,你用了,是对是错跟我没关系。这样人家就敢说话。”

赵宝熙:另外,就是中国智库,我是在十四大以后参加过活动。中国智库跟美国智库有很大的不一样。我有一篇文章可以给你。中国跟美国主要不一样的……我就简单地讲我到美国西部洛杉矶去访问美国最大的兰德公司。美国兰德公司,我去问,我说你的经费哪里来?是国务院给,我们就是为国务院服务。

我说既然经费是国务院给的,为什么不在西海岸,跑到东海岸来,离着这么远,为什么?他说你要知道,我们要是在西海岸,一天就有多少人来找我们。送礼、送钱,你在提供美国政府决策的方面给我说几句好话。他说我们就完全避开这个。现在谁也不能找我们。

还有,美国的智库是这样,不成为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中国的旧社会,绍兴师爷刀笔吏,我出去做个县官也好,做省长也好,我要搜罗一些秘书班子,这些秘书班子要跟我一块儿。他们念了书没考中,穷极无聊,我带去,作为我的秘书班子。我所有的文件起草是他们管。而且我整天跟他们在一块儿,有什么大事决策就是他们出主意。

美国人不是这样,这正好是一个大忌讳,因为他们都跟我好,我是他们的领导,他们就瞄准了我的脾气,我要说什么,做什么,他们老跟着我,我要是升官,我就可以推荐他做个小官。我要是倒霉,他们都遭殃,他们都是我手下的。可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是我跟政府没有关系,我是专研究中国问题,他专研究日本问题,我爱怎么研究怎么研究,我研究什么问题,他不管。一直到总统要到中国来,中国可能问什么,我应该怎么回答,把这些人都找来了。这些人意见不会一致。他们到这儿来,反正我说了话,你用了,是对是错,跟我没关系。这样人家就敢说话。可是,同样一个问题,他们意见不一样,两方面拼命地辩论。就把这个事情的利弊都分析清楚了,我坐在这儿听,都听清楚了。

最后是我拍板,你们说完了,站起来掸掸土拍拍屁股走了。所以,这样人就敢说。只有双方辩论,你说你的对,我说你不对,我把你不对的缺点都找出来。你就把你对的优点都说出来。我在这儿都听明白了。然后你们走。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好处。最后拍板是我的,我按照你的主意做,错了我找不着你,你也不负责任。因为你不负责任,你才敢说。所以跟中国的智库很不一样。

“我们心里头也是想要听不同意见,但是大家习惯了拍手我们都拍手。”

赵宝熙:我有一次在钓鱼台,就是六四之后,当时实际上是一种粉饰,总之不管是什么政治目的,要请外国人来这么一次会。结果外国人一个一个都说,中国人不说话。后来人大有一个教授就说,是不是今天外宾说得多了,我们都没人说话。他就说了,他说完了,我就说一段。我说的一段话,里面就有很多不跟当时人民日报说的一样的。后来外国人就提出来,说希望我的稿子给他一份。我那个稿子就是涂涂改改,我就说不行。

后来他们就请示,主持会议的人就说,要的话,就他直接给,我们不准给,我们要转了就得负责。后来他们就直接来要,我把这个稿誊写清了,我复印一份留着。所以,这个概念不是一样的。基本的一点,外国人就是真正要听不同意见,我们心里头也是想要听不同意见,但是大家习惯了拍手我们都拍手,你不拍手,你并不反对,可是就会看你不顺眼。一次两次就形成一种成见,所以这样人家话都不敢说。你有一点事情,人家顺着你说。

本来领导人就跟普通人一样,他也可以这么想,可以那么想。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要到前门去,你说先从西直门进城啊,还是往西山走?他很可能说往西山走也可能吧。他本来不相信,也是一种怀疑。说究竟往西直门走,还是往西山走,本来没定。可是让很多人摸气候,听风,一听他说往西山走,于是啪啦啪啦,我们各种书也有,马恩列斯说的语录,什么语录都有。有一本语录叫做《毛主席论体育》,都有。

然后就说历史上也有,比如说一国两制,就跟历史类比,苏联也有,印度也有,印度的克拉拉帮就是共产的,就是社会主义。他就给你胡乱这么一拉,这样领导就糊涂了,就不能决策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

《大师》:中国的智库基本上都是国家财政拨款供养的。美国那边应该是民间基金支持的。

赵宝熙:对。所以现在报纸也好,都宣传让中国的企业家尽量投资建立基金。建立基金对他们有好处,免税啊。你要是钱太多了,这税也是很大一笔了。像桑兰,她的坚强的精神大家很佩服。可是桑兰一弄这个,人家用她做招牌,侵犯她的照片权,她一要要那么多钱。大家在心理上对她就觉得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呢?因为你就是你个人的坚强,并不是因公牺牲,你是从事公务的时候,由于你不小心出的事儿。

《大师》:后面那个几个问题呢?

赵宝熙:当下时局,我就觉得值得反思的就是一个问题。新加坡模式有一个问题,你必须考虑新加坡人口有多少,你必须考虑中国人口有多少。中国不只是人口多,而且各地方都不一样,生活条件都不一样。所以,不考虑这个,就不能谈新加坡的模式。李光耀说,他的本事可以治理更大的国家,但是他也没说能够治理中国,因为中国太不一样了。

“历史不可忘记,但是你总得往前看,总不能够老叨念着那点历史。”

《大师》:其他都说完了,就差中国政治学这个了。

赵宝熙:我对于中国政治学,我实在并不是对政治学特别有兴趣。我实际上是研究一下别人怎么搞政治的。第一,我不是搞政治的。你知道我的性格是什么呢,实际上跟……

《大师》:跟政治有点相悖的。

赵宝熙:很矛盾的。

《大师》:你是和为贵,政治是斗争性很强的。

赵宝熙:对。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斗争性强,也有它的道理。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受人欺负,老百姓也好,官员也好,心理上就有一种反叛的心理。你说和为贵,那哪行。在大伙儿都要反抗的时候,那时候只能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两个人一争,你中间明明要胜了,立刻就要把敌人掐死了,你旁边叫和为贵,实际上你是反抗我了。

但是我觉得事到如今,现在所以说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就不能老记住,历史不可忘记,但是你总得往前看,总不能够老叨念着那点历史。所以我主要在政治学上是这样的目的。

“政治是摆平的艺术。”

赵宝熙:还有,我在政治学方面,也是一次在韩国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本来也是临时想起来,后来我就觉得这个话还是很对的。就是说政治是什么?当时我就想,政治是一种摆平的艺术。因为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说,政治是科学,政治是艺术。

政治是什么艺术呢?就是摆平。而且生活里总有矛盾,你在敌我斗争的就是阶级斗争。一般生活里,没进入共产主义,没进入资本主义,但是也有矛盾。这个矛盾就需要摆平。可是你不用希望有朝一日一切都没有矛盾了,旧的矛盾去了,有新的矛盾。政治家主要是摆平。

我觉得朝鲜半岛的问题,王毅现在是国务院对台办的,我们两个对台办,一个党内对台办,一个国务院对台办,现在统一起来,都是由王毅管。他对付六只手。现在王毅一直是努力做这个。美国人不肯回来,美国人就说我们赞成谈判,但是我们赞成有效的谈判,你跟韩国人坐在一块儿是无效的谈判,我们不来。但是打导弹的问题,中国说我绝对不偏向哪一边,北朝鲜让中国给他什么武器,中国就没有答应。所以,我觉得一个完了,还有。矛盾老有,现在你不能老记住过去的仇。

现在加入安全理事会,美国、日本跟印度有那什么。你说亚洲只能进一个,两个都进怎么可能呢?那你非洲呢?所以,我觉得政治是不断地摆平,摆平了以后,历史不能忘记,但是眼睛要向前看,过去的就过去了,这一页揭过去了,你要往前看。

《大师》:你刚才说政治是摆平的艺术,那么在你的视野里面,中国乃至世界上出色的政治家,你比较欣赏的有哪些?

赵宝熙:我提不出来。因为什么呢,有的人是在某一个问题上的。比如说李光耀说美国不喜欢我们,就因为我们不搞选举。但是你能不能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找到一个我们这样清廉的政府?他这话说的是很对的。比如说毛主席,他在推翻旧社会问题上谁也没有他的魄力和胆识,但是他在建国以后就不是都正确了,而且文化大革命多少人,子孙后代受到的损失,最主要的是精神。不是我信口胡说诽谤毛主席了,那时候有很多事情都是,那时候大跃进死的人很多。有一个人心脏特别大,他把他剖吃了以后,往北京送。在半道上给人截住了,说这不能,要送给毛主席这不行。

你现在看很多老帅的回忆录里有很多。比如说杨尚昆安排窃听器,他干嘛要安排窃听器,那不很简单吗,你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说话不算,所以他才安窃听器。否则他是你的属下,你说话他给你安什么窃听器啊,你说每句话都是圣旨,你圣旨不变,他干嘛要安窃听器?所以,我觉得要找一个完人是很难的。最佩服的政治家,有很多人有他某一面,像罗斯福,他连任了好几次。

“人权就是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知情权。”

《大师》:请回顾一下中国政治学的百年进程,反思一下,您觉得是什么样的?

赵宝熙:我觉得中国政治学的百年进程,就不能离开它的背景。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受欺负的国家,我从自己说,我是从小在国难、国耻的愁云惨雾里成长起来的。而且说到中国人一盘散沙,不能团结,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对我有影响,对政治家也有影响。可是,到了我们现在在国际上说话有一点点发言权了,不能忘记历史,也不能够揪住老不放。

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但是我要往前走。我往前走,就是要科学地发展。我觉得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从国难国耻的愁云惨雾中走向科学的发展观。我这不是套胡锦涛的话。你这发展,我总得给子孙后代留点活路吧,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给用完了吧。而且,我不能够说为了当时一件事情,特别集中一点,说到人权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知情权。不能像现在似的,都糊弄了。我就简单说这个。

《大师》:最后一句特别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