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第59期_冯兰瑞:生命在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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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兰瑞,中国最著名的女经济学家之一,在经济学分配理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研究,敏锐而深刻;她见证和参与了新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起伏跌宕,虽属“半路出家”,却总能紧跟时代,开风气之先;她年过90,仍然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受和活跃思想,写博客,开微博,关注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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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兰瑞:生命在于追求[详细]
  • 经济学研究一辈子都不停
    从事经济学研究最大的好处就是一辈子都可以不停下来…[详细]
  • 与李昌的第一次相遇
    来到延安,李昌是组织部长,认识但没有什么往来…[详细]
  • 与李昌的再次相遇
    在张家口,与李昌再次相遇,后来就结婚了… [详细]
  • 新闻岗位上如鱼得水
    一直随丈夫的工作轨迹而变换自己的岗位,但没有离开新闻工作… [详细]
  • 半路出家学经济
    1954年,“半路出家”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 [详细]
  • 暂别经济研究
    1964年随李昌调回北京,暂时离开了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岗位… [详细]
  • 平静沧海万顷碧波下的险滩暗礁
    政研室成了重灾区了,搞得要撤销政研室了… [详细]
  • 对按劳分配问题的研究
    批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的文章邓小平说观点正确但思想还不够解放… [详细]
  • 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失业
    在中国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失业”的观点… [详细]
  • 年龄最大的微博使用者
    开微博和网友互动,她很可能是中国年龄最大的微博使用者…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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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冯兰瑞、李嘉审订的部分实录如下:

“延安整风完了以后,各个礼拜六都跳舞。(后来)把这个风气带到晋察冀。”

冯兰瑞:我到中央青委工作的时候,他是当时的组织部长,我是从重庆去的,他是1938年就到延安了。所以,当时是认识的。

这个人怎么说呢,其实这个李昌的名字,我入党以后,很快就知道有一个人叫李昌,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全国民先总队长。

那个时候我的领导人就是杨述,杨述是我入党来跟我谈话的,发展党员不是要谈话嘛。后来他领导我们,当时他是川东特委的青委书记,蒋南翔是南方局的青委书记。

我入党以后参加的党训班,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好,我就担任党的川东地下印刷工作。

我油印的东西,就有党训班的教材,我参加过初级训练班、高级党训班,也参加过青年工作的青训班。青训班的教员就是蒋南翔 ,班长就是杨述。

他们讲青年工作﹑青年运动的时候,都讲到“一二九”和民先队。所以这个李昌,1938年我在重庆就知道了。后来到延安,他又是组织部长,那时候也是认识,没有什么往来。后来在张家口碰到了。

我们原来也不是很熟,后来他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马歇尔来调停,(他)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在1946年从中原派过来的。

就是这边调停没调好,破裂了。国民党在北平那时候就开始抓人了,抓了这个新华分社和解放三日刊(的人)。当时解放三日刊是于光远在那里编。

然后形势不好,后来叶剑英叫他们都撤退,飞机把李昌几个人送到张家口,我们就碰上了。

那个时候我们在延安,后来整风完了以后,各个礼拜六都跳舞。把这个跳舞的风气带到晋察冀,带到张家口,那时候邓拓是晋察冀中央局的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总编辑。

他的一个秘书,就是我在地下工作时候的一个老同事,叫周明。他就知道我们延安来的那批干部,这些人都喜欢跳舞,他就组织这个(舞会)。他把邓拓的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很漂亮,比我这个大多了,落地式的窗帘,把一些沙发椅挪开,就在邓拓的办公室里跳舞。

以后又改到宣传部去组织,这时候他们从北平到张家口来了。他那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叫黄敬。黄敬跟他是在北平地下的时候搞一二九运动的。就是跟他很好嘛,老朋友他们一块来跳舞,这样我就碰见他了,我们后来就结婚了。

“在《哈尔滨日报》当总编辑,每天晚上要到三点钟才能休息。”

冯兰瑞:1954年,我当时工作是在《哈尔滨日报》当总编辑,1953年李昌同志调工作,他调到哈尔滨去了。因为哈尔滨很冷,原来他想自己一个人去,后来我跟我母亲商量,他一个人去,在那里耳朵都能冻坏,还是全家去吧,还有一个照应。

后来到哈尔滨去以前,我曾经跟他交换过意见,我说你去,是中央派你去。他任命书状都是毛泽东签字的。我去干什么呢?我做什么呢?

去了以后,他就到哈工大,哈工大欢迎他,当然很热闹了。我的工作怎么办呢,我就拿个介绍信,就到市委去谈工作。到了市委,市委书记很重视,他叫李常青。

李常青是个老同志,他也是“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北平地下党)。由于我是李昌的爱人,李昌当然他是很熟的了。所以李常青亲自接见我,他说你来了很好,你过去做什么的?

我说,我办过报纸,在报社当过编辑﹑记者。什么报啊?我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在《冀晋子弟兵》,那时候(部队办的)的报纸都叫子弟兵,全国就叫《子弟兵报》,我们那个时候叫《冀晋子弟兵》。还有《战友杂志社》,也是当编辑。当时在张家口是在《晋察冀日报》当编辑。

这个《晋察冀日报》,当时的社长就是胡开明,总编辑就是邓拓,邓拓是个有名人物,水平也蛮高的。我一讲这个经历,他说,那好,你就到《哈尔滨日报》去当总编辑,我们这个报社有个社长姓陈,但是没有总编辑,我们要物色一个总编辑,很不容易,找不到人,现在你来了,正好你去当总编辑吧。

这样,哈尔滨市委就调我去,任命我去当《哈尔滨日报》的总编辑。但是我到那里以后,工作一段时间了,我就觉得不行。

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其他就不讲了,我觉得我的知识面窄。就是一个总编辑,一个市报的总编辑,虽然是一个市,不像《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这种大报,他是一个市报。

但它也是这一个市的所有的内容都要反映,就讲经济,经济也有工业、农业、商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我对这些又不熟悉。我在《晋察冀日报》就是一个记者,派我到哪儿去,我就到哪儿去,当时还是可以。

解放后办青年报,上海《青年报》、《中国青年报》都是文教、学生、青年工作,学习、修养、体育,都是青年学生的这些事。到《哈尔滨日报》去,一下碰上一大堆经济问题。

每天晚上要到三点钟才能休息,因为当时要等新华社最后的新闻稿,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脑。新华社最后的电报来了,把这个安排好了,我签发。里面经常都要碰到经济问题,我觉得我这方面是一个缺门。

“我要是没这个专业的话,当局长也好,当什么也好,退了以后干什么?”

冯兰瑞:正好就到暑假了。暑假完了以后,北京中央党校招生。我们当然消息灵通了,我们搞新闻的嘛。我也没跟李昌商量,就跑到省委去了。省委宣传部都是熟人,我说我要去考党校,有没有名额。他们说正好有一个名额,你去吧。这样我就决定要不当总编辑,来学习了,这样我就到了中央党校。我们李老先生还是挺开明,他也是支持我的。我到党校经济学专业,原来给我的名额是短期,半年的。

考上以后,我碰到个熟人,这个熟人也是很巧的,他是我延安时的同学。他说,你来了?我说,我来学习了。他说,你上哪个班呢?我说,政治经济学的短训班。他说,不好,我给你建议到教务处去转到两年的那个(班),理论部的那个(班)。

后来我就转过来了,一学就是两年。这一下有了这个(经济学)专业了,对以后整个这一生的发展,还是很有利的。我要是没有这个专业的话,我当局长也好,当什么也好,我退了以后干什么?我一直到现在还可以写,我有了这个专业,退休不退休,离休不离休,都没有关系了。

学完后当然回哈尔滨了,那时候黑龙江省委已经同意哈工大叫我到学校去。就是成立一个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我去当主任。开始当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以后是大跃进,就把这几个教研室合在一起了,搞成了马克思主义教研室,我也是个主任。

“我们参加革命,是有自己追求的,并不追求名利、地位,也不追求待遇。”

冯兰瑞:然后就调北京来了,到北京是1964年,他已经在那里搞了11年了。他要回北京,当然我也回来了,一块回来了。回来以后,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就安排好了,让他到对外文委去当党组书记,当副主任。主任是有名的文化人,叫张溪若,是民主人士。

共产党员到那里都是行政上是副职,实际上是一把手,党组书记嘛。我到了那里,我又没有事情做了。那个时候,经济研究所正好他们还缺一个所长,而且在批孙冶方。

孙冶方,他讲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作用。孙冶方我也认识的,他是经济学家。这当中有很多事,于光远,我顺便讲一下,于光远是早就认识的,也不是后来,因为于光远跟李昌是同学。

1964年,就是对外文委了。对外文委,我也是没有工作了。我刚才讲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在批孙冶方,那个时候我跟孙冶方也是认识的。我1957年到过北京,在中宣部帮忙工作。于光远曾经借我,从哈工大把我借来参加编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以我那时候在(北京),1957年差不多待了一年吧。

然后,这次1964年到北京来,因为我参加过于光远的编书组,他们就考虑,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地下工作时认识的(老朋友),叫许立群。

这个许立群1964年已经提了中宣部的副部长,杨述也是社会科学部的负责人,于光远是中宣部理论局的局长,这三个人,他们当时都有这个意思,推荐我到经济研究所去当所长。但是我不敢去。

为什么不敢去呢?你去了要批孙冶方,我当然不愿意批了;但是你不批也不行,你批了(是)违心的。所以我因为他们批孙冶方,我是不同意批孙冶方的,因为我觉得他的观点没有什么问题。

结果我就没去。没去呢,我的工作就到中组部去谈,找外事干部局的局长,那个人叫侯智。他亲自跟我谈的,他说,对外文委政策研究室没有主任,你就去当主任,讲一些好话吧,我们正在物色……。然后我就同意了。

结果我就回来了,回到机关来,我就跟李昌来讲,我就说,中组部叫我到对外文委政策研究室当主任。他马上就不同意,他说,你不要当主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是这里的一把手,党组书记,你来当主任,不太好。

那我说,怎么办呢?他说,你就当副主任吧。然后我就当了副主任了。因为我们当时,说实在的,对这些从来也不争,也不觉得主任和副主任有什么区别。这个讲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参加革命,我们是有自己追求的,我们并不追求名利、地位,也不追求待遇,也不因为家里有困难,没有饭吃,要参加革命。

我们就是有一个理想,这个就是要有一个追求,就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独立自由,人民的幸福,当然也包括自己的自由。

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从一般理论研究转到分配问题

冯兰瑞:但是我的经济学是始终没有丢的,我就不断读书。然后到文革(从“干校”)回来以后,把我分派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前,我还没有工作,回来就参加于光远编那个《马恩列斯论经济危机》,那时候正好是世界经济危机。

有一天于光远通知我说,你的工作分配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你明天就去上班。我说到那儿去上班?他说,在中南海。

说完以后,我第二天就去了,就是政研室了。到了政研室,以后经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正是政研室成了重灾区了,搞得要撤销政研室了。

我的那些文章(回忆录)都写了这个。1974年,就是张春桥、姚文元一人一篇大文章,姚文元他们批判按劳分配里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的文章,叫做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好像是那个文章的标题,在两报一刊发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他们集中那一段时间,在两报一刊发了好多文章,都是批这个按劳分配,说它会产生资产阶级。

说按劳分配就是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我又是学经济学的,而且张春桥1958年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也看了,我也不同意那个,胡说八道的。四人帮很多写作小组,什么罗思鼎,北京叫洪广思,还有梁效(北大和清华两校),多得不得了,集中批按劳分配。

四人帮垮台了以后,要大批判了,各单位都要大批判,批四人帮。我们这个政研室是七个领导人,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

于光远组织大家来批,他要求从理论上来批,批三个问题。一个就是批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第二个,批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第三个,批四人帮的全面专政。

我就参加了按劳分配的理论组,为什么从经济学一般是理论研究又转到分配问题上,就是这么转过来的。

“不断做实地调查研究,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失业。”

冯兰瑞:后来就是研究按劳分配了,这个写了很多文章,邓小平都很重视。我的研究工作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经常不断地下去做调查研究。这个时候,我和苏绍智写的批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的文章,邓小平看见了,他就说这个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作者的思想还没完全放开,还不够解放。

叫政研室另外再写一篇,要充分展开,堂堂正正地,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那天正好我们就在这个屋里,我和苏绍智,那篇文章我们是合作的。我和苏绍智又在合作写了另外一篇,于光远就来了。

他就把邓小平这个指示跟我们说了,说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写。这个问题确实当时是很严重的,因为那时候分配是完全平均主义的,叫做三个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于干与不干也是一样,反正拿工资就是了。

那个时候生产上不去,说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实际上已经崩溃了,那个时候已经不行了,东西都买不到,吃的都凭票供应了。

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后来就接受任务,我们自己就组织,要下去调查。1979的秋冬,我同林子力,他带着他的助手,我带上陈进玉,我们四个人先到四川,然后安徽、浙江,下去看到工人太惨。

去调查了,收获很大,回来写了好多文章。我那个《劳动就业问题六议》,就是调查回来之后写的。因为我想光讲分配,没工作怎么分配呢?很多农民就在那一块小土地上,很多人都是潜在的失业。

就是说城乡失业人员很多,分配首先要就业,工作都没有怎么分配呢?这一次下去,去的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农村经济的情况,这一次就看到很多农民困难啊。

要分配,先要有工作做,没有工作怎么给你分配?这样就发现中国城乡有很多失业,所以就转到就业问题来了。所以我回来以后就写了《劳动就业问题六议》,6个意见。

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在当时来讲也是很新的,就是我在我们国家可能是最早提出来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失业。

这个在1980年的人民日报登出来的,我记得回来就赶紧写,那时候有个很大的问题,引起中央的注意了,就是1978年、1979年,大批下乡的知青都回城。

结果呢,知青下乡回来什么都没有,就业就不了,结果就待业,就在那里等着吧。

而且不允许自己自谋职业,那个(时期的)政策真是混蛋,糟透了。你要给人家安排,又安排不了。共产党又把这个事情都背起来,本来人家可以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可以自己找职业,又不让找。

你背起这个包袱,又解决不了。而且农民就那么一小块地,生了很多的孩子,就在那么一小块地里折腾,这是潜在的失业。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很大,所以当时到下面看了一看,回来就赶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