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第55期_贺延光:真实与谎言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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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闻摄影界,贺延光是最恪守职业良知的一个。无论是早期的偶然还是后来出于职业本能,他的镜头总是出现在最特别的时刻:从《小平你好》到《SARS病房》,从九江无家可归的灾民到胡锦涛与连战的历史性会晤,他是个最敢闯、最敢说的人。本期访谈,看他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与无处不在的谎言博弈,寻求影像背后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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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习兴趣不是太大,一搞文化大革命,当然很兴奋。"

《大师》:您小时候在部队大食堂吃饭的时候,大人们让你上台讲话,你讲一句“要解放台湾”?

贺延光: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是最时髦的话,跟现在“稳定压倒一切”,这都是最时髦的话,那个时候受的教育都是革命教育,在部队长大,革命家庭,受革命教育,没有别的教育。长大干什么?就是要解放台湾。

《大师》:那您小时候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要当兵?

贺延光:长大以后当兵不是我一个人的理想,我们那一代人,当兵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甚至比上大学都觉得荣耀。我们都受那种教育,长大干什么?当兵保卫祖国,看那个电影,看那个小说,都是战争,抗战、抗日,打蒋介石,我们都是一步一步这么长大的,当兵去打仗,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自然的教育的结果。没什么奇怪的,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那一代人恐怕都是这样。

《大师》:那到68年,您去北大荒当知青,当时是初中毕业。

贺延光:我是66年初中毕业,我上学上得比较早,那时候66年的时候我15岁,初中毕业刚开始考高中,我正考高中期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日报》社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虽然《人民日报》发的这个社论,学校也都学习,就知道要搞文化大革命了,毛主席发了号召了。

我们作为15岁很兴奋,为什么很兴奋呢?第一,我对学习不是很感兴趣,天天坐在那儿,我是从外地转学转到北京来的,我们班里的同学岁数都比我大,我是岁数最小的,至少比我大两岁,我们那个班整个都是蹲班生组成的一个班。我又上学上得早,(同学)至少要比我大两岁,我学习兴趣不是太大,学得属于中等,但是压力很大。你学不好,家长、老师对你有压力的,我挨过很多揍,因为学不好,回到家还挨打。

一搞文化大革命,当然很兴奋,第一,不用学习了,不用上课了。第二,参加毛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是参加革命了,是这个概念。我一想,我的父亲都是17岁投奔延安的,我这15岁也参加革命了,都差不多,都是一条革命之路,当然很兴奋。

"对我最大的一次打击就是这个,政审不合格当然就当不了兵。"

贺延光: 但是搞了两年混乱之后,也没法儿上学了,虽然复课,但是这一届一届毕业生,我认为国家的就业一直是一个压力,往哪儿去,都在乱,全国一届一届的毕业生多少?没办法了,毛泽东他老人家就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这些人吧,也是毛的号召,在这之前我说我是要当兵,68年春季征兵,征兵的人到我家都家访过了,为什么家访?差不多了才家访,我当时也很兴奋,当兵了,68年还没有走的时候,我父亲又出了问题,政治上又出了问题。上面把杨裕富揪出来了,我父亲这个部队原来是杨成武这个系统的,但是一个人倒霉,这一个系统的人可能都要受牵扯。家里边有的政治问题,你当兵就政审不合格,你就当不了。

所以对我最大的一次打击就是这个,马上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了,做梦都在笑,突然又不行了,当时是17岁,文化大革命两年,打击非常大,但是也没有办法,你政审不合格,当然你就当不了兵。这样就插队,在黑龙江建设兵团,为什么我选择建设兵团呢?建设兵团还有一个兵字,表面上还是归沈阳军区管,沈阳军区黑龙江建设兵团,到那儿去一看,才知道全是原来的老农场,58年转业官兵建的农场,和农村完全一样,没有一点儿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就插队,当时插队也是没办法,再到建设兵团也可以,因为我那个时候读的书,有一篇中学的课本叫雁窝岛,就形容北大荒,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那多浪漫啊。到了那儿了就受不了了,蚊子,钻到蚊帐里蚊子也打不干净。

"在那个年代,户口的问题是人的一生,一个家庭最大的问题。"

《大师》:您到了建设兵团之后,还是挺积极努力的,后来还当上了副连长。

贺延光:尽管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城市,但是不管到哪儿去,还是想自己主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己想大有作为,大部分知青,尤其在初期,都是非常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尽管学习不是特别上成,其他方面我也不甘落后。再加上家里边还有一定的政治问题,都想表现好,自己要摆脱这种阴影,这个也是很自然的。

我想我们所有的努力,知识青年的努力,都是真诚的,但是时间一长,一些矛盾慢慢就出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人越来越大,谈恋爱,结婚,这是大家面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一个是早婚早恋,你不晚婚晚恋你就爱受歧视,在当时社会中,你不响应上面的号召,晚婚晚恋,开始知识青年谈恋爱没有公开的,都是偷偷摸摸的。再一个非常现实,我离开北京,我的母亲就再三叮嘱我,不能恋爱,不能结婚。为什么?你要恋爱,结婚,你一辈子就别想回到北京了,户口对人的制约,可能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没法儿理解。在那个年代,户口的问题,人的一生是一个家庭最大的问题,你要离开了北京,你要再回来,不可能,比登天还难。

你要离开北京到农村去,作为家长没办法也要想办法,是不是给自己的孩子弄回来,你要结了婚,家长再努力也没用了。我到农村去,我妈妈跟我再三叮嘱。

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说人们开始想家,而且尤其看到农村的那种情况,没有了希望,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今年冬天是要在这么大雪天里去刨水力,明年还是这样,你没有头,没有收入。我们建设兵团还算不错的,可以吃饱。

但是你的家不在这儿,你的根不在这儿,随着年龄的增大,很多具体矛盾,陷入当地的阶级斗争,那时候什么都是阶级斗争,都是派,互相斗,互相打。这个时候随着年龄的增大,大家想回北京,当初发的那些誓言很快就淡忘了,大家都在想,怎么能回北京。

所以我们建设兵团,我们插队有很多人,有的是回到北京再也不去了,但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想办法当兵去,有的想办法进不了北京,到河北,到山西,什么工厂里边行不行。也想改变自己,那就是各显其能了。再加上过了几年,工农兵大学生,又对一些人是非常吸引的。

我当时工农兵大学生,我们的领导已经跟我谈了,准备把我报上去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还有好几个月,在这个时候,当然是四年,将近五年了。我的母亲半残废,本来就是一个半残废,我父亲在山西,我弟弟在外地当兵,四口人四个地方,我母亲在家没有人照顾,我父亲就想尽一切办法,公的,私的都想办法,公开的就是街道、居委会,我们家的实际情况他们也都知道,也都承认,也都给你盖章。私的,他就到处找他的老战友,老同事,看看能不能帮上这个忙。

千难万险准迁证,迁回北京,这个时候我可能还要呆两个月才能上大学,怎么办?赶紧走,夜长梦多,什么上学不上学,先走这个。我记得我回我们老连队,跟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说,心里边觉得有愧,为什么?你们一起来的,一起在这儿奋斗,你走了,你的朋友、同事留下了,内心里边是有愧疚,觉得逃兵,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不敢张扬呢?也是这样的,当然知识青年大规模的返城是几年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后。

我当兵就是一个变故,成了,成了,突然不成了。我这个成了成了,我还能去上学吗?再等两个月,我不会等的。

"那个社会是要把人人往政治家培养的社会。和现代不一样。"

《大师》:回到北京之后,待业了一年。

贺延光:劳动局给分配了一个单位,我去看了一下,是一个小工厂,我不满意,我觉得我在建设兵团几年,经过锻炼,我也提了干,我也入了党,我不应该到这个小地方去,这不是我大展宏图的地方,也是怪我,我就没有去。这一年我还是没闲着,那时候搞全国人口普查,我就是在派出所帮忙,无偿的,组织起来和警察一块儿调查,填表,全国人口普查。

过了一些日子,我实在没办法了,才进了另外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小工厂。

《大师》:那之后怎么去的化纤厂?

贺延光:原来叫永定门外纸绳厂,我们现在包月饼都是塑料绳,原来是纸绳厂,这个厂子前身是58年大跃进时候的厂子,街道妇女组织起来搞生产,器材都是多么陈旧,到这儿以后,时间不长马上改厂,要现代化,要上马,高科技,改成化学纤维厂,那个时候我还和几个工友,我们年轻的人到北京实验化学纤维厂实习,学习新的技术,我们那个厂是老厂子盖的。

《大师》:怎么就当上革委会主任了呢?

贺延光: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面说新的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老人有,中年人有,这个厂子青年人不多,有几个转业兵还有像我这样的插队知青回来的,大部分是那两年刚毕业的中学生。老中青是一个类似法定的规定,必须得有的,就跟现在必须有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是一样的。我很自然的选上了,根红苗正,说我父亲的问题已经过去了,本人表现不错,插队期间入了党,提了干,我当了半年工人就给我提的班子。老中青三结合,实际上我对生产业务什么也不懂。

当时工厂里边也是以革命,以政治为主,生产只是一个副产品,咱们干不像干,玩不像玩,干的多好也就那样。但是政治学习是必须有的,天天政治学习。党员学,支部学,工人学,大会学,小会学,上班来得早要学,下了班以后还要学。那个社会是要把人人往政治家培养的社会。和现代的社会不一样。

《大师》:那会儿如果没有后来的四五运动,人生轨迹大概怎样?

贺延光:很难讲,因为当时的势头是不错的。你是一个培养对象,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对象,已经纳入了关照的范围里边,要是顺着那个走,应该不错吧。但是每个人受的教育,或者他在十年文革中对自己所吸取的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像我这样的人,并不是说给你一个好的位置,你就能干下去,不见得。我们这个社会选人机制上,大家可能多少都有体会,这个可不是最主要的。

"我那个时候照相是情不自禁,瞎照,觉得留个影就行。"

《大师》:那期间,71年的时候,你爸就给了你一个相机。

贺延光:我很早就拿相机,我父亲原来在部队里边做过宣传工作,后来转业的时候,下拨给你的。那个时候老百姓没有相机,照相机是一个很高档的奢侈品,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着这个照相机给我们留影,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拿着它串连,到韶山、井冈山拍一些我和同学的留影的照片,插队的时候没有带照相机。

插队两三年回到北京探家,我才想起把这个照相机带去。在建设兵团,我都不敢给这些人,不能让他们知道,每人照一张我都没有胶卷的,找特别亲近的朋友跑出去偷偷留个影。直到回到北京,天安门事件,清明节,开始我们去搞活动的时候,搞悼念仪式的时候也没有想着带照相机,但是悼念周恩来,为邓小平的下台表达不满,对江青他们表示自己的愤恨,人越聚越多。

虽然搞了活动,但是我还去了,上午去,下午去,晚上去。你看到那样的情况,你突然想到照个相,留个影,是情不自禁。我那个时候照相是情不自禁,光圈快门的关系我也不懂,瞎照,觉得留个影就行。无意中,后来追查的时候,照相成了你的罪行之一。

当然我的罪行,照相不算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在整个批邓运动中的抵制、不满。因为我全是公开的,我甚至已经是崇文区工业区的党委委员,在党委会上,我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几乎等于公开点了张春桥的名。他应该对一些事情负责,我是这些主要的。

第二主要的是又带着人到天安门广场去,一拨人,80人。第三,才是照相,写东西。

"有些事儿和我的性格不大一样,有的东西我看着也不大顺眼。"

贺延光: 我为什么走上摄影这一块,很偶然,第一,确实喜欢,第二,家里边有这个条件,第三,赶上那个天安门事件,拍了几张照片。第四,天安门事件最后平反的时候,一些发烧友,像王志平,李小斌,吴鹏,他们都搞了一个人民的悼念。我看这个展览的时候,我才突然感觉到摄影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看这个展览的人,可以说人山人海,大家都不是搞摄影的,但是看到刚发生两年之前的这个事件,几乎大家都是参与者,被抓,被查,四人帮终于倒台了,经过全社会的努力,这个事件平反了,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当然吸引观众。我是在现场,我才感觉到摄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个对我的影响就是赶上了这么一个时间,有这么一些机会,有这么一些故事,才让我真正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再一个就是给我正式平反以后是两年以后的事儿,在监狱里呆了七个月,出了监狱是在外边劳动改造,没有平反,两年以后正式平反,平反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新闻人物了,因为整个事件没有平反的时候,先给我们这个案子平反。

用我们这个案子把这个事件是一个敲门砖,当时我就成了一个新闻人物了,就给我调到团市委了,调我去团市委,可能是有些想法,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我不太习惯这样的生活,有些事儿和我的性格不大一样,有的东西看着我也不大顺眼。

但是我和很多人的关系都是很好,个人关系都很好。正好赶上《北京青年报》要复刊。团市委来筹办,我听说没有记者,需要记者,摄影记者,我就要求我去。很多朋友劝我,调你来,就是有想法了,以后可能让你做这个,做那个,你走什么?当个摄影记者干什么。对你的前途可能是,当然我执意要去,第一,我是喜欢摄影,第二,当新闻记者,镜头里的对的是社会,对的人,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我在这儿混什么。坚决要去,最后同意了。因为都知道我会摄影,就是我给大家拍过留影,用我的照相机。

"就要求我们这几百人在地里挑着担子送肥,要走出”之“字形的路。"

《大师》:这算是你第一次主动的自己选择吗?

贺延光:对。这是第一次要求的。因为你当了摄影记者之后,我才觉得我那点摄影知识根本不行,平常玩可以,到此一游可以,但是要把社会上一个事情搬到报纸上,通过你的采访,印到报纸上,这个技术和技巧,最简单的技术技巧都不行。

所以我是先当记者,后学习,一边当记者,到处去拜老师,《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文化宫去听课,人民大学去听新闻课,摄影课,到人民大学就是蹭课,你往学生堆里一坐,没人管你,我是这么慢慢学起来的,当然也是走过弯路。

搞摄影的时候,因为把摄影记者,把新闻记者是当成工具,几十年都当成工具。我曾经在五七干校劳动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人民日报》摄影记者,75年的时候,我们在大兴,当时学校的干校的领导通知大家做准备,人民日报记者要来采访,做什么准备呢?大扫除,擦玻璃,扫院子,干干净净要迎接党报记者,我们几百人在庄稼地里挑着担子追肥,来了俩记者。

我知道《人民日报》的记者,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是谁,当时也不关注摄影,他们就是坐上海牌的小汽车,那个时候上海牌,那也相当高级了。下了车,就要求我们这几百人要在地里挑着担子送肥,要走出“之”字形的路,看着好看,据说是画面好看,我们也很高兴,至少我是很高兴,不怕一遍一遍来,一遍一遍演,这是配合报纸宣传,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这儿热热闹闹,嘻嘻哈哈,一遍一遍折腾。

他们站在一个稍微高点的角度拍这种场面,过几天,学校里边就说,《人民日报》来电话,拍得不理想,过两天再来一次,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摄影记者。第一次见到新闻记者,这个照片就是这么拍,大家也不奇怪,天经地义,为了给党的宣传。

"虽然社会问题可以用镜头去表达了,但是怎么表达又出问题了。"

贺延光: 但是我现在做的这个新闻记者的位置上,开始也是按照这个路数拍,因为你学的,有的时候老同志教你,或者说你看到的基本是这样。暑假了,让你去拍一个暑期生活,怎么拍呀,商量商量,咱们在办公桌上把草图画一下,然后到胡同里找人,按那个草图的设计,这个人这么站,那个人这么站,笑一笑,光线还不行,这个角度再转转,就是这么拍照片。

我庆幸的是,我这么做的时间不长,我当记者的时候,国家已经改革开放了,摄影界也是一样,比如说摄影,我讨论过一些小男孩在厕所里面吸烟,这张照片的讨论在摄影界当时影响很大,一个是第一次把一个社会问题通过图片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几十年不这么拍照,我们的照片是回避问题,回避真实,很多照片和事实是保持距离,按照要求来。

这是第一次把大家都知道的,关于青少年的教育问题通过图片拍出来。形成了巨大的讨论,但是在同时,拍摄方法上也引起争议,还是设计出来的画面,虽然我们觉得这个社会问题是可以用镜头去表达了,但是怎么表达,又出了问题了。

摄影师设计出来的,今天我们要看这样的问题,大家基本上能取得共识,当时那个年代,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把社会问题用镜头表达出来。它的社会意义,我的理解,以后你怎么拍,怎么表达,能不能让大家服众,这是我们讨论进一步深入所介入的。

"毛的牙是黑的,和大陆的同张照片不一样,大陆的照片毛的牙洁白如玉。"

贺延光: 当时摄影界也是思想解放很活跃,精神也是这样的,我们开始看到了国外记者拍中国的照片,国外记者拍外国的照片,甚至我们开始看到了外国记者拍他自己国家元首的照片,太好玩了,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新闻摄影的弄虚作假可不是一般的社会问题,我们从上到下几十年都是这么做的,最简单,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一张照片,几年以后,我到台湾去,这张照片这么熟悉,我们中国人这么熟悉,怎么和大陆看的哪儿不一样呢,他一个杂志的封面,再仔细一看,毛的牙是黑的,牙和大陆的同张照片不一样,大陆的照片毛的牙洁白如玉,怎么回事,哪个是真的。

回来我就求教《人民日报》的老同志,当然台湾的毛泽东是真的,我们每次见报都要修版的,那个时候全靠人工的技术修版,就是诸如此类,还有更恶劣的弄虚作假,那就太多了。少掉一个人,变换背景,一张照片改掉几个人,从我们时政新闻开始,到底下的,你现在看过去的照片,你看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民族画报的照片,几十年看他的封面,千人一面,千篇一律。

实际上这几十年,我们的国家风风雨雨,跌宕起伏,有多少故事,有多少让人感动,让人悲伤,可是照片里边显现不出来,在新闻照片里边,在艺术照片里边都显现不出来。

什么时候都是莺歌燕舞,可能它那个照片背后,它那个时期后面有多少尸骨,饿死多少人,没有。所以我们一直在通过照片在一个假象中活着,但我干新闻记者时间不长,开始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又在那一个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当然我们这些人要思考,我们哪条路才能走下去。新闻究竟是什么?是工具,是喉舌呢?还是真实应该是新闻记者,媒体就像现在很多人所说的,应该是时代航船的瞭望者。

"当社会这条船要倾覆的时候,我们新闻记者都干了什么。"

贺延光: 我们面对的是问题,不是让你去歌功颂德,歌功颂德是最简单的,面对问题,你作为一个航船的瞭望者,只有面对风浪,你的作用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如果风平浪静,要你干什么。你就想航船瞭望手是起什么作用,我们当时开始反思我们。

所以我后来给很多年轻朋友讲课,尤其是搞新闻的朋友,你们需要知道那些优秀作品是怎么产生的,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摄影界的前辈,有战争年代牺牲在采访中的有名有姓的40多人,我们当然要讲这些。

但是同时,你知道优秀作品是怎么产生的,你还要知道我们这些假造片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这个不是个别现象,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你看到了这些正面的,反面的,你都掌握了,你都把握了,你才不觉得新闻摄影记者这个职业不仅是值得你荣耀,你更应该看到它的社会责任,你应该担当什么。我总觉得在我们的国家,新闻记者,摄影记者,你回过头来看,这个角色是非常尴尬的。

当社会退步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甚至社会这条船要倾覆的时候,我们新闻记者都干了什么,你不要看我在这儿说,你查报纸好了。报纸现在都在,你查报纸好了,你看看文化大革命,我们的记者们都在说什么,我们的大饥荒时期,我们的记者都在说什么,我们的摄影记者可以拍出一亩地打多少万斤粮食,可以拍到小孩子在稻穗上跳舞,这个照片明明是剪上去的,编上去的,这个照片背后几千万人的生命没有了。

你要这么来看,回顾我们的职业形象,你要是走进这个岗位的话,你应该感到肩上的责任,至少你要说真话,你再不能办这种事儿了,干这种事儿是一定要算帐的。

共产党中央你要承担责任,但是作为新闻记者,谁也跑不了,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都是揭示当时的,有些事儿让我非常感动,有一些当事的老记者现在不忌讳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这些后来人。

"历史和真相总会顽强地表现自己,不管过去多少年。"

贺延光: 我觉得这些老同志们仍然值得我们去尊重他们,值得人们去尊重他们。但是你别忘了,有的人即使不说话,你做了很多事儿,历史和真相总会顽强地表现自己,不管过去多少年。所以我就告诉我们那一些年轻朋友,从事新闻摄影,心里边要非常明白这个活儿才能干。

可不是说像我刚当一个记者,就觉得这个职业不错,荣耀,我背着照相机在大庭广众之下耀武扬威,我开始是有那种心态的。但是随着对这个职业的了解,你会完全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职业。

我就觉得当摄影记者,技术上是一个前提,懂照相机的,懂影像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拍什么,你怎么拍的问题。也有一些朋友,大家经常发牢骚,觉得我们的环境不好,确实是,问题很多,但是我们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环境不好,条件不好,你坚持做了,你做好了,它的价值可能更大。

这个对摄影记者来讲,你比如说我们嘴上说不说咱们不管,心里边愿意跑那些突发新闻,伊拉克、利比亚,日本地震,怎么没让我去,但是你要想一想,中国的事儿也有不少可以做的,经过你努力是可以做的。

现在记录当今中国变革,变革过程中的戏剧性的发展对影像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当然希望我走过的,比如说政治上的一些看法或者是摄影的一些看法,弯路我都是走过的,我愿意把这些讲出来,让更年轻的朋友一块儿思考,大家都少走弯路。

过去我们犯过的错误不要再犯了。永远犯老错误,太傻了,你要犯新错误去,你去闯荡去,你去往前走,我觉得现在拍我们这个东西实际上仍然有非常大的意义,而且我们以前搞摄影,摄影记者和读者的关系是我们给的结果,作为读者只看画面,只看你最后的结果,一般的读者不太在乎,也不会去想你为了拍这张照片,你做了多少努力,一般读者不会管,人家只看结果,我们也应该让他们看结果。

我们这个努力的过程对哪些人有意义,对我们的同行有意义,大家都是干这个的,大家互相勉励一下,互相提醒一下是有意义的,对读者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对于摄影师来讲,我们所做的努力,这个过程比你的结果是有意义的。你派一张好照片不容易,或者你没拍上,但是你所有为此做出的努力,这种经过对我们业内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

"好照片不是嚼口香糖,它就影响腮帮子,就会影响照片的清晰度。"

贺延光: 摄影就是这样,有时候费了很大的劲也没有拍好,有时候拍好,突然非常偶然。当然成熟的摄影记者它不会放过一次机会,不成熟的摄影记者,眼前老有机会,但是老没有成绩。所以我就想,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现在,包括新闻自由都是这样的,自由不自由,不自由。

有些限制是毫无道理,但是我们就是跳出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努力对推动社会进步,对争取新闻自由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就觉得我有时候劝一些朋友,你不要太认真,你就把它当成玩,就跟他们玩吧。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没有什么。

《大师》:因为你看的不是眼前的一个得失,而是整个的长远的历史进程上。

贺延光:但是你先做的时候,你是要非常认真的。我老说一句话,我说我们当新闻记者,只要拿起照相机,就要进入专业状态,手里拿起照相机,我就特别不赞成一些人拍照片特别潇洒,一只手,一条腿翘起来,嚼着口香糖,这都是小事,我就觉得不专业,你作为一个发烧友,爱好者无所谓,但是你作为职业记者,所有的细节你都应该很自然纳入专业。

好照片不是嚼口香糖,它就影响腮帮子,就会影响照片的清晰度,怎么不会影响呢。就得两个手把照相机抓稳,这是从纯业务方面,从记者的角度,你一进入专业,你的眼睛,你的脑子在不停的看,不停的思考,不停的转动,不能停止了。

包括新闻记者平常的学习,你这个是不能停的,得有新的东西,丰富你,营养你,你才可能出门看到的东西,你的眼光才可能敏锐一些。甚至我前些日子,我都发了微博,我希望我们这些摄影记者们都上微博。

"140个字,你要把事情说生动,说准确,对你就是一种锻炼。"

贺延光: 为什么呢?140个字,你要把事情说生动,说准确,对你就是一种锻炼。我完全是从摄影记者这个角度,我们很多摄影记者不会写说明,不会写新闻,只会拍照片。那是可以当饭碗,但是不能成为大的记者,不可能成为好记者。

你要如果对你自己有要求的话,像所有这些,我说进入专业状态都是这样,我们平常接触什么,读一份新闻,读一份报纸,看一段电视,这个过程中都得有思考。你要把很多东西去伪存真告诉你的读者,我们写新闻,我们拍照片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很多假象。

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时间段,假象丛生,是一个谎言的社会。你怎么能把这个剔除出去,你让你的读者信任你,那对记者,不光文字记者,摄影记者都是一个考验。

你如果没有学识,你如果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很难说你能拍出一个好的照片,写一段真实的文字来。你知道我们拍照片的时候,经常和你的拍摄对象打交道,有时候交道,可能你采访,事先的沟通要很费劲,有时候可能又很简单,有时候你没有沟通,对方知道你给他拍照片,三种反应,一种是拒绝你,你怎么给我拍照片,这是我们常见的。

一种是不理你,你拍不拍,你拍你的,我干我的,我是最喜欢第二种,你拍你的,我干我的。还有一种情况,不用你说,我看着镜头在那儿瞄着我了,我自己会给你摆出姿态来,这三种情况,都需要我们去沟通,你即使到一个很生疏的地方拍照片,有时候沟通复杂,有时候简单,简单到你给对方一个笑脸,你给对方一个点头,点一下头,示意一下,笑脸,可能这个鸿沟距离都能解决。可是有时候我们记者都不注意这些问题。觉得我该拍。

"希望我们所走的那个弯路,浪费的时间,下一辈不要走。"

贺延光: 我就觉得新闻摄影是和人打交道,和社会打交道,同时对自己各方面的功力、专业都是一个挑战。我再特别强调,现在这个时段是拍照片最好的时段,我们现在社会这个时段,为什么?你看电影,什么叫电影好呀?看一本电视剧,什么好呀?一定是越有戏剧冲突越好,越有矛盾越好,摄影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比起文革结束的时候,社会往前走了几大步,大家都看得到了,我们自己甚至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仍然对现在不满意,我们仍然看到了很多危机四伏的东西,我们希望社会更好,希望我们所走的那个弯路,所浪费的那个时间,我们的下一辈不要走,让他们更幸福,更快乐。

所以我们才眼盯着这些问题和矛盾。而且这个时段,改制的问题或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等等方面矛盾最多的时候。

可是它又不像战争,也不像文革,文革武斗,伊拉克、利比亚战争,我们看起来外在形势很剧烈,现在也有,拆迁,但是更多的还是一些内在的矛盾,它的表象不是那么剧烈,在这个时候对记者是一个考验。能不能把故事,把矛盾拍出来,对记者是一个考验。当然需要你的功底。

"生命在这种景象里的遭遇没有,人们都不能脱离那个宣传的时代。"

贺延光: 我举一个例子,汶川地震,我们原来埋怨我们的镜头很多不能拍,甚至一个交通事故都不能拍,这是过去,我说千篇一律,莺歌燕舞的时期是绝对没有这个的,现在不一样了,生活有变化,照相机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原来不是这样,原来大多数中国人临死都没有被别人拍过照片,更别说你家里有照相机,你要给自己的孩子拍照片,多数没有。所以专业记者在那种情况下,你比如说唐山大地震,瞬间死了20几万人,我们现在看到多少影像,很少,少得可怜,有几张影像,大部分还是天空拍的,全景。

生命在这种景象里的遭遇没有。一个是拍照的人少,第二,仅有拍照的人,人们都不能脱离那个时代,宣传的时代,有了这种照片他不拍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么一个世界震惊的大地震,我们很少看到哪些让人难忘的照片,汶川大地震不一样了,汶川大地震,尽管有限制,限令,开始的时候有不许去,不许报,不许报死人数。但是很多媒体记者马上就报,电视24小时直播,网络24小时滚动,照片、文字成千上万。

有一段时间那个限制虽然下令的时候下得很严,但是后来不了了之,大家一起冲破。外国媒体对中国媒体是打了分的,不像几个月以前的拉萨事件,把记者都赶走了。汶川地震,你透明了,你进步了,事实上全国人民在这场大灾难面前,这么快的动员起来去支援汶川,应该和媒体的及时报道是分不开的。

报道把大家动员起来了,因为老百姓你要相信,他一看到中国老百姓还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做,只要知道了实情,大家就有正确的选择。

"摄影越普及,对职业摄影师,专业要求越高。"

贺延光: 所以说汶川地震,媒体还是功不可没的。但是问题接着就来了。我们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照片,现在三年以后过去了,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查,问问你周围的朋友,你记住了几张汶川地震,当时可能每个人都看,你现在问他记住了几张。

我做过这个测试,我也不是专门测试,我问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这应该是多数人一个反应。因为和我们搞专业的不一样,我们天天看照片,研究照片,你让一般读者来说汶川几张照片,现在说不上来。可能能有几张。这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镜头无所不在,三年以后应该说特别让大家过目不忘的作品还是不多的。

所以今天这个社会,拍照片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为什么难?因为大家都有照相机,都有会照相的,对照片的评判的标准水涨船高,人们都不知道的时候,不了解它的时候,你拿出一张影像来,可能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现在你拿出一张好照片非常不容易,从这个现象来看,我们应该对职业记者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包括我们网络,网站刚上来的时候竞争,几个网都是比赛,发几十张,上百张,200张,有什么发什么,你就想你这儿热闹了,我作为一个浏览网页的网友我没有时间一张一张看,我要看那个最好的,可是我们有些网站的编辑在这上面就不专业。有多少传多少,传完了,过去了,刚开始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进一步的网络竞争,可能就要求这个图片的编辑越来越专业化。你不是老想着往上发什么,你是要发什么才能吸引你的读者,又节省他的时间。下一步,我估计就应该。

摄影也是这样的,越普及,对职业摄影师,专业要求越高。这是一个肯定的。

"网络也非常发达,这对新闻摄影界非常好,大家一块儿来监督。"

《大师》:而且像现在的话,跟以前还不一样。

贺延光:它那个背景摄影界是死水一潭,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四月影会》单张作品不是最好的,甚至有的很一般,但是它当时起的作用就是在死水一潭里边扔进了石头。来表达人的情感,甚至来表达恋爱,大家为什么看新呢?

原来没有这样的照片,鸟笼子里,大家在看小鸟在叫,人们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是想自己如何挣脱这个笼子的束缚,它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要求它能起那么大的反响,关键是在它的意义上,作品的意义上。并不是作品本身的素质如何如何。这个是次要的。

今天大家都懂摄影了,你搞假照片,你那么容易搞吗?网络马上就给你揭示出来了,原来我们假照片从中央到下边都是,几十年了,我们看的照片实际上是假的,我们都不知道,搞摄影的人少,人家专业人士拿出什么照片,你就看什么照片。

即便我们在80年代末的时候,90年代初,我们搞十佳摄影比赛,我们那时候就反对假照片是态度非常鲜明的,有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叫李锦,是年轻记者,当时是被新华社,是一个标兵,也受到了很多器重,后来就发现他的参赛作品已经被评上十佳记者了,有读者反映,大别山区两张照片是假的,新华社派人专门去调查,调查以后,证明人家反映属实,你是弄虚作假了,我和新华社的摄影部主任,当时新闻会长蒋齐生决定收回奖杯,《人民摄影报》,《中国摄影报》全登了,这事儿很大,业内都知道,但是读者不知道,因为毕竟是你们圈子里的事儿,你登了也是你们圈子里的人注意。

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大家都用照相机了,你弄一个华南虎,“周老虎”网友揭示出来的,那年我们《大庆晚报》的那个,藏羚羊,得大奖了,被取消了,也是网友举报的,年年都有,这说明什么?

你这个行当被群众普及了以后,大家就知道创意照片广告照片你都可以无中生有。Photoshop越棒,大家越佩服你,新闻照片不能改变任何影像,这个已经为所有拿照相机的人,越来越多拿照相机的人所共识。

所以大家就必须监督你,网络也非常发达,这对新闻摄影界,尤其对新闻摄影界非常好,大家一块儿来监督,不像我们那时候做了,我们自己觉得事儿挺大,外边的人不知道。

"捍卫职业荣誉,坏记者得要好记者来管。"

《大师》:你说到假照片,中国摄影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这两个协会都会有评奖,都会有假照片。但是两个协会对假照片的处理态度差别还是蛮大的。

贺延光:它是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网友公众的监督会促进有关部门来证实,有的你还不能回避,像86年全国新闻大奖赛,最佳图片拼到底,后来就被部队有人揭露,就是一个假照片。

老山前线的,全是摄影师导演的,可是到现在也没有揭露,现在当然离那个时段太远了,当时为什么人家反映出来,你不去那儿呢,丑闻,自己的丑闻还是不说了,但是业内都清楚这是一个假的,以后谁也不愿意提这个事儿了,过去了。但是和现在把假的揭示出来,对人们的影响,对业内的影响还是两回事。

现在我想这种监督,因为大家都有了这个技能了,都了解这个行当了,搞那个假的也不是太容易。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假照片影响太大,我最近参加了少年儿童摄影比赛,我们就发现,有的作品拍得非常好,小孩子拍的,也有的拍得特别完美,找那个光线,设计一个很古朴的小院,小孩子在跳绳,那个逆光,那个表演,那得跳几十下,所有人物的安排,甚至带着烟饼去,点一块饼,烟就冒起来了,有画面效果。

我们几个评委都在那儿议论一定是某某省的,一查果然是某某省的。你能赖这个孩子吗?教他的人或者是他看到得奖的那些人都是大人弄的,这种影响,小孩子没准觉得这就叫摄影呢,是我们误导,责任在我们大人。但是你已经看到我们这么批假照片,还有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不少。我想这是一个过程。

只要这个过程我们为维护我们自己职业的纯洁,只要我们坚持,慢慢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大家会捍卫我们自己职业的荣誉。捍卫职业荣誉,坏记者得要好记者来管,不是说业外的人,不好的摄影师得让那些优秀摄影师出来说话,坏警察必须要好警察来管,只有把这个坏警察剔除了,警察的职业荣誉才能树起来,道理是一样的。

《大师》:这个队伍里面的正气和邪气谁压得倒谁的。《红旗照相馆》,那个年代里面不求艺术有功,但求艺术无过。现在大家的意识应该不一样。

贺延光:现在是一个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还有相当的过程。你不一定把这个照片的问题仅看成是一个摄影界的事儿,我们社会方方面面,你说什么都不弄假吧,上学当兵入党,你说什么不弄假吧,谎言的社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摄影界一点儿都不奇怪,所以要治理它。

治理这种事儿也是一个综合治理,我们各行各业都去努力,一点一点往前走,不要指望它一天就消失,不可能的事儿,它有利益。我们这几个评委把它截住了,没准他在另外一个奖项评比就上去了,另外一个,他当然有利益了。

而且得了奖,对这个地区的行政领导,主管领导,都是一种荣耀。这都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我们说是谎言的社会,他一定和方方面面都有利益的,才这么做的。不是简单就说,我们照什么,不照什么的问题。

当时为转移病人,在病房外把施工的拦板立上,外面写着“施工重地请绕行”

《大师》:你刚才说SARS的时候,当时也是颁奖,然后你的发言是在场的一个反思,所有的照片都是4月17号之后的报道,那之前其实媒体没有声音。我觉得那是很清醒的一个反思。

贺延光:SARS,我记得2月份,我到了昆明,下了飞机场,看了《南方都市报》封面照片就是两个武警巡逻,我看了这个照片我第一反映是SARS太厉害了,军人戴口罩巡逻,没有命令,他是不能这样做的。

我一想在北京看美国打伊拉克,这已经到后期了,我们就传说SARS过来,北京开始出现抢大米,抢超市,我们报社食堂熬的药的汤,每人必须喝,我父亲在301医院病复发,必须住院,我到住院处办手续,住院处说你能不能再拖半个月再来。

我说没有床位吗?他说我劝你,这段时间不要来。医院的走廊里,电炉子熬的药,所有的医生护士戴口罩,平常不是所有的人戴口罩,我父亲住不进院,那个时候已经传说SARS了。

我们事后也知道,媒体曾经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不行。我们有宣传纪律,我们有上面对媒体的要求,我们要开人代会,我们不能影响这个,影响那个。甚至在广州,我和新华社一个现场的记者,后来聊天,他说广州,巴西足球和中国足球广州比赛,罗纳尔多,媒体上就报罗纳尔多到街上买了几个手机,有很多好玩的新闻,他跟我说,中国巴西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巴西运动员就看不懂,看台上的观众怎么这么多戴口罩的,陪同就跟他们巴西人解释,戴口罩,不戴口罩分别是两个不同组织的球迷,他们代表不同的立场。

我说我们为什么是一个谎言的社会,处处说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SARS向北京逼进。至少是从广州那面过来的,媒体是知道的,但是媒体有它的系统,朱镕基有很多话,你以为就能说出来吗?温家宝你有很多话,能说出来吗?你说了,报纸能给你登出来吗?新闻能给你报出来吗?你作为总理也不行。中国这只无形的手非常厉害,非常恐怖。总理也不行。

后来当然经过大家的努力,SARS这个事儿政府也调整了政策,这方面还有医学界一些人物的努力,蒋彦永把这个事情捅到国际上去了,后来我到地坛医院,他们医生跟我聊天,来查他们的时候,当时没有公开,要转移病人,那个SARS病人弄的救护车里边装不了几个,还有这么多人怎么办呀,弄到一个病房里,把病房外边,把施工的拦板立上,外面写着“施工重地请绕行”,中外记者到这儿自己就绕行了,他们太相信了。这是医生跟我讲的。

"镜头无所不在,是新闻自由的一个条件。"

如果新闻界内部,有很多我们这个过程是我们有些经验是需要分享的,对我们提高业务是有益处的,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往往把我们的内部的行业的表彰向全社会来展示,好像是在宣传部门的领导下,我们做的这些。你这就不对了,你的表彰名单,包括我在内,全是4月17号以后的,当然我要提出这个问题。

汶川地震,汶川地震最后他们也表彰,我找我们总编辑了,我们报社有两个名额,我是在其中,我说我不去,这是我们编辑部和编委会两次投票投出来的,我说我们要走的时候,你再传达他们的精神,不许报道死亡人数,不许派记者去。

传达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傻了,大家讨论怎么分组具体方案,后来我说了一句,我说这样行不行,要不是因为成都机场关闭的话,我们昨天晚上就走了。温总理都去了,他不让去。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们传达指示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在机场。我们总编辑已经了一下,行。

我们这么情况下才走的,我们自己内部编辑记者和头儿达成了一个默契,我们才这么走的,走了以后,后来我回来以后,我们头跟我说,一翻你的照片,上面又来电话了,不让你们去,你们为什么去。后来我们的头儿说,这样行不行,他要再传回来照片,你就写一个“本报驻四川记者”,谁不知道贺延光是北京的,我说事儿完了,中外都反映媒体这次表现不错,你要在大会堂大张旗鼓的,我说我不去领这个情,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我的报道已经搞完了。

我们头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也不必说这个理由,反正我不去,最好把这个名额让出来,让给年轻的同志。第二次我就不去了,我干嘛去呀。我是说一个事情过去之后,我们中国人要聪明起来,我们摄影界要聪明起来,就在我们内部需要交流,要讨论问题。

不是说仅仅非常简单的你好,我好,大家都表现不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照相机为什么我们去拍这个镜头的时候,闯进俄罗斯的帐篷手术室,被愤怒的俄罗斯医生把记者赶出来,应该让我们讨论呢。

我们为什么看到有的摄影师在废墟面前支着大照相机,在要求一对受难的夫妇,为他做出这样的姿势或者是那样的姿势。为什么有的摄影师专门去派遇难者的面部表情,这个照片究竟怎么拍,镜头无所不在,是新闻自由的一个条件。

"当我们一旦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怎么约束自己。"

贺延光: 但是当我们一旦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怎么约束自己,你这个照片应该怎么拍才能表达灾难,尊重死者,照顾到家属的情绪,家属死者的尊严,家属的情绪,读者的接受能力,你都要考虑。

如果说仅仅以拍灾难为名,仅仅去镜头对着遗体,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到处横尸遍野,到处都是,但是你怎么拍,你想没想到你尊重别人,尊重死者。对我们这个业务来讲,当然是要讨论这些问题了。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下次什么灾难,我们一样让人家赶出来。

你要想人家俄罗斯医生在救人,我们的镜头的侵害性,我们甚至从直播的电视画面里我都听到,一个受伤的伤员好不容易扒出来了,现场很乱,大家往外抬,你就听到一个画外音,因为是直播,在喊“招招手”,要求那个伤员招手,我自己猜想,喊这个话的人是摄影记者或者是摄像记者,因为他需要形象。可是你想没想,那个人是要死要活,还要为你招手。

我们拍了照片是为什么?是为了宣传,我们仍然没有跳出工具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一个新闻。

我们今年看了日本的灾难和我们的拍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死者,死者的家属镜头是非常讲究避讳的,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的问题,我们老是吐痰的问题没有解决,闯红灯的问题不走人行道,老是这些问题。这些最基础的问题不解决,你怎么往前走呢。

所以我说,每经过一次事儿之后,我觉得这些经验的总结,教训的总结都是非常必需的。我是听说西点军校教学净讲那些失败的例子,我们也看到西方记者一天到晚在给他的政府挑毛病。

我们拿这种眼光来约束自己的话,看看自己的话,你才有力量。你才能让读者信任你,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努力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儿。你很难去要求每个记者都是那样的。"

《大师》:警示和教训转换过来都是下一次的经验。

贺延光:即使是别人的,我们现在很多经验是别人的经验。比如说文革我才15岁,我能知道多少东西呀,饥荒的时候,我是有印象,但是我就是觉得饿而已,吃不上饭,我还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还有很多优待,就是那种情况,我自己也看到了很多情况。但是总体来讲,57年反对派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经历过。

书本、影像都是别人的经验、经历都是教科书,当摄影记者,你的学习应该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如果脑子里边没有东西的话,没有独立的品格或者是独立的思想,我不相信能拍出多么优秀的作品来。

《大师》:如果一个摄影记者心里不明白的话,你怎么指望他拍出明白的照片呢?

贺延光:你也不要指望所有的摄影记者都会那么优秀,优秀的人在哪个行业都是少量。这是看你这个人本身,你对自己是什么要求,你就会朝着你的要求方面去努力,这个努力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儿。你很难去要求每个记者都是那样的,那也不现实。

"张火丁是我很敬重的一个艺术家,周云蓬也让我非常感动。"

《大师》:你就是那种蛮执着的一个新闻摄影,你在《中国青年报》一呆一直呆到退休。

贺延光:因为中青报的环境可能适合我吧。其中也有几次,有一个大党报,头儿也叫我去,跟我谈,我坚决不去。后来说你怎么不来,这儿容不下你,我说不是,我开不起玩笑。我当时正在他们单位的走廊里,我说,您看,站在你的走廊根本听不到人喘气的声音,我怎么来,我们那儿多热闹。领导也笑了一下,他也知道我的意思。我也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我。

《大师》:93年那会儿,三联草创,钱钢希望你去。

贺延光:我们都参加了很多空转,到香港都去过,但是最后没有去,不是三联,是因为当时的投资方,人换了,还有一系列的体制方面的事儿。

《大师》:那你后来都是属于玩票性质的,拍张火丁。

贺延光:因为我的时间也有限,张火丁,我自己只是知道这个人。我说这个人唱得怎么样,拍之前去看她一次戏。在梅兰芳剧院,当时是一个京剧,戏编得也或,唱得也好,张火丁有她自己艺术上的个性,戏散之后,谢幕,楼上楼下全是起立鼓掌,很多年轻人拥到台前,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一个京剧这么古老的艺术,在我们现在这么现代疯狂的时候,还有这么多年轻的票友是我没有想到的。后来老六给我介绍,我说行,帮助你做,我觉得值得做。

我想京剧今后不会火到什么地方去,但是这些国粹的东西,这些留下来的东西一定会传承下去,有很多人看京剧是买飞机票追着她,而且张火丁这个人值得你拍在什么地方呢,她很看重她自己的艺术。

你什么时候在电视里边见过她走堂会,没有。你什么时候?春节晚会,人家不走,人家很看重自己的。另外在接触过,我很少和张火丁说话,拍了几次,一次都是一天,两天,我拍了几次。打打招呼什么的,我都不忍心去打扰她,她一进化妆间都完全非常投入,很多事儿不用跟她说,我也能了解她。我这时候没有必要去打扰她,是我很敬重的一个艺术家,我不懂京剧,但是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周云蓬,一个歌星,我说这样吧,你给我看看他的歌,不光是一个歌手,他在歌里边在唱我们大众的声音,而且有很多声音,在富丽堂皇的舞台上唱不了,你可以通过他的歌感受到他的关注,他的文化,他的情感,我觉得都非常让我感动。在排练的时候我就去拍,演出、排练,还有一次演出。

"(《眼光》被禁),到现在没有人通知我,因为什么,下架就下架。"

《大师》:像拍这些,也是一个记录,但是它不是像新闻摄影那样的事件。好像没有特别的像他们搞摄影的会专注某一个题材。

贺延光:这个可能和我的职业也有关系,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讲并不多。另外我在部门也是管这个事儿,还有一些行政上的杂务,你还得管,很难抽出那么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目力所及,你能看到的,你又觉得有价值的,你能不能主动把这个记录下来,至于你的表达方式,专题,单幅,这个都不是特别重要。每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没有必要强求一致。

《大师》:你也没有搞过影展。

贺延光:搞过零零碎碎的影展。平遥,还有云南的大理。我前几年出了一本书给禁了。就是《眼光》。一共是十个,上下没半个月,在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她编我的时候,我就不乐意,这个编辑是新华社的老编辑,有一些东西比较敏感,现在也不是时候,何必费这个劲呢。小波执意要编,我们都是朋友,我说算了。

像赵紫阳,蒋彦永,这些我都没有收进去,我收的绝大部分是能够公开化的。编的时候,人家总编辑也不错,有一天开着车到我办公室来,我很感动,和我商量这个说明,这个词儿是不是这么措一下,这一句是不是稍微改一下。我说可以、可以。人家签了字才能印出来,不签字我能印出来吗?

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卖了半天,卖了100多本。书这么沉,我回到北京再拿吧,回到北京,下架,我赶紧到印刷厂去,开着车,后来印刷厂说,不行。人家给我找了两本印残的,没印好,不能卖的,我保留。到现在没有人通知我,因为什么。下架就下架,所以你出版自由,你都是一句空话。

我曾经给新闻出版总署当时写了一封信,到现在没有公开,因为我牵扯到别的给我签字的人,我也不想让人家很尴尬,我们报社的头儿还见过新闻出版总署的头,一把手,问起我的事儿,人家说,贺延光的事儿没什么问题。

这么说,但是没有人签字,说是说,没有人签字,这个书仍然出版,我现在并不着急,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是整个环境,看法不一样。我有时候就觉得这种经历都非常有意思,我有劝一些爱生气的朋友,不要生气,假如你就把它当成一场戏,你在上面又客串了一个角色而已,很好玩的事儿。

"我们对历史的教育总是选择性的,不能把一个完整的社会告诉孩子。"

《大师》:还是要有韧劲。

贺延光:对。因为中国的这些问题,我们摄影都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只要为前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要付出努力,就有意义。

我就代表50后,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我的经历,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我觉得非常好笑,这都是我们玩剩下的。当时红卫兵不是也那样吗,但是为什么现在这样了,因为你有经历了,你经过的太多,你看到的太多,所以你就这样了。

有的年轻人有一些想法,我觉得也不奇怪,不是年龄出了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是我们对历史的教育,我们总是选择性的。我们不能把一个完整的社会告诉他,昨天出李双江儿子的事儿,后来你想,不奇怪啊,当然说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名人的家庭,非常溺爱,这是家长。

我们整个对孩子的教育,暑期的时候,我看了几眼电视,儿童节目里边,那些故事片老是在打打杀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是说,即便真是战争打起来,我们都要保护孩子,不要让他们介入。

可是我们电影里边宣传的《小兵张嘎》,中国人从孩子那样,怎么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符合事实,中国人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流血,不是因为好打,是因为很难打。我们最后打赢了,你更不能让这个孩子过早的介入你的政治生活。

你看我们学校那些标语,美国奥巴马进一个学校讲演,竟然受到老师和家长的抗议,因为美国人到学校不允许政治家给未成年人灌输意识形态,幸亏奥巴马去了讲的是学习和励志的事儿,要不然他可能很难下台。

所以我们孩子在这样的教育情况下,到处都是敌人。我从小要革命。你说有很多孩子就是莫名其妙,这个车就慢了一点,下去把人家揍了一顿,你要想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家庭当然有问题。我们对孩子的付出,以后碰到一些事件可能看得还要多。

"你不要指望一张两张好照片,人们能记住你一辈子,不可能。"

《大师》:整个社会环境都是很暴戾的。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贺延光是可复制的吗?

贺延光:这个不可能吧,我的经历和现在年轻人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了,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问题的提出,我现在一想,原来我也经历过,看到很多优秀的摄影师,国际上的摄影师,他们拍战争灾难,觉得他们有条件,新闻自由,哪儿都能去。

可是当你看到他们很多其他的日常类的新闻作品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都在身边。那时候我就开始调整,不要想那么远,把你能看到的拍好就不容易,你不要轻易的让你眼前的东西漏掉。

我们现在看李振盛也是,他的作品可能在全世界影响很大,很多国家影响很大,可是他并不是北京的记者,他当时是黑龙江的,一个省报的小记者而已。把这个省拍好了,就把中国拍好了。我们现在看李振盛的照片谁说他是黑龙江的照片,整个中国大革命就是那样。你现在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说,每个人不要我去像他那样,我去复制那样,都不可能,因为每个人处的环境和经历都不一样,你的任务就是把你眼睛目力所及,有价值的东西拍到,拍好。摄影是一个实践的积累,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你不要指望一张两张好照片,人们能记住你一辈子,不可能。

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工作一段以后,一定有一堆作品才行。所以我也是那个观点,拿起照相机进入职业状态,这是一张照片一张照片拍,不是一蹴而就。

《大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恪守自己的职业操守。

贺延光:对。所以我跟我的报社的年轻记者,他们来了,我就跟他们采访的时候开始我就讲,我说你拍得不好,我接受,这方面不要紧张,经验的积累,实践的积累需要过程。但是一次都不能犯弄虚作假。这个是一点儿不允许,允许你拍不好,但是不允许你造假。怕完不成任务,有压力,不行。当记者,你要是造假是危害四方,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大师》:当时一个麦穗上有四个孩子,大家真觉得就是那么回事,因为图片比文字的欺骗性更大,假的跟真的似的。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贺延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