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第47期_翁乃强:不留余地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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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学油画的,却更喜欢用相机来捕捉生活;他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采访拍摄,记录了历史,历史也记录了他;他用镜头直面现实,为摄影寻找到艺术和写实的最佳平衡;他是温和敦厚的前辈长者,也是热血沸腾的青年人的益友良师。他是翁乃强,一个用镜头不留余地地观察世界的摄影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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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海外是搞广告公司的,义父李曼峰在我家画画。"

《大师》:翁老,您的家族里面有从事跟艺术相关工作的吗?

翁乃强:应该是有,我是印尼华侨,我父亲在海外是搞广告公司的。他从小喜欢画画,他也画画。后来跟一个很有名的印尼画家李曼峰两个人合作,搞了一个广告公司,那个时候还搞了照相馆。后来搞电影公司,拍印尼的故事片。

所以我小的时候受到我父亲,还有我的义父,就是李曼峰的影响。我的义父李曼峰在我家里的那个时候画画,画静物、人像,我经常去看他画画,所以都很喜欢的。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影响吧,所以让我回国以后,初中毕业就选择美术,考上美术学院附中,学美术,从事美术。

"我从十一二岁就开始学怎么冲胶卷、印照片了。"

《大师》:还记得您第一次拿相机的时候吗?拍的什么?

翁乃强:我那个时候,在印尼都是小的时候,十一二岁。我家庭就是照相馆,经常看见我父亲给别人照相,自己也动动相机什么的。后来我父亲看我挺喜欢照相的,给我买了一个相机。那个时候是蔡司折叠式的,可以拍8张,加一个框子,可以拍16张的那种相机。

12岁给我买了一个相机之后,我自己就在学校里面拍拍同学,拍拍学校的一些活动,就在上学的时候拍照。也拍一点风光,那个时候到了印尼的火山、覆舟山,到风景好的地方拍一些照片,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学。

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启蒙老师,是一个海南人,叫周昌平,他是《生活报》的摄影记者。《生活报》就在我们家里,我父亲一开始支持华侨进步报纸,那个报纸就在我们家里,所以说我们经常碰见好多记者。那个摄影记者叫周昌平。

我父亲跟他说,周先生,我那个小孩很喜欢照相,你教教他吧。"好啊,我照相的时候让他跟着我。"我有时候就跟着他,我没事的时候,放学或者什么时候,他刚好有事拍个照,他就教我。教我怎么冲胶卷,教我怎么印照片。我那个时候十一二岁就开始了。

"他拍照不是给我们留念,他拍的是汽车上贴的封条,上面写着'大日本军接收'。"

《大师》:那个时候您对摄影的功能怎么理解的?

翁乃强:那个时候就是好玩嘛,我父亲开照相馆,拍了好多照片,我们家里的照片,还有外边的照片,还有照相馆里面照节日。到印尼有个八月十一也是元宵节,那个时候街上人很多,到我家去照相的人特别多,我小的时候就爱看他们照相。

那个表情,各种各样的表情,人物有各种各样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表情挺有意思的,所以说是受过这方面的影响。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事,现在想起来,我就感觉这个摄影的功能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日本人到印尼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要抓人了,抓一些华侨,抓一些进步人士。那个时候,我父亲就叫我们几个孩子在一个汽车前,我家里那个时候有汽车,汽车前面几个小孩在拍照。他拍照不是给我们留念,他拍的是在汽车上面贴的一个封条,上面写着"大日本军接收".

就是日本人到哪儿就把所有的汽车都封了,不让你拿走。就是留下了那个照片,这样子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感觉这个照片可以记录一些事,一个事件或什么事。这个照片在电脑里面,待会给你看看。所以说这方面给我印象很深。

"翁乃强,我看你不一定报名当工人了,你还是学画吧。"

翁乃强: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我没有想大了以后要搞摄影,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喜欢,给同学留留影,现在还有我们小学同学一块在学校里面得奖,卫生奖什么的,在学校里面一块合影的照片。

后来我回国以后,在学校也是经常给同学拍照,我们附中的同学,二十五中的同学,因为我有照相机了,就喜欢照相。

《大师》:你当时的志愿,是毕业以后当一名工人?

翁乃强:不,我要当画家。可是那个时候,当时国棉二厂刚好要招工,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初中毕业,刚好国棉二厂招工,我感觉很多人都去报名,要当工人,当工人那时候光荣。我就说,我也去报名参加,当工人好。

那个时候我一个辅导老师,叫周学瑾,二十五中的。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在少先队员时画布置板报,画一些画,插图什么的,负责板报。他知道我喜欢画画。

而且我参加过景山公园的一个少先队的一个美术比赛,我还得了奖,还拿了一个奖牌。这样子以后他就知道我喜欢画画,他就跟我说,翁乃强,你爸爸妈妈在国外呢,你有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你就报名当工人,我看你不一定报名当工人了,你还是学画吧。就这样子我就没有当工人了,就学画。

学画,初中毕业我就考上美术学院附中,就是这个老师鼓励我的,叫周学瑾。

"那时候学校就像自个家,同学互相之间都很亲的,搞反右的时候伤了一些心。"

《大师》:后来你考上美院之后,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老师,艾中信?

翁乃强:这个是这样子,我在附中美院学习的时候,我有好多老师,像高亚光老师、赵允安老师、丁井文校长,他们都很关心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回国华侨都住校,学校就是自个家,同学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样,互相之间都很亲的,都很好的。

刚好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搞反右斗争,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被划成右派。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都还小,都够不上什么右派。反正就是同学之间有一些矛盾,伤了一些心。

另外,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左"的东西,就是考学的时候,刚好讨论应该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一个普通劳动者,还是一个画家。那个时候到最后得出结论是要普通劳动者,这样子以后美院要"掺沙子",要招一些工农的同学。

我们附中同学很多都是画得很好,都是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很多都是很进步的思想。可是在这种思想下,有些同学业务挺好的,都没考上。因为当时要"掺沙子",从农村、工厂里面调了一些人来学,是这样子的。

我就考,考美院的时候。我一开始想,我是海外回来的,父母亲还在海外,我可能考不上,有一点担心。可是还是要考嘛,就是考试要考。考完了,通过考试以后,给我考试的是谁呢?就是艾中信先生。

他说,乃强,你是海外回来的。我说,是啊,我是印尼回来的。你的爸爸妈妈干什么的?我就说,我爸爸妈妈是印尼的华国华侨,是搞广告公司、电影公司的。反正把我的父亲介绍一下。

他说,你为什么要学美术啊?我说,我喜欢美术,美术能够为人民服务。当时就是这样讲的,为国家服务,我回国的目的也是要为国家服务。后来他说,那你等着,听消息吧。

我那个时候有点紧张,结果一发榜,有我了,考上了。艾中信对我的帮助很大,他知道我的爸爸是海外华侨,我在海外回来的。他就跟我说,翁乃强,你爸爸妈妈都在国外,你有什么事就可以找我,我能帮你的,我一定帮你,很关心的,就像家长一样受到他的帮助。

"做艺术要出自于生活,要在生活里面去挖掘,而不是主观想象。"

翁乃强:更主要的在学习上面,他后来帮助我很大,对认识一些问题。我的毕业创作,到海南岛。那个时候我到海南岛兴隆农场,我是华侨嘛,我就说,我到兴隆华侨农场去体验,我更能够了解海外华侨的心情吧。结果就到海南的兴隆农场参加他们的青年突击队,砍耙。

砍那个荒山,然后弄育林坑,挖坑,种上橡胶苗,很艰苦的。那个时候吃东西吃什么呢?没有菜,吃黄酱,还有米饭,还有空心菜,每天都吃这个。劳动又很强,海南的地方很热,里面有虫子,飞的虫子,还有咬的。

我就在那边体验生活,搞画画,搞创作。回来以后,我就有一种心情,就是对这些画家青年能够回国,为回国开荒种橡胶苗,做贡献的一种热情,要歌颂他们。所以就有开荒之歌,写了一个题目。就画小草图。

我画的是一个年轻人,光着膀子,在那儿拿着砍耙砍,好像人猿泰山似的,后面又有什么动物,有蛇和什么东西,主观地想怎么歌颂他们。反正歌颂这些青年,就把这些稿子给艾中信看。

他就皱了一个眉头,他说,乃强,我想想,你去找韦启美老师。当时韦启美也负责我们第一工作室,就是吴作人工作室,让我去找他,说他可能给你很好的指导。我说,好。我就给韦先生看。

韦先生说,你这个太概念,没有生活。好像你想象的,你不去你也可以画成这样。我说怎么办呢?结果他说,翁乃强,你的速写画了吗?我说,我画了生活速写。你把速写本给我,我就给他了。

他就翻,一翻,就说,这不是很好嘛,这就是生活,这是开荒之歌。现在我这两个老师都不在,他们给我的启发很大。我一看,他说,这个是真正的生活。你在工地上画他们的生活,几个女孩子砍耙的时候休息,休息的时候在磨刀、磨镰,有几个拿着小纸片在那儿唱歌,在一个芭蕉树,还开着花的地方,在下面唱歌。

他说,这个才是你看到的,你的生活。你画了这个,为什么要主观地去想象呢,你在生活里面看到的东西就放在一边了。你那个是概念的,好像是喊口号这样子,没有生活。这个给我的体会很大。

后来我的一个毕业创造,就是画的开荒之歌,几个女孩子在那儿唱歌,有的在磨砍耙刀。这样子,后来使我做艺术要出自于生活,要在生活里面去挖掘,而不是主观想象,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

所以你搞艺术创作,要到生活中去,要真正地了解,不要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主观主义的弄虚作假,去摆布。人家农民不是这样,你去摆布成这样子,你要让他怎么站着,让他怎么样,就不真实了,都是你主观的指挥人。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所以后来我拍照的时候,我特别注意这方面。所以说艾中信是我的恩师,他给我很大的帮助。主要的是在思想跟艺术上面的启发,艾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现在出了好多书。有一个《读画论画》,他分析很多艺术作品、美术作品好在哪里,为什么好。

看了他的东西、他的教导,让我们提高很快,感觉脑子开朗了,有些东西突然开朗了。当然他现在走了,我的三个老师,吴作人也是很好的老师。但是我上美术学院第一工作室的时候他的身体不好,就是一年里面我们去拜访他,让他看看,给我们指导、讲讲,具体教学还是艾先生跟韦启美先生,这两个老师都走了。

"王苗拍的《笼里笼外》,就是跟黄祥坤一块到动物园去拍照,黄先生带她的。"

《大师》:你毕业之后就去了《人民中国》吗?

翁乃强:对,我从美术学院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到人民中国杂志社外文局。

这个杂志就是对日本宣传的杂志,日文版《人民中国》。我又碰上了一个好老师——黄祥坤。黄祥坤也是印尼华侨,他原来是新加坡《南侨日报》的摄影记者,后来《南侨日报》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作为一个进步人士,左派吧,在哪儿待不住了,就到印尼去了。

在印尼,他又到《生活报》,《生活报》就在我们家的那个。来《生活报》工作,不久他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就分配到外文局当摄影记者。他认识我,因为他在《生活报》工作过,他跟我爸爸也很好,就认识我。

到那边我就见到他,我说,老黄,你在这儿。他说,是啊。他是我的老师,他在摄影上面很有经验。另外,他很反对摆布,提倡抓拍,要在生活里面去发现。

罗晓韵,还有王苗也是跟他学的,王苗拍的《笼里笼外》,就是跟黄祥坤一块到动物园去拍照,黄先生带她的。

"当时插秧的时候,农民穿着的确良下地插秧,人家都笑话。一看就是摆布的,不真实。"

《大师》:其实他的摄影不摆布、要抓拍,对您的影响非常大?

翁乃强:影响不小。

《大师》:但是这个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翁乃强:很难得,所以说他到最后挨批判了。他说他吹捧的是资产阶级。其实这个是对的,你不能去强加于人。国家外文局,我们的领导,好几个都是比较好的,康大川、安淑渠他们都比较了解对外宣传。因为我们《人民中国》对外宣传刊物,廖承志很关心,日文版嘛。

还有当时日本的西园寺公一,还给我们写文章,给我们杂志上提意见。还有好多日本的朋友专家,最主要的有总理跟陈毅都很关心我们外文局对外宣传。他们有些讲话有教导,这个都很重要的。对我的拍摄也很重要的。

比如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强加于人。廖承志更是很讲究的,就是说拍照要很生动,不要摆布,都是小豆腐块啊。还有外国专家,日本专家都提一些意见,这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我们有些照片,一看是摆布的,人家就提出意见了。当时插秧的时候,农民穿着的确良下地插秧,人家都笑话。一看就是摆布的,不真实。你是好心,说中国农民生活好了,就让他们这样摆布。人家说,拿一些不真实的东西,要实事求是,让人家相信你,就是你要说真话。

"《背篓商店》:当时北京郊区连个店也没有,供销社的人赶着毛驴卖小商品。"

《大师》:当时艺术还是要服从于政治嘛,怎么样保证政治正确呢?

翁乃强:我们把中国的变化,本身中国的一些情况就是政治,你能够很真实地反映中国的情况,就是政治。我们有很多好的东西,我拍了《背篓商店》,周口店那儿有一个供销社,当时北京郊区连店都没有,都要点煤油灯的。那些供销社的人就要赶着毛驴,驮着油桶,还有小商品。

你听过货郎吗?东北唱歌的那个,就是那个,送货,供销上送货到农村,我去拍那个。很真实的,那个地方很苦。可是日本读者看了以后,他说,这个供销社的人很好。农民是很苦的,衣服穿的大棉袄很脏,可是人家感觉到他们是被关怀,有些人送货到那边去,他们可以买到东西。虽然不是很富裕,可是还有人关心他们。

拍了一组这个,还有好多,像这样子的东西你拍出来之后,人家就感到很美好,中国很美好。虽然当时还刚刚解放,我们穷,又是抗美援朝。中国那个时候说实在很混乱的,不像现在汽车堵车什么的。那个时候很少有汽车,北京现在都有电了,都可以看电视了,那个时候是烧煤油。

谁呢?就是供销社这些人驮着,赶着毛驴给农民送煤油,送小商品。所以说,这些都是很感人的,就是说你要很真实地反映一些生活,很实在地去反映。不像文化大革命前,有些人搞一些弄虚作假,搞一些麦子弄一大堆,让一个小孩坐在上面,说产量有多少,你害人嘛,不是事实嘛。

"做人要实事求是,要真的有诚信,讲话要有良。"

《大师》:能坐4个小孩的,后来有妇女坐到上面。

翁乃强:你弄虚作假这个东西是害人的,你的粮食没有这么多,人家饿得要死,你骗了领导,领导一信就麻烦了。所以说,做人要实事求是,要真的有诚信,讲话要有良心,都是这样子的。

《大师》:您第二年就赶上了文革?

翁乃强:我是1964年分配到了《人民中国》,过了不久就赶上了文革了。还搞过"四清",到衡水东团嘛。那个时候农村很苦啊,搞"四清"的时候我就体会到农民到最苦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父母亲送子弟参军,带着大红花,没穿衣服,光着膀子,带着大红花。

我拍了一个照片,现在还有呢,给你找出来。学校里面,咱们《大眼睛的姑娘》谢海龙拍的那个。

《大师》:苏明娟。

翁乃强:那个时候小学也跟她一样,拿几个土块放起来,上面放一块板,就是桌子。小学校、民办老师都是那样,很艰苦的,这个是事实,就是那样。

"《人民中国》也在不断改变,后来增加了很多画刊,图片故事都是很生活的东西。"

《大师》:当时他们对《人民中国》的报告任务,有没有一些指示,题材有没有禁区?就是能拍什么,不能拍什么?

翁乃强:没有不一定能拍什么,不能拍什么。当然我们的总编辑,编辑部告诉你,哪些题材很好,哪些东西要拍的,我们有些连载的东西。《人民中国》也在不断地改变,一开始的时候,《人民中国》刚出版的时候,也是以文字为主了,照片就是排排座的,有些接见外宾的一排人,或者近似豆腐块。做了消息似的。

外文局局长罗俊同志,就是说要改进,对外宣传要改进,要图文并茂。让我们美术组的李玉洪,一个华侨,也是搞美编的。让他从封面一直到杂志的构成提出一个方案,里面增加了好多画刊、图片,有介绍中国的艺术、美术、民间艺术,还有生活、小商店、鱼店、自行车铺、存车处,很生活的东西。

这些都是很受欢迎的,现在翻翻过去的《人民中国》杂志,你看看有些题材很有意思的。介绍人,比如介绍医院里面麻醉大夫的生活。我第一次拍就是到积水潭医院去,当时我是当美编去的。

后来黄祥坤知道我会照相,他说,你除了美术编排以后,有时间你再去拍拍照。你去拍积水潭的一个麻醉故事,我就去了。我到积水潭医院里面去采访,去拍医院里的工作情况,怎么给病人麻醉,一直到家庭生活,他跟家里的生活怎么样,拍了一组。

结果刊登出来很受欢迎。就反映了人作为一个护士的生活,很有意思。后来他们说,翁乃强你也当记者吧,拍拍照。这样子,我慢慢地就搞摄影了。

"从天安门门洞开始跑,跑到北京饭店就跑不动了,蹲下去了。胃痉挛了。"

翁乃强:搞摄影,刚好1966年左右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反正文化大革命就拍了一些文革的照片。那个时候,我拍照能够见到毛主席、总理,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那特兴奋。

平常拍不到,这个时候能拍到,而且那个时候很激动的,红卫兵啊。说实在的,很感人,这么一个大的场面,轰轰烈烈的,就想把这个事给记录下来。我现在当记者了,有照相机了,而且有彩色片了,我要多拍一点。要把这个时代、这个内容好好地表现出来,就使劲拍。

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不怕累,那个时候我们在天安门下面拍照。那个时候要拍毛主席,能跑到观礼台最高的上面,用长镜头。背了好几个相机,又有长的,又有短的,你想想那个相机很重的。一天就是背着那个,结果毛主席坐着车子的时候,我追毛主席那个车拍照的时候。从天安门门洞开始跑,跑到北京饭店就跑不动了,蹲下去了。

那个地方痉挛了,应该是胃。真的跑不动了,感觉到全身没有力气了,就那样尽量拍。可是待一会休息好了,恢复了以后又快点赶回天安门广场去了,因为毛主席又回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拍照,尽量多拍。

这个内容也拍,那个内容也拍,各方面都拍,是这样。所以现在记录下来,这个相机也是彩色片、黑白片,拍了彩色、拍黑白,多拍,就是这样拍。

"当时都很自觉的,自己摆好了就好。在观礼台的时候,边上就是蒋铎,他们的大炮在拍照。"

《大师》:那时候分组吗?比如说你是要跑哪个项目?

翁乃强:没有分组,我就在下面,给我一个流动的记者证,我就流动。我就在广场那儿跑,然后到观礼台跑。后来说拍毛主席,我到观礼台把照相机支架支起来,把长镜头支好,在那儿等着毛主席过来。

《大师》:那时候各家媒体要抢位置吗?

翁乃强:当时记者也不多,不像现在,现在记者有很多。有个什么活动,你看全都用大炮。后来我在采访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两会"的时候,才看到这么多记者,大炮、小炮的排着一大堆,有外国的、中国的。那个时候记者应该还是不多。

所以,没有什么争抢的情况。当时都很自觉的,自己摆好了就好。我在观礼台的时候,我边上就是蒋铎,他们的大炮在拍照。后来才知道他在那儿,为什么呢?因为我拍的照片有他在那儿。他就在那儿说,这就是我。

还有看见吕相友在楼上面,有个新华社记者在城楼上面拍照,我们从下面看得清楚。

"我当时拍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九次,完了之后拍红卫兵大串联。"

《大师》:但是像当时有彩色条件的没几家吧?

翁乃强:没几家,这是当时国家给我们对外宣传工作的支持,那个时候要用外汇,在香港用这个镜头的。可是那个时候也不管了,有这个条件,有这个照片就尽量多拍。现在想,是应该的。要是不多拍,那个时候的资料就很少了。

那个时候还是值的,这个内容上面是值得。不管怎么样,是留下了一个影像、形象的记录时代的形象资料。所以说,我现在整理的目的,就是把这些整理出来,还是很有用的。

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红卫兵究竟怎么回事,或者怎么东西,都不知道。上山下乡怎么回事,也不知道。现在有一些资料可以看到,基本上记录了。我当时拍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九次,完了之后红卫兵大串联,从北京,还有外地各个地方的红卫兵都到全国各地去串联。

我就选了一个哈尔滨军工的一队红卫兵,他们要走红军的路,走长征路。就跟着他们从瑞金那儿开始走,一直走到井冈山,一直走到长沙。本来要到遵义,要过雪山、草地到延安。有想法,那个时候革命的热情,就是这么好的条件,能够走长征路太辛苦了。

就跟着走,有这个采访,领导也支持我们就跟着红卫兵走。拍了一些那个时候到井冈山的照片,现在是红色之旅,也受到教育,知道红军是很苦的。那个时候一边打仗。我们那儿没有打仗,不是很苦了,走到哪儿睡到那儿,完了之后爬山、下雨。

那个老红军就给我们讲故事,一路走下来,晚上的时候脚有些起泡,怎么用针扎,扎了以后用头发丝插到泡里面,让水流出来。老红军教我们怎么打裹腿,跟着哈尔滨军工的。

"我弟弟脖子上面挂着一个毛主席像,还有好多人打着标语就上火车到北大荒去了。"

翁乃强:现在这些朋友有时候还来找我,我有时候也找他们,挺好的,就在那个时候拍了一些东西。完了之后接着是上山下乡,那个时候我弟弟刚从海外回来,到华侨补校没多长时间也去了北大荒。

去了北大荒,我送他们到火车站,看到那些青年也是满腔热情,前面朗诵,后面唱歌。我弟弟脖子上面挂着一个毛主席像,还有好多人打着标语就上火车到北大荒去了。

可是到那儿怎么样,我就想看看,我就跟领导提出来,我是不是也到北大荒拍拍知识青年的生活。这样我就去了北大荒,拍了一组照片,他们的生活。后来在"798"也搞展览,叫"知青".

这样子连续着,我感觉着应该追求记录时代,摄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别的画画还是主观的东西多一些,这个很客观。

记录时代,你作为记者这个是一个责任,所以说就追求有什么事,国家发生什么事,能拍的尽量拍,能表现的尽量表现。

就这么样,我也没有说领导非得叫你,让你去那儿拍,我自己主动地想,这个有意思,这个很重要的,就去拍。

"没有领导叫我去拍这个那个,想去看晚上北京有什么事,背着照相机骑个自行车就乱转。"

平常也是带着照相机,我拍过北京晚上12点以后,西单那儿赶着一群羊。从哪儿来的?从草原来的,赶羊的,要准备赶到大红门屠宰场。我拍到了,很有意思的,一群羊穿过长安街。也没有领导叫我去拍这个那个,就感觉到去看看晚上北京有什么事,作为记者要了解,背着照相机骑个自行车就乱转。

那个时候说实在还挺安全的,我到白塔寺商店门口,摆了很多酒、饮料和吃的东西,没有人看,开着灯,没有人看的。我就去拍照,后来在那个柜子下面有一个老头一下子起来了。干吗的?我说,我是照相的。他一看照相的又睡了。就是那样,好玩着呢。

就是这样,自己去找事,自己感觉到有意思的。到现在我也喜欢这样带着照相机,不管三七二十一,有些什么东西有意思的就记录下来,这是一种爱好。

"反正自己能够拍到的,感觉到有意思的,就记录下来,也不管用不用,发表不发表。"

我在美术学院,我们的老师,好多老先生,吴作人、李苦禅先生、李可染先生、叶浅予先生,有什么活动我就拍这些。现在学校里面很多老先生的照片我都有,很有意思的。还有其他的,舞蹈界的,有些有名的人物我也拍。反正自己能够拍到的,感觉到有意思的,就记录下来。

我也不管用不用,发表不发表,我就感觉到有意思,这个东西能够留下来,科学家、有些华侨。最近华侨历史博物馆要奠基,他们说,翁乃强你是不是有一些照片能给我们博物馆。

我就可以找到兴隆华侨农场的砍耙开荒,还有种咖啡的老人,种胡椒的老人,就是海外华侨回来,他们从海外带来一些作物的种子在这儿种植。

我现在正在给他们整理这些照片,准备送给他们,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最近我又到海南去,看到一个郑文泰先生,他也是回国以后当过知识青年,后来他到国外去挣了一些钱。然后他在海南岛开了一个爱华热带花园,他在那儿种树,他脸晒得黑黑的,一身汗。

我去采访他,拍了一些照片。我感觉到挺有意思,这个东西记录下来,反映人各方面怎么爱国,反映他们的爱国心,我觉得挺有意思。

"那个时候你到广场里面,你看那个红卫兵,这么多人。那些人狂热,你也受感染呢。"

《大师》:像您这么说的话,文革那部分的彩色反转片,您当时并没有很明确政治上的原因,您觉得有政治含义?

翁乃强:我就觉得记录一个活动,国家一个大的活动,文化大革命,咱们也没有经历过究竟是什么样,不知道。我拍了好多,当然我没有拍下枪毙人,没有拍,那个东西我感觉到不是根本的东西。根本的都是毛主席有什么想法或什么东西,那时候就是很崇拜毛主席的。

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毛主席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然后要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他是舵手,他是掌船的人,我们的航向是他指挥的。所以说还是很崇敬他。

那个时候你到广场里面,你看那个红卫兵,这么多人。那些人狂热,你也受感染呢。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回国的时候,1951年,中国刚刚解放,还苦。

抗美援朝,咱们刚刚解放,本身很多黄金、故宫的文物很多都弄到台湾去了。咱们中国好多的工厂都没有了,倒闭了,好多都给破坏了,很穷的。咱们解放刚刚完了小米加步枪,结果美国在朝鲜发动朝鲜战争。

然后,我们中国被逼得抗美援朝,那牺牲多少人呢,为了国家,为了新中国,不容易。当时我回国的时候也是,因为我坐着大船,我们的轮船到哪儿,那儿都不让你上岸,不能靠岸。到新加坡,我们在公海待着,在香港,我们在公海待着。到最后,这是祖国,派了一个船到公海把我们接到广州。

就是这么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不容易。所以说,当时就是感觉到确实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思想,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他有他的战友,有他的朋友,有很多人。所以对这些老革命很崇敬,一看到他们,在城楼上一排,那个心情。

"用摄影来记录时代很重要,你能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以后可以分析。"

用摄影来记录时代很重要,这个又连起来了。这样子你能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然后以后可以分析,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不对的,有些东西是有形象的记录。当时怎么回事,应该什么地方是正确的,就可以分析。所以说历史经验好好总结,我相信……

《大师》:但是当时你并不明确知道是对的、是错的?

翁乃强:当然了。

《大师》:你到了什么时候才开始有意识它是对的、是错的?

翁乃强:后来"四人帮"嘛,我们敬爱的总理给我们启发很大,清明的时候我拍了很多照片,纪念总理。那个时候我反正记录了一些东西,一看"四人帮"确实是对我们总理太那个了。

所以说有些慢慢地认识这些东西。现在也是,对一些发生的事要多动一些脑子,要分析。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传,你自己就要听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跟你自己看到的、体会到的东西,要经过分析。你就可以慢慢地很清晰了。

有些东西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思想就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认识、改正,不断的认识、不断地进步,就是这样的。可是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方向一定要把握住。就是你要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不要大多数人以你的利益为主。

"像这样见领袖的东西或者什么,我们就不用了,就收起来。"

《大师》:但是像这样拍天安门、拍领袖的那些,你们的照片能用吗?还是要用通用的,就用新华的?

翁乃强:那个时候当然要有审查,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人民中国》提前三个月发稿才能印刷成杂志,运到日本去,才不过期。你怎么办呢?我们要审查的话,要送去送审的话,等回来以后的时间很长。我们就说用《人民画报》的,像这样见领袖的东西或者什么,我们就不用了,就收起来。

假如赶得上,可能会用我们的,因为我们拍的一些照片拍得有些东西挺好的,色彩又好,表情又好,各方面都好。那个时候赶不上,是这样。

"那个时候是废片,现在是好片?不能这么说。"

《大师》:但是你后来拍卖的那张,就是被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那张?

翁乃强: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说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大致理解了我要拍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这个。就刚好毛主席在城楼西南角上,城墙是这样子,下面是很多人拿着……构图上、形象上,各方面比较好,能够反映出那个气氛来,领袖跟群众的关系,所以就拍了。

《大师》:但是后来也有评论说,那个照片在当时应该是一张废片,是废片吗?因为那张领袖形象不够突出。

翁乃强:那个不能这么说,虽然小可是很突出的,他是在那个角,那个照片当时还没有送去审,那个毛主席特别小,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说,你看领袖人物要高大,要表现得怎么样,可是艺术的东西也不一定。

虽然是很小,可是他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也很突出,这个是艺术的表现。而且他可以表现跟群众的关系,一个氛围,一个气氛。我相信当时要发表也可以发表,可是没有审查,很难说。

说废片不能这么说,那个时候是废片,现在是好片?不能这么说。因为他没有审查,咱们也不知道,可是有一点,可是有些人猜想,主席就是应该要特别突出。现在有一些东西是艺术的东西,比如说几个领导人要突出主要的。

画画的时候要大一点,其他都要论资排辈,有的稍微小一点,有的在后面更小一点,这样画画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不应该的。艺术手法是各种各样的,在哪个位置上。

"我们的编辑平常把毛主席像翻了很多,那个地方大小,剪下来贴上去做版。"

翁乃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些照片拍了,发了一套,一看里面有一个主席相在后面挂着,模糊了,那不行,都得修清楚了,拿其他照片翻拍的毛主席像,清楚的给贴上去,换掉不清楚的。那是一个自然的,有前有后,在后面的肯定要虚的。

贴了以后,人家一看空间不对了,一下子跑到前面来了,视觉上感觉不舒服,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修过的照片,影响他的真实性了,人家说你这个是造假的。所以要实事求是,要讲科学,宣传也应该是这样的,艺术应该这样的,我是这么看的,不知道对不对。

《大师》:那个时候有这种认识,应该还是属于蛮前瞻性的了。

翁乃强:不,可是我们那边也要修,要修那个照片,不修不行,所以我们的编辑平常把毛主席像翻了很多,那个地方大小,剪下来贴上去做版。为什么当时极左的那些人,吹毛求疵,故意在照片里面找有没有反动标语。

"你拍好了,发表的就要存字,没有发表的算废片,你们自己可以存起来。"

《大师》:所以上有政策,你们这儿也有对策是吗?把毛主席像放在这里备用。

翁乃强:对,备用,那个时候我们的编辑就是这样的,怕人家不行砸你。

《大师》:但是相对来说,你们的氛围还行,你们的照片都没有没收和上缴?

翁乃强:没有,我们自己收下来了,领导也没有说话,我们交了以后,用的我们就交了,存字。可是现在存字的照片都找不着了,反而自己收着。因为自己通过劳动,有一些想法,这些东西很珍贵的,所以尽量保存好、保护好。

《大师》:他们也不追查,就是说你们内部?

翁乃强:有什么追查的,我们领导都很了解,我们有一个规定,你拍好了,发表的就要存字,没有发表的算废片,你们自己可以存起来。

"我们那一辈人,上山下乡经历过,对农村的老百姓感情上就不太一样。"

《大师》:发表多少会影响到的你们的考核、工资?

翁乃强:那也不少了,我那个还有发表的,在杂志里,文革的时候发表很多照片,有拍的,也有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有一些东西拍了,我还拍了好多农民的,像林县修红旗渠,还有徽县的农民造地。

那是很感人的,那些人住在工地上面,冬天下着雪,在那里刨。有一个荷兰的摄影家叫做伊文思,很有名的一个纪录片的大师。他到那边他都提,中国农民简直太厉害了,一个大石滩,把石头挖出来,垒成坝。

从远处一车土、一车土给垫平了,造田。在山上修水路,那些石姑娘,女孩子,十七八岁,搬石头、打石头,垒成墙,弄成坝,修水利,男的更厉害了。

挂起来吊在上面,放炸药炸,修路,那些都是很感人的。我们也是受到教育,刚刚下去,当记者的真的要下到老百姓那儿,群众那儿受教育的。我也到干校去,也养猪,也插秧,也种田,也淘粪。

什么都经历过,所以对于这些劳动人民的感情上是很有好处的。我们那一辈人,很多都有这样一段经历,这是体验上山下乡的,也经历过,对农村的老百姓感情上就不太一样。

下面农村还有很苦的,还有农民工一些东西,有一些人瞧不起他们,我们很反感。最近蒋铎,还有好多人去拍农民工,我说拍得很好。

反应他们的生活,他们是建设者,我们好多北京的路,能够住到这么好的楼房,都是他们在流血流汗的,所以说应该很尊敬他们,

"有一些东西也不要回避,谈到不好的就是应该记录下来。有阳光有阴影才有意义。"

翁乃强:所以我看到那些年轻摄影家、摄影工作者拍摄这些东西,也是一种相互学习,有好多《垃圾围城》,反映垃圾公害,一些社会里的东西,目的还是要让我们国家越走越好,越来越好。一方面是歌颂,一方面还是要提出一些问题。

谈到一些不好的,也应该敢于反映,目的就是要进步,有阳光有阴影才有意义。全都亮的,那不符合自然规律,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做得不够好的。

作为一个记者,就是应该实事求是,谈到什么东西真实的。有一些东西也不要回避,谈到不好的就是应该记录下来。

"我学画画学了九年,潜移默化对拍照影响很多。"

《大师》:文革期间您大概拍了多少片?李振盛说他拍了有十万张。

翁乃强:我没有数,反正不少,黑白片还没有整理,反正一大摞,一大堆,一箱一箱的,还没有整理。反正我这个人,不管怎么样拿着照相机就得拍,看到什么东西,不论好坏,需要用不用,感觉到有意思的,我就记录。

美的不美的我都记录,就这样习惯了。现在我还经常带着照相机经常出去拍照。

《大师》:为什么很多人看到您的作品,会觉得很当代、很观念的东西在里面?

翁乃强:可能是我学美术学的,跟美术有关系。为什么?我学画画学了九年,初中四年,美院五年,九年那儿画画,搞创作,搞构图,受到好多老师的影响,看了很多画展翻了很多国外的画册。

这些潜移默化给自己增加了好多,比如说拍照怎么表现,有什么美,怎么美丽,可能不知不觉,在拍照的时候,在取景器里面,觉得这个好看。这幅图应该是这样子的,往哪儿看,构图,我怎么剪裁,用什么镜头,就琢磨了。

我就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形式跟内容的问题,一直在争论,你说是什么呢?实际上毛主席不讲清楚,你这个内容好,可是你没有好的形式就不是很感人的,你得要有表现力。

我跟别人拍的同一个东西,假如说我的构图、取景、用光上面我比他强,同样的照片,肯定我那个是受欢迎的。有一些内容是一样的,他那个平淡,一看没有吸引力,没有震撼力,即使内容好,也是不受人家重视,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

所以艺术形式跟内容的关系,当然不是为了形式而去弄内容,这个脱离内容形式也是空的。我们看画看很多片,受到这方面的教育比较多,有好处。

《大师》:把这种观念带入了摄影。

翁乃强:人家说,翁乃强你拍的照片怎么像油画?我也没有特意的做什么。就是拍照,怎么表现更美、更好、更强烈,就是这样的。

《大师》:所以纪实和唯美这两个东西,你把这个观念也带入到四月影会里去了?

翁乃强:四月影会有很多青年人拍的很好,比如说最近我看到四月风里面有一个拍《象奴》,我就很激动。他拍的是老挝那个地方,咱们有一些人在树林运木头,伐木工人养了一些象,那些象就是去拖木头的。

那个象瘦的,很艰苦地拉那个木头,拍的很好,形式又很好,我就很激动。我感觉这些照片很好,拍得好,我应该向他学习。这些年轻人他们有想法,他们也在不断地追求。

上一次有一个人说有一张照片,他们评论,拍的是三线铁路成昆铁路,都是在高山上弄一个铁路桥,火车在上面跑,那个人拍的比较平淡,为什么?他拍摄的没有很讲究。

就是把这个内容拍了,这个内容很好,反应我们艰苦的交通,四川、贵州那些地方,那些交通都很不方便,"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这种环境里面修铁路,经过多少工人,甚至于流血、流汗,牺牲在那儿不少人。

"比如于丹,我爱听她讲的,她讲得有意思;有些人做报告,讲了半天都烦了,不愿听。"

翁乃强:这个内容,可是他表现的平淡,人家说你拍的不好,他不信人家的。所以说,有一些东西是这样的,比如说舞台摄影,我以前也拍舞台跳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你拍的时候都是摆的,摆的死死的,就像做的洋娃娃。

他在那儿摆,我拍,不好拍,假如说你懂得那个艺术表现,他的动感,动跟不动,虚跟实,表现得更好,气氛不一样的。所以我不喜欢那些摆在舞台上摆死拍摄的东西,舞台艺术应该有他的表现力。

舞蹈是舞蹈,戏剧是戏剧,戏剧就要抓表情,那个演员的表情正在说什么。舞蹈要拍动作、形体,他用形体来表现思想、感情,艺术表现矛盾的统一。

动跟静的关系,大跟小的关系,黑跟白的关系,艺术手段很多,语言很丰富的。如果干巴巴的,你只要是能说,比如于丹,我就爱听她讲的,她讲得很有意思,有些人做报告,讲了半天都烦了,不愿听。

"人老了,不像年轻的时候从瑞金一直走到长沙,一边走一边睡,一边走一边拍。"

《大师》:刚才您听到四月风,您一直还是在关注四月影会这个群体,几十年来的作品。

翁乃强:没有,他们有时候也找我。我这个人跟年轻人比较愿意交流,不摆架子,我就反对大家、大师,什么大师啊,就是搞摄影的,喜欢摄影的。

现在大师一大堆,不讲这些名利什么的,就讲作品。你要做出作品,这是根本的。另外,你也不能吃老本,你拍了一些过去的东西,那是那个时代,你以前拍的东西。

现在没有什么东西拍了,你没有什么进步,人老了,动不了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可以背着照相机,穿着几件衣服,有跟着红卫兵走路,从瑞金一直走到长沙,一边走一边睡,一边走一边拍。现在就没有这个体力了,有这个想法也不行了。

我现在就是喜欢看作品,看年轻人,他们的作品,也是一种学习、提高,有一些自己没有达到的(水平),这些年轻人达到了。那个时候搞摄影的很少,现在很多了,现在照相机条件也好了,各种照相机,数码相机,也不需要胶卷,反正我有卡,尽量拍,拍完了以后在里面挑好的。那个时候你拍几张,一卷胶卷过去了,再拿胶卷,那是钱,现在就可以多拍。

"现在的年轻人更开放了,他们拍的东西更开放,现在框框少一点,这些都有好处的。"

《大师》:您的心态其实还是蛮开放的?

翁乃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年轻人,现在还有很多人来我这儿,跟年轻朋友来聊天,拿出他们的作品来。有好多是从国外回来的,也跟我交流,看他们到国外拍的照片。现在的年轻人更开放了,他们拍的东西更开放,现在框框少一点,这些都有好处的。

"那个照片是怎么出去的,我都不知道。反正有人用了,用了就用了。"

《大师》:您的作品开始进入拍卖市场是2003年华辰搞的那个?

翁乃强:我没有想,陈光忠他们去弄的,我都不知道,他们的拍卖会我都不参加,他们就说了大致拍得挺高的。那个照片说实在现在看,还是有历史价值的,现在到处都用,连国外都用。

我最近听说法国有一本画册,写着《MAO》,里面有好多我采拍的照片,刘香成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的画册里面也用了我的,还有的书籍封面也用。那个照片是怎么出去的,我都不知道。反正有人用了,用了就用了。

现在我还没有整理,我想整理,为什么?我想把我拍的东西,到最后集中在一块,搞一本画册。我现在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弄出来。当然,现在网上好几个地方用了,还有其他的,也找我。

"珍贵的照片就是要记录历史、记录时代。画画是画不出来的,那是活活的标本。"

《大师》:但是照片的量还是很少。

翁乃强:我没有扫完,好多照片还没有扫完了,就是这一方面多一些,其他的还没有弄。

《大师》:您的照片在收藏市场走红,是因为题材是文革是吗?

翁乃强: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因为这方面的照片很少,尤其是彩色片。内容上也是一部分这方面的,它值得留下来,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照片,我为什么说珍贵的作品就是要记录历史、记录时代。

义和团的,老北京的照片,以前八国联军侵华,到现在很多人在收集,他记录了一个历史,中国的一个历史。

有一个在咱们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有一个义和团,中间要杀头还是什么,有一个胖子义和团团员,一排用绳子串起来绑着,那照片是记录历史,没有了,怎么也不行,画画是画不出来的,那是实际的东西,那是活活的标本。

"一张好照片需要很多积淀,思想的积淀,另外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翁乃强:有一些东西就是这样的,摄影怎么说呢?有一些人现在把摄影跟绘画拉开了,好像绘画很珍贵,我是画画的,我没有一个倾向,你要说画画珍贵,我也说画画珍贵,你说摄影很珍贵也正确。但是有一些人觉得画画比摄影高一块,为什么?有一些人认为,摄影按一下快门就一张。画画要下功夫,其实不然。

一张好照片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他要很多积淀,思想的积淀,另外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么巧不容易的。

最近有一本杂志,他把画插图的名字写得大大的,照片是谁拍的得拿着放大镜看,很小很小的字。很明显的,那个美编本身可能有想法,我觉得画画的比这个摄影的高。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有。有一阵子还不署名,后来总理说了,这个不光是登名字的问题,而是有责任。出了什么事儿你还得负责。

翁乃强:另外一个方面,说实在的,图片我看了,很多很珍贵的历史,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应该是很珍贵的,你看历史博物馆,很重要的事情,都是用照片的。你写文章,写了好多文章,有的时候一张照片就解决问题了。

我是这么看的,当然不是说就是高,有一些文章也是写得很好,有的照片说不清楚,要用文字来表现、深入,给他解释。所以每一种形式、内容都很重要,主要是要好。

《大师》:我接着您刚才说的,其实摄影的图片价值,没有被承认或者认可,跟绘画比起来,现在收藏市场来说,一个名画的价值摆在那儿,大家的争议可能会少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当代社会纪实摄影,在市场上的反应很低迷,您觉得这个?

翁乃强:这个是不正常,等以后就知道了,时间历史越久越有价值,不管怎么样,绘画主观成分多一点,作为记录历史的话,更珍贵的是照片,很多历史画画都是照着照片画的,他的底子是照片,通过照片另一种组合。

用艺术手段,使他更强烈,视觉形象更强烈。所以说,摄影也要讲形式,要表现,不然的话,画画的时候,就可以解决了。其实很多现在的画,很多好画都是靠照片。不然你能够写生吗?那些历史人物,毛主席你能让他摆在那儿画?不行的。

那些英雄人物或者什么东西都不在了。他只能通过那张照片,通过照片作为一个资料,再提高,也不容易。因为我也是搞美术的,也知道,可是不能认为摄影没有画画这么高。

"我的思想当时就是这种,实事求是的,我不能超越我自己。"

《大师》:现在拍卖市场上,有两个阶段的摄影作品卖得比较好,一个是庄学本、吴印咸那一段的。

翁乃强:那是早期的。

《大师》:对,再一段到您这儿,就是您跟李振盛这个时期的代表,因为文革这一段,其实是影像资料最缺乏的一段时期,提到这儿,您比较一下,您跟李振盛还有蒋少武?

翁乃强:我不能比较,要群众去比较,可是我拍的东西,因为我在北京,我就可以拍到中央文革的时候,有领袖人物在场的,还有群众,那个时候是中心,条件比他们优越。

当然有人更优越的,李振盛说他,我的胶卷彩色片拍几张,就要拿出来,翁乃强那儿照片胶卷彩色片很多,我占便宜了。就是这样的。可是从内容方面,还是让群众自己看吧。

群众看喜欢哪一个,哪一个表现地更好。当然人家说,翁乃强你是多数,我的思想当时就是这种,实事求是的,我不能超越我自己。假如我当时能够看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那我比毛主席更高明了。你说是不是?

要通过一段实践,通过一段经历慢慢地提高认识,就是这么一个水平。人家说照片要反映你自己,写作也是反映你自己,你记录了历史,历史也记录了你,这是必然的。

你的思想没有到那个程度,你能够超越?不可能的,就是实事求是。

《大师》:我觉得你说得特别真实。

翁乃强:就是这样子的,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的。作品本身就表现你,你对他是歌颂呢?还是批判呢?通过作品可以看出来。就是人家陈光忠给我写的那个,我记录了历史,历史也记录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咱们没有选择,那变成一个机器了,就是照相机了,不是一个摄影人了。"

《大师》:您当时说过一条拍照片的标准,能不能理解为你的摄影理念,对存在现实的选择记录。这个是您本人的一个表述吗?

翁乃强:是一个有选择的记录。

《大师》:你选择的标准就是你刚才说的意思?

翁乃强: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感觉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就是这样的。咱们没有选择,那变成一个机器了,就是照相机了,不是一个人了,不是一个摄影人了。什么都不拍,不动脑子,没有价值。

因为在你拍照的时候,你就要有想法。刚才他要看看光线,看看构图,看看怎么样表现更好,他有想法。我没有,就把机器放那儿,让他自动,不管了,不可能的。另外距离、大小都有想法。

"不断地追求进步,克服缺点。要有爱憎,要爱什么,恨什么。"

《大师》:再问您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安哥说,搞摄影的人,他的作品跟他的人生是交织在一起的,有什么性格的人,他的拍摄的题材或者成片就是那个样子的。那您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翁乃强:我同意他的看法,安哥我很早就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他跟我住在一个院子里,华侨公寓。另外,他爸爸也是我们华侨领袖。

《大师》:您的人哲学是什么?

翁乃强:追求进步,要不断地进步,克服缺点。要有爱憎,要爱什么,恨什么。这是我的想法。人就是这样的,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因为你拍照本身就是反映自己的思想、感情。假如你不喜欢,你就弄得很丑恶,拍的时候,在艺术上,也可以弄得光线、色彩上面都可以弄不喜欢的。从形象上,做一些作品,不美。你喜欢的,就可以给他弄成高大的,挺明朗的,这个可能跟学美术有关系。

《大师》:您刚才说的,您最近在整理个人的一个作品集,能稍微透露一点消息吗?

翁乃强:大概就是我拍的,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我想弄一个画册,主要向大家汇报,做了这么多年摄影,年纪大了,到最后可能要走了,最后介绍一下摄影。我拍了什么东西,做了一个什么工作,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我希望弄得好一点,能够真实地把我的想法、表现的东西奉献给大家。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带不走的,这些东西要留下来的。

"不要背包袱。不要想名利,不要想这么多,就行了。"

《大师》: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翁乃强是可复制的吗?

翁乃强:翁乃强是翁乃强,别人要比翁乃强好的,可能会出现很多,比翁乃强坏的也有,可能也不少。这个东西翁乃强就是翁乃强,翁乃强不会复制的。我有很多想法可能是好的。

可是我有很多缺点,有很多错误,人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要看到自己,你说起一个什么大师,我说不要这样讲,不用这样,咱们实实在在的。

比如作品,有好的作品,也有不好的作品。有的可以珍惜,有的可以不珍惜。自己走得路,有走对的,也走错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有一点,这个思想上面,不能没有追求。

自己一定要往上看,往前看,往好里面看,往进步里面看,使自己有一个很好地终结。有错了的,不好的就改了,改了就好,不要背包袱。不要想名利,不要想这么多,就行了。

翁乃强:要多看人家的优点,学习人家的优点,好的东西,克服自己的缺点,自己的不足。我有时候想到我的老师,有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老师水平这么高,我现在差太远了。

我的恩师艾中信写了多少著作,写了多少文章,画了多少画。吴作人也是这样,所以看他们感觉到他们,自己确实不如他们,还不够。

因为年纪大了,感觉到自己做得不够,老师的东西自己能够多学一点,所以说,我现在谈他们,我帮助艾中信的孩子,帮助他一块,提一提老师的画册应该怎么编呢?帮他翻拍东西,整理一些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到他们挺有学问的。

"有时候下去拍了一些照片,哎呦,这个完全可以入画的,就这样为它激动。"

《大师》:我看您在摄影跟绘画这两块,都兼顾着?

翁乃强:不是,我现在画画,因为很久没有画,以摄影为主,因为工作需要,当时就让我到《人民中国》当记者了。所以画画很少了,可是我很喜欢画画,有时候心情来了以后,想要画,憋得难受,学了九年画,怎么不画。有时候是这样的。

有时候下去拍了一些照片,哎呦,这个完全可以入画的,就这样为它激动。可是一到具体的时间摆在那儿,让你画就会分心。又想做这个,又想做那个,所以说我这个人有一些感情用事,不是很踏实。可能是感性的东西,感性的多一种。

没有逻辑,不像一些科学家,有条有理的想法。我这个可能来到一个地,就想到什么东西,结果没有做好,把事儿都耽误了。

很想画画,这个就是,我那个时候到西藏去,我看到了雪山高原。那些藏族护路工背着石头一边走一边撒石头,就是维护公路。我很感动,他是护路,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护路拉姆》。就是护路仙女,拉姆是仙女的意思,所以就画了这么一幅画。

还想画很多,像陈毅我也想画,可是陈毅同志我没有画好,我心里面搁了好长时间,我就感觉到,水平太低,还是没有表现出来。想做的事儿很多,可是做得不好。

"每个人都希望追求美好的东西,可是追求美好,不要太自私,你要想着大家。"

翁乃强:我们班同学,有很多有出息的,四川的徐匡,搞木刻的,很有成绩。蒋铎也拍了好多,到现在他拍了那个《农民工》也很感人,有好多。

朋友之间,同事之间互相学习、交流很有好处的,也是互相鼓励,互相促进,他进步了,自己也向她学习,这样不断进步,挺好的。所以年纪大了就感觉到朋友的珍贵,老师的珍贵。

友谊这个东西不能伤害,过去做了一些伤害朋友的事儿,心里很内疚的。人老了以后,就会珍惜了,人生的珍惜,友谊的珍惜。

有时候在四月会,在网上看到我们一些朋友,好久没有看到,他们的生活有不如意的,自己内心会感觉到一点伤感。感觉这个同学怎么这么不幸啊,家庭出了这样的事儿。当看到同学有成绩的时候,心里面特别高兴,我这个同学多棒,又出了一个东西,真好。

友谊是很好的,你的进步,你的人生都是靠父母、师长、朋友还有家庭这些呵护,才能够完美。什么叫做幸福就是这些方面感到幸福。

《大师》:您真是性情中人,算不算?

翁乃强:我爱人也挺好的,我爱人是大夫,她很关心我的生活。我有病,她都挺关心的,带我去看病,注意要吃什么,家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女儿也是很关心我,有时候给我买衣服,爸爸送你一件衣服,你生日了,给你送一件红衣服。所以有很多这样很美好的事情,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每个人都希望追求美好的东西,可是你追求美好,不要太自私,不要想着自己,你要想着别人,想着大家。你想着大家,大家也想着你。这是必然的,朋友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