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十来岁,为了糊口,被他们挑选出做儿童的群众演员。"
《大师》:于老师,您12岁的时候就已经被伪满映画挑去演儿童片了?
于洋:我原籍是山东人,在1938年的时候,我逃荒到东北,闯关东。当时在长春,我的哥哥在长春电影制片厂里面做演员,我去投奔他。
到后来,我和我母亲去了以后他就走了,把我放在那儿。当时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虽然十来岁,为了糊口,为了生活,就像现在的群众演员,当时就被他们挑选出做儿童的群众演员,挣一点钱,帮助妈妈过日子。
也就十二三岁,那时候接触过电影。但是我对电影没有什么印象,只是接触
一下。后来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的哥哥从国内到东北找了我,
我的二哥是老八路,找到我参加了革命。
当时我是在长春公安局做侦察员。那个时候侦察员,你们看谍战片也知道,
什么样的人都有,上至四五十岁的,下至一二十岁的人都有。
因为搞情报,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基本上都有。那时候我就是个学生。因为对这个电影制片厂比较了解,所以到电影制片做些工作,就认识了很多电影制片厂的人。
当时日本投降以后,政局很不稳定。特别是1946年,国民党撕毁了和平谈判,
当时就大举进攻东北,派了他的新一军、新六军。当时东北占据很紧张,八路军所属的这些单位基本都往北部撤退。当时叫北满。我在当时也就想跟他们一块退,但是当时因为情况比较紧张,
在战事情况下,半夜的时候大队伍就撤了。
我还在一个地方睡觉,当我醒来的时候,出去一看人都没了。我的哥哥和我的母亲他们都走了,电影厂的人也都撤了。我住在电影厂的附近。
在这个时候我就很紧张。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就进城了。因为他们利用了一些原来在敌伪时代的一些人,他们都比较了解情况。进来之后就把各个地方戒严了,不让走了。
"王人路一看我在公安局里关着,写了一张条子,作为我的保人把我给保出去了。"
于洋:我虽然十五六岁,但是我的个子长的很大。在这个时候我想走也走不了了,这时候他就清城,派部队的人,当地的人领着他们查,查什么呢?查当时八路军由于紧张撤退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撤退了,这些留用人员。
我们就被清查出去了,清查出去就带到公安局,在当时就审判我。当时我一看,有穿军装的八路,也有不穿军装便衣的。这时候就问我,你是准备跟着八路
撤退的?我说对,我是准备撤退的,我说实话。
问我怎么没撤退的了?我说你们进得太快了。当时,说老实话,有点装傻充愣,这样才能够隐蔽自己过去做工作的一种状况。他们审讯我,我也跟他们坦白讲。
我说我哥哥是老八路,我的母亲他们都向北撤了,我走不了了,你们怎么发配?因为我认识电影厂很多人,电影厂很多有些在人们印象当中,有些演员也好,
导演也好,那些人他们都知道。因为当时做这个工作的人,很多都是留用的过去
敌伪时期的警官,他们都认识这些人。
审问我之后,就问我认识谁,我就讲谁谁谁。那个是我们的朋友。我其中特别讲到一个人,叫王人路,这个人到后来金山去拍电影的时候,叫《松花江上》
他是男主演。王人路跟我私交非常好,我跟他叫王大哥。
他说你认识王人路?我说我认识。那好,你找他保你出去,我说那太好了,
我就写了个条子给王人路。因为王人路在当时,他是作为一个苏联的翻译,他的俄文非常好,撤退的时候他没有走。到后来,他一看我在公安局里关着,关了三
四天了。这个时候他写了一张条子,他也来了,作为我的保人把我给保出去了。
我住在这个监狱,虽然是三天,不到四天的时间出来了。但是这在我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所有被敌人抓去的人,只要放出来就有
问题,一般的来说都往叛徒上来联系。我是不是承认什么了?暴露了什么了?其实什么都没有暴露。
文革当中还派专案组的人到了长春敌伪公安局里,就是国民党的公安局里,
调查外调材料,还真查到我的材料了。当时我叫于延江,审讯我的材料都有。
宣传队、专案组看了我的材料之后,认为这个材料不错,我没有暴露任何情况,只是说我的哥哥是个老八路,我的母亲想跟哥哥,我们一些团员们向北撤,
就是这个。他抓不到我任何的工作,特别是我做侦察员,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自
己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事情不能暴露,一暴露我就完蛋。
所以经过这么一次考验,虽然到后来经过十年对我的审查,最后认为我没有问题,所以就做了结论,而且有了材料。在这个时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国民党接收大员去到了伪电影制片厂去接收。
大员是谁呢?是金山。金山带着很多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派他去接收。
当时他接收这个电影厂房的时候,已经让八路军把器材完全给拉走了,人员都带走了。所以这时候,金山像演戏一样说,哎呦,这八路真厉害,把电影厂的器材,
日本人留下的器材都拉走了,而且拉得非常光,非常彻底。一点都没给我们留下。
"我当时做了一个动作,嘴一歪,一瘸。你还记得十年前被你谋害过的宋丹萍吗?"
于洋:当然到后来我知道,金山是我们地下党的党员。也就是说,他这个国民党员实际上是共产党。所以这时候金山作为国民党的电影制片厂,1946年七七
那天成立电影制片厂。他说原来在电影制片厂想来的人,都来报名,他重新考核
一下。
我这时候没地方去,没有证明,没有钱,没有身份证。当时战局非常紧张,
任何地方都不让走。所以在这儿我就报名去了。到后来由金山和另外几个人,也
都是摄影专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叫盛加伦在一块考试。你这个小朋友,你原来是在电影厂的吗?
我说我在这电影制片厂我认识很多人,原来在这儿当过群众演员。那好,你现在准备怎么办?你想来考我们这儿?我说是,我想考你们这儿做演员。金山说,
你能够给我表演点什么看看?我那个时候十五六岁,也不知道什么害怕。
我说,我看过你的电影。他说看过我什么电影?我说《夜半歌声》。我就模仿《夜半歌声》的一段表演。他说好,你表演我看看。我当时做了一个动作,嘴
一歪,一瘸。你还记得十年前被你谋害过的宋丹萍吗?他就鼓掌。
你这个小鬼不错,你就在我这儿做一个学习演员吧。因为你很小。我说是。
你有二十吗?我说没有,我就十六岁。他说你长的很大,我说我是山东人。他当
时就拍板收下我了。
所以我就成了国民党长春电影制片厂金山领导下的见习演员。第二天,先发一点钱,然后要发证书,工作证。也发了一点钱,我收到这个东西之后,这时候我就找几个人串联,我说谁想往北边去?
"我心里面就揣着个小兔子,我一定往北边走。"
于洋:这时候,人们都不想走,因为在当时来说,很多人的正统观念很强,
认为蒋介石是国家正统人。过去日本人在这儿统治,一下光复了,找到祖国了。
认为八路是打游击战的,不是正规的军队。很多人有种正统的观念在当时,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今天我们冷静回头看看,当时有些人认为,不做亡国奴了,做了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当时很多人就报名。这个电影制片厂,在七七那天就成立了。成立了之后,大概是七月十号,就发身份证,发工资,我一下有钱了,而且有了身份证。
在这种情况下,我心里面就揣着个小兔子,我一定往北边走。我不能在这儿。
因为在当时,我的哥哥,我的母亲都在哈尔滨。所以,发给我证明书之后,我找了一些人有的人就不走。其中有个人想走,很矛盾,因为没钱。
我有钱,因为给了工资。然后他就说好,我跟你走。他就跟我一块,我们两个人,从长春徒步走到哈尔滨,当中要过松花江封锁线,走了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对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一个少年来说是很大的锻炼。
"枪响了,你们谁也不准吱声,谁要响一声,我就把你们拍到江里面去。"
于洋:我记得过封锁线的时候,国民党收复的一个土匪队把着江口。因为松花江分两条江,主江和支流。这两条江要过的话非常不容易,特别是主流。
而且当时有很多人都在过。为什么哈尔滨有很多老客倒腾东西往长春,长春也有很多老客往那儿倒腾东西。这个当中就有很多我们地工人员来回走。我当时路上的时候人们就问我上哈尔滨干什么,我说我是哈尔滨人,我家在哈尔滨,回家去。
现在这么乱,我干嘛在这儿?在过封锁线的时候,国民党收复的土匪队发现了,机枪就扫射。我记得我们在过主江的时候是半夜两点多钟,当时老百姓划的船,我们当然得花钱,一个人挣十块钱,给他十块钱。
我们一个船上七个人,一个小筏子,就七十块。他经常这样来回运送人。一个老船工,枪响了,你们谁也不准吱声,谁要响一声,我就把你们拍到江里面去。
这时候我们大家都非常紧张趴在那儿。
就看着子弹在江面上,扫射。没等靠着江面,老船工说,往下跳。这七个人噼里啪啦都跳到河里去了。这时候我一看大家跳我也跟着跳。不管怎么着,我虽然长的大,但是比他们都矮。一跳下去之后,水到这儿,一跳一下上来,所幸我会点狗刨,我就过去了。
我们这七八个人,后面那条船就没过来,后面那条船给打翻了,有的人就死掉了。我们过来之后,已经是快亮天了,四点多。是七月底,八月初,东北又很冷。这个时候这七个人当中形成了自然领袖。
有一个人就看着他的指南针,他的表,就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往北走,大家注意听,有鸡叫声,那就是说,我们要到农村了。而且我们路过的这都是三不管,
有土匪在那儿,我们人也经常去,国民党也经常在这儿,还有一些土匪部队就是这样。
"老百姓给我们生起了火,给我们煮了汤喝。"
于洋:在快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鸡叫声,就到了农村,到了农村这时候我们衣服都是湿的,脱光了在这儿烤,老百姓给我们生起了火,给我们煮了汤喝。当时老百姓做的窝窝头,走了一夜,也很饿。
老百姓得要钱。这时候我没有钱了,我就说,我是个学生,我的家在哈尔滨,
我没有钱了。他说那这样吧,你没钱可以,你跟着我们搭车走吧。我说好,旁边有个人,就说这个小老弟不错,很勇敢。
有的人就替我给钱。老乡也都很通情达理,看着要回家,有这样一个学生,
就让我跟着车走了。跟着大车走,走一会儿跑一会儿。东北那个大车都知道,前面四五匹马,那个胶皮轮子在大车上。我在后面跟着跑。
到后来老板,还有车上的人说,小弟弟上来。拂晓吃了一点东西,喝了一点汤,就奔着三岔河去了。三岔河就是八路军占领的地方。
"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歌,我们大家都哭了,我们用生命来追求这个部队。"
于洋:快到十一二点的时候已经中午的。我们快到三岔河的时候就听到了歌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听到这个歌,我们大家都哭了,我们用生命来追求这个部队,所以当时,我一下也哭了。
昨天晚上没有打死,过来了。所以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到了三岔河之后,我
就知道,这个自然领袖,也就是给我们出主意的这个人,是我们的地下党。所以他就说,老弟,到军管会报到。
到了军管会,我说,我是东影的,他们撤退到北边去了,我们国民党进了以后,我们这是跑出来了。军代表,军管会的人一看,当然欢迎了。马上开路条,让我们坐着军用火车到了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我就去找东北大学东影的办事处在什么地方,到了东北区他就指给我们,在道里四道街上有一个东北大学和东影,还有东北科学院一个办事处,
办事处主任叫张东川。你看我记忆还是很清楚的。
到了之后我就说我是东影的。他说东北大学都往北撤了,都撤退到佳木斯那边去了。暂时你在这儿休息吧,休整几天你还可以走。这时候我就在那儿,给了我钱,让我去洗澡,给了我临时的军装,我就穿上了。这个时候,就去了。有一个作家叫舒群,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当时接收东北电影制片厂,接收东北科学院,接收东北大学,他一个,还有一个后来成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叫袁牧之。全国解放以后,成了全国电影局的局长。
"我当时讲长春的情况是有倾向性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要做点安定工作。
"
于洋:他们两个八月份,正好在哈尔滨开会。听说我到了,他们就来见我。
见了我之后,我像见着亲人一样,舒群在长春见过他,我就向他们汇报,国民党进城以后,如何如何情况。金山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怎么样来接收这里。
盛加伦,带着几个骨干,他们接收的长影。他们说太好了,这样,正好有从那儿撤退出来很多人,还不安心。如果跟着八路撤退不知道撤退到哪儿去了。佳木斯、兴山往那边一走的话,就是苏联了,就过江了。
当时很多人不安心,说你赶快往兴山走,现在叫佳木斯,过去叫东兴镇。那时候从哈尔滨走到兴山,我走了四天。从长春到那儿徒步走,走了七天,这里要走七天的火车,他的火车不是定点的,一会儿这儿停,一会儿那儿停。
到了佳木斯,从佳木斯又到了兴山,这时候我的妈妈在那儿,我的哥哥已经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公安局工作了。我的妈妈在那儿,见着我之后,抱着我就痛哭。
她说我想回去找你,我说幸亏你没回去。当时很多人听我讲长春的情况,我当时讲长春的情况我有倾向性的。
我说国民党进城是耀武扬威,把过去敌伪时代的警察们,那些汉奸们都组织起来,还是他们在那儿掌权。我说那儿老百姓还是很吃苦的。我这个意思,领导的意思也是,在这种时候,要做点安定工作,让大家能够安下心来。
"那时候搞土地改革是武装土改,每人都有武装,还有警卫排保护着我们。
"
于洋:当然这个时候已经从电影厂,已经从延安,从西北过去很多,当时候新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就要成立了,也就是到了兴山以后。这时候像我这样的,还有一部分人。年轻人,有的就送到军政大学去学习。像我当时就派到东北局土改工作团去参加了土地改革。
我记得我的土改工作团的团长是叫于杰,后来是黑龙江省省委的领导。东北
土改工作团第二团,当时不是号称一万二千干部下乡去搞土改吗?我们就是那批。
下去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林口县,就是牡丹江到佳木斯当中的林口县、刁翎县、麻山。就是这条线上,都是东北局的土改工作队。
土改工作队当时的成员,一部分是科学院的成员,一部分是东北大学的学生。
还有一部分像我们电影制片厂的。统称就是工作队了。那时候搞土地改革是武装
土改,我们土改同时每人都有武装,都发了武器,发了手榴弹,而且有警卫排保
护着我们。
我第一站是到了麻山区的西大坡,青龙村的西大坡,是在山上搞土地改革。这对我来说是极为新鲜的事情。每天要下乡经过学习了,怎么样扎根串连,怎么样发动贫户农,整个程序我都参加了。在这个时候我的积极分子就是一个赤贫,
扛大活的一个人,叫大老冯。其实我比他小,他比我大十几岁,他将近三十岁,很穷。快到三十岁老婆娶不上,就给地主家干活。因为当时我们土改工作团进去
之后,首先要扎根串连,扎哪儿呢?要扎到贫户农那儿。当时也有勇敢分子出来
接待你。
这个情况有一部电影当时是我演的,叫《暴风骤雨》,演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当时的状况。而且非常有意思,《暴风骤雨》影片,拍摄地点就是当年我土
地改革的附近,很近的。所以那一带的情况我比较熟。我参加的这个土地改革,
这段生活对我后来的拍摄电影那是有很大帮助的。
当时贫户农是怎么个表现,勇敢分子是怎么个表现。这段生活对我后来拍《
暴风骤雨》有很大的帮助,那就是生活的再现。正好拍这个电影的地方,也是我当年土地改革那一带,当时我们搞土地改革的时候,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土匪。
"像这种战斗的生活对我们来,那得有一点精神,有一点不怕死的精神。"
于洋:当时的土匪也是很多的。我们的土改工作队经常被土匪袭击。年轻人对这种生活非常感兴趣,我虽然十几岁,这时候已经是十七八岁了,非常喜欢这种带有一点战斗的、冒险的生活。非常符合一个男孩子的性格。
所以当时我带着枪,一把长枪,一把短枪,带着手榴弹,每天睡觉的时候抱着枪,就怕当时土匪、地主分子袭击我。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有一些村庄,已经被地主的还乡团,或者是地主的武装,给围攻起来。
当时也牺牲了一些干部,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打援,怎么叫打援呢?我们土改的时候,我在林口县的山东会,山里头拂晓的时候枪声响了,枪声响我们当然
很紧张。枪声怎么在山里响了呢?这时候我们就通知我们的警卫排,警卫排大概不到二十个人,大概十几个人,都是朝鲜同志,他们都很勇敢。
通知他们,我们山里可能有情况,有战斗,咱们准备,准备去接应。天亮的时候,从山的那个方向,跑了一匹马,这匹马上面有行李,过去用的前搭子,那里头装的行李。一般的干部,连、营、团以上的干部都有一个装备。
里面装的行李,装的衣服,驮在马身上。这个马跑起来一看,这就是八路军的。这不是连长也是营长的,或者是更高一点的干部,我们说这里面肯定有战斗,
我们这时候就组织老百姓给我们烙贴饼子,每家都给贴一点饼子,这时候我们装
了一麻袋饼子。我们让警卫排和我们一起,奔着枪声走了,带着这个东西。
牵着这匹马就奔着山里去了。大概快到中午了,走到了。到里面一看,这时候稀稀拉拉还有一点枪声,这时候敌人开始撤,敌人其实人数不多,不到二十人。
我们一个县大队,跟他们遭遇了。这时候我们的战士一个人只有五发子弹,有的子弹都打光了,有的让人打死了。
这时候我们警卫排只有二十来个人,非常勇敢,就追击他们。这时候敌人开始撤了。这时候一个刁翎县大队的队长,就向我们来讲这个情况。他们在追击这一伙土匪,当时不是搞土改,发地招,把地招都抢走了,当时的果实,还有我们一个工作队的队员让他们给拉走了。
就在这个地方让他们给枪毙了,这个队员是一个烈士。我们到那儿之后,敌人已经撤了,但是我们还很希望能够遭遇这次战斗,但是没有战斗了,当时情况也是很紧张的。
像这种战斗的生活对我们来,那得有一点精神,有一点不怕死的精神。我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追求革命,追求向上的东西,不怕死。这个对我后来拍电影,对我塑造和扮演一些英雄人物都直接有关系的。
"这个片子虽然很不成熟,但是很鼓舞士气,战争年代到处放。"
于洋:这段生活之后,1947年的夏天,这时候东北电影制片厂要开始拍电影,开始拍电影就把我们这些人调回去了,凡是原来电影厂编制的这些人都调回去了。工作队有一些留下的,做地方政权工作就留下了,有的像科学院的,东北大学的
有的就回去了。像我们就回到东影。
东影要拍摄一部电影,拍什么呢?叫《留下他打老将》一部短的故事片。所以我们人民的电影,八路军的电影里头,我是第一个演八路军的连长。虽然我的
岁数不大,但是个子挺大,这部电影里头有陈强同志,陈强演一个老人。
还有现在长影一位老同志,叫袁乃晨,他演营长。演我的指导员那位同志,
到后来作为新闻记者,亚非记者会的时候,坐飞机参加万隆会议,我们有架飞机不是让炸掉了吗?这架飞机上有我当时的一个战友。这个人当时我这个电影里他是演我的指导员。
这部电影是在《民主东北》第五集里头有个短故事片就叫《留下他打老蒋》。这部电影应该说是我们解放区拍故事片的第一部实验性的电影。短故事片,故事
情节很简单,我们部队的一个小战士,在行军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庄,不小心摆
弄枪支把老乡的小孩儿给打死了,枪走火打死了。
按照部队的纪律,当时要枪毙这个小战士。把老乡的孩子给打死了得枪毙。
所以当时部队的决定,从营长到连长,我是演连长的。当时决定批判这个孩子,然后在公审会上要枪毙他。
在群众大会上,在这个时候,那个孩子的父亲,也就是陈强同志演的这个,他当场上台,说不要杀他吧,这么年轻的一个孩子,他不是有意的,他是枪走火把我们的孩子打死了。你把他打死了之后,我们不是又少了一个战斗力吗?
他不是有意打死的,留下他打老蒋吧。这个片子名就是这个。所以最后,在群众一再要求下,部队最后做了决定,那就是接受老百姓的建议,把这个孩子给留下了,把这个年轻战士给留下了。所以这个年轻战士到后来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跟这个老大爷说,我一定回来报答你,我在前方一定好好打仗。
老人家哭着送这个部队走了。这个片子就是这样。虽然很不成熟,但是很鼓舞战争,战争年代到处放,1947年、1948年正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时候。和民主东北这个战争纪录片,尤其在部队里面,前方、后方到处放。所以特别是电影,在这个时候看到他的力量,鼓舞士气,部队简直是欢迎极了。
"当时的口号叫保卫胜利果实,当时东北战场上,我们的战士像小老虎一样。
"
于洋:所以我拍完这个电影之后我就下部队了,当时又让我到部队去锻炼。
到部队的时候,人们知道我是电影里头的连长。所以我下部队的时候是在东北炮兵。正好这个时候是四平战役刚刚结束,围困长春。1948年初,这时候开始东北的战局,开始扭转了,我们就比较占主动的位置了。
当时国民党的士气就有点不行了。这时候我们的部队在长春外围,吉林的外
围,我们虽然没有占城市,但是这一带的农村我们都占领了。所以1948年,围困长春,几个月的时候,到后来长春市围困下来了,没有经过打。郑同国不是投降了吗?已经把他们围住了。
他们投降的时候,正好我们在那个部队,我们就是炮兵。我记得在1948年的8月2 号,我们部队的整训,我们拉出我们的罗马炮兵,为了把长春外围围住,
我们准备了半个月。八月初向长春发起攻击,非常有意思。
我在检影镜里看的,我跟着指挥所走。很多队伍我都熟悉,那不是长春自由
大街吗?那不是长春的红旗街吗?都能看到。就看到我们的炮弹在那儿打,从六点钟开始打,打到八九点钟。我们开始一放炮的时候,马上部队就撤了,就怕敌人反击。
恰巧,这个时候敌人还真反击了。敌人一开始没有反击,到后来九点钟快十
点的时候开始往外打炮。这时候就乱打了,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哪儿。这段战斗的
生活,对我也是很有教育的。看到我们的战士之勇敢,看到国民党俘虏狼狈的样
子。
所以我是接触咱们人民的军队接触的比较早。从我扮演第一个解放军连长的形象,到后来我在部队里面,接触到连长,我还当了文化干事,在一个连队里头。
我教他们唱歌。那个时候部队的文化水平不像现在,都是翻身的农民,东北的翻
身农民。
大字不识,连封信都不会写,但是就是打仗勇敢。打仗跟国民党打,国民党那时候新一军、新六军过来都是南方人,他们对东北的情况也不熟悉,天一冷的时候,他们动都没办法动。所以国民党这点,他是很失策的。
他为了(防止)部队开小差,他把南方的部队往北调,北方的部队往南调。
这就完全失策。这时候在当时,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八路军,都是当地的翻身农
民,翻身的农民参加了部队以后,当时的口号叫保卫胜利果实。分到了土地,家里那时候都翻身了,把地主阶级打倒了。
为了保护这个局面,踊跃参军,所以当时东北战场上,我们的战士像小老虎一样。那时候是展开了独胆英雄运动,我们有时候一个战士和一个排长,能够俘虏他一个连,当时展开了独胆英雄运动就是这个。
半夜摸过去了之后,在敌人住的那个仓库、操场,有的时候抱着手榴弹去,
一抱,说你们要动的话,咱们一块都完。国民党悄悄放下武器,有时候一个人能
够俘虏一排,有时候上连都俘虏。所以当时东北的战局士气也比较好,三下江南、
速保临江、围困着长春,把沈阳的交通都隔断了。所以国民党在那个时候比较狼
狈。
"现场的人分不出来哪些是拍电影的演员,哪些是真的工人。"
于洋:这个时候,在1948年,长春快要解放的时候,还没有解放。这时候东影就把我调回去,参加了一部电影,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电影,叫《
桥》。
在哈尔滨,反映哈尔滨的铁路工人,如何支援战争的翻身的工人,他们如何
机智地配合着部队,把江桥建设起来,支援战争。这部电影,我非常荣幸让我演了一个,青年工人里的炼钢工人积极分子,叫吴一竹。
在当时,我的领导组长是王家乙同志,后来很有名的导演。什么《五朵金花
》都是他拍的,拍了很多好的电影。导演是王滨。也就是后来拍《白毛女》的王滨。摄影是包杰。
这里还有一个老同志,叫吕班,还有个杜德夫。当然这些老同志现在都不在了,我还有幸能够活到今天。当时这些人为了支援战争,为了拍摄这部电影,确
实克服了很多困难。我们在1948年开始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演员去生活,跟工人在一起生活。
我把我的军装脱下来给工人穿,工人的衣服我穿上。身上有虱子都不怕,大家都有虱子。那时候虱子叫革命虫,大家都有革命虫。所以在现场,在炼钢厂开拍以后,拍炼钢的时候,那真是同吃同住同劳动。
很多在现场的人分不出来哪些是拍电影的演员,哪些是真的工人。当时我们就跟着炼钢,跟着操作。当然得有人带着,但是我们也都挺勇敢的,像这个钢炼成之后,炼钢那种动作我们都会。
"给女同志发点纸我们也去要,到后来我们知道是女同志特殊的,我们就不要了。"
于洋:所以这一段,对我炼钢的生活,工人的生活也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翻身的工人,他们对共产党这种感情。所以电影在1949年初,长春解放的冬天。
我们内景的部分,搭景的部分,到了长春。我们曾经在电影制片厂的时候,那个摄影棚,也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
当时周围还都是地雷,我们完全是武装拍电影,那时候青年演员每天晚上都站岗,我是青年团的领导,晚上就查岗,白天就拍电影。当中很多不太懂的,找一些技术人员,过去在电影厂待过的这些人帮助,一起来搞,克服了很多困难。
我们那个时代,演员也就是哪儿需要什么就干什么。像我们摄制组里的生活干事,管伙房的,都是演员。演员不分主演、次演还是配角,大家都一样。住在一个大棚的地下室,四十几个人住在一块,两边大炕,生活的非常有意思,那种
集体生活。
供给制,一个月一个人一块五到两块五。吃饭都吃一样的,发衣服发一样的。
那真是一种共产主义生活,平均,大家都一样。给女同志发点纸我们也去要,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后来我们知道是女同志特殊的,我们就不要了。
牙膏、洗脸毛巾、鞋子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过那么一种生活,互相之间都是兄弟一样的,兄弟姐妹一样。感情非常融洽,非常好。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大家接下来这种感情是非常深刻的。到后来,我们都互相很关心,这个电影,在五一节的时候,我们结束了,劳动节。
"当时周总理非常激动。他说电影拍得有很多缺点,但是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于洋:那个时候我们就过五一劳动节。劳动节拍完了之后,赶紧送到北京,北京是二月份解放的。送到北京,送到香山。一开始看我们的电影是在香山,到后来是进到中南海去的。
送去这个电影,中央领导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我们有了电影了,而且有了故事电影。一边看,大家非常激动,鼓掌。到后来政协成立的时候,政协又看了。当时有很多,像上海解放以后,很多电影人过来了,还有香港的也来了一些
人。
看了之后,大家也很高兴,在荧幕上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故事片,
而且是以工人阶级登上了荧幕。所以当时周总理非常激动。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电影拍得有很多缺点,技术上也还差的很多,看起来有些地方还过不了关。
但是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是我们自己的电影。所以他给鼓掌,中央那些领导都看了,他们都鼓掌。包括那些上海过来的电影界的朋友们,香港过来的电影界的朋友们,都给很高的肯定。
说这是历史上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故事片,而且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形象)在上面。这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参加新中国第一部电影,对我们来说也是光荣的事情。所以我常想,我们就记住这样一句话,虽然有很多的不足,但是他是我们自己的,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部的故事片。
所以《桥》为什么在中国电影史上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呢?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他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当然他的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
》我也参加了。这个第一部我也参加了,所以我非常荣幸。今天想起来我也特别高兴。
"于洋你是一艘大船,大船要在海洋里行驶。所以后来电影界都知道我叫于大船。"
于洋:从1947年算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当中我拍了很多电影。以后我到了电影学院学习,学习了两年,当时我们向苏联学习吗,请了苏联专家,我们比较系统的。
那真是从早到晚不吃不睡的那样,很刻苦。有时候专家他们也很受感动,说你们中国的这些电影演员来当学生,这么吃苦也是出乎他们的意外,很好,所以他们很佩服我们。
要求我们该做的作业我们都按时完成,有的时候,我们每天要演小品,课前练习,后来多人小品,戏剧片断,一直到后来拍独幕戏。整个这个过程,我们一个专修班。二十几个人。是包括上海的、长春的、北京的,几个主要电影厂的演员。老的就是有陈强,还有我的夫人杨静,其他的像胡鹏、沙莉,张燕是长春的,刘文华,好多人都没了。但是我们那个年代,那样刻苦学习,至今对我们的教育还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我们电影学院在成立的时候,在纪念会时,把我约请去了,我算是最早的老学员。后来的像张艺谋、陈凯歌,这都是后来的学友,他们都很谦虚。
后来电影学院经过逐渐的培养训练,一期一期的,现在我们电影的主力都是电影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比较多。我从电影学院毕业以后,当时专家对我比较满意,有个评语,于洋你是一艘大船,大船要在海洋里行驶。
外国人形容这个东西,让你体会他什么意思,就是将来你会有所作为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班的同学,还有电影界都知道我叫于大船。我毕业以后,经过专家的这两年的培养训练,对表演上如何处理人物,如何进行一些专业上的处理我就比较清楚了。
所以我后拍电影就比较多了,像《生活的浪花》、《飞跃天险》,到后来《
矿灯》、《青春之歌》、《英雄虎胆》都开始拍。从1957年、1958年、1959年这
三年,我拍了将近十来部电影,拍的电影比较多。
"老百姓看了特别喜欢,我接了很多信,最多一天有三四十封。那时候用麻袋来装。"
于洋:一直到1960年的时候拍了《暴风骤雨》,这个时候,特别是是在1958年拍了一部《英雄虎胆》这部电影,那就全国反响比较大,这部电影在当时那个路线底下还有些问题。当时路线你们大家都知道,比较左。
在极左路线下,这个片子并不是太受欢迎的。为什么呢?他对女特务的描写,对阿兰的描写按今天来说,有人性化了,不应当这样来处理,应当是特务都是一样的,敌人都是一样的。其实敌人也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
在当时,导演严寄洲看到这个本子之后很喜欢,我也很喜欢。认为这个本子可以拍出一个观众喜欢的电影。因为当时我们在意识里有这个东西,电影是一个教化的工具,但是一定要让人看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悬念。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艺术,有它的传统。小说,是连续的小说,说书的也是这样,到一段书就停止了,给你造成一个悬念。电影也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艺术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形象的东西。
所以这部电影,我觉得基本上也就是这方面的东西。人物关系比较复杂,悬念性比较强,特务之间、敌人之间有不同的性格,我觉得挺好。现在电影上,最后把阿兰打死了,那是后来改的,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好几个结尾。有一个结尾是阿兰为了掩护曾泰,他自己被李月桂打死了,是这样的结果。这样,人们就
更同情阿兰了。
当时的那种指导思想地下,不希望观众同情他,你同情他不是坏了吗?那就是同情特务的。所以这个电影当时并没有怎么太多的宣传。但是,老百姓看了特别喜欢,我接了很多信,一天接到的信最多有三四十封。那时候真的是用麻袋来装。
"那个时候没什么替身:到门头沟下矿到掌子面上,在西郊机场每天起降也
很枯燥。" 于洋:因为在这个时候,在1959年的时候,我又演了很多电影,像《青春之歌》,《水上春秋》,我也接到很多观众的来信。那个时候,我们一个电影演员,那个时候一年能拍一部戏就算不错的了,但是我一年能拍几部,当时比
较少的。
所以有的电影没有演好,当时领导和一些评论家就说,于洋同时演那么多电影太多了。跟今天比起来差远了,今天一个演员一年可以拍十几部戏,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因为你拍戏过程,你还要体验生活,要排练,要研究剧本。
《水上春秋》我就要在游泳池里面泡两个月,跟游泳健将们一起在锻炼身体,我要真游。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替身,像《青春之歌》,我们就要谈剧本,
研究人物、研究角色。还有《矿灯》,我到门头沟下矿去,跟工人一块到掌子面
上,到深层的掌子面上。每天要跟他们去挖煤。
我拍《飞跃天险》,我每天要在西郊机场跟飞行员们在一起生活。起、降,
每天也是枯燥,跟大家一样。所以那几年,我的生活比较丰富,一会儿是军人,
一会儿是矿工,一会儿是地下党,一会儿是侦察员什么的。
但是这些电影,我演的都是正面的英雄人物。在这个当中,研究的过程、学习的过程,排练的过程对我自己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净化灵魂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常常用这些英雄人物来比自己。我要是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能不能这样做。
我想了之后,我说我是个党员,而且我还是党龄比较长的党员,我1947年就入党了。我说我可以做党,根据我的性格,根据我的思想状况,我不会当叛徒,绝对不会。这点我信念十分强。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我豁出去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于洋:所以在文革当中,打我是" 五一六" 的时候,上百人承认自己是"五一六" ,打我是" 五一六" 后台的时候,腰挺住了,我说我不是。你们打错了。
每天批斗我,轮斗我。在干校,一边劳动一边批斗,十个连队,每天轮流斗我。
当时我就冷笑着对他们说,我比走资派还厉害,走资派还没有轮斗,现在是轮斗我。
到后来,有的负责任,宣传队的负责人说。你知道我们是哪儿来的吗?我知道,你们是中央下来的。当然更应当讲政策,我说我不是" 五一六" ,我也不是
后台,我就讲了几句话,给" 五一六" 那些年轻人。我说不是" 五一六" ,你们
就不要承认,你们承认之后这个运动不是乱套了吗?
他们听了我的话有的推翻了,特别我的夫人在当时也是" 五一六".我就更不
相信了,因为我太知道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打"五一六" ,那样反复的斗我,
我一直坚持。你今天就是把我斗死,我也不会承认我是" 五一六" 的,因为我不是" 五一六" ,你让我承认我能承认吗?
如果一个共产党员这样一点考验经不住的话,敌人过来三皮鞭子就得叛变,我的思想就是这么个思想。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我豁出去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是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所以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我能够坚持下来。
所以我演这些英雄人物的时候,我经常衡量我自己,碰到那种危险的情况下,
我能不能做到他们那样。我说我可以做到。山东人说话算数,我说没问题。所以我这几十年来,我对自己还有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信心。我既然跟随着这个共产党,同我入党那天开始,追求这个信仰。
"我常跟年轻朋友们说,生正逢时。你们生长在好时候了,你们不知道当亡国奴的滋味。"
于洋:很多我的同年代的人,我上代的人一个一个都牺牲了。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这些人,难道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话可说吗?什么要求可提吗?他们那时候
为了什么?有的人就那样走了,战斗当中牺牲了,解放以后,像王滨那个导演,
那是跟我最好的导演。46岁就走了。
他拍了新中国第一部电影,拍了《白毛女》。那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也
是个老同志。一九三几年就到了延安的老同志,还有跟我在一起《大浪淘沙》那
个导演,我第一部戏《留下他打老蒋》就是他导的,伊琳同志。而且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拍《大浪淘沙》我们在一起,文革当中他也走了。我想起这些人的时候,我心里头确实是……我说我们今天幸存的这些人,今天这样一个大好的时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所以我跟你说,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很满足了。
现在,我常跟年轻朋友们说,生正逢时。现在真是,你们生长在好时候了,你们不知道过去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在监狱里受苦那是什么滋味。过去创业的时候那些人是什么滋味,你们都不知道。那个时候真是,那些都是历史上的光荣人物,他们创造了共和国。
我们今年共产党90周年了,世界上哪有一个90年的党?只有我们中国,为什么?这就是得到了人心,得到了中国人的支持。虽然今天杂音特别多,但是我相信,正义的声音,还是占主导的。虽然我们经常听到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
看我们共和国怎么过来的吧,看我这九十年怎么过来的吧。
最近电视电影放这些红色的节目,我看了之后,等于重复了很多自己过去经历的一些东西,我为之高兴。我说,我们这个国家可以。特别是我们现在,共和国在国际上占着这样一个位置,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过去近百年以前,我们是被人看作是东亚病夫,是东方最丑陋的中国人。今天我们是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我虽然耄耋之年,八十多岁了,但是我能够有幸到现在,我确实很高兴。
"我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要拍这么一部影片,颠倒的意识颠倒过来。"
《大师》:我们还想请您聊聊《戴手铐的旅客》,那是经典之作。
于洋:这部影片,应该是文革之后。因为我自己经历了文革,我曾经受过文革当中的待遇。文革这十年,在我们历史上是极不正常的,极糟糕的。给国家,给这个民族造成极大灾难的这十年。
我们要记住他,不应该忘记。文革之后,在我的脑子里,我就想要拍这么一部电影。你们大概很多人都会知道,文革之前,很多公安局的干部、领导建立了监狱,那是为了押解那些坏人、敌人建立的监狱。
但是文革当中,很多当初建立这些监狱的人,他们自己进去了,成了犯人。
大有人在,北京市的领导,上海的领导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说这是颠倒黑白。所以在戴手铐这个题材的影片里面,我就选择了这个。这里面有很多都能看到颠倒黑白的东西,比如说刘杰拿着照片把他颠倒过来,拿大饼看世界,一切都颠倒了。坏人成了好人,好人成了坏人。能这样吗?
我说要拍这样的电影,要揭露这样的电影。所以当时也出了几部。但是我就看材料当中有这么一部电影,这么一部原作是一个红卫兵写的。当时很多导演怕任务太简单了,好像不值得拍电影。我觉得以小见大,应当让我们后来人知道这
段历史。
要让他们知道我们那些英雄的公安人员他们怎么样坚持斗争,坚持让坏人追自己,坚持要把特务抓着。我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要拍这么一部影片,颠倒的意识颠倒过来。所以,电影总是要给人看的,原来这个电影背景写的是西北,特务是往西北那边跑。
就是拿到我们A1号燃料的那个特务,是往西北跑的。往那个方向跑。当时我建议,我说改,不要往那边跑,因为太明显了。一看就是苏联那边,应该往那边跑,那边是可以的。那边还有一个好处,亚热带,昆明那边的风光非常漂亮。往西北那边跑,风
沙、骆驼没有别的。往这边跑景色也很美,电影要看一点漂亮的景色。往这边跑还有一个好处,我把原来那个魏小明是个小男孩,我把他改成小女孩,穿上傣族衣服,挺漂亮。从景上、人物上都要有一点很漂亮的地方,很好看,可看。
但是这个电影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悬念性比较强。跟我演的《英雄虎胆
》一样,悬念性比较强。到底谁能抓住谁,那个苏哲跑,刘杰在追他,反过来苏哲又迫害他。但是这些老干部受迫害的时候各种表现都有。
赵子岳扮演的那个公安局长要跳河,要自杀。现实生活有,还有印质明演的那个,自由老战友,成为反革命了,他也得抵补他,最后他跑了,最后到他家里的时候也得招待他。但是最后还是理解了他。
像这种真正的同情战友,深情的这种感情的关系,在文革当中非正常情况下是有的。虽然不是正面的,但那时候每一个眼神见到你,打你是反革命了,我非常同情你,见着你我会给你做这样的工作,给你打个立正。
那时候这个事情很多的,就是暗暗的交流。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不是反革命,你怎么是反革命呢?我也不是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看见这些老同志,老革命,这些公安人员应该怎么样。
如果我连这点困难都经不住,这点考验都不经不住的话,那就不是共产党。
所以,这种任务关系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所以这里这几个老战友不是都经过冲击
了吗?所以我在电影上又深化了这种关系。
"我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要喜欢,要入情,能打动你情感的东西,你才能写出好东西。"
于洋:悬念性强了,景致好一点。这时候我还是想,应该有好听的歌。就是《送战友》,这时候正好作曲家王立平同志,他也经过文革当中的冲击,当时当他是一个一般的作曲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名他就写了一个《海南姑娘》,还有一个哈尔滨松花江的一首歌。当时写的还
是不错的。其实我请这个作曲家,是请了王立平原来的老师来写,到后来王立平同志自己看到这个剧本之后,非常受感动,找我来谈他的想法。
我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要喜欢,要入情,能够打动你情感的东西,你才能够写出好东西。那种单纯完成什么任务,那是一种情况。我们过去有这个经验,单纯的完成一种任务,他没有这种切身体验,也就一般的完成任务,政治任务。
但是这种有深情、有体验的,有追求和有向往的,正好是这个戏又能符合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拍好。所以我觉得王立平一点是很好的,所以我就给王立平同志上了。我说这样,我跟你老师商量一下。
我一讲王立平的情况,老师说,那行,让王立平来作曲,这是一个很有为的
年轻的作曲家。所以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拍外景也好,体验生活也好,我都带着
作曲家王立平去了。
歌是我在拍的过程中想的。我说作为导演的想法,要是有好听的歌就好了,
特别是云南这一带,很好的风光,很好的画面,有动人的场景。因为我很喜欢音
乐,我在1947年的时候,东影搞民主,东北没有乐队,当时乐队都大伙凑。
我会吹小号,我给吹的小号。当时还有特别待遇,给我每天喝点牛奶。我那时候的乐队,东影乐团到后来电影乐团很多都知道我是老乐队的成员,后来不去了。到北京来我吹萨克斯风,吹小号,我有时候会玩一玩。
我很喜欢音乐,音乐很多旋律在我的脑子里头。所以对这部电影我就想。我
说王立平咱们得写个好曲子,要反应这个时代的。这个歌突出一点重要的,就是情。战友情,弟兄情,这是核心。当心夜半北风寒,亲爱的战友,我的兄弟。
"所以我说王立平同志,将来这个电影没有了,这个歌还在唱,很好。"
于洋:你看看,唱的时候,能唱出眼泪来。我说你这个歌要写好的话,咱们在这个戏里头,咱们要先在组里唱,咱们为这个歌配一些画面。王立平当然高兴,
他说太好了我写。他琢磨琢磨,到写的时候在组里,我在云南。他说让大伙唱一
唱。我说可以,最先唱让小蔡明唱的,那时候还是小孩儿呢。让蔡明唱,让大伙
唱。每天出去拍的时候在车上唱,拍完戏回来在车上也唱。唱的时候我说,你们感觉能不能上口,上口的话才能够传扬出去。
大伙说越唱越好听,所以到后来我们拍板,我说王立平行了,咱们这个歌要了。为了这个歌他写了一些画面,所以这个歌,现在一唱到这个歌的时候,当时
有战友的离别,有到边疆的地方看通缉令,到少数民族吃木瓜,喝水,在船上坐
着,一个人在山上看望着远方,这都是为这个歌来拍的这些画面。电影拍完以后,
一直在唱,一直唱到今天还在唱。什么时候唱呢?部队的同志复员的时候,毕业的同学告别的时候,一个工作单位调走的时候同志们之间爱唱这个。
有的时候唱,我看很多人是真哭。所以我说这个歌能够打动人们,一直流传到今天。所以我说王立平同志,将来这个电影没有了,这个歌还在唱,很好。还
有一首歌,《大海啊故乡》那是我拍另外一部电影叫《大海在呼唤》。
因为这两个电影是连着拍的,《戴手铐的旅客》拍完之后,接着我就拍了《
大海在呼唤》。我说王立平同志,咱们继续合作。那时候到香港去一趟不容易,文革之后,第一次出国而且一个摄制组。
那时候叫出国了,那时候香港不是我们的地方,好像是英国的地方。我说,
要写个歌,好听的歌。写船员在海上的友谊。这个歌写的也很好,到后来也流传
了。所以这两首歌之后,他又接着写《少林寺》,接着写了《红楼梦》,到后来
他的歌越来越多。
所以他是很有才能的一个人。但是我这两部电影是最早拍的。这两个歌能够
流传到现在,特别是第二首歌,《大海啊故乡》很多外国朋友愿意唱,法国的、日本的。后来这个歌在台湾居然能够唱。台湾可以唱的几首歌,大陆的歌有《大海在呼唤》,就是《大海啊故乡》,到后来我去台湾访问,他们有人在唱这个。
"到后来我们这个老厂长说,那就你自己演吧。"
于洋:所以,再说到演员了,演员就是我自己了。当时一开始我是找的印质明同志,因为我做导演了这时候。就是演《铁道卫士》的那个,《虎穴追踪》、《国庆十点钟》中他都演侦查,侦查处长,侦查局长。所以我就让他演。他从天津来了,他演侦察员专业户,他看了剧本,他说挺好。但是于洋我告诉你,文化
大革命弄的我身体不行了,拍不下来。这顿跑,这顿打,你看我这样,像那个样吗?
他说你演可以,你演这个吧。我说那不行,我找你就是你的,他说不行,我身体不行,顶不下来。他说我演另外一个局长吧,他自己找的演魏子恒这个局长。
最后我已经都准备好了,我就向厂里汇报这个情况。到后来我们这个老厂长说,
那就你自己演吧。
所以到后来我就跟摄影师,跟副导演说,我说你们都帮助我,跟大家说,大家都互相帮助。所以到后来我就自己演了,自己演了这个电影,应该说在大家帮助下,有了这么一个教材。
一直到现在人们还记着我这个电影。所以我的几部电影,从我演的《英雄虎胆》,到《大浪淘沙》、《暴风骤雨》、《青春之歌》、《戴手铐的旅客》这在观众里都有些印象了。
所以至今为止,有时候我看我们电视上还经常放《英雄虎胆》,前几天还在放,我又接到很多电话,接到很多老朋友的电话。都说,又放你的电影了,我说,这是为了选一些影片在放。
"编导演摄录美,这是一个集体艺术的创作。一个人耍光杆什么都成不了。
"
于洋:所以我非常高兴的在去年的金鸡百花奖上,给了我一个奖,叫终身成就奖。所以在这个会上我讲了几句话,我确实是那样想的。我说我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一辈子电影,我非常重视这个奖项,这是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对老一辈的
电影人的褒奖。
我在这些人当中,很多人都不在了,按照成就的话,比我有成就的人有很多,但是他们没有赶上今天这个好时候,让我赶上了。第二点,在当时放了我很多电影的片断,我说你们看到这个电影的片断,他的背后有很多工作人的汗水,他们的支持。
一个演员塑造一个人物,绝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集体的劳动。演
员只是在前面是个代表人物,形象让人看到。但是要看到后面的汗水,看到后面的劳动。
我想我们现在的演员,如果有一点认识的话,应当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你个人有多大天赋,每个人的天赋是有极限的,有很多人的劳动。我们过去拍个电影,一个摄影师为了拍一个女孩子漂亮,怎么打光,怎么找这个角度,要花很多
劳动的。
像《青春之歌》拍那个谢芳,摄影师每天研究她的脸形,光怎么打,那是有劳动的,那是汗水。化妆,像葛存壮演《红旗谱》那个老头,他不到三十岁,给他那个造型化的妆是化妆师孙月梅,每个人给他研究造型。
所以他自己有了信心。他自己也说,这是人家的帮忙。今天来看也是这么个
道理,所以我说,特别是影视界的演员,编导演摄录美,这是一个集体,集体的艺术,集体的创作。所以在这样的有一点荣誉的时候,我这是从真心的想到,我
背后那些朋友们,包括我的同行和我对戏的演员们。没有他们,一个人耍光杆什么都成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