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十来岁，为了糊口，被他们挑选出做儿童的群众演员。"
《大师》：于老师，您12岁的时候就已经被伪满映画挑去演儿童片了？
于洋：我原籍是山东人，在1938年的时候，我逃荒到东北，闯关东。当时在长春，我的哥哥在长春电影制片厂里面做演员，我去投奔他。
到后来，我和我母亲去了以后他就走了，把我放在那儿。当时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虽然十来岁，为了糊口，为了生活，就像现在的群众演员，当时就被他们挑选出做儿童的群众演员，挣一点钱，帮助妈妈过日子。
也就十二三岁，那时候接触过电影。但是我对电影没有什么印象，只是接触
一下。后来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的哥哥从国内到东北找了我，
我的二哥是老八路，找到我参加了革命。
当时我是在长春公安局做侦察员。那个时候侦察员，你们看谍战片也知道，
什么样的人都有，上至四五十岁的，下至一二十岁的人都有。
因为搞情报，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基本上都有。那时候我就是个学生。因为对这个电影制片厂比较了解，所以到电影制片做些工作，就认识了很多电影制片厂的人。
当时日本投降以后，政局很不稳定。特别是1946年，国民党撕毁了和平谈判，
当时就大举进攻东北，派了他的新一军、新六军。当时东北占据很紧张，八路军所属的这些单位基本都往北部撤退。当时叫北满。我在当时也就想跟他们一块退，但是当时因为情况比较紧张，
在战事情况下，半夜的时候大队伍就撤了。
我还在一个地方睡觉，当我醒来的时候，出去一看人都没了。我的哥哥和我的母亲他们都走了，电影厂的人也都撤了。我住在电影厂的附近。
在这个时候我就很紧张。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就进城了。因为他们利用了一些原来在敌伪时代的一些人，他们都比较了解情况。进来之后就把各个地方戒严了，不让走了。
"王人路一看我在公安局里关着，写了一张条子，作为我的保人把我给保出去了。"
于洋：我虽然十五六岁，但是我的个子长的很大。在这个时候我想走也走不了了，这时候他就清城，派部队的人，当地的人领着他们查，查什么呢？查当时八路军由于紧张撤退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撤退了，这些留用人员。
我们就被清查出去了，清查出去就带到公安局，在当时就审判我。当时我一看，有穿军装的八路，也有不穿军装便衣的。这时候就问我，你是准备跟着八路
撤退的？我说对，我是准备撤退的，我说实话。
问我怎么没撤退的了？我说你们进得太快了。当时，说老实话，有点装傻充愣，这样才能够隐蔽自己过去做工作的一种状况。他们审讯我，我也跟他们坦白讲。
我说我哥哥是老八路，我的母亲他们都向北撤了，我走不了了，你们怎么发配？因为我认识电影厂很多人，电影厂很多有些在人们印象当中，有些演员也好，
导演也好，那些人他们都知道。因为当时做这个工作的人，很多都是留用的过去
敌伪时期的警官，他们都认识这些人。
审问我之后，就问我认识谁，我就讲谁谁谁。那个是我们的朋友。我其中特别讲到一个人，叫王人路，这个人到后来金山去拍电影的时候，叫《松花江上》
他是男主演。王人路跟我私交非常好，我跟他叫王大哥。
他说你认识王人路？我说我认识。那好，你找他保你出去，我说那太好了，
我就写了个条子给王人路。因为王人路在当时，他是作为一个苏联的翻译，他的俄文非常好，撤退的时候他没有走。到后来，他一看我在公安局里关着，关了三
四天了。这个时候他写了一张条子，他也来了，作为我的保人把我给保出去了。
我住在这个监狱，虽然是三天，不到四天的时间出来了。但是这在我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所有被敌人抓去的人，只要放出来就有
问题，一般的来说都往叛徒上来联系。我是不是承认什么了？暴露了什么了？其实什么都没有暴露。
文革当中还派专案组的人到了长春敌伪公安局里，就是国民党的公安局里，
调查外调材料，还真查到我的材料了。当时我叫于延江，审讯我的材料都有。
宣传队、专案组看了我的材料之后，认为这个材料不错，我没有暴露任何情况，只是说我的哥哥是个老八路，我的母亲想跟哥哥，我们一些团员们向北撤，
就是这个。他抓不到我任何的工作，特别是我做侦察员，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自
己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事情不能暴露，一暴露我就完蛋。
所以经过这么一次考验，虽然到后来经过十年对我的审查，最后认为我没有问题，所以就做了结论，而且有了材料。在这个时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国民党接收大员去到了伪电影制片厂去接收。
大员是谁呢？是金山。金山带着很多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派他去接收。
当时他接收这个电影厂房的时候，已经让八路军把器材完全给拉走了，人员都带走了。所以这时候，金山像演戏一样说，哎呦，这八路真厉害，把电影厂的器材，
日本人留下的器材都拉走了，而且拉得非常光，非常彻底。一点都没给我们留下。
"我当时做了一个动作，嘴一歪，一瘸。你还记得十年前被你谋害过的宋丹萍吗？"
于洋：当然到后来我知道，金山是我们地下党的党员。也就是说，他这个国民党员实际上是共产党。所以这时候金山作为国民党的电影制片厂，1946年七七
那天成立电影制片厂。他说原来在电影制片厂想来的人，都来报名，他重新考核
一下。
我这时候没地方去，没有证明，没有钱，没有身份证。当时战局非常紧张，
任何地方都不让走。所以在这儿我就报名去了。到后来由金山和另外几个人，也
都是摄影专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叫盛加伦在一块考试。你这个小朋友，你原来是在电影厂的吗？
我说我在这电影制片厂我认识很多人，原来在这儿当过群众演员。那好，你现在准备怎么办？你想来考我们这儿？我说是，我想考你们这儿做演员。金山说，
你能够给我表演点什么看看？我那个时候十五六岁，也不知道什么害怕。
我说，我看过你的电影。他说看过我什么电影？我说《夜半歌声》。我就模仿《夜半歌声》的一段表演。他说好，你表演我看看。我当时做了一个动作，嘴
一歪，一瘸。你还记得十年前被你谋害过的宋丹萍吗？他就鼓掌。
你这个小鬼不错，你就在我这儿做一个学习演员吧。因为你很小。我说是。
你有二十吗？我说没有，我就十六岁。他说你长的很大，我说我是山东人。他当
时就拍板收下我了。
所以我就成了国民党长春电影制片厂金山领导下的见习演员。第二天，先发一点钱，然后要发证书，工作证。也发了一点钱，我收到这个东西之后，这时候我就找几个人串联，我说谁想往北边去？
"我心里面就揣着个小兔子，我一定往北边走。"
于洋：这时候，人们都不想走，因为在当时来说，很多人的正统观念很强，
认为蒋介石是国家正统人。过去日本人在这儿统治，一下光复了，找到祖国了。
认为八路是打游击战的，不是正规的军队。很多人有种正统的观念在当时，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今天我们冷静回头看看，当时有些人认为，不做亡国奴了，做了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当时很多人就报名。这个电影制片厂，在七七那天就成立了。成立了之后，大概是七月十号，就发身份证，发工资，我一下有钱了，而且有了身份证。
在这种情况下，我心里面就揣着个小兔子，我一定往北边走。我不能在这儿。
因为在当时，我的哥哥，我的母亲都在哈尔滨。所以，发给我证明书之后，我找了一些人有的人就不走。其中有个人想走，很矛盾，因为没钱。
我有钱，因为给了工资。然后他就说好，我跟你走。他就跟我一块，我们两个人，从长春徒步走到哈尔滨，当中要过松花江封锁线，走了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对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一个少年来说是很大的锻炼。
"枪响了，你们谁也不准吱声，谁要响一声，我就把你们拍到江里面去。"
于洋：我记得过封锁线的时候，国民党收复的一个土匪队把着江口。因为松花江分两条江，主江和支流。这两条江要过的话非常不容易，特别是主流。
而且当时有很多人都在过。为什么哈尔滨有很多老客倒腾东西往长春，长春也有很多老客往那儿倒腾东西。这个当中就有很多我们地工人员来回走。我当时路上的时候人们就问我上哈尔滨干什么，我说我是哈尔滨人，我家在哈尔滨，回家去。
现在这么乱，我干嘛在这儿？在过封锁线的时候，国民党收复的土匪队发现了，机枪就扫射。我记得我们在过主江的时候是半夜两点多钟，当时老百姓划的船，我们当然得花钱，一个人挣十块钱，给他十块钱。
我们一个船上七个人，一个小筏子，就七十块。他经常这样来回运送人。一个老船工，枪响了，你们谁也不准吱声，谁要响一声，我就把你们拍到江里面去。
这时候我们大家都非常紧张趴在那儿。
就看着子弹在江面上，扫射。没等靠着江面，老船工说，往下跳。这七个人噼里啪啦都跳到河里去了。这时候我一看大家跳我也跟着跳。不管怎么着，我虽然长的大，但是比他们都矮。一跳下去之后，水到这儿，一跳一下上来，所幸我会点狗刨，我就过去了。
我们这七八个人，后面那条船就没过来，后面那条船给打翻了，有的人就死掉了。我们过来之后，已经是快亮天了，四点多。是七月底，八月初，东北又很冷。这个时候这七个人当中形成了自然领袖。
有一个人就看着他的指南针，他的表，就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往北走，大家注意听，有鸡叫声，那就是说，我们要到农村了。而且我们路过的这都是三不管，
有土匪在那儿，我们人也经常去，国民党也经常在这儿，还有一些土匪部队就是这样。
"老百姓给我们生起了火，给我们煮了汤喝。"
于洋：在快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鸡叫声，就到了农村，到了农村这时候我们衣服都是湿的，脱光了在这儿烤，老百姓给我们生起了火，给我们煮了汤喝。当时老百姓做的窝窝头，走了一夜，也很饿。
老百姓得要钱。这时候我没有钱了，我就说，我是个学生，我的家在哈尔滨，
我没有钱了。他说那这样吧，你没钱可以，你跟着我们搭车走吧。我说好，旁边有个人，就说这个小老弟不错，很勇敢。
有的人就替我给钱。老乡也都很通情达理，看着要回家，有这样一个学生，
就让我跟着车走了。跟着大车走，走一会儿跑一会儿。东北那个大车都知道，前面四五匹马，那个胶皮轮子在大车上。我在后面跟着跑。
到后来老板，还有车上的人说，小弟弟上来。拂晓吃了一点东西，喝了一点汤，就奔着三岔河去了。三岔河就是八路军占领的地方。
"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歌，我们大家都哭了，我们用生命来追求这个部队。"
于洋：快到十一二点的时候已经中午的。我们快到三岔河的时候就听到了歌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听到这个歌，我们大家都哭了，我们用生命来追求这个部队，所以当时，我一下也哭了。
昨天晚上没有打死，过来了。所以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到了三岔河之后，我
就知道，这个自然领袖，也就是给我们出主意的这个人，是我们的地下党。所以他就说，老弟，到军管会报到。
到了军管会，我说，我是东影的，他们撤退到北边去了，我们国民党进了以后，我们这是跑出来了。军代表，军管会的人一看，当然欢迎了。马上开路条，让我们坐着军用火车到了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我就去找东北大学东影的办事处在什么地方，到了东北区他就指给我们，在道里四道街上有一个东北大学和东影，还有东北科学院一个办事处，
办事处主任叫张东川。你看我记忆还是很清楚的。
到了之后我就说我是东影的。他说东北大学都往北撤了，都撤退到佳木斯那边去了。暂时你在这儿休息吧，休整几天你还可以走。这时候我就在那儿，给了我钱，让我去洗澡，给了我临时的军装，我就穿上了。这个时候，就去了。有一个作家叫舒群，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当时接收东北电影制片厂，接收东北科学院，接收东北大学，他一个，还有一个后来成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叫袁牧之。全国解放以后，成了全国电影局的局长。
"我当时讲长春的情况是有倾向性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要做点安定工作。
"
于洋：他们两个八月份，正好在哈尔滨开会。听说我到了，他们就来见我。
见了我之后，我像见着亲人一样，舒群在长春见过他，我就向他们汇报，国民党进城以后，如何如何情况。金山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怎么样来接收这里。
盛加伦，带着几个骨干，他们接收的长影。他们说太好了，这样，正好有从那儿撤退出来很多人，还不安心。如果跟着八路撤退不知道撤退到哪儿去了。佳木斯、兴山往那边一走的话，就是苏联了，就过江了。
当时很多人不安心，说你赶快往兴山走，现在叫佳木斯，过去叫东兴镇。那时候从哈尔滨走到兴山，我走了四天。从长春到那儿徒步走，走了七天，这里要走七天的火车，他的火车不是定点的，一会儿这儿停，一会儿那儿停。
到了佳木斯，从佳木斯又到了兴山，这时候我的妈妈在那儿，我的哥哥已经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公安局工作了。我的妈妈在那儿，见着我之后，抱着我就痛哭。
她说我想回去找你，我说幸亏你没回去。当时很多人听我讲长春的情况，我当时讲长春的情况我有倾向性的。
我说国民党进城是耀武扬威，把过去敌伪时代的警察们，那些汉奸们都组织起来，还是他们在那儿掌权。我说那儿老百姓还是很吃苦的。我这个意思，领导的意思也是，在这种时候，要做点安定工作，让大家能够安下心来。
"那时候搞土地改革是武装土改，每人都有武装，还有警卫排保护着我们。
"
于洋：当然这个时候已经从电影厂，已经从延安，从西北过去很多，当时候新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就要成立了，也就是到了兴山以后。这时候像我这样的，还有一部分人。年轻人，有的就送到军政大学去学习。像我当时就派到东北局土改工作团去参加了土地改革。
我记得我的土改工作团的团长是叫于杰，后来是黑龙江省省委的领导。东北
土改工作团第二团，当时不是号称一万二千干部下乡去搞土改吗？我们就是那批。
下去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林口县，就是牡丹江到佳木斯当中的林口县、刁翎县、麻山。就是这条线上，都是东北局的土改工作队。
土改工作队当时的成员，一部分是科学院的成员，一部分是东北大学的学生。
还有一部分像我们电影制片厂的。统称就是工作队了。那时候搞土地改革是武装
土改，我们土改同时每人都有武装，都发了武器，发了手榴弹，而且有警卫排保
护着我们。
我第一站是到了麻山区的西大坡，青龙村的西大坡，是在山上搞土地改革。这对我来说是极为新鲜的事情。每天要下乡经过学习了，怎么样扎根串连，怎么样发动贫户农，整个程序我都参加了。在这个时候我的积极分子就是一个赤贫，
扛大活的一个人，叫大老冯。其实我比他小，他比我大十几岁，他将近三十岁，很穷。快到三十岁老婆娶不上，就给地主家干活。因为当时我们土改工作团进去
之后，首先要扎根串连，扎哪儿呢？要扎到贫户农那儿。当时也有勇敢分子出来
接待你。
这个情况有一部电影当时是我演的，叫《暴风骤雨》，演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当时的状况。而且非常有意思，《暴风骤雨》影片，拍摄地点就是当年我土
地改革的附近，很近的。所以那一带的情况我比较熟。我参加的这个土地改革，
这段生活对我后来的拍摄电影那是有很大帮助的。
当时贫户农是怎么个表现，勇敢分子是怎么个表现。这段生活对我后来拍《
暴风骤雨》有很大的帮助，那就是生活的再现。正好拍这个电影的地方，也是我当年土地改革那一带，当时我们搞土地改革的时候，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土匪。
"像这种战斗的生活对我们来，那得有一点精神，有一点不怕死的精神。"
于洋：当时的土匪也是很多的。我们的土改工作队经常被土匪袭击。年轻人对这种生活非常感兴趣，我虽然十几岁，这时候已经是十七八岁了，非常喜欢这种带有一点战斗的、冒险的生活。非常符合一个男孩子的性格。
所以当时我带着枪，一把长枪，一把短枪，带着手榴弹，每天睡觉的时候抱着枪，就怕当时土匪、地主分子袭击我。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有一些村庄，已经被地主的还乡团，或者是地主的武装，给围攻起来。
当时也牺牲了一些干部，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打援，怎么叫打援呢？我们土改的时候，我在林口县的山东会，山里头拂晓的时候枪声响了，枪声响我们当然
很紧张。枪声怎么在山里响了呢？这时候我们就通知我们的警卫排，警卫排大概不到二十个人，大概十几个人，都是朝鲜同志，他们都很勇敢。
通知他们，我们山里可能有情况，有战斗，咱们准备，准备去接应。天亮的时候，从山的那个方向，跑了一匹马，这匹马上面有行李，过去用的前搭子，那里头装的行李。一般的干部，连、营、团以上的干部都有一个装备。
里面装的行李，装的衣服，驮在马身上。这个马跑起来一看，这就是八路军的。这不是连长也是营长的，或者是更高一点的干部，我们说这里面肯定有战斗，
我们这时候就组织老百姓给我们烙贴饼子，每家都给贴一点饼子，这时候我们装
了一麻袋饼子。我们让警卫排和我们一起，奔着枪声走了，带着这个东西。
牵着这匹马就奔着山里去了。大概快到中午了，走到了。到里面一看，这时候稀稀拉拉还有一点枪声，这时候敌人开始撤，敌人其实人数不多，不到二十人。
我们一个县大队，跟他们遭遇了。这时候我们的战士一个人只有五发子弹，有的子弹都打光了，有的让人打死了。
这时候我们警卫排只有二十来个人，非常勇敢，就追击他们。这时候敌人开始撤了。这时候一个刁翎县大队的队长，就向我们来讲这个情况。他们在追击这一伙土匪，当时不是搞土改，发地招，把地招都抢走了，当时的果实，还有我们一个工作队的队员让他们给拉走了。
就在这个地方让他们给枪毙了，这个队员是一个烈士。我们到那儿之后，敌人已经撤了，但是我们还很希望能够遭遇这次战斗，但是没有战斗了，当时情况也是很紧张的。
像这种战斗的生活对我们来，那得有一点精神，有一点不怕死的精神。我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追求革命，追求向上的东西，不怕死。这个对我后来拍电影，对我塑造和扮演一些英雄人物都直接有关系的。
"这个片子虽然很不成熟，但是很鼓舞士气，战争年代到处放。"
于洋：这段生活之后，1947年的夏天，这时候东北电影制片厂要开始拍电影，开始拍电影就把我们这些人调回去了，凡是原来电影厂编制的这些人都调回去了。工作队有一些留下的，做地方政权工作就留下了，有的像科学院的，东北大学的
有的就回去了。像我们就回到东影。
东影要拍摄一部电影，拍什么呢？叫《留下他打老将》一部短的故事片。所以我们人民的电影，八路军的电影里头，我是第一个演八路军的连长。虽然我的
岁数不大，但是个子挺大，这部电影里头有陈强同志，陈强演一个老人。
还有现在长影一位老同志，叫袁乃晨，他演营长。演我的指导员那位同志，
到后来作为新闻记者，亚非记者会的时候，坐飞机参加万隆会议，我们有架飞机不是让炸掉了吗？这架飞机上有我当时的一个战友。这个人当时我这个电影里他是演我的指导员。
这部电影是在《民主东北》第五集里头有个短故事片就叫《留下他打老蒋》。这部电影应该说是我们解放区拍故事片的第一部实验性的电影。短故事片，故事
情节很简单，我们部队的一个小战士，在行军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庄，不小心摆
弄枪支把老乡的小孩儿给打死了，枪走火打死了。
按照部队的纪律，当时要枪毙这个小战士。把老乡的孩子给打死了得枪毙。
所以当时部队的决定，从营长到连长，我是演连长的。当时决定批判这个孩子，然后在公审会上要枪毙他。
在群众大会上，在这个时候，那个孩子的父亲，也就是陈强同志演的这个，他当场上台，说不要杀他吧，这么年轻的一个孩子，他不是有意的，他是枪走火把我们的孩子打死了。你把他打死了之后，我们不是又少了一个战斗力吗？
他不是有意打死的，留下他打老蒋吧。这个片子名就是这个。所以最后，在群众一再要求下，部队最后做了决定，那就是接受老百姓的建议，把这个孩子给留下了，把这个年轻战士给留下了。所以这个年轻战士到后来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跟这个老大爷说，我一定回来报答你，我在前方一定好好打仗。
老人家哭着送这个部队走了。这个片子就是这样。虽然很不成熟，但是很鼓舞战争，战争年代到处放，1947年、1948年正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时候。和民主东北这个战争纪录片，尤其在部队里面，前方、后方到处放。所以特别是电影，在这个时候看到他的力量，鼓舞士气，部队简直是欢迎极了。
"当时的口号叫保卫胜利果实，当时东北战场上，我们的战士像小老虎一样。
"
于洋：所以我拍完这个电影之后我就下部队了，当时又让我到部队去锻炼。
到部队的时候，人们知道我是电影里头的连长。所以我下部队的时候是在东北炮兵。正好这个时候是四平战役刚刚结束，围困长春。1948年初，这时候开始东北的战局，开始扭转了，我们就比较占主动的位置了。
当时国民党的士气就有点不行了。这时候我们的部队在长春外围，吉林的外
围，我们虽然没有占城市，但是这一带的农村我们都占领了。所以1948年，围困长春，几个月的时候，到后来长春市围困下来了，没有经过打。郑同国不是投降了吗？已经把他们围住了。
他们投降的时候，正好我们在那个部队，我们就是炮兵。我记得在1948年的8月2 号，我们部队的整训，我们拉出我们的罗马炮兵，为了把长春外围围住，
我们准备了半个月。八月初向长春发起攻击，非常有意思。
我在检影镜里看的，我跟着指挥所走。很多队伍我都熟悉，那不是长春自由
大街吗？那不是长春的红旗街吗？都能看到。就看到我们的炮弹在那儿打，从六点钟开始打，打到八九点钟。我们开始一放炮的时候，马上部队就撤了，就怕敌人反击。
恰巧，这个时候敌人还真反击了。敌人一开始没有反击，到后来九点钟快十
点的时候开始往外打炮。这时候就乱打了，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哪儿。这段战斗的
生活，对我也是很有教育的。看到我们的战士之勇敢，看到国民党俘虏狼狈的样
子。
所以我是接触咱们人民的军队接触的比较早。从我扮演第一个解放军连长的形象，到后来我在部队里面，接触到连长，我还当了文化干事，在一个连队里头。
我教他们唱歌。那个时候部队的文化水平不像现在，都是翻身的农民，东北的翻
身农民。
大字不识，连封信都不会写，但是就是打仗勇敢。打仗跟国民党打，国民党那时候新一军、新六军过来都是南方人，他们对东北的情况也不熟悉，天一冷的时候，他们动都没办法动。所以国民党这点，他是很失策的。
他为了（防止）部队开小差，他把南方的部队往北调，北方的部队往南调。
这就完全失策。这时候在当时，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八路军，都是当地的翻身农
民，翻身的农民参加了部队以后，当时的口号叫保卫胜利果实。分到了土地，家里那时候都翻身了，把地主阶级打倒了。
为了保护这个局面，踊跃参军，所以当时东北战场上，我们的战士像小老虎一样。那时候是展开了独胆英雄运动，我们有时候一个战士和一个排长，能够俘虏他一个连，当时展开了独胆英雄运动就是这个。
半夜摸过去了之后，在敌人住的那个仓库、操场，有的时候抱着手榴弹去，
一抱，说你们要动的话，咱们一块都完。国民党悄悄放下武器，有时候一个人能
够俘虏一排，有时候上连都俘虏。所以当时东北的战局士气也比较好，三下江南、
速保临江、围困着长春，把沈阳的交通都隔断了。所以国民党在那个时候比较狼
狈。
"现场的人分不出来哪些是拍电影的演员，哪些是真的工人。"
于洋：这个时候，在1948年，长春快要解放的时候，还没有解放。这时候东影就把我调回去，参加了一部电影，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电影，叫《
桥》。
在哈尔滨，反映哈尔滨的铁路工人，如何支援战争的翻身的工人，他们如何
机智地配合着部队，把江桥建设起来，支援战争。这部电影，我非常荣幸让我演了一个，青年工人里的炼钢工人积极分子，叫吴一竹。
在当时，我的领导组长是王家乙同志，后来很有名的导演。什么《五朵金花
》都是他拍的，拍了很多好的电影。导演是王滨。也就是后来拍《白毛女》的王滨。摄影是包杰。
这里还有一个老同志，叫吕班，还有个杜德夫。当然这些老同志现在都不在了，我还有幸能够活到今天。当时这些人为了支援战争，为了拍摄这部电影，确
实克服了很多困难。我们在1948年开始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演员去生活，跟工人在一起生活。
我把我的军装脱下来给工人穿，工人的衣服我穿上。身上有虱子都不怕，大家都有虱子。那时候虱子叫革命虫，大家都有革命虫。所以在现场，在炼钢厂开拍以后，拍炼钢的时候，那真是同吃同住同劳动。
很多在现场的人分不出来哪些是拍电影的演员，哪些是真的工人。当时我们就跟着炼钢，跟着操作。当然得有人带着，但是我们也都挺勇敢的，像这个钢炼成之后，炼钢那种动作我们都会。
"给女同志发点纸我们也去要，到后来我们知道是女同志特殊的，我们就不要了。"
于洋：所以这一段，对我炼钢的生活，工人的生活也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翻身的工人，他们对共产党这种感情。所以电影在1949年初，长春解放的冬天。
我们内景的部分，搭景的部分，到了长春。我们曾经在电影制片厂的时候，那个摄影棚，也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
当时周围还都是地雷，我们完全是武装拍电影，那时候青年演员每天晚上都站岗，我是青年团的领导，晚上就查岗，白天就拍电影。当中很多不太懂的，找一些技术人员，过去在电影厂待过的这些人帮助，一起来搞，克服了很多困难。
我们那个时代，演员也就是哪儿需要什么就干什么。像我们摄制组里的生活干事，管伙房的，都是演员。演员不分主演、次演还是配角，大家都一样。住在一个大棚的地下室，四十几个人住在一块，两边大炕，生活的非常有意思，那种
集体生活。
供给制，一个月一个人一块五到两块五。吃饭都吃一样的，发衣服发一样的。
那真是一种共产主义生活，平均，大家都一样。给女同志发点纸我们也去要，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后来我们知道是女同志特殊的，我们就不要了。
牙膏、洗脸毛巾、鞋子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过那么一种生活，互相之间都是兄弟一样的，兄弟姐妹一样。感情非常融洽，非常好。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大家接下来这种感情是非常深刻的。到后来，我们都互相很关心，这个电影，在五一节的时候，我们结束了，劳动节。
"当时周总理非常激动。他说电影拍得有很多缺点，但是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于洋：那个时候我们就过五一劳动节。劳动节拍完了之后，赶紧送到北京，北京是二月份解放的。送到北京，送到香山。一开始看我们的电影是在香山，到后来是进到中南海去的。
送去这个电影，中央领导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我们有了电影了，而且有了故事电影。一边看，大家非常激动，鼓掌。到后来政协成立的时候，政协又看了。当时有很多，像上海解放以后，很多电影人过来了，还有香港的也来了一些
人。
看了之后，大家也很高兴，在荧幕上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故事片，
而且是以工人阶级登上了荧幕。所以当时周总理非常激动。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电影拍得有很多缺点，技术上也还差的很多，看起来有些地方还过不了关。
但是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是我们自己的电影。所以他给鼓掌，中央那些领导都看了，他们都鼓掌。包括那些上海过来的电影界的朋友们，香港过来的电影界的朋友们，都给很高的肯定。
说这是历史上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故事片，而且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形象）在上面。这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参加新中国第一部电影，对我们来说也是光荣的事情。所以我常想，我们就记住这样一句话，虽然有很多的不足，但是他是我们自己的，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部的故事片。
所以《桥》为什么在中国电影史上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呢？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他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当然他的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
》我也参加了。这个第一部我也参加了，所以我非常荣幸。今天想起来我也特别高兴。
"于洋你是一艘大船，大船要在海洋里行驶。所以后来电影界都知道我叫于大船。"
于洋：从1947年算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当中我拍了很多电影。以后我到了电影学院学习，学习了两年，当时我们向苏联学习吗，请了苏联专家，我们比较系统的。
那真是从早到晚不吃不睡的那样，很刻苦。有时候专家他们也很受感动，说你们中国的这些电影演员来当学生，这么吃苦也是出乎他们的意外，很好，所以他们很佩服我们。
要求我们该做的作业我们都按时完成，有的时候，我们每天要演小品，课前练习，后来多人小品，戏剧片断，一直到后来拍独幕戏。整个这个过程，我们一个专修班。二十几个人。是包括上海的、长春的、北京的，几个主要电影厂的演员。老的就是有陈强，还有我的夫人杨静，其他的像胡鹏、沙莉，张燕是长春的，刘文华，好多人都没了。但是我们那个年代，那样刻苦学习，至今对我们的教育还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我们电影学院在成立的时候，在纪念会时，把我约请去了，我算是最早的老学员。后来的像张艺谋、陈凯歌，这都是后来的学友，他们都很谦虚。
后来电影学院经过逐渐的培养训练，一期一期的，现在我们电影的主力都是电影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比较多。我从电影学院毕业以后，当时专家对我比较满意，有个评语，于洋你是一艘大船，大船要在海洋里行驶。
外国人形容这个东西，让你体会他什么意思，就是将来你会有所作为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班的同学，还有电影界都知道我叫于大船。我毕业以后，经过专家的这两年的培养训练，对表演上如何处理人物，如何进行一些专业上的处理我就比较清楚了。
所以我后拍电影就比较多了，像《生活的浪花》、《飞跃天险》，到后来《
矿灯》、《青春之歌》、《英雄虎胆》都开始拍。从1957年、1958年、1959年这
三年，我拍了将近十来部电影，拍的电影比较多。
"老百姓看了特别喜欢，我接了很多信，最多一天有三四十封。那时候用麻袋来装。"
于洋：一直到1960年的时候拍了《暴风骤雨》，这个时候，特别是是在1958年拍了一部《英雄虎胆》这部电影，那就全国反响比较大，这部电影在当时那个路线底下还有些问题。当时路线你们大家都知道，比较左。
在极左路线下，这个片子并不是太受欢迎的。为什么呢？他对女特务的描写，对阿兰的描写按今天来说，有人性化了，不应当这样来处理，应当是特务都是一样的，敌人都是一样的。其实敌人也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
在当时，导演严寄洲看到这个本子之后很喜欢，我也很喜欢。认为这个本子可以拍出一个观众喜欢的电影。因为当时我们在意识里有这个东西，电影是一个教化的工具，但是一定要让人看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悬念。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艺术，有它的传统。小说，是连续的小说，说书的也是这样，到一段书就停止了，给你造成一个悬念。电影也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艺术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形象的东西。
所以这部电影，我觉得基本上也就是这方面的东西。人物关系比较复杂，悬念性比较强，特务之间、敌人之间有不同的性格，我觉得挺好。现在电影上，最后把阿兰打死了，那是后来改的，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好几个结尾。有一个结尾是阿兰为了掩护曾泰，他自己被李月桂打死了，是这样的结果。这样，人们就
更同情阿兰了。
当时的那种指导思想地下，不希望观众同情他，你同情他不是坏了吗？那就是同情特务的。所以这个电影当时并没有怎么太多的宣传。但是，老百姓看了特别喜欢，我接了很多信，一天接到的信最多有三四十封。那时候真的是用麻袋来装。
"那个时候没什么替身：到门头沟下矿到掌子面上，在西郊机场每天起降也
很枯燥。" 于洋：因为在这个时候，在1959年的时候，我又演了很多电影，像《青春之歌》，《水上春秋》，我也接到很多观众的来信。那个时候，我们一个电影演员，那个时候一年能拍一部戏就算不错的了，但是我一年能拍几部，当时比
较少的。
所以有的电影没有演好，当时领导和一些评论家就说，于洋同时演那么多电影太多了。跟今天比起来差远了，今天一个演员一年可以拍十几部戏，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因为你拍戏过程，你还要体验生活，要排练，要研究剧本。
《水上春秋》我就要在游泳池里面泡两个月，跟游泳健将们一起在锻炼身体，我要真游。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替身，像《青春之歌》，我们就要谈剧本，
研究人物、研究角色。还有《矿灯》，我到门头沟下矿去，跟工人一块到掌子面
上，到深层的掌子面上。每天要跟他们去挖煤。
我拍《飞跃天险》，我每天要在西郊机场跟飞行员们在一起生活。起、降，
每天也是枯燥，跟大家一样。所以那几年，我的生活比较丰富，一会儿是军人，
一会儿是矿工，一会儿是地下党，一会儿是侦察员什么的。
但是这些电影，我演的都是正面的英雄人物。在这个当中，研究的过程、学习的过程，排练的过程对我自己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净化灵魂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常常用这些英雄人物来比自己。我要是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能不能这样做。
我想了之后，我说我是个党员，而且我还是党龄比较长的党员，我1947年就入党了。我说我可以做党，根据我的性格，根据我的思想状况，我不会当叛徒，绝对不会。这点我信念十分强。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我豁出去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于洋：所以在文革当中，打我是" 五一六" 的时候，上百人承认自己是"五一六" ，打我是" 五一六" 后台的时候，腰挺住了，我说我不是。你们打错了。
每天批斗我，轮斗我。在干校，一边劳动一边批斗，十个连队，每天轮流斗我。
当时我就冷笑着对他们说，我比走资派还厉害，走资派还没有轮斗，现在是轮斗我。
到后来，有的负责任，宣传队的负责人说。你知道我们是哪儿来的吗？我知道，你们是中央下来的。当然更应当讲政策，我说我不是" 五一六" ，我也不是
后台，我就讲了几句话，给" 五一六" 那些年轻人。我说不是" 五一六" ，你们
就不要承认，你们承认之后这个运动不是乱套了吗？
他们听了我的话有的推翻了，特别我的夫人在当时也是" 五一六".我就更不
相信了，因为我太知道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打"五一六" ，那样反复的斗我，
我一直坚持。你今天就是把我斗死，我也不会承认我是" 五一六" 的，因为我不是" 五一六" ，你让我承认我能承认吗？
如果一个共产党员这样一点考验经不住的话，敌人过来三皮鞭子就得叛变，我的思想就是这么个思想。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我豁出去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是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所以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我能够坚持下来。
所以我演这些英雄人物的时候，我经常衡量我自己，碰到那种危险的情况下，
我能不能做到他们那样。我说我可以做到。山东人说话算数，我说没问题。所以我这几十年来，我对自己还有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信心。我既然跟随着这个共产党，同我入党那天开始，追求这个信仰。
"我常跟年轻朋友们说，生正逢时。你们生长在好时候了，你们不知道当亡国奴的滋味。"
于洋：很多我的同年代的人，我上代的人一个一个都牺牲了。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这些人，难道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话可说吗？什么要求可提吗？他们那时候
为了什么？有的人就那样走了，战斗当中牺牲了，解放以后，像王滨那个导演，
那是跟我最好的导演。46岁就走了。
他拍了新中国第一部电影，拍了《白毛女》。那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也
是个老同志。一九三几年就到了延安的老同志，还有跟我在一起《大浪淘沙》那
个导演，我第一部戏《留下他打老蒋》就是他导的，伊琳同志。而且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拍《大浪淘沙》我们在一起，文革当中他也走了。我想起这些人的时候，我心里头确实是……我说我们今天幸存的这些人，今天这样一个大好的时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所以我跟你说，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很满足了。
现在，我常跟年轻朋友们说，生正逢时。现在真是，你们生长在好时候了，你们不知道过去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在监狱里受苦那是什么滋味。过去创业的时候那些人是什么滋味，你们都不知道。那个时候真是，那些都是历史上的光荣人物，他们创造了共和国。
我们今年共产党90周年了，世界上哪有一个90年的党？只有我们中国，为什么？这就是得到了人心，得到了中国人的支持。虽然今天杂音特别多，但是我相信，正义的声音，还是占主导的。虽然我们经常听到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
看我们共和国怎么过来的吧，看我这九十年怎么过来的吧。
最近电视电影放这些红色的节目，我看了之后，等于重复了很多自己过去经历的一些东西，我为之高兴。我说，我们这个国家可以。特别是我们现在，共和国在国际上占着这样一个位置，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过去近百年以前，我们是被人看作是东亚病夫，是东方最丑陋的中国人。今天我们是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我虽然耄耋之年，八十多岁了，但是我能够有幸到现在，我确实很高兴。
"我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要拍这么一部影片，颠倒的意识颠倒过来。"
《大师》：我们还想请您聊聊《戴手铐的旅客》，那是经典之作。
于洋：这部影片，应该是文革之后。因为我自己经历了文革，我曾经受过文革当中的待遇。文革这十年，在我们历史上是极不正常的，极糟糕的。给国家，给这个民族造成极大灾难的这十年。
我们要记住他，不应该忘记。文革之后，在我的脑子里，我就想要拍这么一部电影。你们大概很多人都会知道，文革之前，很多公安局的干部、领导建立了监狱，那是为了押解那些坏人、敌人建立的监狱。
但是文革当中，很多当初建立这些监狱的人，他们自己进去了，成了犯人。
大有人在，北京市的领导，上海的领导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说这是颠倒黑白。所以在戴手铐这个题材的影片里面，我就选择了这个。这里面有很多都能看到颠倒黑白的东西，比如说刘杰拿着照片把他颠倒过来，拿大饼看世界，一切都颠倒了。坏人成了好人，好人成了坏人。能这样吗？
我说要拍这样的电影，要揭露这样的电影。所以当时也出了几部。但是我就看材料当中有这么一部电影，这么一部原作是一个红卫兵写的。当时很多导演怕任务太简单了，好像不值得拍电影。我觉得以小见大，应当让我们后来人知道这
段历史。
要让他们知道我们那些英雄的公安人员他们怎么样坚持斗争，坚持让坏人追自己，坚持要把特务抓着。我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要拍这么一部影片，颠倒的意识颠倒过来。所以，电影总是要给人看的，原来这个电影背景写的是西北，特务是往西北那边跑。
就是拿到我们A1号燃料的那个特务，是往西北跑的。往那个方向跑。当时我建议，我说改，不要往那边跑，因为太明显了。一看就是苏联那边，应该往那边跑，那边是可以的。那边还有一个好处，亚热带，昆明那边的风光非常漂亮。往西北那边跑，风
沙、骆驼没有别的。往这边跑景色也很美，电影要看一点漂亮的景色。往这边跑还有一个好处，我把原来那个魏小明是个小男孩，我把他改成小女孩，穿上傣族衣服，挺漂亮。从景上、人物上都要有一点很漂亮的地方，很好看，可看。
但是这个电影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悬念性比较强。跟我演的《英雄虎胆
》一样，悬念性比较强。到底谁能抓住谁，那个苏哲跑，刘杰在追他，反过来苏哲又迫害他。但是这些老干部受迫害的时候各种表现都有。
赵子岳扮演的那个公安局长要跳河，要自杀。现实生活有，还有印质明演的那个，自由老战友，成为反革命了，他也得抵补他，最后他跑了，最后到他家里的时候也得招待他。但是最后还是理解了他。
像这种真正的同情战友，深情的这种感情的关系，在文革当中非正常情况下是有的。虽然不是正面的，但那时候每一个眼神见到你，打你是反革命了，我非常同情你，见着你我会给你做这样的工作，给你打个立正。
那时候这个事情很多的，就是暗暗的交流。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不是反革命，你怎么是反革命呢？我也不是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看见这些老同志，老革命，这些公安人员应该怎么样。
如果我连这点困难都经不住，这点考验都不经不住的话，那就不是共产党。
所以，这种任务关系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所以这里这几个老战友不是都经过冲击
了吗？所以我在电影上又深化了这种关系。
"我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要喜欢，要入情，能打动你情感的东西，你才能写出好东西。"
于洋：悬念性强了，景致好一点。这时候我还是想，应该有好听的歌。就是《送战友》，这时候正好作曲家王立平同志，他也经过文革当中的冲击，当时当他是一个一般的作曲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名他就写了一个《海南姑娘》，还有一个哈尔滨松花江的一首歌。当时写的还
是不错的。其实我请这个作曲家，是请了王立平原来的老师来写，到后来王立平同志自己看到这个剧本之后，非常受感动，找我来谈他的想法。
我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要喜欢，要入情，能够打动你情感的东西，你才能够写出好东西。那种单纯完成什么任务，那是一种情况。我们过去有这个经验，单纯的完成一种任务，他没有这种切身体验，也就一般的完成任务，政治任务。
但是这种有深情、有体验的，有追求和有向往的，正好是这个戏又能符合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拍好。所以我觉得王立平一点是很好的，所以我就给王立平同志上了。我说这样，我跟你老师商量一下。
我一讲王立平的情况，老师说，那行，让王立平来作曲，这是一个很有为的
年轻的作曲家。所以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拍外景也好，体验生活也好，我都带着
作曲家王立平去了。
歌是我在拍的过程中想的。我说作为导演的想法，要是有好听的歌就好了，
特别是云南这一带，很好的风光，很好的画面，有动人的场景。因为我很喜欢音
乐，我在1947年的时候，东影搞民主，东北没有乐队，当时乐队都大伙凑。
我会吹小号，我给吹的小号。当时还有特别待遇，给我每天喝点牛奶。我那时候的乐队，东影乐团到后来电影乐团很多都知道我是老乐队的成员，后来不去了。到北京来我吹萨克斯风，吹小号，我有时候会玩一玩。
我很喜欢音乐，音乐很多旋律在我的脑子里头。所以对这部电影我就想。我
说王立平咱们得写个好曲子，要反应这个时代的。这个歌突出一点重要的，就是情。战友情，弟兄情，这是核心。当心夜半北风寒，亲爱的战友，我的兄弟。
"所以我说王立平同志，将来这个电影没有了，这个歌还在唱，很好。"
于洋：你看看，唱的时候，能唱出眼泪来。我说你这个歌要写好的话，咱们在这个戏里头，咱们要先在组里唱，咱们为这个歌配一些画面。王立平当然高兴，
他说太好了我写。他琢磨琢磨，到写的时候在组里，我在云南。他说让大伙唱一
唱。我说可以，最先唱让小蔡明唱的，那时候还是小孩儿呢。让蔡明唱，让大伙
唱。每天出去拍的时候在车上唱，拍完戏回来在车上也唱。唱的时候我说，你们感觉能不能上口，上口的话才能够传扬出去。
大伙说越唱越好听，所以到后来我们拍板，我说王立平行了，咱们这个歌要了。为了这个歌他写了一些画面，所以这个歌，现在一唱到这个歌的时候，当时
有战友的离别，有到边疆的地方看通缉令，到少数民族吃木瓜，喝水，在船上坐
着，一个人在山上看望着远方，这都是为这个歌来拍的这些画面。电影拍完以后，
一直在唱，一直唱到今天还在唱。什么时候唱呢？部队的同志复员的时候，毕业的同学告别的时候，一个工作单位调走的时候同志们之间爱唱这个。
有的时候唱，我看很多人是真哭。所以我说这个歌能够打动人们，一直流传到今天。所以我说王立平同志，将来这个电影没有了，这个歌还在唱，很好。还
有一首歌，《大海啊故乡》那是我拍另外一部电影叫《大海在呼唤》。
因为这两个电影是连着拍的，《戴手铐的旅客》拍完之后，接着我就拍了《
大海在呼唤》。我说王立平同志，咱们继续合作。那时候到香港去一趟不容易，文革之后，第一次出国而且一个摄制组。
那时候叫出国了，那时候香港不是我们的地方，好像是英国的地方。我说，
要写个歌，好听的歌。写船员在海上的友谊。这个歌写的也很好，到后来也流传
了。所以这两首歌之后，他又接着写《少林寺》，接着写了《红楼梦》，到后来
他的歌越来越多。
所以他是很有才能的一个人。但是我这两部电影是最早拍的。这两个歌能够
流传到现在，特别是第二首歌，《大海啊故乡》很多外国朋友愿意唱，法国的、日本的。后来这个歌在台湾居然能够唱。台湾可以唱的几首歌，大陆的歌有《大海在呼唤》，就是《大海啊故乡》，到后来我去台湾访问，他们有人在唱这个。
"到后来我们这个老厂长说，那就你自己演吧。"
于洋：所以，再说到演员了，演员就是我自己了。当时一开始我是找的印质明同志，因为我做导演了这时候。就是演《铁道卫士》的那个，《虎穴追踪》、《国庆十点钟》中他都演侦查，侦查处长，侦查局长。所以我就让他演。他从天津来了，他演侦察员专业户，他看了剧本，他说挺好。但是于洋我告诉你，文化
大革命弄的我身体不行了，拍不下来。这顿跑，这顿打，你看我这样，像那个样吗？
他说你演可以，你演这个吧。我说那不行，我找你就是你的，他说不行，我身体不行，顶不下来。他说我演另外一个局长吧，他自己找的演魏子恒这个局长。
最后我已经都准备好了，我就向厂里汇报这个情况。到后来我们这个老厂长说，
那就你自己演吧。
所以到后来我就跟摄影师，跟副导演说，我说你们都帮助我，跟大家说，大家都互相帮助。所以到后来我就自己演了，自己演了这个电影，应该说在大家帮助下，有了这么一个教材。
一直到现在人们还记着我这个电影。所以我的几部电影，从我演的《英雄虎胆》，到《大浪淘沙》、《暴风骤雨》、《青春之歌》、《戴手铐的旅客》这在观众里都有些印象了。
所以至今为止，有时候我看我们电视上还经常放《英雄虎胆》，前几天还在放，我又接到很多电话，接到很多老朋友的电话。都说，又放你的电影了，我说，这是为了选一些影片在放。
"编导演摄录美，这是一个集体艺术的创作。一个人耍光杆什么都成不了。
"
于洋：所以我非常高兴的在去年的金鸡百花奖上，给了我一个奖，叫终身成就奖。所以在这个会上我讲了几句话，我确实是那样想的。我说我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一辈子电影，我非常重视这个奖项，这是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对老一辈的
电影人的褒奖。
我在这些人当中，很多人都不在了，按照成就的话，比我有成就的人有很多，但是他们没有赶上今天这个好时候，让我赶上了。第二点，在当时放了我很多电影的片断，我说你们看到这个电影的片断，他的背后有很多工作人的汗水，他们的支持。
一个演员塑造一个人物，绝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集体的劳动。演
员只是在前面是个代表人物，形象让人看到。但是要看到后面的汗水，看到后面的劳动。
我想我们现在的演员，如果有一点认识的话，应当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你个人有多大天赋，每个人的天赋是有极限的，有很多人的劳动。我们过去拍个电影，一个摄影师为了拍一个女孩子漂亮，怎么打光，怎么找这个角度，要花很多
劳动的。
像《青春之歌》拍那个谢芳，摄影师每天研究她的脸形，光怎么打，那是有劳动的，那是汗水。化妆，像葛存壮演《红旗谱》那个老头，他不到三十岁，给他那个造型化的妆是化妆师孙月梅，每个人给他研究造型。
所以他自己有了信心。他自己也说，这是人家的帮忙。今天来看也是这么个
道理，所以我说，特别是影视界的演员，编导演摄录美，这是一个集体，集体的艺术，集体的创作。所以在这样的有一点荣誉的时候，我这是从真心的想到，我
背后那些朋友们，包括我的同行和我对戏的演员们。没有他们，一个人耍光杆什么都成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