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第39期-侯登科:孤独的远行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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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摄影史上一个独特而深刻的坐标式人物;他被和布列松、马克吕布这样的世界级摄影大师相提并论;他是当代中国最具人文和哲学思辨色彩的摄影家;他是一个业余摄影师,一个农民摄影家;他是中国纪实摄影的先锋;侯登科——一个中国摄影史无法绕开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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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登科:孤独的远行者(下)[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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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第38期——侯登科:孤独的远行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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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代代无穷己,兰香菊淡如见君

摄影师侯登科去世已经八个年头了。

普希金曾经曰过,“湮灭是任何不复存在的人的自然命运。”听起来残酷,却直抵本质。然而“人总有一些并不完全被历史扼杀的东西。”

片子做到今天,从磁器口到广州,从顺义到凤翔,从宝鸡到西安,每一个“当时”都很有情绪,此刻倒“欲辩已忘言”起来。还记得4月在他的墓前,李胜利说“猴子你知足吧,这辈子没白活,他们三个不认识你还来看你。”

是的,老侯活着的53个年头,我都不认识这个大叔。全部认知,来自《受难者的光荣》纪念文集,来自老侯的知己李媚、于德水,师傅李少童,兄弟李胜利、石宝琇、白涛的讲述,来自《子弟》、《出征》、《麦客》、《黄土地上的女人》等等摄影作品。

尤其是老侯的日记和致友人信。他的文字,无法稀释。让我决意把这篇手记的篇幅,通通腾出。要保留的只有感谢。

感谢被我三番五次骚扰讨照片素材的于德水,李江树在文章里说你和老侯20年里互为温润和支撑。你所不知道的是,有次收到邮件眼泪就掉下来了。为老侯有如此尽心尽力的兄弟欣慰,也为你们对我们的全部信任和支持。

感谢豪爽性情的钓鱼高手李胜利,开车带着我们去凤翔扫墓,在宝鸡城里访旧,还有两顿很特别的热情款待。

感谢本已分身在教学和装修的石宝琇,借我平遥激情岁月影展的纪念册;以及未曾谋面的胡武功,保存了老侯生前唯一的影像资料,几番曲折总算抢救出一部分素材。

感谢李媚精心保留着老侯写过的检查手稿,为我们把最珍贵的录音资料刻成光盘。

还要感谢老杨最初的引荐,感谢梓煜送我《受难者的光荣》,感谢在磁器口一块儿拍脑袋的老高、老杨和小军。

呃,怎么写着写着像“获奖感言”的调调儿了。只是想说,正是老侯的这些兄弟和朋友们,让我“认识”了老侯,想来应该和他们一样真诚、善良和热忱。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以为,狡黠的人是搞不了艺术的,也搞不了评论,因为二者都需要用真诚去兑换真诚。”

纪念文集《受难者的光荣》“出版缘起”里头说,“因为他独特的出身、经历、人格魅力,他独特的为人做事的态度和方式,他独特的作品、独特的追求、独特的精神格局,在中国摄影界成为一个罕见。在某种意义上说,侯登科是我们这一代重要的和无人取代的。编者想给中国摄影界甚至中国文化界留下一个文本——一个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的文本。”

希望这两期专题,能丰富这个文本,为中国摄影界这份罕见。

《侯登科日记》节选

拍片成了我唯一与昨天连接在一起的线索,它之所以不能中断,更多地不是因为我终有一天也会用作品给自己砌一个墓穴来,恰是能用此等方式走向墓地或火葬场是别无选择。

即使为了生存,我也无法把本不情愿、本不是、本没有的东西与自己的心血掺和在一起,意识形态的虚伪和职业责任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有什么能比出卖自己的理智和才能更为痛苦的?没有的东西也要写成有;有的东西要巧装打扮胡乱拔高;最苦的莫过于还要闭着眼把它们织罗进一个冠冕堂皇、条理分明的逻辑框架之中,再涂上一层政治思想工作或者精神文明的信仰圣油。半跪半蹲吧,愿从此不再失眠,不再把无奈的思索奉献给那些该死的文字和经验材料,为生存生存出卖自己的诡谲。

我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是个“摄影救国军”的骨干和始作俑者。但的确,“救”的意图是十分鲜明的,批判的意识是格外强烈的。批判、自省成了我驾驭摄影的内外动力。“有意识”的批判、强化了“无意识”的政治惯性,使自己很难在摄影中体验到政治之外的东西。

我有妻子,有女儿,有老人,有朋友,应有尽有,却没有一杯共话人生的烈酒。不,我的孤独并不全在于已经失去,而在于无法对应,在于我领悟了的东西常常把我深陷在领悟之中。责任心也罢,泥土人格也罢,历史过渡期的弃儿也罢,我无法也不可能仅从个人的得失中抉择现实。我生于斯,活于斯也将死于斯的这块土地上的悲哀与希望,即使全都化成绝望,也无法让我变得无情。

当我越来越明白了自由所给予我的仅是一种妥协式的权利时,夹在现实岩缝里的心境或许也同我空缺的位置一样令人自伤。

我理解了沉默的含义——淡泊、无为。但我还算聪明狡黠,也理解了它不过是一种鸵鸟式清高而已。我承认人性并不完善,但抽象的人性和阶级的人性即使是存在着,也无法与特定的、普通的人的境遇同日而语。就像自由和自我并不完全装在钱包里或者显圣在灵光雾气中。我徒劳地思索着,徒劳地行进,徒劳地在精神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徒劳地把人生的路途变成了思想的历程,活得太累太累。

就像我,一个农民,一个大烟鬼的儿子,一个为了自己的身份而仍不甘心的“现代人”,只有在现时现世的自我展示中才好像对得住做人一场。给自己时时保护着最后的理由。这个理由你知道,就是信念。信念的人只有现在,没有过去,现在就是拯救,放弃了现在也无异于堕落。或许,堕落这个概念已经不是一个伦理意义的产物了。

所不同的是,人不能在标榜自己的人性时完全无视自己的兽性,于是给自己的兽性附加上许许多多的开脱性言说,并把它高抬到美呀崇高呀悲剧呀的境地。我的人性时时都处在一种传统人格的内省与现代人性启蒙的外向性的困难的张力之中。

像我等这种既上不了天堂又怕下地狱的人,又该怎样一个活法?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信念之火扑灭,它一次又一次在我失语或者失控状态中复燃。我唯一可以开脱的是,再做点什么,让仅有的激情尽快耗尽,我想,耗尽了的时候,一定会平常了,也就更趋人性了。

我们这一代人不乏佼佼者,但更多的是过渡的一代,我们的人生被两种价值所盘剥撕拽,生存的无奈和精神的饥渴无时不在苦恋和肉搏。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一个一工作就一下子被卷进铁路公有制固若金汤的生存类型中二十五年的人,他根本不配谈什么自我生存和自我,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靠公有制、铁板碗喂养起来的人!

如若一个人要在精神领域上为自己界定一个界碑,那么他必须具有扛着这界碑一步一步地达到这个界碑的实力,显然只有毅力和信念是不够的。不要为我难过,流泪的时日已过。

我是个混浊的人,纯净不了。纯净的东西不解恨。我只属于我,这大概是最好的结局了。想一个人走下去,少些打扰。少自己打扰自己,这并不意味着入空入无。至于人的价值也许就在他的不完善之中,在他的恶善相济里,在他自身的历史悖论。

我总是惊讶的发现:我也是个农民,一个醒了的农民。我的全部似乎都与这个最古老的符号有着血肉般的姻缘。我每一次告别的企图都引发的是连血带肉般得苦痛。我告别的刀斧,每每却砍在自己身上!然而我天生的禀赋注定了我只能在自白中体验这砍的顽韧和痛伤,我别无选择。

论及记录式的摄影,中国的同行们太满足于“耍花枪”了。真正深入、投入细致地去把握人的面面方方,我们是该稳扎稳打了。我又拍麦客去,混在那群衣衫褴褛的可怜人之中,或许我这颓丧的心智会又强击起来,哪怕只一会儿。

摄影是什么?是媒介物,是现象界的粉尘,是现代社会临盆的污水羊水,是它摇摇晃晃学步之中留下尿痕。足印,是人类面临自我中心论的铜墙铁壁出现裂隙的存在空壳,是人又一次出生时的胞衣!它太容易了,太不值钱了,太容易产生并太容易被遗弃了。

摄影界多是行动的巨人,思想的矮子,如果不从贬义的角度去理解,它的最大功用也就在于行动,一如媒介只有行动,不停懈地行动才称其为媒介一样。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恕我用了意义),对摄影者来说行动就是思想,或者推及至“摄影就是思想”。那么,对于摄影的期望也就不宜太高太多太深太尖,三教九流中它是个“现代扯皮条”的门类也不为过。

我从不敢低估年轻人,但我近十年来从来就低估摄影这个行当——无论是黑头发的,还是蓝眼珠的。因为我毕竟理解了,摄影这种“创造”,充其量在社会学意义上只是一种“复制”或佐证式“创造”罢了。它的效用和价值离开了传媒不可想象。

好在矮巨之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断有自我否定的激情和勇气。中国摄影,正处在一个非摄影的历史背景和一个全新的媒体纷起的历史机遇之间。对于身处生存窘困的人,任何镜头歧视都是残忍的,说罢又悔。谁让我们历史处在一种话语权威的阴影之中呵!这份无奈,是连思想都显乏力的。

或许我注定了要抱守农民的狭隘长久下去,这也是我常常自我怀疑的症结所在。但不论怎么说也不过分,一种伦理性的自我质疑也许会让我的平静多些苟延活力的激情而不至堕落。

我以为,对于一个伟大的心灵,没有比良知更为贴切的,良知,才使心灵体验的丰富性变得纯净透澈,才使心灵的自我批判力变得强劲而又并不强勉,良知,首先是对自己人性的美与丑的洞悟洞察和认同,其次是提纯和扬弃,而这,又不是理智的提纯和扬弃,而是自然的、矛盾的、乃至无可奈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