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正中普遍的人生的福音。——周作人:《日本的新村》,1919年《新青年》6卷3号。

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义”,他预感到了社会要大变,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唤起人心的善来变革。

 

周作人赴日留学主要受了鲁迅的影响。同在日本的那几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译小说。周作人对那段日子的记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间狭促的房间里,气闷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鲁迅忽然激愤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

 

独自在日的两年,周作人翻译数量明显下降,却找到了让自己着迷的事情。1910年,日本白桦派文学团体登场。白桦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说“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似乎说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桦派的思想阵地《白桦》杂志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之后,他们又创办了《新村》。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幻想“以这样的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周作人同样很早就参与了运动。同年十二月号《新村》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订阅《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了周作人一篇标志性文章——《人的文学》。许多研究周作人的学者都把这篇文章定义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头,文章中的观点受白桦派影响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谈文学,之前都是在谈正当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正当的生活,就是通过“新村”来展示。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是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解释,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始于托尔斯泰,如今又传递到了周作人。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

20世纪初,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下,由日本白桦派理想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在日本日向一带建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基地,被称为“新村运动”。他们挑选了一块地方,参加者有几十人,实行共同劳作、相互协作、平等分配的制度,过所谓的“人的生活”。

 

武者小路实笃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所提倡的学说明显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新村运动的活动宗旨被称为新村主义。新村主义者们所谓的”人的生活”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人人都参加劳动;只要参加劳动,人人都能得到生活必需的物质资料,“都不必有衣食住的忧虑”。创建这种生活不是借助于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和平手段获得的,是通过改造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达到的人人平等。

 

新村有两类会员:一是愿意进入新村工作的人,按照新村的精神生活劳作;一是真诚赞同新村精神,而因实际情况所限不能参加新村切身体行这种生活的人。第一种会员的责任权利平等,共同劳动,平时的衣食住及生病时医药费用,均由公共负担;第一种会员除为会务尽力之外,每月捐金50钱,“以忏悔自己的生活不正当的恶”。

 

新村运动并没有维持长久。武者小路实笃等人本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在令人不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一块社会主义的乐土,但这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因为新村成员本身就做不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连温饱都不能解决,只能靠各地捐助和武者小路实笃自己的稿费来维持生计;没有可行的制度来解决私产充公的问题,无论是有产的上层社会,还是赤贫的底层民众,对新村都抱着或不支持、或不理解的态度。经济基础无法建立,政治制度无法畅行,新村后来终于解散了。

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文化学者止庵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理解是:社会不是集体决定一切,而是集体里的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认对方的独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更不是因为大家参加了集体而丧失了个人的存在。这与之后的“集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有很大不同。体现在“新村”则是,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是集体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

 

周作人很早就有对民变的忧虑。他生在1885 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15 岁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些来自民间的破坏力量让他身有感触。他深刻预感到社会即将大变,除了依靠武力斗争,他希望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依靠一种不流血非暴力,焕发每个人内心的善来解决社会的积弊。而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执着于“新村主义”的人们的同样信念。

 

周作人在1919 年4 月出版的《新青年》6 卷3 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他在文章里称新村主义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托尔斯泰的躬耕,是实行泛劳动主义了,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人类的义务,一方而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他还说:“新村的运动,是重在建设模范的人的生活,信托人间的理性,等他觉醒,回到合理的自然的路上来。这样的社会,将来必能实现,必要实现。”因此,他坚信:“这样的社会,将来必能实现,必要实现。”

周作人,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处分,在首都北京的家里专事翻译和写作,但不允许以本名出版。他翻译了一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滑稽短剧《狂言选》、平安时代随笔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等。周作人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
在周作人看来,无论是书是信,好的标准只有一个:不能客气矜持,虚张声势,假意作态。至于不拟发表的私书——亦即尺牍则要显出作者的个性。在选编《周作人书信》一书之尺牍时,周作人说:“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从周作人写给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的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种种爱好,谈文、搜书、聚宴、饮酒、赏花、制笺、写字、撰联等等,素雅悠闲,情趣盎然。

“新村的精神,在首先承认人类是个总体,个人是这总体的单位。人类的意志在生存与幸福,这也就是个人的目的。所以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新村主义之所以和别种运动不同的地方,大半就在这里。”——周作人:《新村的精神》,1919年8月。

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

周作人一直想亲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这个心愿。后来在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 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

 

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张氏说:中国素来以农立国,长期以来造成了“文化停滞,生计萦条,知识之权操之少数,其大多数则老死乡里,文字不识”的落后状况。要改变这种状况,则工商业必须得到发展,但发展工商业,绝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以图富强而牺牲人类”,而必须“与社会伦理相调和”,“一切活动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必须实现“社会公道”——张氏说:“吾以直捷了当语告国人,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此大原则也”,而要实现“社会公道”,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新村的许多现实局限性很早就出现了,但当时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将新村推广至全世界的巨大热情中。回国后,他马上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他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仅一年间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一阵“新村热”。

 

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一时间,因新村而到来的人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代的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

 

1920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员工的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求教“新村主义”。彼时,毛泽东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时年25岁的毛泽东是这样设计他的理想社会的——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以和谐为特征,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皆有实现其梦想的权利。遗憾的是,它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在当时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夭折了。毛泽东曾说“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最后终于找到了新村。

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

1920年“新村”热之际,还出现了“北京共读互助团”。是想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组织更广泛地得到了一拨北大老师的支持,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也为其募款。可惜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

 

当年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存在于1920到1926年,其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王拱璧的做法虽然受到了“五四运动”中波涛汹涌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来自不满北洋政府统治、拒绝官治的一种被动的建设农村的应对。

 

而胡适对周作人“新村主义”的热情并不以为然。胡适于1920年1月,先后在天津和唐山发表题《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对周作人的理论进行批判。胡适指出,“新村主义”的实质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胡适主张的改造社会也非革命式的,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赞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且,他时常以政府的“诤友”自居。相较之下,胡适多了一些脚踏实地,周作人则多了一些空想的成分。

 

鲁迅对于周作人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见,1919年8月13日,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鲁迅关于新村的评论仅能找到这一句,足见到他态度的消极。

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

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新村主义”的理想依然美好,但苦于无法实践下去。毛泽东的设想只是计划,王拱璧苦心经营的“青年村”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

 

外界对于新村的言论也有了变化,杂志上出现了对于“新村主义”的专题讨论。一些人认为“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奉劝“力谋新村实现的诸君应做的一件大事——毁灭旧社会,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 与实际的改造无干”。

 

而周作人在经历了这一年高密度的关于“新村主义”的宣传后,他的思想体系似乎是完善了,随即,他变得更加关注从新村中引申出的关于精神统一的问题。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新村的讨论》,这是他最后宣传新村的文字。文中已经开始透露着失望的情绪,周作人在文中承认“新村不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它将来的实现”。

 

1922年3月开始,京沪两地先后出现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同盟》。背后是共产党,意在取缔宗教,一时响应者甚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皆在其列。

 

毛泽东在五四接受了各种思潮的影响。除了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他坚决反对的,他的头脑里斥充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但是很快,他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新村主义”的影响一直都未离去。建国以后,他认真思考了新的社会构想。毛泽东曾构想过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结合的人民公社,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传了出去,成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新事物”,写进了宪法。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到“五七指示”,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毛泽东关于新村思想在实践上的反映。

 

而晚年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更多是批判:“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甚至一度,他连《人的文学》也认为是幼稚的。

武者小路实笃,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贵族家庭,父亲武者小路实世是子爵,祖父实藏为著名的歌人。他从幼年即入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学习,青年时对文学发生兴趣。受到托尔斯泰作品的影响,在哲学上接近禅学和阳明学派。这对他以后的创作思想有重要的影响。武者在创作和生活上,表现为一个乐天的理想家。曾发起“新村运动”。1918年创办《新村》杂志。为建设乌托邦式的社会,在日向创办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模范新村。1925至1936年,主办杂志《大调和》和《独立人》。后以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普及,他的新村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遭到批判。在这次批判的风暴中他坚持自己的信念。1937年欧游回国到1945年日本侵略战争失败的这一阶段内,他除继续创作一些戏剧和长篇小说外。从事美术著述。战后致力于绘画,并从一般的文人画转向西洋画的制作。1951年以后完成长篇小说《真理先生》。
武者小路实笃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所提倡的学说明显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新村运动的活动宗旨被称为新村主义。新村主义者们所谓的”人的生活”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人人都参加劳动;只要参加劳动,人人都能得到生活必需的物质资料,“都不必有衣食住的忧虑”。创建这种生活不是借助于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和平手段获得的,是通过改造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达到的人人平等。
在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周作人死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没离开“新村主义”。从早期的宗教般狂热,到中期被诟病的空想,再到晚年开始自我批判,其中的纠结可想而之。晚年的周作人咏着“且到寒斋吃苦茶”,将世事冷漠关在门外,闭户读书,俨然成了隐士。但他一直在后院种地,并要求家里人劳动。他其实一直都在实践新村的精神。

腾讯历史频道
原创出品·欢迎转载
编辑:白伟志

Alternate Text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