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辈既言社会主义,自当承认社会主义之所谓幸福;而所谓幸也福也,自不能无决定之人,……如曰幸福决于民意,不决于一二人,则吾以为蓝宁(即列宁)之民意机关,不合于吾上举之二标准。彼之所谓幸福者,犹是蓝宁一二人之所谓幸福,而全俄民意之所谓幸福是否在此,吾未之敢信焉”——张君劢谈俄国式的“幸福”,《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1920

首译“苏维埃”一词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等一行7人,以私人身份赴欧开展“国民外交”。他们出国纪行的实况,通过留在国内的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直播”。

 

稍后,对社会主义正兴趣浓厚的张东荪,写信给正在欧洲远游的张君劢说:“世界大势已趋于稳健的社会主义,公等于此情形请特别调查,并收集书籍以供归国之用。”张氏回信中则说:“俄国思想弥漫吾言论界可也。”

 

此行,张氏在欧洲逗留了三年。这三年让他和张东荪一样,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钟情者和宣传者。这种转变,既与张氏广泛接触欧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有关,更因其耳濡目染欧洲资本主义弊病而生出了反思。张氏日后曾回忆:1919年2月,他和梁启超一行一踏上欧洲,就立刻注愈到食品的缺乏,住房的拥挤,以及由于不断的罢工而造成的困苦,他天天耳闻目睹这类事情,感到欧洲人的生活如此的不安宁,则现今之社会制度注定不会存在长久,而要避免社会革命的发生,只有进行社会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到1920年,张氏已然公开宣布自己乃是“相信社会主义之一人”了。

 

旅欧期间,张氏还设法购得了苏俄政府于1918年公布的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并将其用中文译出寄回国内发表。他在译文中第一次将俄文中之COBET(代表会议)音译为“苏维埃”。这一译名后来被中国人广泛使用。此一时期,正值国内思想界激辩“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张氏虽远在欧洲,亦参与其中,态度鲜明,称社会主义不仅适合于中国,而且实行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唯有紧急实施社会主义,才能避免如欧洲那般发生暴力社会革命。

中国社会主义,该选择德国之路,还是俄国之路

1920年7月14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的文章。文章实际上由三封通信组成,其中两信是张君劢旅欧期间写给张东荪的,一封是张东荪给张君劢的复信。这三封通信的主要内容,是两个认同和提倡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中国该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讨,简而言之,是究竟该走德国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呢,还是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之路更合适。

 

所谓“德国道路”,乃是社会党的议会模式;所谓“俄国道路”,即列宁共产党的革命苏维埃模式。张君劢在信中说:他并无意就这两模式作是非判断,但却以为:“所为分别高下者,其于蓝宁(列宁),则佩其主义之高,进行之猛,宇之曰社会革命之先驱。然于根基之深厚,践履之笃实,则独推崇德之社会党。”——这段评语的意思其实是:张氏钦佩列宁那般的以个人英雄主义推动社会革命的方式,但却更推崇德国社会党走议会道路“有国民为之后盾”的方式。

 

张氏在通信中补充阐释:俄国革命固然称得上是惊天伟业,但它的成功是建立在少数天才人物的政治活动基础上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能够“于旦夕之间,实行其国有主义”,全是因为“有蓝宁(列宁)之天才,有蓝宁之自信力”。但天才可遇不可求,如果“天才不如蓝宁,自信力不如蓝宁,而欲尤而效之,未有不画虎类狗也”。所以,张氏认为:俄国革命的方式“他国不可学亦不能学”。

 

与俄国革命不同,张氏认为德国革命得到了“国民”的广泛支持。他说:德国革命“建筑于五十年训练之上,酝酿于四年战事之中,有国民为之后盾。……虽社会革命之理想,并未完全实现,然规模俱在,循此轨道以行,则民意成熟,自然水到渠成。”德国革命虽然“绝无创造天才”,更没有列宁那般的领袖人物,但其“根基之深厚,践履之笃实”,则远在俄国革命之上,所以,德国式革命道路,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可以学、而且必然能够学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张氏具体列举了“德国道路”与“俄国道路”的六大区别:

 

(一)俄蓝宁革命成功后,解散国民会议而以全俄苏维埃代之,德于革命初期虽召集苏维埃,其后废之而代以国民会议。

(二)俄之苏维埃限于劳动阶级;德之国民会议,一切国民均有选举被选举权。

(三)俄之代表机关,为一阶级所占之苏维埃;德之代表机关为国民会议,此外辅之以苏维埃,得参与立法。

(四)俄之土地国有,工业国有,由苏维埃认可,不出赔偿而强征收之;德宪法上亦认国有主义,然其施行方法由议会议决,且采取赔偿主义。

(五)蓝宁政府抱持数十年来社会党不与资产阶级合组政府之大义,德革命之初,以多数派独立派组织纯社会党内阁,其后独立派出阁后,多数派与其他资产阶级合组混合内阁。

(六)蓝宁氏以为在革命后之过渡期内,对于资本家之参政,集会,报纸,应加限制。故施行贫民专制,德则无此状态。

革命的目的与手段,孰轻孰重?

在张氏公开宣扬、推崇德国式社会革命道路同时,国内的社会主义者们也是派系纷呈。用张氏的话来说是:稳健的中国人模仿英国的费边主义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而激进派则仿效苏俄的革命模式。1920年的夏天,张氏便受到了来自推崇苏俄模式的知识分子们的攻击,被指为“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

 

张氏起而反击。先是声明自己赞成革命,自谓:居于有四千年陈腐历史之今日中国,“凡属革命,不论其所争为思想,为政治,为民族,为社会,吾以为当一概欢迎之。”继而,张氏试图纠正当时知识界看待“革命”的态度。张氏说:时下知识分子,对革命有两种心态,一种是把革命视作“天神”、“教主”,日夜顶礼膜拜;另一种是认为“革命之举为可暂不可常,可偶而不可久”,是社会的非常态,只是社会改造的手段,并无绝对的神圣性。二者之中,张氏赞同后者。

 

辩论中,张氏更坚持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张氏解释道:自己对俄、德革命的褒贬,并不针对其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仅仅针对其所采用的手段。张氏将自己定性为“希冀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革命之一人”,即一个推崇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社会主义者。张氏说,自己之所以不推崇列宁式革命,是因为其“失于法律主义”,毫无法律可言——法律上的民主,意味着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列宁政府成立,“惟劳动者得参与政治,而其他阶级则否”。张氏说,就推崇劳动而言,这种做法或许有其必要性,但推崇过度以至于剥夺其他国民的政治权利,则违背了法律的民主、平等之义。

 

张氏的批评者对其以“是否遵守法律的民主、平等之义”为标准取舍德、俄革命很不以为然。批评者们的代表意见是:“事实的经过,有种种不满人意的地方,只能认为手段错误,却不能据为评价的根据,因为这种错误的手段,是非常容易消灭的,只要觉得不对,便可更正。”——意即如果目的是极好的,则不必对手段太过较真。张氏非常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反驳道:对于社会革命而言,采取何种手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天下往往有这种情况,即主义虽“甚正当”,可是因“手段之误”,而使革命“流毒无穷”;相反,“主义虽不完满”,但因“手段不误”,却收到了“和平中正之结果”。张氏尤其强调:革命的手段“关于一国利害至重且大”,如果手段发生了错误,要想再去“更正”,绝不会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容易事,有志于社会革命者,必须事先在手段问题上下一番认真的“取舍”功夫,切不可“淡焉视之”。

张君劢,原名嘉森,字君劢,号立斋。190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参加征闻社,创办《宪政新志》,宣传立宪思想。辛亥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与汤化龙等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后改组为民主党。1913年留学德国。1915年回国任《时事新报》总编。1918年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后留在德国学习哲学。曾参与创办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担任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1933年与张东荪等人组织国家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参与创办民盟,1947年主导起草《中华民国宪法》。
张君劢与妻子王世瑛。作为近代思想巨擘,张君劢头上有各种各样的标签——自由主义者、新儒家、国学大师……以及40年代延安痛批的对象,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一个将俄文中之COBET(代表会议)译为“苏维埃”并使之广为传播的,正是张君劢——“社会主义者”张君劢。
民盟部分负责人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合影。右二为张君劢。张君劢素来反对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国。早在北伐战争之时,就是国民党的批评者。经过对国民党的观察,他预测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无非选择三条路:一是召集国民会议;二是实行一党专制;三是内部分裂,造成全国混乱。他认为第一种选择在当时国民的民主素质欠缺的情况下,只能重演政治操纵的故事。换言之,也就是说国民党只会走后两条路,而这将阻断中国的民主进程。可悲的是,国民党竟然没有跳出张君劢为它预测的政治路向。内战期间张君劢对共产党的批评,思想上也是基于相同的出发点。
1945年6月26日张君劢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前签字者为董必武,左后立者为张君劢,右后立者为李璜。

“数年前之俄国,事事示人以革命之恐怖,绝无建设成绩可言,自五年计划既定,不特工业有长足进步,即其集合农场进行之速,亦出乎预期之外,故俄共产党之政绩,已立于牢固不拔之基,而吾侪对于苏俄,不可不一变其畴昔之态度。”——张君劢《史泰林治下之苏俄·自序二》,1933年。

破天荒地将“社会主义”写入《宪法草案》

与早年不同,张君劢后期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和论述,大量集中在经济层面,这种变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这年5月,张君劢应邀出席上海“国是会议”,这是一场民国知识分子的大联合,其目的是起草《宪法草案》,结束军阀混战乱局,会议得到了全国各地社会团体的支持,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此举可谓空前绝后。受会议的委托,张氏起草了一份《国是会议宪草》,在其中《国民之教育与生计》一章中,张氏破天荒地把社会主义的有关条款写进了进去。

 

稍后,张氏又在《国宪议》一书中专门解释了自己为何要把社会主义写入宪法、为何中国应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能走欧美以工商立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张氏说:欧美国家以工商立国的老路,只以富强为目标,从不计较人类本身之价值如何,其结果,“国而富也,不过国内多若干工厂,海外多若干银行代表.国而强也.不过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若干土地”,但整个社会则因“多而不均,畜而不安”,“已陷人社会革命之状态”;而且这种工商立国之路,还是一战惨剧爆发的直接根源。

 

张氏说:中国素来以农立国,长期以来造成了“文化停滞,生计萦条,知识之权操之少数,其大多数则老死乡里,文字不识”的落后状况。要改变这种状况,则工商业必须得到发展,但发展工商业,绝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以图富强而牺牲人类”,而必须“与社会伦理相调和”,“一切活动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必须实现“社会公道”——张氏说:“吾以直捷了当语告国人,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此大原则也”,而要实现“社会公道”,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须在经济上搞“国家社会主义”

《国宪议》之后,张君劢再次思考和讨论社会主义已经是30年代的事情了。1929年9月,美国股市暴跌引发持续四年之久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苏联之“五年计划”,美国之“罗斯福新政”、德国之“四年计划”等改革措施相继出炉。

 

与亲历一战之后的欧洲社会变革相似,身在德国的张氏再次亲历了这场大变革给欧洲社会带来的巨大动荡,他亲眼目睹了欧洲“工人失业”、“物价动摇”、“高筑关税墙壁”和“废止金本位”……因为自报纸上获悉苏联在恢复经济方面比欧美更有成效,1931年8月返国途中,张君劢特地在莫斯科停留了数日,“考察其五年计划以来之情形,为吾国借鉴之资”。

 

考察的结果,使得张氏一改自己当年前严厉贬俄的态度。张氏说:“数年前之俄国,事事示人以革命之恐怖,绝无建设成绩可言,自五年计划既定,不特工业有长足进步,即其集合农场进行之速,亦出乎预期之外,故俄共产党之政绩,已立于牢固不拔之基,而吾侪对于苏俄,不可不一变其畴昔之态度。”

 

张氏认为,苏联“五年计划”的最大特色就在于“计划经济”,这是经济之所以能突飞猛进的根本原因。张氏总结了苏联“计划经济”的五个特色:货物生产与分配,皆由国家整体计划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可计算全国人民之需要而进行生产,可保供求平衡;国家计划统一管理,所以浪费特别少;国家生产可以确定下年的投资总额。基于这五大特色,张氏又总结了苏联“计划经济”面对经济危机的四大优势:1、不受世界市场的牵掣;2、对外贸易,以一国全体之农工商为单位,比之西欧资本家各自独立,回旋余地更大;3、工商业由国家统一设计,不会陷入生产过剩危机;4、合全国之心力,可以实现一定之计划。

 

张氏认为,苏联自1928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事实上已经重回国家本位,不再以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为出发点,走的是一条“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乎,在其稍后出版的政治思想代表作《立国之道》中,张氏明言:“……今后我国之经济建设,惟有国家社会主义而已。”

张君劢,1963年摄于美国旧金山住宅。1949年3月25日,张君劢移居澳门,期间李宗仁邀请他出任行政院长,被辞谢。同年11月,应印度教育部邀请赴印讲学。周恩来曾派张经武赴印度邀请他回国,未果。1952年转赴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中国的土地。飘零海外的张君劢,仍然坚信要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建立一个立基于民主宪政原则的新中国”,而要做到这点,则必须清理中国的文化遗产,以利于培育适于中国式宪政的国民。故而选择了以挖掘中国传统学术为依归。
张君劢晚年讲学时的留影。飘零海外的近20年间,张君劢没有固定工作,生活一直非常清苦,为求思想之独立,坚持拒绝国民党的资助。1961年,台湾曾给他汇去一笔非常可观的美金做赴德讲学的路费,几天后又被如数寄返。1969年2月23日下午6时40分,这位以“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为人生信条的学者,因操劳过度,在旧金山的一所疗养院去世,享年82岁。
 

1946年,张君劢60岁生日,周恩来亲自给他送去了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1949年,张氏在中共开列的首批43名战犯名单上,位居第43名。再后来,张氏去了美国,出版了他用英文写的《中国的第三势力》一书,书中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还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要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建立一个立基于民主宪政原则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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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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