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现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大家非大注意不可的。这就是普遍的生活困难。在乡村因为生活困难,遂跑到都市,在都市依然是生活困难。所以在这个普遍的生活困难状态下,无论甚么主义必定都变了抢饭吃的手段,不单是社会主义有这种危险的。”——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1919年12月1日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建党擦肩而过

今天,很多人已经不太知道张东荪了。知道的,大多也不过是听说过张氏在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的积极奔走。至于其早年著名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以及一度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参与筹备建党的经历,则多半是一无所知了。

 

那是1920年春夏的事情。这年2月,李大钊、陈独秀等商定要成立“社会主义同盟”,3月,李、陈二人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先后参加研究会讨论座谈的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公培、邵力子、沈雁冰、李季、李震瀛、刘大白、沈仲九、慰克水、戴季陶、张东荪、丁宝林等人。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与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李大钊的推荐下,维经斯基又去上海见了陈独秀;在陈独秀的介绍下,又和办《星期评论》的戴季陶、办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邵力子和办《时事新报》的张东荪等人建立了联系,并就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多次举行座谈会。

 

多次座谈的结果,让维经斯基有了组党时机已经成熟的感觉。据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当时产生了这样的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 维经斯基遂在又一次聚会时,将这一想法提了出来。戴季陶和邵力子、沈玄庐表示同意,张东荪却表示要退出。

 

关于这段历史,曾全程参与建党的张申府晚年也有回忆:“以后魏金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陈独秀找过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谈过,他们都不同意。”

 

张东荪与陈独秀们一起宣传社会主义,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能一起参与建党?据一同参与此次建党的矛盾的说法,理由是这样的:“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所谓“研究系”,原是梁启超、汤化龙等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后演变为“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系”,张东荪政治上与梁启超走得非常相近,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可以作为“学术”研究,但若要组织政党介入政治,则非他所愿。

《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

茅盾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恐怕并不是完全的原因。至少——张东荪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实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存在一些关键的区别。1919年12月1日,张东荪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刊发文章《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文章以客、我问答体的方式阐释了几个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譬如“什么是社会主义”。张氏不同意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概念——这种流行的概念,用“客”的话说是: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要求平等,因为近代的物质文明太发达了,生产的机器与消费的物品都是层出不穷,把人类的生活演成了两个极端。这便是富者愈富,贫老愈贫。贫富愈分离,那贫的人对于富的人愈起僧恶的感情。所以有这种社会主义发生,乃是要做社会革命。

 

在张氏看来,这种理解,等于是把社会主义简单看成了“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和“阶级问题”,归根结底,把社会主义看成了一个“物质问题”。为了纠正这种误解,张氏说:

 

“据我所见,社会主义乃是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而且是最进化最新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社会主义本身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因为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一从个人生活到食体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要改造。并不是只拿人生的一个态度一个方面去改造的。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总改造,不是特改造。”

 

按张氏的理解,社会主义不单单是打土豪分田地解决物质分配的不平等那么简单,它同时还是一种新的“友爱互助”的精神文明建设,若没有这种精神上的建设,恐怕连物质上的公平都做不到——“譬如中国入听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便疑心是主张贫民抢夺富人的财产,独身者奸占有夫的妻子,社会主义中固然有主张共产的,也有主张废除婚姻制度的,但是他有一个极重要的前提:就是须知社会主义的道德与现在资本主义的道德完全不同。必定有了社会主义的道德,方能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所以蔡孑民说,必定男女之间一丝不苟,方能谈自由恋爱。中国人的疑心社会主义是完全拿旧道德的眼光来看新制度。他忘记实行新制度时候必定要先有新道德了。”

 

张氏还有一个近似预言的判断:“须知现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大家非大注意不可的。这就是普遍的生活困难。在乡村因为生活困难,遂跑到都市,在都市依然是生活困难。所以在这个普遍的生活困难状态下,无论甚么主义必定都变了抢饭吃的手段,不单是社会主义有这种危险的。”

 

最后,张氏声明了自己对于中国的未来命运的预料:

 

“我以为中国从今天以后没有建设,只有破坏。这个破坏不是少数人故意做出来的,乃是大多数人的自然趋势,所以我叫他自然破坏。好像一座塔,辛亥革命不过破坏了一个塔顶,从此以后逐层破坏,到了今天还剩了好几层在那里尚没有破坏乾净。现在全国都是怨气;都布满了“破坏”的呼声。所以在最近的未来,或者就有小破坏出现,然而大破坏还在后头咧。这彻底的大破坏以后,究竟呈何种现状,我们虽则说不定,但是我们可以说,没有建设则已,如果有建设必定要依着社会主义的原则。所以从这点讲起,我们现在把社会主义的真髓宣布出来,不致使人误解,便足以防止许多的流弊。”

 

历史已经证明,张氏对“大破坏还在后头咧”的预见是正确的,对“如果有建设必定要依着社会主义的原则”的预见也是正确的,但张氏终究没有完成“把社会主义的真髓宣布出来”的历史重任,中国近现代历史,也非常遗憾地走了一个巨大的弯路,这个弯路到今天有没有走完?恐怕也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青年时代的张东荪,摄于五四时期。张东荪曾说过:“至于我自己一早已自知是不适宜于党派生活的一个人”。储安平也曾有评价说:“张东荪先生也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沦方面。”回到1918年12月26日,那是梁启超赴欧考察前夕,梁氏在上海和张东荪作了一次彻夜长谈,后来,梁氏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到那一夜的通宵之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张东荪摄于北大朗润园。张氏一生,做过报纸、刊物的主笔、主编,做过大学教授、代理校长,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创始人之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主任、华北总支部主委。张氏自述:“我自辛亥革命之前一年起,即直接间接多多少少与所有几件政治上的大事都有关系。虽未直接干政治,却从未远离。”
梁启超赠给张东荪的对联手迹。1919年9月,以梁启超为核心、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俞颂华、郭虞裳等人骨干成员的“新学会”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由张东荪主编,打出“改造社会”的旗帜,评论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介绍社会主义思潮。杂志后改名为《改造》,由蒋百里主编。精神则与之签一脉相承,宣传温和的社会主义,主张脚踏实地的社会改良。

“今吾之言皆非所于中国,以中国人民程度太低耳,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张东荪在大谈“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的同时,又反对在中国搞苏俄式的激进主义,《世界共同之一问题》,1919年1月15日

反对苏俄的“过激主义”

在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之前的1919年1月15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还发表了另一反应其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章《世界共同之一问题》,许多年以后,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张氏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罪证”。

 

但事实上,张氏在文章中所反对的,不过是苏俄的“过激主义”。在张氏看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实行的,是一种革命的、激进的社会主义,它可以在俄国实行,但却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缺乏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旦传人中国并在中国勉强实行,将会贻害无穷。张氏说:“过激主义产于俄,传于德,今则浸浸而播至英法日矣,是过激主义亦如西班牙伤风症,流行于全球也。”对这种大潮流,张氏其实并没有完全拒绝的意思:“盖完全拒绝之,为势既不能,完全承诺之,其果亦不良。则舍调和外无他策矣。……据吾所见,压抑之法必属无效,盖抑之犹激之也,是火上加油,益其燃耳。”

 

张氏觉得,合理的方法,无过于:“当采纳其主义中之含有至理者,先行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于经济上得相安,于心理上得其平。然后对于过激之谬说提起正确之舆论以宰制之,则其势必渐杀也。要之,一方面于经济制度社会组织先自改良,此为釜底抽薪。他方面于思想研究,致其精微明辨,则人民有反复之思维,能自辨是非,则感情之论不足以动之也。易言之,即过激主义之稳健化。”——也就是说,要消解俄国式的过激主义,一方面政府要改良不合理的制度;另一方面,要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认知水平。

 

文章的最后,张氏预言:“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

中国穷到了极点,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

1920年11月5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刊文《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谈了谈自己陪同罗素深入访问中国内地之后的感受,文章中提出的“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的观点,引起了许多信奉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质疑,随后引发了一场大论战。文章说:

 

“有一部分人住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相同。

 

“我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罗素先生观察各地情形以后,他也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舒新城君尝对我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我也觉得这句话更是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现在中国人除 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筑山君自美来信,他说美国农夫比中国中等人家还要好得多,可见得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这个教训我以为是很切实的,好高骛远的人不可不三思之。”

不要制造以利益为驱动的“伪劳农革命”

论战开始后,为了更清晰地阐释自己对中国当前是否适合搞社会主义的观点,1920年12月15日,张东荪又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现在与将来》一文。文章说:

 

“中国现在既有贫乏病,则开发实业为唯一之要求。……就现在人民太贫得求生不得而讲,即使资本主义的企业发达,终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将来。我们没有法子破坏他的缘故,亦就在他能利于目前。我们若在此时即破坏他,便是我们认题未清。”——张氏的观点是:中国资本主义丝毫不发达,搞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者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因为只有上海还有几家资本家的工厂,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工厂,小农们都患有贫乏病,如何能搞工人运动,搞社会主义呢?

 

张氏希望国内的社会主义者们要“自知之明”:“第一,须知我们自己没有打消军阀的能力。譬如我们天天骂安福部,然而打倒安福的是吴佩孚不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的实力。第二,须知我们对于应付贫乏病,以增加生产力救不得食不得衣的人,虽有方法却不及人家的来得有速效。我们有了这两点自知之明以后,我们便知道现在还不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对于现在尚是不合宜。什么人合宜于现在呢?我看就是绅商阶级。”——张氏也自居是社会主义者的一员,但却坚持中国社会还没有进化到社会主义者登上舞台的阶段。

 

如何解决这个“社会进化的阶段缺失”的问题?张东荪讲了一段往事:

 

“我记得君劢与稚晖在德国的时候有一段趣话。那时正在推翻袁洪宪,君劢说,我代表立宪党,你代表国民党,我要求国民党先让立宪党执政五年。稚晖不答应。原来他们都没有得国内的消息,那里晓得全没有这么一回事呢?不过各国执政党认自己不宜活动的时候而让他党活动,却是常有的。我以为这个让德,我们是应当有的。这个阶段的原理,本是马克思教我们的。”——很显然,张氏的意思,是觉得社会主义者们不必太过着急,可以先给中国的资本主义一段发展的时间,待物质生产富足,再去解决分配的公平。

 

对于当时社会主义者们对工人运动的热衷,张东荪也提出了自己的异议:

 

“现在的人都欢喜谈工人苦状,而对于工人苦状的真原因多不看见。要晓得工人受苦固然是事实,但直接受自资本家的很少很少,而通统是受自工头的。我尝说中国愈是下级社会愈是寡头制度。我近来以观察所得,知道企业的所以不能发达,原因全在中国阶级的做恶。近于资本家的经理、财房、掌柜等企业者;近于劳动者是工头。企业者专门侵吞股本,以致有钱者视投资为畏途;故中国绝少不自经营的资本家。工头专门剥虐工人,以致工人道德堕落,终年怠业。则工人的受苦全在劳动界自身的制度,可以无疑。现在人只听工人一方面的话,自然是只看工人的苦痛。若问一问彼资本家,必亦有一大篇话未尝不是句句实情;在现行制度下亦不能十二分苛责资本家,因为从井救人总不是人的常性。我相信工人的种种不好不是天生的,而是历年来制度所迫的。但既然迫坏了,则非慢慢地改好不可。若能把制度逐渐改良,而使工人逐渐培养,则将来自然可有结果。设一旦开放,亦必没有多少好处。所以我认温情主义比工厂立宪主义在现在中国为有益于工人。”——与当时大多数“工运领袖”盲目高喊打倒抽象的“资本家”相比,张氏切身调查所得出的具象的底层“工头”更应被改造的结论,显然更具现实意义。

 

张氏也谈到了农民,同样认为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暂时不适合在农村搞起来:

 

“至于农人,要晓得中国向例,地主与佃户多是平分收入,甚至于佃户得六成,地主得四,所以农民对于所受地主的痛苦没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即使废了地主,农人生活虽有变化然未必甚大,须知农业的不进实由于天灾兵祸。兵祸能破坏农业不下于工业,这是很容易知道的。至于天灾,亦大半由于农民太无知识,不知设法防御。无论何国,凡是农民总是最富于保守性,因为农人都是守旧的,所以一切改革若以农民为基础总是不行的。故我以为农业在现在没有速成的改良法;而只有以教育的力量救济农民的无知病。有了知识以后,自然能开发地利。这是说革命性的更张与农业无甚关系。”——张氏的这个判断,貌似与日后历史的进程相背离,但我们要注意一个前提:张氏不承认中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地租剥削,“农民对于所受地主的痛苦没有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一点,与中共日后土改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是完全一致的,以致于其不得不花费巨大的气力,先消除农民对斗争地主所怀有的歉疚之心。

 

工人也好、农民也罢,眼下都处在极端贫困时期,整个社会还在“患寡”,还轮不到“患不均”,那么,张东荪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期间究竟作甚么是好?”张氏说:

 

“我以为有两条路:第一条是现在即宣传社会主义、劳农主义,并进一步组织团体;第二是在静待中择几个基础事来做。”

 

张氏不同意第一条路,认为这样做,只可能“制造伪劳农革命”——所谓“伪劳农革命”,就是最终搞的不是以道德为驱动的社会主义,而不过是以利益为驱动的“打土豪,分田地”。张氏强烈提倡走第二条路,这条路上有许多事情等着社会主义者们去办,譬如改变工农“无知病”的文化教育事业;譬如对社会主义的深切的研究——“在中国的现状不能立刻实行何种主义,正是给我们以从容研究的时机。我们不患不能干宣传事业,而患所宣传的是半生不熟的。凡是半生不熟的,必定易于被人利用”;再譬如组织各种维护工农利益的民间机构……

《解放与改造》杂志创刊号。俞颂华1947年写《论张东荪》,文章如此评价张东荪:“他办过《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杂志,对于介绍新思想是很有贡献的。在五四运动时代读过他的报与杂志的人,想必还都肯为我这话作证。”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也曾评价张东荪是“主张不谈政治”的学界代表之一。”
1932年,张东荪起草的《我们要说的话》的手迹。1932年,“二张”——张东荪与张君劢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个政党——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其纲领性的宣言《我们要说的话》中,在谈到资本主义的畸形时,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不妨即主张承认私产的存在。须知资本制度所以发生以及其所以演成现在的畸形,其故不是由于私产制度,而实由于放任状态。质言之,即有了私产再加以放任,乃始有资本主义。所以至多只能说资本主义由私产而演出,却决不能说有私产则资本主义必随之而来。明白了这个界限便可知道资本制度的摇动不必完全连累私产的存在。虽然私产制度也有弊病,但资本主义之弊主要不在私产,而是放任。”——将“私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描述得如此精辟的见解,在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乃至共产主义者中间,可谓绝无仅有!
上世纪30年代,张东荪参加友人婚礼。1935年11月,张东荪和梁实秋、冰心等人创办《自由评论》,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腐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一文。文章说:“所谓取消党治就是取消一党专政。取消一党专政就是同时允许他党存在。这亦就是取消‘党外无党’与‘党高于一切’的标语。同时亦就是取消‘党国’二字。因为党国是‘国为党所有’的意思。”
上世纪60年代初,张东荪与孙子张鹤慈摄于大城坊37号。
晚年张东荪在书房读书。摄于60年代初期,大城坊37号。这位一生以促成北平和平解围而自豪的“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看到毛泽东给党内的那些电报指示,胜券在握的一方之所以选中他,就是要让他这个有社会声望的书生在场,亲眼见证他们的‘宽宏大量’,打心眼里认定他们是‘仁义之师’。”(傅国涌语)
 

在《现在与将来》一文的最后,张氏说:“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使命是代绅商阶级而兴。或则军阀消灭后,求生不得的人已大部分吸收了以后,社会上免去伪劳农革命的内乱,社会主义的运动方可发生。”(张氏附注:“以上所称的我们,乃是告趋向于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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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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