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讲到“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卢……”

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1891年生于四川广汉，是国民党元老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的中国人，无一例外都会经历国难的痛楚，而这种痛楚正是激发这一代人孜孜以求国家民族复兴的动力。戴季陶生于此时，自然无法躲过这股历史的浪潮，虽然他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饱含争议的背影，但究其初衷，却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复兴。

年轻时期的戴季陶，是个充满了革命气质的热血青年。早在1907年留日期间，他就经同盟会主创人员王用宾介绍，开始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积极投身留日学生爱国运动，并被推选为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会长。1909年，20岁的戴季陶回国后，先后参与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运动。和所有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思想在救国图强的道路上经历了多次转变，并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热潮，走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中来。

早在辛亥革命前夕，戴季陶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对其进行探索。1910年11月，戴季陶以“泣民”为名在《民生报》上发表《社会主义之大活动》，介绍法、德工人运动；12月又以“天仇”为笔名在《天铎报》上发表《社会主义论》，指出“社会之祸，人民之苦，不在于学问之不发达，机械之不新奇，而实在社会阶级之不平也”。文章提出虽然以美、法、英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达，却是统治阶级野蛮淫奢，民众生灵涂炭，提出“世界——人类之大社会也”，“故今日之社会, 非举此人类败类之贵者、富者、野蛮、专横而一洗之，不足以图人类之幸福也”。

1911年初，他又发表《社会党之风云》，明确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社会矛盾的态度，指出“马克思之言曰：社会党之进步发展，与工商业成比例。盖商业愈发达，则垄断市场之风愈甚，工业愈进步，则劳动者之苦愈深”、“而欲禁社会主义之不侵人于我国，愚哉！”

从戴季陶此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思潮渐入中国的过程中，他从众多思想流派中汲取思想营养，已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思想突出地加以研究和消化。但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没有脱离开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基本立场。

戴季陶认为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走资本主义救国道路，就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从中寻找一种既可顺利发展资本主义，又可免除资本主义弊病的正确道路。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产物，宜于在资本发达的欧美提倡，而在资本主义刚刚萌芽、社会生产力还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中国，不仅无益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还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不安。

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借鉴是有条件的，是既同情赞赏又畏惧排斥的。也因此，在他诸多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普遍充盈着“要知吾国民今日不可不求生活之幸福，而尤不可不图社会之秩序，即不可不图人道之发”的改良思想。

尽管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一直抱着矛盾态度，但这种矛盾态度随着时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英法美三大国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移交给日本，这一决定引发了中国人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开始参与政治，被视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最可注意、最可特笔之事实”。

这一事实及其引发的思想变革，对已经从事革命14年的国民党人来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全新社会挑战。戴季陶作为孙中山革命阵营中第二梯队的骨干，开始调整自己的思想坐标，其政治思想表现出新的内容与特点。

关注劳工问题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与走向，是这一时期戴季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之一。他比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更早地关注到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劳工问题，戴季陶将其放在整个国际局势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在上海工人罢工后不久，戴季陶即发表第一篇论及劳动问题的文章《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随后又写了大量文章，介绍国际劳工问题。戴季陶认为, 一战后“罢工的风潮”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解放！’‘改造！’的声浪透过几百次罢工事件越冲越高、越响越远”；在这股潮流面前，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研究这个问题，是“中国的资本家、工人、学者、政治家”的“责任”。

戴季陶确实对此下了一番调查研究的功夫，甚至早期的共产党人都很少有人这样做。他考察分析了上海三新纱厂、恒丰纱厂、老公贸纺织公司、东方纺织公司、日华纺织株式会社等公司的利润比例、投资状况以及工人年龄、数量、工资收入，揭示出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

他的结论是：“不要用甚么‘政治的罢工’来运动工人”，“空空洞洞无头无脑的政治运动”是不必要的，“上海的工人最要紧的就是生活的改良”，“政治的劳动运动，至少都要劳动者本身的生活改善了多少，欲望增进了多少，他们自己感觉到‘由劳动者管理工场’，‘由劳动者所有生产机关’的必要，了解了这些意义，然后才能发生”；今天的重点在于“把全副精神放到劳动者团结和改良生活条件的问题上面去”。

戴季陶据此提出10项具体的劳工运动目标：八点钟工制的实现；工银100%以上的增加；工人住宅的改良；义务学校的普遍设备；结社、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权要求；罢工权的树立及罢工基金的准备；生产、消费、信用各特种组合的组织；劳动者相互保险的组织；平民病院及平民食堂的设置；失业者的救济设备及职业介绍所。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时尚，进步的年轻人将其奉为人类社会的福星，甚至称马克思主义可克服人世间的“三灾八难”。许多报刊应时趋势，参与到介绍与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潮中。

彼时，戴季陶正在沪上，已是上海闻名报人，其文针砭时弊，笔挟风雷，隐隐透露出大家气象。他受孙中山派遣，与沈玄庐合办《民国日报》的副刊《星期评论》，从1919年6月8日创刊，到1920年6月6日终刊，共出版发行53期，戴季陶共发表130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内容为：俄国社会与苏俄革命、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施、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际国内的劳工问题等。与北京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被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

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崭新的社会科学，在旧中国风雨如晦的大地上徘徊时，戴季陶以不凡胆略，撰写了很多颇有新见解的文章。《建设》连载的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便是他翻译的；他的最具唯物史观的文章《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他还以《星期评论》的民意，约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后来说，他所依据的日本版《共产党宣言》就是戴季陶给他的。

即便如此，这一时期，戴季陶的思想还是经历了矛盾重重的演变，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几乎是几经取舍，几易其辙。

在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间里，戴季陶在政治上仍主张要“使中华民国成一个真正‘德漠克拉西的国家’，使中国社会成一个真正‘德漠克拉西的社会’，使中国的人，人人都有很安全很正当很自由的生活，人人都能够得到极巩固的生活保障” 。（《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

在戴季陶看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尚未取得根本胜利，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不应是掀起波澜壮阔的工农革命，而应当着力于反对军阀割据、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中华民国。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戴的观点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才好加以研究宣传，而不能在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情况下传播。对于工农运动，他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养成劳工的斗争劳力，要使他们团结起来，成为有力的民众组织，同时要避免阶级斗争的恶果”。

他认为，思想过激与工农运动也是过渡时代的一种很自然的现象，虽然有害，但也用不着过多地优虑。还发表文章提出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认为防止“过激党”“过激主义”的问题在中国并不那么严重，因为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并没有那么发达。

从此时戴季陶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仍然还是处在对比借鉴的层面之上，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宣传对社会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他所坚持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没有丝毫的动摇。

与此同时，巴黎和会使戴季陶对西方和资本主义深为失望，继而对苏联、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看法。他曾一度放弃其改良主张，赞同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

1920年2月，他撰文批驳攻击苏联“实行无政府主义以及苏联国内充满残杀、掳掠、奸淫的罪恶”言论，称“俄国布尔塞维克的主张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因为俄国的布尔塞维克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自来就是与无政府主义立于两不立的地位”。（为布里特《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所作按语和注释）

他还认为“俄国劳农政府里面充实的社会民主的精神的确是真实的……他们政府的领袖能够实实在在的和兵士工人受平等的物质分配，已经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要算是空前的”。

在《学潮与革命》一文中他提出“革命是急激的进化……现在中国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不是自然的无意识的Evolution，是人为的有意识的Revolution。因为中国人今天在世界上如果不图急激的进化，在世界文化生活当中将要失去了存在的地位。”

1920年1月1日，他提出“有知识的心力劳动者应与智识缺乏的体力劳动者联合一致，组织无产阶级的大同盟，以最善的努力谋全劳动阶级地位的向上”的建议。（《民国九年的工作》）

5月1日，他又提出，劳动运动的目的，“就是促进劳动阶级的团结，以团结的势力谋劳动者阶级的文化发展，造成劳动者自己劳动、自己管理、自己享用的协作共享社会” （《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他所提的这个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是相近的。

至6、7月间，他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主张。6月1日，他在《协作制度的效用》的文章中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指出“资本家生产制在中国虽是没有完成，但是资本家生产制的弊病，在中国却是已经大到了不得，18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所受资本主义的害毒也决没有像中国今天这样大。”他还批评说“资本家生产制是最浪费的制度”，并提出“资本生产制不能存在的理由，就这一点看，已能很明白了。”

7月1日，他明确提出了反对资本主义的主张。在《资本主义下面的中日关系》一文中他说“阻碍中日两国人民亲善的是造成近代种种罪恶的资本主义。凡是人与人之间一切真挚感情，都被这一个制度改变了，成为互相压迫互相残杀的横暴性。”最后得出结论：“我们所反对的是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是作军国主义帝国主义骨子的资本主义。要反对这个主义，才是合理的，才有路走。不然，走来走去只是一个走不通。”

戴季陶渐次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力，正如瞿秋白后来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戴季陶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虽未尝谋面，但却通过思想交流而成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当《新青年》被强关、陈独秀被囚时，戴季陶义愤填膺，一再撰文抗议反动政府的专横无道，并宣称：“他们虽是已经遭了横死，但是他们的光明，还是照住了全国”“反抗心是会从空气里面交通的，是会从他自己的生活意义上认识的。压制有甚么用呢？”（《可怜的“他”》）

戴季陶租住在渔阳里6号，这是上海极为典型的老式石库门民居，全部建筑面积约有140多平方米。陈独秀来上海后，两人相见恨晚，戴把住房让给陈独秀夫妇住，他则住到前面一幢石库门，两家门对门。这里成了陈独秀的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诞生地。

也许正因如此，1920年，当陈独秀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组织时，戴季陶是他首先想到的人。同年，共产国际远东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又辗转上海会晤了陈独秀，经陈介绍，戴季陶也与维经斯基有了接触。

通过接触，维经斯基的建党准备工作得到了戴季陶的大力支持，维经斯基经常在戴季陶家里召开座谈会，组织密谈。维经斯基与陈独秀、戴季陶等人见面后，产生了这样的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

当又一次聚会时，维经斯基将他的想法提了出来。这时,《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国民党员张东荪不接受，立即表示要退出。而戴季陶和另两位国民党人邵力子、沈玄庐则表示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们可以加入。

大家讨论说, 建党要有个党纲, 这事就交戴季陶负责起草。陈独秀的建党思想，在戴季陶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纲》中表述得十分清楚，如明确提出了“用劳工专政和生产合作作为革命手段”，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30年2月，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讲得很清楚：“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卢……”。

讲到共产主义，便以为是马克思的独占，一讲到马克思，便以为是布尔什维克的独占，这一种浅薄而错误的观念，只有限于中国共产党中毫无学识经验的人们和中国的反共产主义者。——戴季陶

1920年6月的一天，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开会，商量名正言顺地扯起共产党的旗帜。戴季陶有事晚了一步，当他推门进来，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做得水落石出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点头同意。戴季陶突然说，他不能参加，只要孙中山在世一天，他就决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独秀曾和我谈到中共第一小组在上海成立之情景，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的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而哭了一场。”

李达也曾回忆：维金斯基到中国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

戴季陶最终还是没有出席7月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一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热衷，一面又是对孙中山的忠诚，作为孙中山最为欣赏的人物，两难之间，戴季陶还是选择了追随孙中山。这或许就是戴季陶思想的一次转折。

戴季陶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当时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包括戴季陶在内的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热衷无不与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对华的友好政策相关，这也就涉及一些学者提出的中国从苏俄引进的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问题。

在《革命党与革命军》中，对于俄国共产党的认识，戴说“总应该不会看漏了他和军国主义的关系罢”，而且说“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是奉马克思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却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马克思是标明共产主义的，而主张共产主义，怀抱共产主义的人，却绝不限于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还给出了两个公式，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的区别：

社会主义+德国式的军因主义+唯物的历史观+犹太性的世界主义=马克思；

马克斯主义+现代的脱拿斯+蒙古式的军因主义+俄国式的专制政治=布尔什维克

同时, 他还认为“一讲到共产主义，便以为是马克思的独占，一讲到马克思，便以为是布尔什维克的独占，这一种浅薄而错误的观念，只有限于中国共产党中毫无学识经验的人们和中国的反共产主义者。”

从中可以看出，尽管言辞有中伤意味，但戴季陶对苏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是明显不同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想它在苏俄毕竟取得了胜利，想将其也纳人我们三民主义的轨道最少可以取其长”，这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抱有戒备心理和审视态度的。

在戴季陶看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尚未取得根本胜利，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不应是掀起波澜壮阔的工农革命，而应当着力于反对军阀割据、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中华民国。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戴的观点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才好加以研究宣传，而不能在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情况下传播。对于工农运动，他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养成劳工的斗争劳力，要使他们团结起来，成为有力的民众组织，同时要避免阶级斗争的恶果”。

正因如此，戴季陶不断儒化三民主义，就是想加强三民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以便与马克思主义争夺青年。后来他在《青年之路》一书中表达了这一想法，他说：我们如果不能够战胜这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即使单把共产党徒捣乱的势力压伏了下去，我们的胜利，是不能保持的，而且这一胜利是虚假的。战胜武力要靠武力，战胜宗教要靠信仰，战胜美术要靠美术，战胜科学的制造要靠科学的制造，战胜革命的主义只有靠革命的主义。这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做革命党的人，是始终不好忘记的。

1920年6月6日，刚刚一岁的《星期评论》停刊了，戴季陶不得不离开上海。彼时他神情恍惚、面对未来难以抉择，一个人回到了浙江吴兴老家，闭门不出，以逃避现实对心灵的冲击。

不久之后，戴季陶接到孙中山指示，去四川劝告川军将领罢兵议和，发展地方经济，以支持孙“和平统一和兵工救国”的倡议。但当他刚刚走出吴兴不远，小舟还停留在江中之时，就传来了各个军阀广置军火，战端即燃的消息。他才有的一点热情又在瞬间熄灭了。

站在船头的戴季陶思索几年来走过的政治路程，前途难卜，充满迷茫，似乎只有脱离尘世才能找到解脱，那个夜晚，戴季陶纵身跳入了江水之中。跳入江中的戴季陶被一位乡民救起，经历过这一生死大劫，戴季陶的内心也发生了转变，但这种转变却来得有些太过突然。

他开始检讨自己所犯的两大罪过，一曰，辛亥革命办《民权报》时，“过于鼓吹杀伐的言论”；二曰，新闻化运动时期“胡适输入西洋的学说，以为便可以救国救民，不只太过无识，而且真是罪过”。他甚至在《八觉》中说，主办《星期评论》时介绍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初期筹划，“这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甚至诋毁共产党人“是一群野兽，真要把中国民族仅存的一点保存在平民阶级里面优美德性都破坏干净，造成洪水猛兽的世界。”至此，他已经不再犹豫徘徊，而是公开站到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开始构建其反共理论。

戴季陶反共理论的萌芽期，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国共第一次合作，源于孙中山看到国民党已经开始蜕变，“组织未备，训练未周”，“热情消灭，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国民党已经到了非改组不可的时候。而共产党刚刚成立，其所焕发的勃勃生机感染了孙中山，他意欲借助这些年轻而热情的共产党人，给国民党注入新的生命。

面对孙中山的决定，戴季陶纵有万般无奈也绝不会公开违背，他选择了以消极方式来应对。虽然身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成员，戴季陶在其中的工作却大多是敷衍和应酬。不久之后，他就给孙中山发去了辞职的电报，置身国民党改组事宜之外。

孙中山让廖仲恺前来劝慰，但戴季陶已经认准了反共的道路，再度对“容共”政策表示怀疑，明确表示不会参与其中。

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在即，孙中山几次函电催促戴季陶南下，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戴季陶到达了广州。国民党一大期间，鉴于孙中山的态度，戴季陶缄口不言，甚至违心的做了一些工作，但他内心深处却依旧对共产党充满抵触。

1924年3月29日，他与何香凝、谭平山交谈时说：“今日中国之需要，则又为一有力之国民党，共产党人亦既承认之矣，若于此日，共产党之同志，能牺牲其党籍，而完全成为一纯粹之国民党，使国民党中，不致同时有两个中心，然而一切纷争，乃可尽除，而组织工作，乃不致受次无形之障碍。”

但戴季陶的这番说辞并没有受到各方的认同，反而一再碰壁，无奈之下，他只得再度闭门，意欲用自己的思维重新阐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国民党一大召开后不久，孙中山逝世了，国民党内的权力结构面临全面洗牌，党内右派反共已是明火执仗，而戴季陶也从后台跳到了前台，成为国民党内“创作反共理论的第一人”。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和《民生哲学系统表》成为了构建所谓“戴季陶主义”的理论核心。

戴季陶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消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利用和夸大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内容，以维护国民党的纯洁为幌子，大肆诋毁中共。戴季陶在这一系列学说中，多次强调国民党的唯一性，他认为国共合作是共产党采用的寄生政策，他说共产党“为时代不需要”、“国民不需要”，更说那些投身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是“盲从共产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所组织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在戴季陶的眼里是不是有助于国民进步和国家发展，是其对中共和马克思主义之态度的一个重要评价参考。在中共建党时期，中华民国虽然处在军阀割据的分散状态，但作为一个实体的国家，其存在是现实的，而且这种形式上的民主国家在戴季陶的心目中，已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国家政体。

理论主义的坚持与革命活动的目的，在戴季陶看来，显然并不是要推翻这个辛亥革命以来辛苦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而是要改造和完善它，不断加强其统治能力和提高其执政建设水平。因此，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戴季陶的反共、反革命思想的出炉是合情合理，非常正常的。加强国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限制和防止共产党—在戴季陶的思想中，此时共产党已与“过激党” 无本质差别，是作为国民党高层决策人员的必然选择。

戴季陶主义一出炉，便博得国民党右派齐声喝彩，这等于为他们找到了背叛孙中山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蒋介石的清党进行了舆论造势。一时间国民党内右派占据上风，而五卅运动前后，国民党内上海执行部的共产党员，也不得不全部离开上海。

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社会各界，包括国民党内部分人士对戴季陶进行了坚决回击，无奈大势已经右倾，虽然这些批判回击激起了社会舆论的波澜，但对戴季陶而言，这无损于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

1927年，四·一二事件发生时，已经迁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戴季陶立即响应，签署《处置共产分子》布告，布告中称：“其共产分子，如系学生，即予一律开除学籍，如系职工，即行解除职务。至犯发动嫌疑各生，应即停止晋业，留校察看。”除此之外，戴季陶还在中山大学校内大兴白色恐怖，整个中山大学校园都被笼罩在一片乌烟瘴气之中。

在反共这一问题上，戴季陶与蒋介石取得了深度共识，这也造就了他们近十年时间内的亲密无间，但这种无间终于因为戴季陶在“西安事变”上所犯的“错误”而终止。

西安事变发生后，戴季陶当下就断言，这是杨虎城与张学良按照共产党的意图所为。他建议立即调兵进攻西安，但这却与宋美龄等的意见相左，而最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更印证了当时戴季陶行为的失当。蒋介石不是心胸宽广之人，戴季陶的这番作为，难免让他心生芥蒂，此后两人便渐行渐远，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日益尴尬。

抗战胜利后，这种尴尬还在进一步加深。内战中国民党一败涂地，临近崩溃边缘。三大战役后，大批国民党要员纷纷逃往台湾，有人劝戴季陶，他却严词拒绝：“不必去”。危难之际，让他魂牵梦绕的，似乎只有故乡的那片土地，他让儿子替他准备去成都的飞机，然而飞机却因为天气原因无法起飞。

1949年2月11日夜，广州寓所中的戴季陶满脸愁云，他绕着屋内行走多时，终于抓起了一把安眠药，吞入口中。第二天上午，日已高照，但戴季陶还未起身，左右大着胆子叫他却得不到回音，待走到床前时，却发现戴季陶已气绝身亡多个小时。

戴季陶的自杀身亡，似乎正是此时国民政府即将败亡的一个预兆，就在这年的1月21日，内忧外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1月31日，长期以来作为政治中心的北平也和平解放，到此时可以说共产党已经在政治上取得了和国民政府相等的话语权，而在北平和平解放5天后，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已逼近长江边，南京政府宣布迁都广州。

1949年的不平静还远不止于此，这是两个时代的交替，也代表着两种观念，两种制度的交替。历史在这一年，翻开了新的一页。夹缝中的戴季陶，难以选择去留，于是他只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在戴季陶死后，他于两种制度间的选择更显得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