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章立凡《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社会科学报》2004年12月16日

“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

1979年9月17日,被政治尘封了多年的张申府,终于获得一个对外发声的机会,在受访而成的《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张申府第一次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情形。张氏说:

 

“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是陈独秀,在北京是李大钊和我。第三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魏金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陈独秀找过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谈过,他们都不同意。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即李大钊)。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观点一致。……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大前后·第二卷》)

 

按照张申府的描述,早在“一大”之前,陈独秀等人已经创建了“共产党”;只是后来史学界统一口径,将这些“一大”之前的所有建党活动都归为“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了——“共产主义小组”,是后人创造的名词,“一大”之前,本不存在这样的说法。

“吾的根本主张是废国、减产、绝婚姻”

从1920年9月20日,张申府给少年中国学会发出的一封公开信中,不难窥见张申府当年对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的认识——张申府很希望将这个五四时期会员最多、素质最高、实践力与影响力最巨的社团拉入共产主义阵营,于是写了这封公开信,信中说:

 

“吾的根本主张是废国、减产、绝婚姻。感受资本主义的恶果,痛恨几于不可终日。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对于共产主义自然要更绝对地信奉。凡对于社会曾作过一度考虑的人,无不晓得社会主义的对面便是资本主义。”

 

“吾绝对相信救治今日的病恶,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吾绝对相信如要把现状改换,只有改换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注:《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信》”

 

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就是否应接受共产主义这个问题论战了两年,最后“少年”们都已不再少年,论战也就无疾而终。但张申府1920年的信,仍给后世读史者提供了一个最独特的历史坐标:它部分说明了中共诞生的实际情况,它展示了一位中共的早期创始人,其共产主义思想,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界限可以是如此地模糊。

退党:“我们的最后目的仍然是共产及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社会”

张申府另一被传播到泛滥成灾之地步的“传奇”,是其周恩来入党介绍人的特殊身份。但在当事人自己看来,这实在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张申府访谈录》如此记载:

 

“1980年月12日我们再次检视张申府在德国的旧图片,他逐一小心辨认每一个老朋友。我想知道欧洲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你介绍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情况是怎样的?’我 问。张经常把这事挂在口边,我希望这次能听到一点新意思。”

 

“‘我写一封信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张简单地答,好像介绍入党不过是说一句话这样容易。‘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中共小组在1921年的创立经过。’”

 

倒是另一更值得关注的史实——张申府为何中途退党,在诸多相关文章和著作中往往被一笔带过,譬如《百年潮》杂志2010年第12期、2011年第1期刊登的《访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一文,面对这个问题,仅以张申府口述的角度作如此描述:

 

“那是1925年1月党的四大时,大家为一个问题发生争执,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不服气他们。我说,同意我的观点我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我一甩手走了。”

 

这个争执是什么呢?文章选择了避而不谈。著名“托派”郑超麟曾对张申府的女儿谈及这段隐秘的历史,郑氏说:“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原因是看了张申府为《新青年》所写的几篇文章。他是一个理论家、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搞革命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在1925年退出中共。”

 

应该说,郑氏的理解是准确的,张申府对理论的坚持损害了他在实际操作中的变通。当共产国际策划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张申府在法国共产党刊物《少年》公开发表反对言论: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唤起我们的党员为我们的最高理想而战斗……在我们与国民党组织联合战线时,我们不要忘记作为共产党人,我们的最后目标不是联合战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最后目的仍然是共产及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社会。我们必须保留党的组织独立性,并利用每一个机会宣扬我们的目的。(《共产少年运动的步骤》,《少年》,1922年10月)”

 

这样的言论,有理想主义的倾向,自然很难被世俗所认同。张申府后来在接受舒衡哲的访谈中如此回忆自己退党的经过:

 

“(1925年1月)这是一个严寒冬季的末尾,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我如往常一样,住在陈独秀的家中。他是我北大时期的老朋友,当时仍是中共的党书记。其他出席的人有张太雷、周恩来、瞿秋白,以及我从1920年已经认识的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会议中争论得最激烈的议题是统一战线,主要的建议是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和国民党结盟。我发言反对这个建议。我那时相信,今天仍然相信,工人阶级有足够力量完成它的任务。

 

“但蔡和森说我幼稚可笑。我今天仍然记得他的说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以后几个月在北京,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

少年张申府。张氏1914年考入北大,其时已经对数学和哲学发生了严重兴趣。张氏自述:“到了数学系,我又不能忘情哲学。所以对数学正课常用心理会,而纵情读哲学书,尤其逻辑书。……所以我以后所最重视、最集中学的只是数理哲学,数学的哲学,数学基础,而最中心在数理逻辑或称数学的逻辑,也就是数学样的逻辑,或数学里的逻辑。”
20年代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合影。左起:雷国能、李大钊、梁漱溟、张申府。张申府曾回忆:“五四”那天下午,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闲谈,罗家伦跳进来说:我们把赵家楼烧了,傅斯年鞋掉了一只。
1923年柏林合影。左起: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光宸。刘、周等都是张氏发展的党员。张氏回忆:“1920年8月创党,北京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她曾和张国焘代表全国学联到南洋募捐,刘在严氏小学任教,张当时是北大学生。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入党,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入党,因此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旅欧期间在柏林留影。前排右一朱德,前排左一张申府。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张申府。(点击可看全图

“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切可得新世界学统。……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张申府《家常话》

“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

退党后的张申府,在理论领域越走越远,终其一生,张氏对理论的兴趣远胜过对实践的兴趣,他有一个巨大的理论梦:将孔子、列宁、罗素合而为一。

 

对孔子的兴趣与张氏早年所接受的儒学教育有关;一个共产党人对列宁感兴趣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于罗素,则与张氏旅居欧洲有——1922年,张氏“R”为笔名在共产党刊物《少年》上频繁发表文章,据张氏说,采用这个字母有三层涵义:“俄国”( Russia )、“红色”( Red )和“罗素”( Russell )。这个笔名的意思,即“我是红色的罗素”。

 

张申府与罗素的交往,可见于罗素的诸多书信。1920年11月,罗素给自己的学生数学家尼确写信,其中提到:“亲爱的尼确,我现在介绍你认识一位中国同僚张申府先生。张申府被他的大学派往法国考察当地的大学事务。他对我的著作—全部著作—都有所了解(事实上比我自己还了解),并编制了一份难以想像的完整书目。他也希望认识你的思想。”

 

此时的张申府已经拜读了罗素著作五年之久。1920年11月9日,他写信给罗素:“我很可能在十七日或稍后离开北京前赴法国。我很抱歉我们这么快便要分开(罗素此时在中国)。但即使我到了法国,我仍然会研究你的哲学,阅读你写的任何东西。所以,我希望你每出版一本书籍,或发表一篇文章(包括书评),都能不惮其烦地立即让我知道。在此先感谢你。又不知我可否得到你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呢?我有这个希望因为我崇拜你。”

 

现存双方最后一次通信,是1962年9月17日罗素写给张申府的。信中这样写道:“收到你的充满智慧和善意的信,我感觉收获甚大。随函附上我庆祝九十岁生日时所收到的一份程序表——这是我十分珍惜的,也希望你也拥有一份。另外我还附上一本我的《袖珍世界历史》,希望你喜欢……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能够同你见面,畅谈我们分别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在我逝世之前,我不打算出版我的自传,因为世事无常。受许多因素影响,……我希望你会再写信给我,因为我喜欢听到你的讯息。”

 

张申府为什么崇拜罗素?张申府下面这段对罗素的理解,应该可以说明问题:

 

“罗素新近表明他的态度:他是以无政府主义为终极的理想的;但现在主张的是倾向无政府主义的‘行会社会主义’。……所以罗素主张的行会社会主义是偏向无政府主义的。正因无政府主义对于这等物事最为注重最为便当,就是最强于这些事以及人的关系的生活的愉乐。他以为社会主义不过人类发展中的一阶段,大概继之便是无政府主义。但为现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行。他的社会主义是极端彻底的世界社会主义。不过他同时又是不变的和平主义者。”(张申府:《罗素》,《罗素哲学译述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在张申府看来,罗素的学说不但与他心目中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与孔子的儒学也是相通的。在接受舒衡哲访谈的时候,张氏如此说道:“我相信我了解罗素;我可能是全中国惟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点,但我看到了。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在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

 

张申府说,他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孔子、列宁和罗素可以合而为一。1941年,张氏说道:

 

“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切可得新世界学统。 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孔子代表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逻辑解析,科学法与科学哲理。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实落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家常话》)

新启蒙:“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30年代中后期,日本侵略的加剧的同时,国内民族主义也随之高涨,一场“新启蒙运动”应运而生——所谓“新启蒙”,乃是指五四时期的“启蒙”没有完成历史任务,而且存在许多非理性的“蒙启”,故而需要重新再来一次启蒙运动,谓之“新启蒙”。

 

作为新启蒙的干将,张申府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将自己的主旨说得很明白:“今日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的运动。 ……新启蒙运动最积极的内容是发扬理性。理性的第一要点是说话做事有根有据。而所谓有根有据,第一在事实,第二在逻辑。但在今日,在尽可能地发扬理性之下,最要做到两桩事。 一、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发。二、就是民族的自觉与自信。 ”

 

如何完成“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呢?张申府在新启蒙运动中提出了两个著名口号:一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二是“中国化”。

 

所谓“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与张氏“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学术理想其实是一致的。在张氏看来,孔子作为一个民族值得纪念的东西,在“维持民族的生存”上有重要意义:

 

“在现在还说孔子么?什么孔老二、孔家店、新孔学等等,写来可厌的名字,岂不是已把孔子的信仰都摧毁,都糟踏净尽?但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它可以纪念的东西,则不但不会长久,也必不值得长久存在。 无论如何,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不应发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而只是对于过去的误用,徒作幼稚的反动?复古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知道他自己文化上的成就,认识它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总可以增加些自信,减少些颓唐奴性。过去的帝王既利用孔子以维持其统治了,那么,今日为什么不可利用孔子以维持民族的生存?退一步说的话。”(《续所思》)

 

张氏还批判了五四启蒙运动所陷入的“蒙启”误区:

 

“今日的新启蒙运动,显然是对历来的一些启蒙运动而言。但在内容上,今日的启蒙运动与从前的一些启蒙运动,也显然有所不同。比如,就拿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来看,那时有两个颇似新颖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我认为这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许孔子已经打倒了,但是孔家店的恶流却仍然保留着、漫延着。至于科学与民主,本都是客观的东西,而那时的文人滥调却把它人格化起来,称什么先生,真无当于道理。 至少就我个人而论,我以为对这两口号至少都应下一转语。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在深入上,在广泛上,在批判上,今日的新启蒙运动都需要多进步。”

 

张氏还说:“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的地方不免太孩子气了。因此为矫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承继的。”(《论中国化》)

张申府30年代在清华大学教书时留影。1935年冬,张氏与刘清扬、姚依林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一二九”学潮,因此而与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久即被清华解聘,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政治生涯。
张申府,1938年左右拍摄。此一时期,张申府活跃于重庆政坛,曾有一则逸事:某日参政会座谈,他发议论说,中国的事情都是被“党”搞坏的,因为“黨”字就是“尚黑”。此事见报之后,广为流传。
罗隆基、张申府与沈钧儒讨论政题。国共内战期间,张氏多次呼吁中共停战。关于此事,张氏回忆:“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张申府,1981年5月拍摄。张岱年在关于张申府的回忆和纪念文章中说:“约在九十岁时,他对友人说:我吃亏在于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
 

“张申府没有把自己和传统中国思想隔离,他这样做对自己有很大的益处……在30年代中国哲学界四分五裂时,这是一个不好采取的立场。在西方唯物论教条主义者和东方维护儒家的卫道之士包围下,张申府昂然独立,像一盏明灯。他对西方最新思潮了如指掌,另一方面他又能——而且有这需要——坚持儒家思想中的某些重要价值观念,特别是‘仁’。”——张岱年评价张申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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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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