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不但马尔塞斯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象达尔文自然淘汰说,马克斯唯物史观,也都是这样。”——《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1920年4月1日。

从“不谈政治”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谈政治》

陈独秀是中国最早接触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但直到1920年上半年,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方面并不出众,也没有完全服膺马克思主义,这在他是年4月发表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说得很明白:“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不但马尔塞斯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象达尔文自然淘汰说,马克斯唯物史观,也都是这样”。

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因其宣传“批判孔教”和“文学革命”,并率先鼓吹西方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曾在彼时中国思想界引起巨大的影响和震撼。该杂志能抓住众多青年的心,非因批评政治,而是因鼓吹思想和意识的戏剧性改造,正如创刊时陈独秀所申明的:“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然而到了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正式否定自己之前的态度:“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明确定义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信仰列宁主义,并开始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

他写道:“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

《谈政治》不仅是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书,也预示着《新青年》的内在性质发生了变化。从这一期开始,每期都开有介绍革命后俄国状况的《俄罗斯研究》专栏,而事实上成为以陈为首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与李大钊社会主义观的分歧

理论界公认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是“南陈北李”,因二人均认同“俄式社会主义”,即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然而这是从工具理性角度做出的判断,在价值理性方面,两人的见解有着巨大的鸿沟。

作为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将俄国模式作为“救国”唯一手段,全盘认同,不容任何质疑。他将“阶级斗争”作为“优胜劣败”的信仰来接受,因此其社会主义观浸染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底色。

与陈不同,李大钊原就秉持“文化调和”立场,主张“有社会主义则由个人主义,欲使社会有秩序之进步,最宜使二力同时皆有活动之机会。”这种世界观使李大钊保持了现代文明应有的宽容与包容,他批评陈所鼓吹的“进化论”:“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当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据此,李大钊将社会主义本质定义为人类“互爱互助以共进”的社会,认为阶级斗争只是达到该目的的手段。

二人的分歧还在于政治观的差异。陈独秀强调唯意志论的“英雄史观”,据此构建了“强权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观,他说:“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倒了多数人”,而“公众的意见非万不得已,断然不可轻用”。在他看来,“思想自由”等人权内容不允许在,不然“私有财产在人心上的消灭”将遥遥无期。而李大钊则主张“群众史观”,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的组织形式应为民主制,特点为实施人道主义。

共产主义幽灵降临中国

1920年8月,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一间小型印刷厂里,红色封皮的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面世,封面上印出马克思的脸,淡然地目视前方。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了半个世纪之后,第一次以中国人听得懂的声音,在这片土地上发声了。

当时中国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字,大多是片段,或者外文译本,而且一些译者对社会主义的了解不深,例如朱执信就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翻译成“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不奋也。”陈独秀几经周折,邀请精通日文和英文、并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陈望道进行翻译,亲自审阅译稿,还争取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经费支持,最终使1000册的首译本《共产党宣言》得以面世。

自此,陈独秀筹备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有了理论利器,从而由这件小屋引发的册子,向中国发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呐喊。

1920年年底,在共产国际代表维津斯基协助下,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宣称其理想是:“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废除政权、军队和法庭;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

其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铲除资本制度,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争斗的势力,使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定要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的扰乱资本家的国家;资本家政府被推翻后,共产党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阶级争斗还是继续,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陈独秀称“照现在看来,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所以一国的阶级争斗可使其他国家受同一的影响。”并断言:“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也许正因有此判断,陈独秀得出结论:“中国的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必须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

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当选首任中央局书记。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陈独秀是其创始人。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5年到1918年以前的《新青年》杂志的思想倾向,基本上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1918年以后,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知识界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青年》营垒的组成,变为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所主持。
1920年11月23日,陈独秀在上海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的正文分三个部分:(1)共产主义者的理想。(2)共产主义者的目的。(3)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现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斗争日见紧迫,其趋向是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是说政权已经被无产阶级获得了,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多数意见之致以发展其整个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央信》,1929年8月

跟老大哥唱反调

中共成立时,绝大多数党员成了职业革命家,不仅收入全无,还要靠组织上开支养家,这些经费多由陈独秀筹集。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决定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样机构每月开支获1000元经费,每人每月还可以获20-35元的生活津贴,前提是“全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应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才能进行,中国也不能例外”。

陈独秀主张坚决不要“别人的钱”,甚至为此和马林吵起架来:“我们党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就干多大的事,绝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说完拿起皮包出门就走。

后来陈独秀因办报被捕,马林运用各种关系展开营救,陈独秀出狱后,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接触,如此而已。双方才达成谅解与合作,但这也为后来共产国际干涉中共内政埋下伏笔。

拒绝津贴风波告一段落,陈独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涉并未由此停止。

1991年苏联解体后,人们才从解密档案中看到,仅1923年至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就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召开了一百二十二次会议,做出三十八个决议,几乎每两天半就有一个决议。这些指示多半脱离中国实际,有的甚至出尔反尔,互相矛盾。

陈独秀的“孩子气”终于还是爆发了,他最先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始终不一的政策:“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

他反应最激烈的,是1929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这条铁路原是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的,十月革命后,苏俄则一直把持铁路主权。陈独秀认为张学良此举维护了国家利益,但共产国际却对此指示各国要“保卫苏联”,反对军阀接管。

当时各国共产党都将苏联置于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陈独秀却以公开信称,不应将“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拥护苏联”对立起来,而不顾及民族利益。这一做法被共产国际上纲上线为“离开了阶级的观点”。

这样的批评一直持续到他被开除党籍,1940年9月,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说:“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他也因此获得胡适对其“终身反对派”的称号。

与大革命一起失败

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是陈独秀革命生涯的转折点。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三年间,革命方发动了北伐战争,遇上东北易帜。在北伐的高潮中,陈独秀不乏清醒的头脑,发文《关于最近全国政治局势与党的发展报告》,提醒全党“须防投机的军人政客权位欲的活动,不可因北伐而牺牲民众之自由与利益”。反而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强调:“蒋介石还是可以挽救的,不要在军事和舆论上打击他。”

然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造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革命失败。1927年八·七会议上,陈独秀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此次革命失败负责,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29年11月又因中东铁路事件与共产国际“唱反调”,被开除党籍。

在后来的党史研究中,认为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是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层,将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导致其总书记生涯的终结。

虽然如此,陈独秀在党内建设方面的成绩还是获得后世认可。他曾被一些人评价有“家长制”作风,但根据党史记录,陈独秀连续担任党中央五届总书记的整整6年之中,他没有以某种借口在党内发动过一次整肃异见党员的运动,也没有发现一件以组织名义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同志头上的冤假错案。在任期间,不整人,无冤案,也算创造了一项奇迹。

晚年潦倒“奚有悔”

面对这样的大风大浪,他人看来陈独秀已经跌到谷底,但他在看到中共《指示》中有“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一句时,却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

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已经到了五十知天命的年纪,曾一度作为政治犯被关押,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提前释放,后来隐居四川江津。他晚年最主要的一件工作,就是写文章卖钱度日。陈独秀曾在《宇宙风》、亚东图书馆等杂志、出版社发表文字学、自传等文稿,同时,着手撰写《小学识字课本》,拟交国民政府教育部国立编译馆付印。也有不少曾经的“粉丝”给他寄钱接济。他也曾想回到党内,但延安的康生、王明骂他是汉奸,这让个性倔强的陈独秀感到失望。

倒是国民党时时想要拉拢他,欲使他变成反共工具。1939年,胡宗南和戴笠就曾秘密造访过江津白沙镇陈的住所,带了些为他鸣不平的剪报,带去蒋委员长的问候。哪知这位小老头一番谈兴之后,在窄小的室内踱了一圈,喝了一口水后说:“本人是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喋喋不休之争。”尔后就以身体不适为由关门送客了。

回重庆路上,胡、戴两人高兴不起来,送去的剪报老头子翻都没翻一下,谈话还不能发表,预先的目的一个没达到。不久后,陈独秀就从白沙镇搬到了离江津县城30公里的鹤山坪石墙院,在那里度过了最后三四年的晚年生活。

陈独秀先生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名扬天下,在他任北大文科学长期间,陈独秀先生不仅是当时国内新思想、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而且对教学管理工作也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爱有方。
1932年10月15日下午,由于叛徒告密,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派人搜查了东有恒路春阳里210号,搜出大批文件和俄文版的共产主义书籍,当场逮捕了彭述之等5人。此后,巡捕又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拘捕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动。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奔走呼号,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列举陈独秀早年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材,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远在北平的胡适也发电给上海的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曾担任过总书记一职,因为意见分歧,1927年被中共撤销总书记之后,1929年11月又被开除党籍。1932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囚禁,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期间生活拮据,除了依靠稿费和演讲赚钱,还接受北大和朋友的救济,但是又多次拒绝蒋介石的好意。病逝之后,还是蒋介石出钱为他举行了葬礼。
 

“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面树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法提防。”——鲁迅曾如此描述陈独秀。陈独秀的“青年”性格,决定了他起于理想主义者,止于政治家的命运。 从反孔教,反第三国际,到晚年拒绝国民党的拉拢,陈独秀有一以贯之的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没有抛弃“青年”的秉性,对“终身反对派”的称号颇为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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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白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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