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生产要件——如田地,矿山、工厂。耕具。机器等等——悉数取还,归之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同时废去钱币。……劳动所得之结果——如食物、衣服、房屋,以及一切用品——亦均为社会公物,人人皆得自由取用之,一切幸福人人皆得共同享受之。……无一切政府(无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凡为统治制度之机关,悉废绝之。”——刘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1913年8月

若无政府,则“强盗劫掠之事自然绝迹于世”

刘师培于1908年突然投靠清廷之后,继续高举无政府主义大旗的是刘师复。刘师复所倾力崇尚的,乃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因刘氏的宣传,一时之间,此种主义,竟在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占了优势。

 

1913年8月20日,刘师复在《晦鸣录》第一期发表《无政府浅说》,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文章开篇即质问读者:

 

政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对人类又究竟有什么用处泥?我们饿了就吃,冷了就穿,能自己种田织布养活自己,能自己造房保护自己,能利用科学技术增进社会进步和幸福,根本用不着政府来指挥,更用不着政客们来教训。相反,自从有政府之日起,它就设立各种法律命令坦束缚我们,以致我们人类一举手一投足都不能不受它们的管束。世界人民本来都是兄弟,本来可以相亲相爱,但政府却以爱国为借口设立军队,让人类互相残杀,互为仇敌。说什么政府是为抵御外侮而设置,如果政府真的都是为了防备他人,还要政府何用?说什么无政府就无法律,无法律就会起破坏和扰乱,其实,哪一种扰乱不是起因于社会组织不良及社会制度不平等,这岂是法律所能改正?说什么人民教育程度不一,道德水平不齐,实行无政府不能保证正常秩序之稳定,但所谓道德不良难道不正是由于社会不良造成,而社会不良不正是由于政府所引起?强盗起因于贫穷,贫穷起因于社会分配不公,不公起因于富人垄断财产,而富人之所以能够实行垄断则是因为有政府法律给以保护。(本段引自杨奎松等《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

 

最后,刘师复说:“若无政府则私产制度同时废绝,世界之产物,世界之人共作之、 共用之,即无贫富之阶级,强盗劫掠之事自然绝迹于世矣。”

批评江亢虎的无政府主义“诡诞滑稽”不正宗

在民国初年,就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方面,江亢虎与孙中山被公认为最力,其影响也最大。但在刘师复看来,江、刘二人所宣传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中,以“三无主义”(无宗教、无家庭、无政府)为终极依归。刘师复在《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一文中说:“以堂堂正大之主义,而饰以诡诞滑稽之名词。……无政府主义中尚有所谓无祖国主义,无国会主义。正名均为反对祖国、反对军备、反对国会主义等及其他等等”——在刘师复看来,不但政府不能要,连祖国观念也必须彻底抛弃,才是正宗的无政府主义。

 

在革命的方法手段问题上,江亢虎不同意刘师复等人的激进主张。江氏说:“无政府主义以暗杀暴动大破坏为先锋,余则大不赞成。夫无政府主义所不两立者强权耳,今以暗杀暴动大破坏进行,是以强权攻强权,在理论上则自相矛盾,在事实上则激起反动,恐无益而有害,欲速而反迟也。事之不成无论矣,即使幸而有成,而旧强权推倒后,新强权之同时消灭与否是一问题,新强权消灭后,旧强权之乘间再起与否又一问题,无论谁何,亦不能下圆满之答案也。故就手段而言,余取非强权的。”

 

针对江亢虎的责难,刘师复在《民声》杂志上刊文反驳。刘师复说:“江氏之所谓强权,盖指无政府党之主张以武力对待政府耳。若然,则以武力为强权,不但误解字义,抑且重诬吾无政府主义矣。夫政府挟其政治势力,侵夺吾人本来之自由,资本家挟其资本势力,掠夺世界共有之生产机关及工人劳动之结果,两者皆与强盗之挟武器以行劫掠无异。人苟被强盗劫掠,而以武力抵抗之。取还其赃物,无论何人,均许为正当之防卫者也。今无政府党以武力对待政府与资本家、抵抗政治上及经济上之强权,恢复本来之完全自由及正当生活,与抵抗强盗事同一例,亦为合理之防卫。而乃诬为采用强权,此何理由乎?”

“真正社会主义”:中国第一个以“共产党”为名的政治纲领

孙中山一向称其民生主义即为社会主义,然而在刘师复看来,这绝非什么社会主义。孙中山主张的铁道国有,生利事业国有,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社会政策——“孙氏所谓社会主义,不过国有营业专征地税之两种社会政策而已。曾何社会主义之足云?”

 

对打着“纯粹社会主义”的江亢虎,刘师复则批评其思想驳杂且反复多变,张口社会主义,闭口社会主义,其实“乃于社会主义之根本思想尚且茫然”,至于他提出来的一些政治主张,“于社会主义之根本精神相去固不可以道理计”。指责江亢虎“模棱两可,饰说欺人,至是而极,是则比孙氏犹下矣”。

 

那么刘师复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呢?刘氏提供了答案—— 为了便于一般人能够清楚地识别“非社会主义”与“真正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刘师复明确主张用“无政府共产主义’作为自己一派的公开旗帜。一九一三年八月,刘氏发表了《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共产党”为名的政治纲领。刘氏在纲领中说道:

 

“一切生产要件——如田地,矿山、工厂。耕具。机器等等——悉数取还,归之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同时废去钱币。……劳动所得之结果——如食物、衣服、房屋,以及一切用品——亦均为社会公物,人人皆得自由取用之,一切幸福人人皆得共同享受之。……无一切政府(无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凡为统治制度之机关,悉废绝之。”(点击阅读全文

西湖烟霞洞刘师复墓。刘师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1904年留学日本,期间参加同盟会,深受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和俄国虚无党影响。1906年成立“支那暗杀团”。1907年春曾策划炸死广东提督李准,事败被捕入狱两年。出狱后到香港,继续研究无政府主义与进行暗杀活动,并欲潜入京师杀摄政王载沣。辛亥革命后,刘氏以克鲁泡特金门徒自居,倾力传播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1912年5月在广州成立专研无政府主义的晦鸣学社。
刘师复像。1912年,刘师复、郑彼岸等人又在广州成立了心社,作为联络无政府主义者的核心团体。心社力图建立一种苦行僧、清教徒式的生活,对其成员实行十二条戒约: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乘轿和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
《晦鸣录》,《民声》前身。1913年8月20日,刘师复在《晦鸣录》第一期发表《无政府浅说》,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认为政府是万恶之源,“若无政府则私产制度同时废绝,世界之产物,世界之人共作之、共用之,即无贫富之阶级,强盗劫掠之事自然绝迹于世矣。”

“为同志中前辈后生所共倾服,有毅力,有勇气,有热情,有道德,有品格,所谓‘一点不留余渣十分成就全身’者,是固一模范革命实行家。”——景梅九赞扬刘师复实践其主义的的苦行僧精神。

“师复主义”——苦行僧般的“主义洁癖”

刘师复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上,其最主要的贡献,还不在于发展了多少新思想。他是因为有着崇高的理想,并致力于将自己的宣传和理想付诸实践,而受到了广泛尊敬。

 

师复不折不扣地践行规约,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乘轿及人力撤、不用仆役、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等等。这些规约超出了历史上名贤士林中那种不入世俗的传统清高习风,而具有无政府主义理想人格的意义,他后来被信徒们奉为善美道德的完人。

 

师复的座右铭是:“凡所作为,必悬一科真理以为衡。”从他短暂的一生的作为来说,只要是他认定了的真理,即使赴汤蹈火、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师复先是向往“君主立宪”,既失掉了左手,又被关进监牢。民国成立后,他又研究无政府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为宣传和实践他所谓的“科学真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师复正如托尔斯泰那样,甘愿牺牲个人的物质利益,以人类相爱的理想团结人类,共同争取现世的幸福。

 

刘氏对主义的虔诚,身体力行的实践,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惟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在整个近代中国史上,都是最为出类拔萃的道德高标。他成为了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楷模,他这一流派的思想、也被尊称为“师复主义”。

“劳动为人生之天职,互助为本来之美德。”

与以往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多侧重在理论宣传不同,刘师复在大力宣传著述,自身力行无政府主张之外,还投入了很大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以期实现其“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目标。他宣称,要“务使多数人晓然于吾人主义之光明,学理之圆满以及将来组织之美善,及使知劳动为人生之天职,互助为本来之美德。”

 

从“晦鸣学社”成立起,刘师复就发起了工人组织活动,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者比马克思主义者是要领先的。1913年他成立了一个“决然俱乐部”作为工人组织的中心,将无政府主义的互助理论带给了工人,在泥瓦工、鞋匠、理发匠、饭馆服务员中,建立了工团和工会组织。互助理论在广东取得了很大影响,在《劳动者》上就记载过佛山工人如何组织团体,可管窥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工人运动的成果:

 

“佛山近来有一班工人,发起一个互助工社,是以维持劳工正当生活,改良劳工艺业,培植劳工道德,灌输劳工以世界智识、普遍学术,联络劳工感情,使劳工互相扶助,共谋劳工利益为宗旨的。拟办的事业有三种:讲演会;阅书报所;或工读半夜学校。凡属正当劳工,无分各种界限。凡赞成本社宗旨与事业者。皆得为社友。”可以看出,该工社的宗旨,明显受到“师复主义”的影响。

英年早逝,“一点不留余渣十分成就全身”

1915年,师复在上海患肺痈,身体虚弱,医生劝其吃牛肉汁、牛奶、鸡蛋以加强身体抵抗力,但是他不肯违背“心社”不食肉的戒约,宁死不食。同志为了给他治病筹款,主张变卖机器,他认为印刷机是宣传无政府主义不可缺少的武器,不能因为他个人而影响无政府主义革命工作,极力反对。3月27日,在对《民声》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前途的忧虑中,刘师复过早离世了,终年仅31岁。他死后,受到追随者更加的崇敬,有名的老牌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也称赞他“为同志中前辈后生所共倾服,有毅力,有勇气,有热情,有道德,有品格,所谓‘一点不留余渣十分成就全身’者,是固一模范革命实行家。”连与他有过争论的吴稚晖也夸张地称,若按规矩无政府主义要在中国成功需要三千年,但若人人都照刘师复一样,五百年、三百年说不定就取得成功了。

 

由于他的人格、活动及传播工作,使得无政府主义在广州建立了坚强的据点,虽则不断地遭到镇压,但重要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及文化群体一直到三十年代还存在着。陈炯明对师复的尊重及对跟随他的人们的好感,使得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南中国,无政府主义有着高度的重要性。刘师复的信徒郑佩刚、梁兵弦、刘石心、区声白、黄凌霜等人,不仅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是五四前后南方工人运动的指导者,直到他们遇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竞争。

刘师复后继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论争及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式微

俄国革命的胜利,使得世界上的各种社会主义都相形见绌了。不论人们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抱有多少成见,俄国革命的胜利越巩固,中国社会改良的试验失败越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就自然越多。到1920年前后,许多中国最出色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等也已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然而,许多无政府主义信奉者仍然坚守着刘师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自诩为“师复的后觉者”的北大学生黄凌霜,五四前后就在北京许多刊物上发表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他攻击得最狠的,与刘师培等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他说:“国家的组织,从历史上观之,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若更举土地、矿山、铁道、银行、保险等等给了他(指共产党政权),谁保国家的专制,不较现在还要厉害,我们的首领,谁保他们不变了拿破仑袁世凯呢?且社会主义,不应当压制个人的自由。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指苏维埃),又要设立什么工兵农兵,这不是压制个人的表征吗?”

 

而在南方,则发生了一场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之间关于“自由”的争论。陈独秀攻击刘师复的完全自由观,认为无政府主义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有可能导致一人反对而使全体之决定变得困难的事情发生。而区声白回应称,无政府社会是自由的联合,人们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所以反对者不妨碍赞成者的行动,退出组织即可。陈独秀反驳道,如果无政府组织是一个社会,那退出社会是什么意思,有可能做得到吗?对此,区声白认为,只要一群人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理想无论有多少人都可以做成一个社会,总之不能强迫一群人服从另一群人,自由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他相信,自由的联合是可以让大多数人组成一个社会的。陈独秀则质疑区声白的想法如海市蜃楼般不可及。

 

因为上述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最初有过合作打算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最终还是走向分裂了。由于有俄国革命的激励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并逐渐取得了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而无政府主义运动则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部分人被马克思主义者说服,如黄凌霜在去过俄国后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区声白等人,则只有慢慢淡出革命。

1921年,陈炯明因主张实行“联省自治”,遵邹容《革命军》遗志,“建立以美国为模范,加以适应中国传统和国情的修改”的美国式的民主联邦;而与孙中山的北伐、武力统一的主张有所冲突。在孙中山执意北伐而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回惠州隐居。稍后双方矛盾激化,发生了逼迫孙中山离开广东的“六一六事变”。此后,陈氏主政广东,推行其“安琪那主义”,这一主义背后,显然有刘师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刘师复苦行僧式的“传道”,被时人称做中国的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与社会主义是无法分割的。譬如瞿秋白在谈到他与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时曾说,自己当时“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大参加者李达在回忆当初建党的时候也说过:“当时在上海的几个发起人中,就有好几个是安那其,施存统、李汉俊、沈定一(沈玄庐)都是。”
 

刘师复在《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中幻想未来:“无论男女,由学校毕业至四十五岁或五十岁,从事于劳动,此后休养于公共养老院。凡人有废疾及患病者,由公共病院调治之。废去一切宗教及一切信条。道德上人人自由,无所谓义务与制裁,使“互助”之天然道德,得自由发达而至于圆满。 ”——如果说自由源自丰富的可选择性的话,那么,刘师复的这个乌托邦,真的有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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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丁阳 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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