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刘师复,载《师复文存》第21页

倡导“三无主义”:无国家、无宗教、无家庭

今人了解江亢虎者已经不多。但在五四时期,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创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可见在青年毛泽东心目当中,江亢虎之名,一度是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并驾齐驱的。

 

江氏如此有名,缘自其当时对“社会主义”的倾力宣传。刘师复1914年曾经说道:“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刘师复将其与孙中山并称,江氏在民国初年“社会主义”大潮中的“江湖地位”可见一斑。

 

不过,江氏早年其实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大约在1903年前后,他已开始提倡“三无主义”,即无国家、无宗教、无家庭。1909年,他发表了《无家庭主义》一文,提出要实行无政府主义,必须首先实行无家庭主义,坚决反对婚姻制度。不久,又发表了《无家庭主义意见书》、《三无主义》等文,抨击“政府之迫压,宗教之锢蔽、家庭之牵制”,主张废除国家、废除宗教、废除家庭。江氏后来承认,他提倡无政府主义,是因为思想“还没有成熟,或者有些通融”之故。但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曾经高度模糊。

创建中国社会党,“主张纯粹社会主义”

和民国初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江亢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也是来自日本。江氏早年多次赴日,其时正值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风起云涌。江氏曾解释自己迅速接受社会主义的缘由:“(我将儒家大同理念同社会主义相互比较后,发现二者)多有互相印证之妙,竟暗合十之八九。”儒家大同追求平等,确有与社会主义异曲同工之处。这其实也是民初大多数知识分子热衷于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1911年6月,江氏刊文《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称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惟求人类共同之幸福,而弥经济不平等之缺”。7月,江氏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公开宣布该会宗旨是研究和鼓吹广义的社会主义,稍后又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星》。11月,江氏以研究会发起人的名义召集特别会议,改研究会为“中国社会党”,并宣布党的宗旨是:“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该党不但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党,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即曾是中国社会党。

 

中国社会党成立之后,迅速得到了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鼎力支持。1911年12月30日下午,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会见了江亢虎,与会的还有胡汉民、蔡元培等人。宾主相谈甚欢,孙氏“垂询党中近况甚详,并言余(指中山先生)对此主义必竭全力赞成之。”江氏则说:“前读先生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专征地税之说,实与本党宗旨相同。”孙氏谦虚道:“较为易行,故先宣布,其余需与贵党讨论者尚甚多。”也正是在这次会谈中,孙中山公开宣称:“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并承诺将自己从欧美带回的社会主义名著多种赠送给江氏,请其翻译刊行,代为鼓吹。书籍送抵时,附有孙中山的一封亲笔信,内中写道:“请广集同志,多译此种著作,以输入新思想,若能建一学校研究斯学,尤所深望。……社会主义虽人类共同之思想,实西洋最新之学说,亟须输入新著,使一般人可解宗旨为入手第一义。自苦政务太烦,不能躬任主持……”

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党提出期望:“传道”之外,要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1912年4月,孙中山主动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社会上对孙氏离职后的去向猜测纷纷,南京专使蔡元培曾就此答记者问:“(孙总统退职后)政府无可位置。但孙总统尝言,待政治革命之目的达到后,即当提倡社会主义。予意孙总统或将为社会党之首领乎。”在此前后,孙氏本人也曾多次声言:“余实为社会党人”、“余固一热心社会党人”……

 

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党部分党员一度欲敦请孙氏出任党魁,但被江亢虎所否决,其理由是:中国社会党是“社会”的党,“非纯粹政党,本无首领”,成立时即已规定不设党魁;何况孙氏尚未签名宣誓入党,怎可冒昧请来做首领?另一方面,孙氏本人其实也无意于加入中国社会党。虽则如此,孙氏与中国社会党的关系仍然相当密切,当年4月17日,孙氏在上海与江亢虎谈话时答应“定于6月1日来沪在社会党逐日讲演,务期发阐社会主义之真理”。

 

孙氏此后“巡视南北”,直到10月份才前往中国社会党本部履行诺言,连续作了三天演讲,演讲稿后被整理为《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一文。张奚若在49年后回忆这场演讲:“那时中国社会党邀请孙中山讲演,讲的题目是介绍社会主义。我一连听了他三天的演讲。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响亮地用英语讲着‘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当时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真是什么也不了解,经孙先生一讲,才了解一个大概。”

 

由于中国社会党在宗旨上注重“社会”活动,无意于参政,似乎更乐意成为一个“输布社会主义之广告公司”,故而孙氏在演讲中殷切劝说社会党参与政治活动:“中国社会党发生于民主政体之下。夫民主政体之政治,人民政治也。社会党既集民主政体下之人民,尤不应无政治上之活动,则今日社会党亟宜组成强有力之政党,握政治上之势力,而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

1913年1月,江亢虎为上海《社会》杂志所题写的刊名,该刊在后几期又请到了孙中山、蔡元培等题写刊名。
从1901年至1911年,江亢虎三次留学日本,一次游学欧洲。图为这是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春)从欧洲回国后,在国内提倡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而被清廷市委“洪水猛兽”的江亢虎。
1913年江亢虎30岁的生日照。当时,他担任号称在全国拥有400多个支部,50多万党员的第一个“中国社会党”的主任干事。

“利用国内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乱,其利用国外已成之势力者(苏俄)国必亡。”——江亢虎1924年反对孙中山“联俄”。

公开赞扬十月革命:用激烈手段从根本上推翻再谋改造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江亢虎发布宣言,认为宋案法律解决无效,应采用政治解决,大总统袁世凯应当亲身到案,公开审判,以伸法权,且公开电告袁世凯“请自引罪辞职,以明心迹而谢天下”。

 

此举惹怒了袁世凯。稍后,袁氏政权宣布江亢虎“三大罪状”:“实行共产,铲除强权,必至劫掠煽乱!解除夫妇名义,必至灭伦伤化!至预备世界大革命,则意在破坏现在之秩序,为万国的公敌!”社会党也被取缔。江氏被迫流亡美国,期间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中国文化课讲师、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等职。

 

1920年9月江亢虎回国时,其对社会主义的热衷已转移到了苏俄十月革命。他曾公开赞扬十月革命,认为对待反动政权,“只有抱革命的精神,用激烈的手段,从根本上推翻,再谋改造。俄国就是用这种方法,猛战三年,俨然存在,实在令人佩服。”他还将社会主义分成了四大派别:“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大力推崇“科学的社会主义”,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正宗”。江氏亦推崇马克思的《资本论》,甚至公开标榜自己的主张“可说是由马氏主张里面脱胎出来的”,称自己属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派”。江氏当时在江西、山西、河南等8个省游历讲学、演说,北洋政府全程给予警察、便衣尾随跟踪的待遇。如1920年12月11日,密探宿汉臣向上级报告:“(江氏)日前在湖广会馆演说,其言词均系社会主义,以致青年学子多被鼓惑”。29日,密探殷达源又报告:“今闻江亢虎奉孙文之密约,已于昨日秘密出京赴粤矣。”

赴俄欲收回外蒙,作为“社会主义试验地”

1921年4月,江氏启程前往苏联。亲赴苏俄考察本是江氏从美国回国的动机之一,除切身体会苏式社会主义之外,江氏还希望在苏俄的帮助下,收回外蒙(当时外蒙尚被俄国“白军”占据),以用作自己进行“社会主义”的试验地。江氏此行,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支持。

 

在莫斯科,江氏被待以国宾之礼,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江氏以社会党人资格列席且有发言权。会议期间,江氏三次听到列宁的讲话,并与列宁有过两次特别会谈。除列宁外,与托洛斯基、越飞等也有晤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江氏所提出的“征蒙计划”,计划拟定的“办法大纲”共有四条:

 

1、俄国及远东国境内华侨自行组织义勇军,约数万人,协同俄国红军,驱除蒙疆白党;2、华侨义勇军经费中国人自筹之。惟未到蒙疆以前,其军需军实均由俄政府借支,将来如数偿还。至交通运输,则俄政府义务担任;3、白党驱除净尽,红军应即退出蒙疆,由华侨义勇军接管地面,维持善后事宜。4、华侨义勇军应辅助外蒙新党,建设自治共和政府,但仍合并为中华民国之一部。

 

这一“办法大纲”得到了列宁、托洛茨基的赞同,并于当年7月获得苏俄政府批准,为敦促江氏及早辅助实施,苏俄政府派外交部秘书在“办法大纲”上签了字,苏俄军务部也批准其成立招募机关,用作筹建华侨义勇军。然而,正当江氏紧锣密鼓进行准备工作时,当年8月,苏俄外长齐切林突然约谈江氏,宣布蒙古问题将用其他办法解决,苏俄不再支持其“征蒙计划”。江氏惊讶之余又不知何故,只得怏怏回国。就在江氏回国前后,苏俄红军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开进了外蒙,自此长期在外蒙驻军。

 

回到北京之后,江氏才明白“征蒙计划”何以突然流产——原来,苏俄之所以支持其计划,是因为得知北洋政府已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担心张作霖自东北率大军入蒙,如此,则苏俄侵占外蒙的计划就会落空,故而想借江亢虎组织“华侨义勇军”迅速占据蒙古,以拒张作霖。但稍后发生了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对垒,大军不愿出张家口的变故,苏俄更与张作霖秘密接洽,使其答应由苏俄出兵肃清外蒙的白俄。而苏军进入外蒙之后,即迫使其宣布“独立”。

转而提倡“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

1922年4月,江亢虎离开苏俄前往欧洲考察访,8月初回国。8月8日,江氏发表《回国宣言》,以“前驱向导者”的口吻和身份宣布为中国的未来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本人主张夙昔未变。此次目击俄国试验之经过与其成绩,益自信所见之不谬,而吾道之可行也。今后唯一希望中国在政体和经济制度上有所改革,前者当依‘新民主主义’,后者当依‘新社会主义’。”

 

江氏十分自信地说:这条道路,是自己“半生学问思辨之结果”,是自己本着“一生九死之精神,向我垂毙同胞进此最后瞑眩之剂”。所谓“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其实是江氏的“社会改造论”中的两个组成部分。“社会改造论”与“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如右图。至于最关键的“新社会主义”,在江氏的设计中,包含了三大内容。

 

1、资产公有。江氏认为:资本制度“是一种掠夺别人的利益而为自己的利益的制度,就是不劳而食的原因”,社会主义的精髓,正在于废除资本制度;江氏还解释,所谓资本公有,“并不是要把大家的衣服、帽子都剥下来归公,并不是幻想人人穿一样的衣服,人人吃一样的饭,人人住一样的屋,而不过是要打破这不劳而食的原因的制度。”

 

劳动报酬。江氏主张“视所费劳力多少,与工作对于社会之价值,而定其所应得之报酬”,颇有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意思。江氏不赞成平均分配,而且重视精神劳动:“劳力的是劳动者,劳心的也是劳动者。……劳心者比劳力者往往更有价值。而这两种人所得的报酬,自然也有不同。”

 

3、教养普及。“教”的方面,江氏认为,提供人人平等的教育,是政府应尽的一种责任,批评当时的教育已“变为少数人的贵族教育了”。江氏主张普及教育,应该一切的学校——小学、中学、大学——都不收费,无论哪一个,只要愿意研究学术,就可尽力研究,使得人人有尽量发展自己能力的机会,使得人人都能得受最高的教育的机会。“养”的方面,江氏主张政府应对弱势群体提供福利:社会上一般无告的人,或得了残疾的病,并不是他不做工,实在是不能做工的人,都由政府或地方养育,但是这种养育,不过维持生计,不致冻馁流离失所而已。

反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

苏俄之行对江亢虎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既让他感觉社会主义不是无法实现的理想国,也让他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江氏尤其不能接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说:

 

“20年来,其首领列宁、托洛茨基等,持极端无调和主义,反对专制,反对共和,反对资本制度,反对中产阶级,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反对一切投机射利之事业。今革命既成,政府既立,外战既息,内乱既平。4年理想试验之结果,乃转而提倡国家资本主义,更进而奖励私人财产制度,宁非古往今来一大怪事!”

 

江氏对苏俄的前途忧心忡忡,认为在“新经济政策”下,私产发达,必重蹈“欧西五十年来之覆辙”,极可能发生第二次社会革命以推翻这些新资本家;江氏还忧虑经济政策会影响苏俄的政治政策,使其变质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安全威胁:“安知此世界第一之共产国家,不驯变为诸资本国之殖民场耶?”苏俄在外蒙问题上的做法,在江氏心里,尤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正如《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评说此事:“十年幻梦(指江氏收复外蒙计划前后长达十余年——引者注),一旦破灭,精神上遭受之打击自不轻微,心理与思想有所转变当为意中事。”

 

1924年1月,孙中山“联俄”改组国民党,江亢虎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在给孙中山的信中,江亢虎以“诤友之谊”的口吻,批评孙氏“利用国外已成势力”、“聘用客卿,训练党军,并有金钱与枪械之接济”,江氏认为:“革命事业,当以人民自觉、自动、自决为原则,以民党自身养成之根本势力为先锋。”他警告孙氏:“利用国内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乱,其利用国外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亡。”有意思的是,1925年孙氏辞世,在中央公园公祭,江亢虎献一幅挽联,联曰:“成败何足论?民国开山,一生事业在革命。荣哀谁与比?列宁踵武,天下英雄惟使君。”——“列宁踵武,天下英雄惟使君”,这番自我评价,恰与刘师复所言“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一般无二。(本专题图文资料均引自汪佩伟《江亢虎》研究)

1921年6月至1922年4月,江亢虎在苏俄考察、访问。在苏10个月期间,他两次受到列宁接见,并享有“国宾待遇”。图为苏俄政府外交委员长齐切林、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杜荷夫签字发给江亢虎的国宾待遇证书。证书文字大意是:“中国同志、新闻通信员江亢虎教授游历来俄,为兵工农政府之贵宾。现在调查参考并搜集资料,拟编译专书。各机关应予以敬礼及便宜,用示尊重优待之意。”
1921年6至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江亢虎以中国社会党领袖的身份列席了会议。图为他的代表证,号码为244号,文字大意是:“给予中国代表江亢虎君参加第三国际大会,有发言权。”
1922年8月,江亢虎在游历苏俄、访问欧洲计一年零四个月后回国。图为回国时的留影。8日,江氏发表《回国宣言》。以“前驱向导者”的口吻和身份宣布为中国的未来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即江氏所总结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
江亢虎欧游归来之后,为中国所设的政治出路示意图。在江氏看来,要完成中国的“社会改造”,需要在政治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上实行“新社会主义”,外交上实行“新国家主义”。上图清晰概括了江氏“社会改造论”所包括的内容,以及实行“新民主主义”所必须的程序。(制图引自汪佩伟著作《江亢虎研究》)
1944年,时任汪伪政权政治委员会当然委员、伪考试院院长的汉奸江亢虎。
 

江亢虎晚年参加汪伪政权,沦为举国不耻之汉奸。1945年10月,国民党军统局将其捕获。1954年12月7日,江氏病死狱中。从早年宣扬社会主义与孙中山齐名,到20年代被目为思想家而与胡适、杨杏佛齐名;再到30年代沦为大汉奸而与汪精卫齐名,江氏一生“自负、多变、浮夸”,确是近代中国极复杂多变之历史人物。其人虽不足道,然其在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中之地位,亦不应讳言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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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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