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是其中的一派。我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才创立三民主义。”——孙中山《与张国焘的谈话》。

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

孙中山1896年至1899年流亡欧洲时,正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之际。宋庆龄晚年回忆说:“(伦敦蒙难期间)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产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宋的回忆恐怕多少有些时过境迁的味道。与孙氏同时代的梁启超曾说过,“孙逸仙,他不是个学者,他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这一描述,应该是客观的。

 

孙氏对社会主义兴趣的由来,除西欧之外,另有“东洋传统”——1903年,孙氏流亡东京,曾与日本《共产党宣言》译者幸德秋水就社会主义问题交换过意见。

 

同年,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905年初,孙氏访问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即第二国际书记处),以社会主义者自许,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孙氏请求第二国际“接纳他的党为成员”,并“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在后来的一封致第二国际的书信中,孙氏恳切地请求:”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超越欧美,用“社会主义”将中国“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从学习资本主义文明迅速转向对社会主义的热衷,孙中山的转变,其实代表了20世纪最初20年里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这种心态就是:知识分子们不但希望赶上欧美国家,完成救国的重任,而且希望一劳永逸地超越欧美国家,完成强国的使命。孙氏说:

 

“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像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孙氏在欧洲发现了“社会主义”,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国家富强与民生困苦之间的巨大反差,造就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孙氏自此开始批评其早年一意效仿学习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现在欧美两洲,像法国、美国既没有皇帝的专制,人民很可以说是极平等自由,民权可算是极发达。但是只能说到民有、民治,还说不到民享。试看他们国内的平民受资本家的压制,穷人受富人的压制,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铁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敌国。那般平民和劳动者连面包都找不到手。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欧美现在便生出贫富不均的大问题来了。”(1921年12月7日在桂林军政学界欢迎大会的演说,《 三民主义是使中国造成新世界的工具》)

 

孙氏说,“今日之欧美”因为早年改良政治之时不注意社会事业,种种社会弊病泛滥,已到了“则欲收拾之,而转无从”的地步;既如此,那么尚在追赶西方的中国该怎么办?孙氏觉得社会主义正是医治欧美制度弊病的良药,按孙氏的设想,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行,一劳永逸,一举超越西方,越过资本主义进入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1905年,孙氏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正式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关于“民生主义”,孙氏说:欧美各国不注意社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中国当吸取教训,否则“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 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所以有“民生主义”的提倡。

 

1905年初生的“民生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党人朱执信次年5月在《民报》上撰文解释说:“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日本翻译的,若按中国的说法,“社会主义本译民生主义”。孙中山自己后来也说:“民生主义即时下的社会主义。诸君想想,兄弟提倡民生主义是在什么时候?今日国人才出来讲社会主义,已嫌迟了。但是社会主义底学说输入中国未久, 兄弟将‘社会主义’原文译为‘民生生义’较为允当。”1907年,孙氏在河内接受法国《时代》杂志记者访谈,明确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欧洲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辛亥年后,孙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一度拟脱离政治革命,而投身于社会革命之中。1911 年12 月30 日,他在上海接见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宣称“余实全社会主义家也”,并赠给社会党书籍四种:《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和《地税论》。1912 年4 月3 日, 孙氏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演说,宣称:“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 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 即民生主义。……民生主义, 则排斥少数资本家, 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 即国家社会主义也。”4月5日,孙氏又在与上海《大陆报》记者谈话时说:“余生平事业, 悉在革命, 今幸告成。此后中国将采行社会主义, 使国民生计优裕。”

 

孙氏对社会主义的热衷,贯穿了其革命生涯的整个后半部分。1924 年8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中,重申“民生主义”的定义:“什么叫做民生主义呢……我今天就拿这个名词来下一个定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孙中山17岁时的照片。本年7月,孙氏自檀香山启程回国。在檀五年,“天天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自香港回香山途中,孙氏遭到清朝关吏四次勒索,愤而抗辩未果,遂有“以为国家为什么这样衰,政府为什么这样糟,推究其故,就是政府的权柄,握在异种人——满洲人手里。如果拿回来,自己去管理,一定可以办好。(《兴中会革命史要》)”
1911年6月,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这年11月,孙氏因辛亥革命自法国乘船回国,途中发电表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12月下旬,在上海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宣布:“吾党之责任不卒之于民族主义,而卒之于民权、民生主义。”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是1912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拍摄的照片。稍后,孙氏辞去大总统职务,社会上对其离职后的去向猜测纷纷,南京专使蔡元培曾就此答记者问:“(孙总统退职后)政府无可位置。但孙总统尝言,待政治革命之目的达到后,即当提倡社会主义。予意孙总统或将为社会党之首领乎。”在此前后,孙氏本人也曾多次声言:“余实为社会党人”、“余固一热心社会党人”。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土地国有”,是实现社会主义最核心的手段

孙中山一再公开宣称:“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概括而言,孙氏所想要搞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国家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的要点是改革私有制度。这个改革如何改,改到什么程度,是资本全部收归国有,还是限制其发展?都需要孙氏给出答案。在中西对比之后,孙氏得出结论:欧美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关键是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土地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家财富也以土地最为重要,欧美各国的土地却在私人手中,以致使私人得以掌握巨额财富,国家却无力加以控制。中国如果能够将土地收归国有,以中国之地广人多,国家靠收取地租一项,就足以“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而“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

 

换言之,在孙氏的“民生主义”中,实现土地国有,是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但也恰恰正是这一内容,引发了同时代思想家梁启超的激烈抨击。

梁启超:“社会主义之极端的土地国有主义,吾所不取”

1903年,梁启超赴欧美游历,曾对主张中国应当早日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美国社会主义者表示:“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几”,明确反对立即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此时,孙中山正在日本与幸德秋水热切交流社会主义思想。

 

1906年2月,梁启超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公开指责孙中山所主张的“土地国有”方案,称其本质是“欲夺富人所有,以均诸贫民”。认为其目的是企图“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以便在革命中煽动“游荡无赖子乃至乞丐罪囚之类,艳羡富民之财产可以均占,利用新政府之主义,而屠上流社会之族,潴上流社会之室”。

 

梁启超认为,这样搞的结果,只能使那些没有固定资产,目不识丁的流氓无赖充斥于政府和议会之中,“最初握权者为无资产之下等社会,以致形成名副其实的贫民专政”。梁氏深为忧虑法国大革命“反动复反动”的一波接着一波的镇压和屠杀出现在中国。所以极其激烈地诅咒道:“敢有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可也。”在梁氏看来,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其犹以经济发展为甚。“国有富人,彼必出其资本兴制造等事,以求大利,制造既兴,则举国贫民皆可以仰糊于工厂,地面地中之货赖以尽出,一国之货财赖以流通”,故西方国家都把富人看成是国家元气。西方国家的进步与革象,也都以富人的需求和愿望为转移。梁氏解释自己所谓的“富人”,并不是指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而是“中等社会’,用今天的话说,是“中产阶级”。

 

梁氏反对孙中山的“社会革命”和“土地国有”,却又公开声明自己不排斥社会主义:“吾认社会主义为高尚纯洁之主义,且主张开明专制中及政治革命后之立法事业当参以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以预消将来社会革命之祸。若夫社会主义之极端的土地国有主义,吾所不取;今日以社会革命提倡国民,吾认为不必要;野心家欲以极端的社会主义与政治革命种族革命同时并行,吾认其为煽动乞丐流氓之具。盖辩理的社会主义与感情的社会革命,决非同物,非必由人民暴动举行社会革命,乃可以达到社会主义之目的,此吾所主张也。”

孙中山:“师马克思之意则可, 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梁氏的批评,给革命党造成了不少的麻烦。梁氏久负盛望,对其指责,革命党不得不有所辩解。朱执信的回应文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标题即直接与梁启超唱反调,文章说:革命党无意于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只是希望对其“加以相当限制”,使资本不致放任造成贫富悬殊;这种“相当限制”,正是革命党所要搞的“社会革命”,换句话说,革命党不会直接去抢掠富户们的财产,而只会致力于消弱贫富差距的制度建设。而这种制度建设的核心,就是“土地国有”。

 

梁启超却嘲笑革命党和孙中山不懂社会主义。梁氏说:现在世界上最圆满的社会主义论,其最大宗旨就是将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国有,其中最重要者,一是资本,一是土地。相比而言,资本比土地更为关键,因为“地价地租之所以腾涨”,是城市化发达的结果,而城市化发达,又是“资本膨胀之结果”,所以,在中国,要解决社会问题,“当以解决资本问题为第一义,以解决土地问题为第二义”。故此,梁氏公开嘲讽孙中山“未识社会主义为何物”,劝他“苟欲言民生主义者,再伏案数,其可也”,若想谈社会主义,应回去多读几年书。

 

除了在“土地国有”问题上与孙中山观点相反之外,梁、孙二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其实相当接近。梁氏曾表示自己推崇“国家社会主义”,孙中山其实恰恰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孙氏曾经说过,“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但又补充强调:“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直接搞共产主义,会出现“尽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数,任取所需而未稍尽所能者随在皆是”的局面,其结果不是天下为公,而是人人为私,重挫劳作积极性,锐减社会财富积累,走向社会主义的反面。孙氏觉得,在现阶段的中国,只适宜搞国家社会主义,并解释说:“准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即为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国家以所生之利,举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

 

梁氏还曾指责革命党欲革富人之命,是搞“阶级斗争”,认为这会摧毁中产阶级,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但其实孙中山也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段话中就明确表示,孙中山不同意在中国马上实行共产主义,“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孙氏认为,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

1917年“护法运动”中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本年2月,孙氏在上海写成《社会建设》一书,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三》。孙氏在自序中说,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教吾国人行民权之第一步”,“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渐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早就之一日。”
1922年孙中山在上海。本年8月,孙氏在赴港途中谈及苏俄,称时人“以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为可怖,而不一究其事实”,乃荒谬之谈。稍后,孙中山介绍已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同月,苏俄代表越飞在李大钊的陪同下,在上海拜见了孙中山。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逝世,终年59岁。4月2日,孙中山遗体由中央公园社稷坛移厝碧云寺时的,据时人记载,送殡者约十五万人。图为送殡的民众。
 

五四学生领袖、民国学者傅斯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他看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的产物,是自由和平等结合的产物:“人类的要求是自由与平等,而促成这两事者是物质的和精神的进步。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傅斯年说:“民生主义就是温和的社会主义,合于中国现状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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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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