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梁启超1921年评价苏俄政权。

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20世纪”

就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而言,梁启超可谓“先驱”。1902年,梁氏已在文章中谈及社会主义: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于不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干涉与放任》)

 

也是在同年,梁氏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了马克思,梁氏称其为“卖喀士”,说他是“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但文章并无褒奖马克思之意,梁氏此时乃是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信奉不疑,故而将马克思、赫胥黎二人的学术,一并归为“过激之言”,说他们只能提出问题,却解决不了问题。

苏俄政权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1918年梁启超去欧洲考察。此行使其思想发生巨大转折。梁氏此行的目的,本是为了考察欧洲物质文明之繁盛及其背后的原因,但稍后出版的《欧游心影录》一书,却充满了对欧洲物质主义破产的感慨和反思。一战留下的断壁残垣与民众的潦倒困顿冲击了梁氏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战后欧洲学界流行的“西方因物质文明过盛而趋向毁灭”的“反思”,更加剧了这种冲击。梁氏终于转而成为欧洲工业文明的批判者: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今天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的同时,梁氏注意到了已支撑了两年而未倒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梁氏说:

 

“各国时髦政治家公认为无法无天的过激派列宁政府,报纸上日日咒他夭折,它却成了个不倒翁,支持了两年,到今日依然存在。……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对苏俄政权的这种友好态度,也表现在其对列宁的评价上:“以人格论,在现代以李宁(即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

马克思就是中国的墨子

此次欧游,梁启超对马克思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不再目之为“偏激”,文章中已多有褒赞之词。他所推崇的法国社会党,即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政治理想的政党。在著作《墨子学案》里,梁氏更将墨子比作了马克思,说“墨子之经济理想,与今世最新之主义多吻合”,所谓“今世最新之主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墨子的许多言论,在梁氏看来,都可以与马克思的言论对应匹配,譬如:墨子“夺暴人衣食之财”一语,被比之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的享用,都是从掠夺而来”,而“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则被梁氏比之于“共产主义”。梁氏甚至说:

 

“我想现在俄国劳农政府(即苏维埃政权)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苏俄人民的吃住)都由政府干涉,任凭你很多钱,要奢侈也奢侈不来,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看劳农政府居然能够实现,益可信墨子不是个幻想家了。”

 

马克思的思想也被梁氏拿来跟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相提并论:

 

“德国的马克斯发表一篇共产主义宣言,内中有一句惊心动魄的话,说是‘贫民无祖国’。他的意思,……以为‘爱国’两字,不过资本家利用人类幼稚的感情,借来维持他们固有的势力。这种话是否和真理完全符合,姑且不论。要之是世界大同观念一部分的发现,无论何人,总该承认。”

 

与近代以来大多数知识分子相类似,梁氏对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恰是基于传统儒家的“大同理想”,梁氏不止一次说过类似的话:“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社会)主义最精要的论据”;“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

梁启超与汤觉顿流亡日本时合影。与大多数民初知识分子一样,梁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
1903年,梁启超在温哥华留影。上一年,梁启超游欧,对社会主义表示了明确好感,但又对美国社会主义表示:“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不认为中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青年孙中山。1903年,大略与梁启超同时,孙中山也去了欧洲,同样感受到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汹涌。不同的是,孙氏认为: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已经破产,中国可以“赶英超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我的意见,提倡这种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固有的。……讲到实行,且慢一步罢”。——梁启超《社会主义商榷》,《时事新报》l920年3月23日。

中国当务之急不是“革命”,而是造就一个“中等社会”

1918年的欧洲之行,让梁启超彻底抛弃了自己曾深信不疑的进化论信仰。他说:“进化论……万语千言,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所以演成世界到处有贫富悬殊的现象。”梁氏的政治立场也随之转向激进:“贫富悬殊的现象,非引发‘阶级大战争’,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话虽可以如此说,但能不能把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用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对梁氏而言,却成了一个颇费思量的难题——中国能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吗?

 

梁氏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梁氏认为欧洲的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趋末路;且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另一方面,却并不认为中国可以直接越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在梁氏看来,资本主义重视生产;而社会主义重视分配。欧洲的问题在于生产旺盛而分配极端不平等;中国的问题则是生产尚且极端匮乏,还谈不到分配问题。所以,梁氏反对在中国立即进行社会革命,而主张对资本生产加以扶助。

 

梁氏的意思,是中国需要有一个“中等社会”。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梁氏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个定义:排除了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梁氏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革命,坚决反对直接革命——

 

梁氏说: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这会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

认可由极专制之组织来推行极平等之精神

反对立即进行社会革命,并不意味着梁启超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只不过梁氏对社会主义作了温和与激进的区分。梁氏对“极端之社会主义”深恶痛绝——理由是梁氏认为中国当前并不存在“阶级”;但却对温和的“国家社会主义”情有独钟,相信“其思想日趋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较欧美更易者。盖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

 

“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梁氏相信可以由极专制的组织来推行极平等的精神,这决不是梁氏独有的思想。即使是高倡革命、共和、民主的孙中山,也并不相信中国已经到了彻底抛弃专制的统治方式的时候。其理由则自晚清以来颇为常见:人民觉悟尚还幼稚,即使实行民主共和,最初也必须要有一个具有专制特点的政府来负责对人民进行民主训练。

 

不过,梁氏主张“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理由与孙中山有所不同,他不但强调人民的觉悟问题,还特别强调必须用“国家社会主义”的专制形式来控制社会贫富分化,防备出现社会革命。梁氏认为:社会主义是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过于激烈,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劳动者与资本家尖锐对立所造成。中国目下,既要改变物质文明不发达的现状,又必须避免出现类似欧洲的贫富悬殊。

 

所以,由少数上流社会的人来掌握整个国家的资本和权力,可以根据他们的意志而不是下等社会的意志来安排国家的命运的“国家社会主义”,就得到了梁氏的青睐。梁氏说:如果把铁路、矿山及各种大型制造业,“其大部分归于国有’,若由他这样的人来办的话,“则办此事真较易于欧美”,既能在物质文明上迅速赶超欧美,又能由政府之“专制”控制社会的贫富分化。

五十六岁时的梁启超。梁氏此时已对社会主义有较深入的了解,区分为温和、激进二端,推崇改良的梁氏,对温和一派“绝对表同情”,而排斥激进一派,自是情理之中。
北大校长蔡元培。中国近代讲社会主义者,无不用古代思想来比附。梁启超与蔡元培都不例外。蔡元培1920年在《新青年》第8期刊文《<社会主义史>序》,开头便以《论语》中“不患寡而患不均”来比附,以《礼运》、《孟子》附会更是极多。蔡氏稍后与胡适、周作人一度实践过“新村主义”。
 

“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梁启超《驳孙中山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原载《新民丛报》第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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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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