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故事一:陌生人闯会马林建议迅速离开

日本学者偶得重要档案

今年2月,日本学者石川桢浩在和海外寻档报道组记者沟通的过程中,提及手头有一份和中共“一大”有关的档案,显示当时警方已经知道共产党人的集会。这份文件来自于日本警视厅档案馆,石川是在研究旅日共产主义组织早期成员施存统时,偶然发现的。

因施存统在日期间和日本共产党来往密切,1921年,他被抓进东京监狱,关了10多天。石川推测,施存统被捕后,警察局应该有相关记录。他就在那个时期的档案中寻找,“突然看到这份文件”。

5月,海外寻档报道组记者在日本看到了这份和“一大”相关的档案。

日本学者石川桢浩

日本学者石川桢浩

租界密探做好抓捕准备

在《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沉浮录》中,有陈公博关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提建议的回忆。马林告诫:“必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防止被密探盯上。

石川提供的这份档案中说明,当时上海租界已接到消息,说共产党人要在上海开会,租界为此投入了许多密探,准备好了抓捕行动。

为掩人耳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并不是每次都出席会议。两个外国人进出“李公馆”,毕竟太惹人注意了。

秘密举行的“一大”,最初阶段顺利推进。

日本警视厅《外秘乙第995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行动》

日本警视厅《外秘乙第995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行动》

陌生男子突然闯进会场

7月30日,会议继续在“李公馆”召开。这一天,对“一大”来说是个关键时刻,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有详细的描述。

13名代表中只有周佛海没有到。因为闹肚子,他又吐又泻起不了床,躺在博文女校休息。

晚8点多,代表们刚在大餐桌四周坐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正准备讲话。

这时,突然进来一个陌生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首先发现这个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对不起,找错地方了。”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当陌生人离开房间后,马林立刻警觉起来,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作了简要的回答。

马林当机立断:“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代表们一听,马上站起来,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

后经查证,闯进来的陌生男子叫程子卿,与黄金荣是把兄弟,刚进法国巡捕房任职。

日本学者手中的一份日本警视厅的档案

日本学者手中的一份日本警视厅的档案

未获证据巡捕悻悻而去

为掩护,李汉俊与陈公博留了下来。

他们上了二楼,在李汉俊的书房刚刚坐下,一群法国巡捕就蜂拥而至。

巡捕进屋后,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并将李汉俊与陈公博分开审问。

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回答巡捕的问话,称自己是商务印务馆的编辑,刚刚正与一帮朋友在家里编辑新时代丛书。

审问陈公博时,巡捕用英语问:“你是不是日本人?”陈公博回答:“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巡捕又问:“你懂不懂中国话?”陈公博答道:“我是中国人,当然懂中国话!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暑假是来上海玩的。”

巡捕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悻悻而去。

“李公馆”显然已经被盯上,不能继续开会。但在上海,又一时找不到更安全的地方。

法租界密探从“一大”会址后门的厨房进入会议室

法租界密探从“一大”会址后门的厨房进入会议室

李达夫人提议转赴南湖

在李汉俊的寓所继续召开会议肯定是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一个安全的新会址。当夜,代表们来到《新青年》编辑部,商量对策。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一年前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

但是,有人担心西湖游人多眼睛杂,不够安全,同时也嫌到杭州太费时。

根据当时火车时刻表,乘坐早上7时35分的火车,要下午1点多钟才能到杭州。

到哪里去才合适?正在大家踌躇之际,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去嘉兴南湖。

据王会悟事后回忆:“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上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她的建议获得了一致认可。

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去嘉兴南湖

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去嘉兴南湖

档案解读 日本警视厅档案交代开会地点

研究中共党史的日本学者石川桢浩说,虽然说日本警视厅的档案,把“一大”预先开会的日期搞错,但是地点却是“李公馆”所在的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所以不见得是虚报。

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也搞不清楚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推测,这份报告应是来自驻上海的各国当局。

所以,上海方面才会加强戒备,以至于密探会在“一大”召开时闯入。

这份档案从侧面反映了在民国时期,各国对共产党人的密切关注和重视,将他们视为异端分子。

共产党人的每个行踪,都有可能被当局监控。在这样紧张危险的处境中,代表们能及时转移会场,最终使“一大”顺利完成,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机敏和果断。

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石碑

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石碑

档案故事二:南湖画舫中中国共产党首定名

画舫之中出炉首份正式文献

90年前,七八月之交的一天,浙江嘉兴南湖上,零散着一些游船。“一大”代表们乘坐的画舫夹杂其中,并不显眼。

中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曾长秋曾考证,在南湖会议中,仅有11名代表参加。由于密探和巡捕的骚扰,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担心目标太大,留在了上海。

而李汉俊因家中受到监视,担心离开引起注意,于是决定守在家中。

陈公博则因在前一天经历了一场“枪杀案”,也未去嘉兴。

南湖纪念馆研究员王相箴介绍,在南湖的这次大会上,代表们第一个通过的,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从前苏联转来的共产国际档案中,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显示: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同时确定党的纲领。

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尽管仓促成文,但是这个党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重要文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建立,便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运行,坚决摒弃了当时颇为盛行的无政府主义。

接着,会议又通过了第二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档案

最后议程选出中央局三人组

“一大”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王相箴考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

选举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

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书记一职,非陈独秀莫属。这位《新青年》的创始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

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写过《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其中有一段回忆:

“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传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

果真,会议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书记。

张国焘主持中国共产党“一大”,擅长社会活动,也得到不少选票,被选为组织主任。李达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

“一大”出席者名单

“一大”出席者名单

疾驰汽艇让代表虚惊一场

关于南湖会议的具体召开日期,目前有多种说法。

有当事人回忆是在法国巡捕骚扰大会的翌日,即7月31日。

不过,在《“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书内,董必武在致何叔衡的信中写道:

“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南湖船上,将会开完。”以此推算,会议闭幕应是8月1日。在张国焘、陈公博等人的回忆中也认同这一说法。

但是,8月1日,嘉兴发生“历史上罕见之风灾”。

据上海《申报》报道,当日下午5时许,“忽阴云四布,狂风大作……而南湖中之避暑游船,于风起时不及傍岸,被风吹覆者四五艘。一般游客因不谙水性,而溺毙者有三人,狂风有一小时始止”。

南湖纪念馆研究员王相箴考证认为,“一大”会议应该错过这场大风。因为假如这天确实在南湖开会而午后狂风肆虐,会议肯定要中断。但当事人的记述和回忆中,无人提及这场灾变。

不过,开会中间还是出现一些突变。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录,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疾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土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浙江嘉兴南湖纪念馆

浙江嘉兴南湖纪念馆

档案解读:俄存档案 记载闭幕日期

到目前为止,关于“一大”最直接的书面材料,则是记者在莫斯科档案馆看到的这份共产国际远东局斯穆尔基斯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斯穆尔基斯与当时在上海的尼克尔斯基以及弗兰姆堡都有着直接联系,而此信又是在“一大”闭幕后不久写的,其可信性无可置疑。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玉贞认为,斯穆尔基斯的这份8月5日闭幕档案报告,是目前唯一能够查到的史料支持。

从时间上看,这封信距“一大”闭幕只有两个多月,并且是唯一给出大会闭幕具体日期的最原始的文字材料。

同时,出席“一大”的尼克尔斯基,正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代表。他向共产国际和远东局斯穆尔基斯提交关于“一大”的报告,完全符合组织原则。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尼克尔斯基的建议,“一大”的进程被报告给了远东局。

所以,虽然8月5日闭幕一说目前看来尚是孤证,但这比回忆录显然更具有说服力。

也因此,嘉兴南湖纪念馆的介绍中有这样的表述:“8月初,中共‘一大’在此闭幕”。

斯穆尔基斯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斯穆尔基斯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档案故事三:安全局存档

寻档纪录:中外联手尼克尔斯基旧档重现

4月6日下午,我们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时,没想到头天刚刚接受完我们采访的卡尔图诺娃也风尘仆仆地赶来。

年近九旬的她精神矍铄,眉宇间有一股学者的睿智和自信。

她是专程会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玉贞的,而李研究员这次是专程陪我们来莫斯科查档的专家。来之前我们就知道,两人是故交,这段跨国友谊背后还有一段轶事。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帮助中共一大成立的重要人物“尼克尔斯基”的资料缺失。一大纪念馆曾委托李玉贞帮忙寻找,而海外寻找的任务,李玉贞就委托给了卡尔图诺娃,因为她不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更是俄罗斯研究尼克尔斯基的权威。

卡尔图诺娃跑遍了莫斯科大大小小的档案馆,并在学术杂志上撰文拜托俄罗斯各地学者帮忙。正是她们的研究,使得尼克尔斯基的生平逐渐清晰起来。她们在档案馆内寒暄,并不时对摊放在桌子上的档案指点,回忆以前的合作。

这时,我们的俄文翻译在一份《马林向共产国际的工作汇报》中发现了一些关于尼克尔斯基的介绍。同行的一位女记者笑着对两位研究员说,“你看,就是因为你们的合力,尼克尔斯基‘重现’了。”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尼克尔斯基档案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尼克尔斯基档案

档案碎片难以还原神秘代表

在远东研究院办公室,卡尔图诺娃说起这些年寻档的艰辛,有些动容,她指着自己满头白发,开玩笑地说,“有些就是因为他熬白的。”

对尼克尔斯基的研究始于1987年,当时,苏共中央一位书记访华后,交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

而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卡尔图诺娃的头上。不过,研究了中国方面已知的资料后,卡尔图诺娃发现,已知的内容实在是太少了。

她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尼克尔斯基的资料,是1957年,一大代表包惠僧在《新观察》发表的文章,他是这样描述的:“李克诺斯基(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及其任务,他好像是一个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

后来,同样为一大代表的张国焘也在回忆中提到了尼氏:“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是尼科罗夫斯基(尼克尔斯基),是助手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一位是主要负责人马林……”

卡尔图诺娃说,在中国的档案中,除了一大代表的回忆文字里有对尼克尔斯基只言片语的介绍之外,再也没有尼氏的任何信息。

中共一大会址

中共一大会址

沉默尼氏“一大”之后成了谜

在众多一大代表的记忆里,尼克尔斯基只会俄语,英语很差,所以他与中国代表交流很困难。

根据代表们的回忆,尼克尔斯基仅在一大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赤色职工国际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建议中共将大会的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而一同参会的荷兰人马林却精通英语,可以与李达、李汉俊自由交谈。和高嗓门、滔滔不绝的马林相比,年轻的尼克尔斯基显得很沉默,他经常在马林讲话时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会后,这些代表没有合影就匆匆离开,而尼克尔斯基也完全消失在中国人的视线中。

此后数十年,再没有人提及尼克尔斯基,关于他的一切则完全成了谜。

两位参加“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尔科斯基

两位参加“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尔科斯基

只身来沪神秘代表身兼两职

卡尔图诺娃说,关于尼氏以什么身份参会,一直是史学界的一个谜,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共产国际代表,与马林的身份一样。

一大代表李达在回忆录中印证了这个说法:“6月初,马林和尼可洛夫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和我们接谈,他们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文中的尼可洛夫指的就是尼克尔斯基。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份报告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据莫斯科的通知,1921年3月前已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远东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最开始在华工作的是魏金斯基,1921年6月书记处又派出尼克尔斯基接替……”

而第二种说法,则认为其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这个组织与少共国际一样,都是受共产国际领导,主要从事红色工会的领导工作。

包惠僧在回忆中多次证实尼克尔斯基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身份。他在回忆录中称,“1921年6月,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文中的李克诺斯基同样是指尼克尔斯基。

事实上,在卡尔图诺娃看来,当时的尼克尔斯基最可能的身份是,身兼二职,即同时肩负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的双重使命。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尼克尔斯基照片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尼克尔斯基照片

使命重大马林曾给他当助手

尼克尔斯基前来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只有23岁,而且刚刚加入俄共(布),在众多一大参与者的回忆中,他言语不多,像是马林的“助手”,所以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而事实上,最新的资料表明,马林当时可能是尼克尔斯基的助手。

卡尔图诺娃说,根据1986年,在荷兰发现的“斯内夫列特档案”(斯内夫列特是马林的原名)记载:“192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和尼克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

这份手稿明确透露出:马林当时是辅助尼克尔斯基在华工作的。

此外,卡尔图诺娃花了很长时间,找到了尼克尔斯基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的发言材料。

她从中发现尼克尔斯基在担负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职责时,手中掌握不少经费,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及在华的其他苏俄党员提供经费,可见他当时的使命重大。

马林报告中证实尼克尔斯基共产国际代表身份

马林报告中证实尼克尔斯基共产国际代表身份

档案故事四:神秘代表原是“特工”

回看史料细节印证他的真实身份

此外,张国焘的回忆也从侧面印证了尼克尔斯基的情报人员身份。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记载:1921年10月,我去苏俄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陈独秀让我去见尼科罗夫斯基,以解决旅行的技术问题。

尼科罗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先将中俄边境的情形摘要相告。随后从抽屉中取出一张名片说:“这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拿这张名片,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他能护送你过境。

卡尔图诺娃说,这些细节实际上正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的表现。

出席中共一大的张国焘

出席中共一大的张国焘

档案意义:内外交困苏俄通过情报人员了解中国

为什么当时苏俄会派情报人员来华推动中共建党呢?

卡尔图诺娃分析,由于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处的内外困境,迫使苏俄领导人推进实施世界革命战略,苏俄特别需要准确而全面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

然而,在当时中国国内状况下这些工作又无法公开进行,派往中国开展工作的人员自然是复合型的特殊人才。这样,有着侦查员背景的尼克尔斯基被选为代表来华当然在情理之中。

也正因为他有情报人员的身份。以至于如今,关于他的部分履历还属于保密状态。

共产国际主义成立

共产国际主义成立

阿列克赛:我是怎样找到尼氏照片的

2007年6月29日,一位俄罗斯人匆匆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第四展厅,瞥了一眼墙上仍空缺的第十五人,他长舒一口气,转身对工作人员说要见馆长,由于讲的是俄语,工作人员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

他指了指墙上的空白处,又晃了晃手里的照片。操着一口不流利的英语说,“我有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就这样,存续了20多年的遗憾在这个俄罗斯人的到来后画上了句号。

来人是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如果说卡尔图诺娃是还原尼克尔斯基生平履历的第一人,那么阿列克赛便是揭开尼克尔斯基真实面目的第一人。

2011年4月15日,寻档报道组在海参崴海洋大学见到了阿列克赛,通过他的自述,我们还原了尼克尔斯基照片现形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上世纪20年代的尼克尔斯基

上世纪20年代的尼克尔斯基

为什么要寻找尼克尔斯基?

我是研究苏联特种历史和情报工作的,当年为了写书,我多次来上海查访史料。因此有机会去了一趟一大纪念馆。

我在展厅里看到一大的十五位代表,但是只有一个人没有照片,而且下面写着俄文名,我很感兴趣就凑上去看了看,没想到是尼克尔斯基。

因为当时我要编的另一本书是《1920—1945年远东情报人员在中国的历史》,而尼克尔斯基就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不过,尽管我之前对尼克尔斯基有所了解,但我一直没注意到,中国没有他的影像资料。所以,回去后,我就对寻找尼克尔斯基照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尼克尔斯基的照片揭幕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尼克尔斯基的照片揭幕

辗转四家档案馆查到旧照

不过,找起来可没那么容易,我翻遍了俄罗斯正式出版资料,走遍了各个国家级的档案馆,都没发现蛛丝马迹。

后来我想到,1927年,尼克尔斯基曾在海参崴的国家联合政治局反间谍处工作过,当地党组织登记卡中应该有他的照片。于是,我向滨海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发去查询函,不过得到否定的答案。

我没有死心,又向俄罗斯联邦伯力边疆区安全局发出查询函。两个月后有了答复:他们说确实有尼克尔斯基的侦讯案件档案,不过没有尼克尔斯基的人事档案或照片。

他们建议我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提出查询函,我照做了,也收到他们的回信,虽然依旧没有尼克尔斯基的照片。但他们提了一个有益的建议,让我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鄂木斯克州联合档案馆看看。这时,是2004年。

带着最后一线希望,我向鄂木斯克州发去查询函,又过了两个月,那边回信来了,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张光盘,里面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尼克尔斯基人事档案封面的照片,另一张是带有他本人照片的履历表的照片。

就这样,尼克尔斯基的真容现身了。

中共一大会址代表照片墙

中共一大会址代表照片墙

二赴上海 送来尼氏绝版照片

没多久,我就前往档案馆去看这些资料。档案记载,尼克尔斯基1920年至192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任全权代表,在其自传里写到去过上海;1933—1935年作为反间谍组织代表在上海工作过。

照片上的尼克尔斯基,有着一张与众不同的脸,高高的额头,微秃的额角,向左分的头发和向前突出的鼻子。从照片上可以推断出,它是1932年底拍摄的。

就这样,我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成了尼克尔斯基照片的拥有者。为了给中国同行弥补档案的缺失,2007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带来了这张特地放大的照片。

帮助中国找到尼克尔斯基照片的阿列克赛

帮助中国找到尼克尔斯基照片的阿列克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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