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故事一:董必武纠错 一大会址最终复原

日本作家 提前访“李公馆”

《上海游记》,是1921年4月日本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上海的笔记。他当时访过的地方,经过其后数十年的沧桑,很多已旧踪难觅,唯有一处,如今依然是当时的模样。

这处建筑,现在的门牌号是上海市卢湾区兴业路76号。旧时,这里是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公馆”的所在。

芥川龙之介1921年来上海的目的,是要会见当时“少年中国”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汉俊。

回国后,芥川龙之介将这段见闻写成《上海游记》。在文中,他详细记录了“李公馆”的场景:“会客室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两三把洋式椅子,桌上有盘子,里面盛着陶制的水果。除了这些梨、葡萄、苹果等粗制的仿制品外,没有任何赏目的装饰。但房间却一尘不染,朴素之气让我爽悦。”

他没想到,在他离开三个月后,中共“一大”在此召开。

芥川龙之介对李汉俊住处的描写,和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完全一样。复原的会议室里,摆放着长方桌和洋式座椅,屋内简朴得没有任何赏心悦目的饰物。

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

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

李达受邀 指导会址复原

“一大”纪念馆研究员卢米强告诉海外寻档报道组记者,195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经讨论后决定,寻找“一大”旧址,并加以恢复。

寻找“李公馆”花掉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当工作人员于1951年4月找到“李公馆”时,这所房子已成为一家制作切面的小铺子,店号叫“恒昌福面坊”。外墙的清水墙被涂满石灰,成为看不见砖缝的混水墙。楼上住着居民,房子的内部结构也被改造。

“一大”会址查实后,市委立即承租下来,并请有关部门将旧址加固修缮。

但是,如何恢复原来的模样,是个问题。

卢米强说,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与“一大”相关的中文资料和档案,纪念馆只好眼光向外,查阅存于俄国和日本的相关材料。同时,市委还邀请了“一大”代表李达前来指导会址内部布置。

李达将“一大”会议室布置在兴业路78号(原望志路108号)楼上,房间中间是一张会议桌(即长餐桌),桌上放着花瓶和烟灰缸,四周有几把椅子和圆凳,墙上悬挂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照片,还嵌上了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手迹。

1952年9月,经上海市委宣传部审查同意,“一大”会址向内部开放。

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里面关于中共一大会址的描述

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里面关于中共一大会址的描述

房东回忆 “李公馆”成“酱园”

“一大”旧址的复原工作远未结束。

卢米强介绍说,1953年6月,纪念馆派人将复原后的会址模型送到北京,请中央领导同志审阅,曾为“一大”代表的毛泽东和董必武等亲自观看了旧址模型,进行审核。

纪念馆还想方设法找到了这座房屋的房东陈老太。根据陈老太的回忆,房屋建筑于1920年夏秋之间,由两排共九幢石库门房屋组成,沿马路一排五幢房屋,即望志路100号至108号(今兴业路70号至78号),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开间房屋,没有厢房,但每幢房屋各有一个大门、一个天井。

新屋建成后不久,陈老太就将106、108号两幢房屋租给“姓李的”(即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居住,李家将两幢房屋的后天井打通了,但前面仍是两个大门、两个天井,分门进出。

李家搬走后,她又将这两幢房屋连同与其并列的另三幢房屋全部租给生意人董正昌。

董正昌后来向上海市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1924年将五幢房子全部租下来后,曾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其中三幢房子改建成为“万象源酱园”。

“一大”纪念馆内,复原后的“一大”会议室

“一大”纪念馆内,复原后的“一大”会议室

董老纠误 会议室搬楼下

“一大”纪念馆里,有档案这样记载:1954年3月,纪念馆邀请李书城的妻子薛文淑和“一大”代表包惠僧前来,核查会址内部建筑结构。

薛文淑指出,客厅应当在楼下,家里仅有的一张长餐桌是放在客厅里的,从来没有放到楼上去过,客厅里还有椅子、茶几和圆凳子,墙上不挂字画和照片。

1956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一大”代表董必武亲自前来视察,他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

他还分析:“当时不像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

随后,纪念馆进行了重新布置。

如今,纪念馆内,桌子上摆的茶具和火柴盒都很精致。卢米强说,纪念馆内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力求还原。

会址内放置的茶具、烟灰缸、花瓶、灯罩、灯泡、电灯开关等一一都进行了严实的考证,力求符合上世纪20年代初期的式样,切实做到“新工旧作,整旧如旧”。

最终,还原成现在的模样。

如今,“一大”纪念馆平时小修,每十年一大修,但模样再未变过。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的蜡像群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的蜡像群

档案解读 上海游记侧面提供印证

卢米强说,“一大”纪念馆在修复过程中,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注,所有细节都马虎不得。任何一点有关纪念馆的资料,都会引起工作人员的重视,包括各种人证、物证。

日本学者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中,关于“李公馆”的描述虽然篇幅不算多,只有区区几百字,但是这些内容同数位“一大”代表以及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相融相辅,从侧面给“一大”纪念馆复原提供了一个有力印证。

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日,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定下的。

“一大”于1921年召开,一直没有任何争议。但“一大”的具体召开日期,在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个谜。

“我相信,我们即将在7月下旬召开的那场会议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莫大的好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写于1921年7月的一封信,记录了7月底中国共产党要在上海开会。

存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这份档案是“一大”开幕时间的重要证据之一。

中共一大会址

中共一大会址

档案故事二:马林汇报信佐证中共建党时间

1921年的信 马林提7月底开会

2011年3月26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大季米特罗夫卡大街。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就在这条街道正中。为了寻档,我们每天都得从此经过。

早晨,在街边路口处,车子因拥堵被迫等了半小时。

我们不能再等,因为档案馆原本开放时间就短。74岁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史专家李玉贞,也和我们下车同行。

欣慰的是,虽然开头耽误了些时间,但查档开始没多久,随行的俄语翻译突然兴奋地喊了起来:“这是马林在上海写的信。”

我们此前已经告诉过他,马林是很重要的人物,如果看到他的名字,务必要告诉我们。

他指着一份卷宗,卷宗号514.1.7,在第二页,全部为俄文,落款是马林,7月9号在上海所写。

李玉贞在看过档案后说:“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代表,这封信表明他当时已经到达上海,并且知晓7月底在这里将要召开大会。”

“这个大会,自然是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中提到的7月底,也是一大召开时间的一个佐证。”李玉贞说。

马林写于1921年7月9日的信

马林写于1921年7月9日的信

毛泽东拍板 定下“七一”纪念日

如今众所周知的“七一”建党纪念日,事实上并非一大开幕的日子。

将7月1日定为建党纪念日是毛泽东的决定。

1938年5月,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毛泽东跟董必武商量,但两人意见不一。“这样吧,就用7月的头一天作为纪念日。”毛泽东最后拍板决定。

当时在延安的党内参加过“一大”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二人,难以广泛征询意见。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在延安接受采访时回忆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同为“一大”代表的董必武曾告诉斯诺夫人,他是于7月份参加了会议。

由于当时国人习惯用农历,所以毛泽东所说的5月中旬,应该是指农历。

参加中共一大时的青年毛泽东

参加中共一大时的青年毛泽东

陈公博游记暗含会马林日期

关于“一大”开幕的时间,曾有6月底、7月1日、7月20日等多种说法。

1961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的李俊臣,看到了“一大”代表陈公博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虽然之前有很多人都曾读过这篇发表于1921年8月的文章,但文中的“密码”一直没有被破译。

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我于是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我到上海的翌日就碰到两个从前外国的教授,我们见面之后,因为两年不见,少不得攀荆道故,听夕往来……”

乍一看,这是一篇普通的旅游见闻,但是,这个日期和陈公博作为代表参加大会来上海的日期不谋而合。

“文中的‘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早期组织,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李俊臣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沪是7月21日。他和“两个外国教授”马林、尼克尔斯基(共产国际代表)见面的时间是在“到上海的翌日”,即在7月22日。如此可推知“一大”的召开日期在7月22日或以后。

陈公博

陈公博

胡乔木认可“一大”7月23日开幕

到底是哪天?

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将党的诞生日写为7月23日。

这是引用了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邵维正的推断。邵维正告诉记者,依据共产国际的报告,他对“一大”代表的行踪和到沪时间进行分析,证实了“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的记载。

在1980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邵维正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

他的论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最后推断: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开幕。

邵维正的论文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受到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的认可,并荣立二等功。

胡乔木

胡乔木

档案解读:马林信件佐证开幕时间

李玉贞告诉记者,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发现的档案,是证明“一大”开幕时间的重要证据之一,可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帮助。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认为,这封信显示马林已经很清楚7月下旬要举行中共会议,但他当时却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党的成立大会,而认为1922年才有可能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

而社科院研究员陈铁健认为,马林的这封信不但透露“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而且从中可见,中共早期组织的建设与行为方针,多出于苏俄方面的帮助和指导。

同时,李玉贞在2006年《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考证一大文件时,说明关于一大时间之谜,特别是7月23日这个日期,应该是1972年国外学者首先发现阐述的。

陈铁健也表示,1972年俄罗斯学者舍维廖夫的文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开幕时间是7月23日。

中共一大中央局成员

中共一大中央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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