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档记录:武汉早期组织记录多为回忆录

武汉早期组织记录多为回忆录

在俄罗斯,我们没有找到武汉和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报告。社科院研究员李玉贞和北京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吴家林等专家告诉我们,目前国内还没有发现档案,记录也多为相关人物的回忆录。

据武汉当地媒体报道,武汉地方文化研究者刘谦定考证,今武昌户部巷附近的民主路97号,这栋两层的居民楼在91年前叫抚院街97号,是当年董必武的寓所,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第一次会议就在这里举行。

而组织的办公地点——多公祠五号,当年的建筑已经不复存在,看不到任何痕迹了,变成了长江大桥的一段交通要道,车流如潮。

刘谦定多年前曾寻访过多公祠五号,那时已经没有当年的建筑,地面上只留下一对大石鼓,上有“宝藏多公祠”字样,后来这对石鼓也不在了。

刘谦定考证认为,多公祠五号就在今武汉市三医院围墙西北角,这里原来是清朝郑亲王多铎的私家花园,花园后面就是多公祠,辛亥革命后被黎元洪没收赏给基督教圣公会,基督教圣公会拆了多公祠建立同仁医院,同仁医院即三医院的前身。

董必武纪念馆(湖北红安)

董必武纪念馆(湖北红安)

档案故事:志同道合 李汉俊影响董必武

志同道合 李汉俊影响董必武

董必武转到马克思主义的麾下,最初是受了一位邻居的影响。这位邻居,就是李汉俊,他们一见如故。

李汉俊跟董必武谈苏俄,谈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借给他日本版的《资本论入门》以及考茨基的著作。他在信中和董必武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指出中国当时处在“荆天棘地之间,满目伤心之中”的黑暗社会。

李汉俊使董必武从三民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诚如董必武自己所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1919年夏天,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陈潭秋来上海参观。经人介绍,他与董必武见了面,由于志同道合,他们一见如故。他们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办报纸和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董必武从三民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

董必武从三民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

刘伯垂赴武汉带来手抄共产党党纲

1920年,董必武收到李汉俊从上海写来的信,告诉他,上海已经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希望武汉也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董必武看罢信,便找陈潭秋商量,陈潭秋当即赞成,两人便一起着手建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刘伯垂是湖北省鄂城县人,又名刘芬。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回国后在广东司法界任职。

刘伯垂从上海带回了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

李汉俊翻译的《资本论》

李汉俊翻译的《资本论》

秘密召开会议 律所招牌做掩护

1920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秘密召开了会议,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

会议由刘伯垂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会上首先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由刘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并研究了早期组织建立后的活动。

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他们决定租用位于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五号作为党的机关,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刘芬律师事务所”亦挂此处,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他们先后组建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办了支部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

李汉俊在1920年冬由上海回鄂探亲。途经武昌时,曾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们见面,向他们讲解过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学说。

董必武同志办公室

董必武同志办公室

孔子的故乡 飘起红色旗帜

山东地处京都咽喉,紧握南北中枢,在近代就是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瓜分的首选目标之一,而“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山东问题。山东人民对国破家亡不仅是深有体会,更是有着切肤之痛。

1919年4月20日,山东各界万余人就青岛及路矿交涉问题在济南举行国民请愿大会,掀起了新的爱国浪潮。这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先声。山东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仅济南地区千人以上的集会即达十次之多,有的多达万余人。

孔子的故乡山东,也飘起了红色的旗帜。

王乐平是济南地区著名的进步人士、老同盟会员,在京时,跟陈独秀相识,彼此间开始通信联系。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达曾回忆:“中共发起组”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于是由陈独秀函约李大钊在北平组织,王乐平在济南组织(王只介绍了济南五中三个学生组织,他自己未参加)。

王尽美和邓恩铭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王尽美和邓恩铭

“南陈北李”相助 组织最终成立

“王尽美耳朵大,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大伙都亲切地称他‘王大耳’。”毛泽东在回忆王尽美时这么说。

“王大耳”在二十岁之前,耳朵里听见的,只是一个小小村子里的声音。这位佃农的儿子,17岁便成婚了。倘若他安于那小小世界的话,可以在那个小村子里过一辈子男耕女织的生活。

20岁那年他考入省城的学校,进校第一年正遇五四运动,他成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跟王乐平有了密切的来往,“大耳朵”听到了时代的呼声。王尽美再一次走出家乡,来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北京。

王尽美等人在1920年末发起组织励新学会。《励新》半月刊的思想内容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也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内容。可见由于对种种思想理论尚未理清辨明,他们经历了一番思想选择的困惑和磨难。

就在陈独秀给王乐平去函,希望他在山东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时候,李大钊从北京派来陈为人,找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商议如何在山东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南陈北李”的帮助下,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

王尽美等在山东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王尽美等在山东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档案意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强

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强

对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北京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吴家林认为,武汉在20世纪20年代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有200多万人口,比北京、上海都繁华,当时的北京仅有93万人。

“我记得在1914年的时候,我姑妈从老家南京到武汉当保姆。你想,那时的武汉家庭就有保姆的需求,经济多么发达,她还给我们带回一些新奇的玩具。”吴家林说,“所以陈独秀要派人到武汉建党”。

我们最近几天介绍了在中国国内6个城市诞生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回顾建党初期这段历史,可见共产主义思潮在一地发展到早期党组织建立,有着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纷乱到统一的过程。

这个过程越是往前探索,越如大江寻源,会发现有不止一个源头,有的支脉紊乱,有的时有时无,有的则如昙花一现,留下些许印记又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远比我们以往了解的党的成立过程更为复杂,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困难和艰辛,但也映射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影响。

中共一大会址.jpg

中共一大会址

微博报道

前方报道团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