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档记录:研究员有备份 为我们节省时间

研究员有备份 为我们节省时间

在去俄罗斯之前,我们得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玉贞家里完整地保存着她之前从莫斯科复印回来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所以去俄罗斯的时候,我们想找到更多的关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档案。

在俄罗斯查档案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再发现新的有关这个组织的报告,但是,“上海组织”、“北京组织”都是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报告中的高频词,并且常常在一起出现。

比如在名为“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信”中,提到“现在无法通过电报得到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地区工作与日本社会主义者有联系的同志们……”。又如马林1922年9月致信共产国际介绍中国的政治状况时说,“中共的中央阶层不再以上海为中心,而是已经转移到了北京”。

有了李玉贞的资料,就不需要当时把时间花在拍照和翻译上,我们在俄罗斯的查档工作就减轻了压力,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来寻找别的重要档案。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到的档案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到的档案

据史料推测 马林带回材料

李玉贞说,这份报告是她之前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拷贝回来的。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等三份关于中共一大的文件收藏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这批材料已经于1957年全部归还中国。

这一批关于中共一大的文件全是俄文,据董必武回忆,马林把文件底子带走了。虽然他没有进一步说明“底子”的性质,但这有相当大的可信度。

李玉贞认为, 这批材料可能就是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带到共产国际的。

她在2007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写到:“俄罗斯档案馆收藏的一封尚未发表的信可为佐证。那是1922年7月季诺维也夫和吴廷康写给中共中央的信, 其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见到了‘最近从中国回来的一些同志交来的报告’。”

谁是“最近从中国回来”的人呢? 谁又能够携带中共一大的文件呢?

李玉贞根据史料推测,“如果说共产国际方面的人, 则只能是马林。”

从莫斯科复印回来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从莫斯科复印回来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档案故事:皇城根下面不重视政治问题

皇城根下面不重视政治问题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可是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成员们把它描述成这样一个城市:“在清朝时,有许多遗老遗少居住在那里,他们利用与帝王的关系,继续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有将近二十万这样的居民,由于他们的忠顺,仍然不从事任何固定的职业。”

“除了这些懒汉以外,还要再加上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以及簇拥在他们周围的各种寄生虫,此外,还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有约三万人干着各种可疑的职业。”

“北京的人口不过九十三万,可以大胆地说,有一半以上是游手好闲的人。的确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政治问题仍然不被重视。”

为什么说政治问题不被重视,北京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吗?

《报告》解释说:当时,学生作了很大的努力,想唤起群众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可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效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学生运动就逐渐削弱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没有在无产阶级中扎下根来。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爱国运动

工人居住区悲惨生活令人震惊

那时候,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还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北京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

《报告》说:“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无产阶级则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障碍。”

1920年1月,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组织下,北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考察,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使他们大为震惊。

当时的北京《晨报》报道说,“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知,都显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

《开天辟地》剧照李大钊、章太炎率学生游行

《开天辟地》剧照李大钊、章太炎率学生游行

通过《新青年》启蒙 中国第一次过“五一”

1920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有500多名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国际劳动节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他称赞俄国苏维埃政府取得的成就,宣传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把“纪念五一节当做我们引路的一盏明灯”。

当时的进步学生何孟雄等人走上街头,分乘两辆汽车,挥舞写有“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口号的旗帜,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等小册子和传单。

李大钊专门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介绍“五一”节的来历和美法等国工人纪念“五一”的活动,号召中国工人把这年的“五一”作为觉醒的日期。

陈独秀也为庆祝这个节日发表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真相。他还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作了《劳苦者的觉悟》的演说,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的观点。

这是中国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新青年

李大钊专门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

办工人杂志 推动各地进步活动

1921年6月,《劳动音》在京问世,这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物。

“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提到:“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散发得相当广泛。”

1920年11月,李大钊指派原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回天津,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4月,北京青年团第一任书记高君宇受党小组委托返回家乡太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并正式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王尽美等人在济南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党小组又派陈为人前往协助开展工作。

李大钊全集

李大钊全集

档案意义:这是北方的“指挥中心”

这是北方的“指挥中心”

北京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吴家林对本报记者说,“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全国统一党组织的创建和推动北方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他评价说,“这些活动标志着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的向往,他们希望在工人中寻找革命的社会力量。”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建说,“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总的发起组’,主要的工作致力于发展南方的早期党组织,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北方的‘指挥中心’。”

南陈北李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北方“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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