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档记录:雪天遇堵车 徒步疾奔档案馆

雪天遇堵车 徒步疾奔档案馆

莫斯科3月的天气岂止是寒冷,说变就变。一天之内能下八场雪,常常是艳阳还高高挂在天上,雪花就开始飘落下来,加上早高峰,我们就被堵在半道上,原本半个小时的车程,要被拉长到一个半小时。

3月29日早上,又是下雪,离档案馆仅差一个街口了,车子却在同一位置停了20分钟,连司机都不耐烦地下车抽烟,当时档案馆开门半个小时了,我们便提着相机、摄像机等各种设备,下了车步行赶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玉贞也下了车,已经74岁的她走路不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慢,没用几分钟,我们就到了。而那天恰好是星期二,是管理员破例开门的日子,结果她显得有点不高兴。翻译和我赶紧向她道歉,而报道组成员已经从柜子里取下档案,开始翻阅了,在有限的时间内查阅最多的档案就是我们的目标。

陈独秀在上海的工作情况

陈独秀在上海的工作情况

俄文列目录 发现陈独秀的名字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玉贞老师把许多重要人物和组织的俄文名字列了出来,我们便可“按图索骥”!一页、又一页……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了:Чен-ту- Сиу。他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

我们发现了马林的一份报告,时间是1922年9月2日,但看不出是给哪个部门写的。

报告里面提到,“我在上海找到了我们的领袖陈独秀,他被法国警察抓进了监狱。警察在他家中找到了共产主义书籍。目前上海的力量不足以领导工人运动,有人建议我们把同志派到北京去,并在那里统一组织工作。”

档案里同时披露:“上海的周刊也停止出版了,不过计划通过北京同志的帮助出版一些报纸。当一个党派拥有了2万党员时,就应该开始出版日报。也就是说小的党要集中力量在这方面才能逐渐吸收更多的党员,变成大党派。”

陈独秀

陈独秀

档案故事:被暗探逮捕 出狱之后禁出京

被暗探逮捕 出狱之后禁出京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军警搜捕游行学生,北京城内一时间风声鹤唳。

“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对北洋政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镇压人民的恶劣行径深恶痛绝。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商议后,拟《北京市民宣言》,向北洋政府提出五条“最后最低之要求”。其中之一是撤换曾经大肆逮捕学生并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

陈独秀身着白帽西服,站在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宣言。不出所料,他马上被暗探逮捕了。

9月17日,蹲了几十天监狱的陈独秀终于获释,但警察局禁止他擅自离京。

意想不到的是,1920年2月起,陈独秀在武汉演讲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京师警察厅头目看报道后很生气,叫道:“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

警察们又紧急出动,围在陈独秀家门口,准备在那儿“守株待兔”,把他重新逮捕。

李大钊被段祺瑞执政府通缉

李大钊被段祺瑞执政府通缉

老板与会计 乘小骡车逃离北京

1920年2月,当警察还在陈家门前踱来踱去地等待,一辆不起眼的小骡车缓缓由北京城的朝阳门驶出,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的两位乘客一位年约三十,微胖的脸庞留着八字胡,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长袍马褂,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像个商人。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另一位约四十岁,坐在车篷里,一看就像个老板,基本不怎么说话,要么闭目养神,要么看外面的风景。

此时正值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为了能让陈独秀安全离京,李大钊雇了一辆小骡车,化装成账房先生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躲在车里的便是陈独秀,不张口是因为怕露出南方口音。

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到了天津后,李大钊买了一张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南陈北李

南陈北李

去不了广州 只好暂时留在上海

来到上海之后,陈独秀终于能松一口气,住进了一家小旅社。

陈独秀此行本想小住几日后前往广州,应进步人士章士钊的邀请在那里筹建西南大学,因为他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职务已经被免了。

但章士钊从广州发来电报说,广州那边因为政潮突起,不宜办学校了,校址还是在上海为宜,他会改天来沪面谈。

就这样,陈独秀只能暂时在上海住下。在找住处的时候,多亏老朋友帮忙,想到了当年安徽都督柏文蔚恰好另有新居搬离上海,陈独秀又当过他的秘书长,何不搬去柏公馆?得到柏文蔚同意后,陈独秀成了柏公馆的新主人。这是一幢普通的房子,地址是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

随后,《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徐云根告诉本报记者,现在的老渔阳里二号还有居民住着,目前不对外开放,墙上挂有牌子,标明“新青年编辑部”。

李大钊临刑前留下的遗照

李大钊临刑前留下的遗照

名气成磁石 上海才俊登门拜访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就如一块磁石,把上海的进步人士吸引过来。《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就是其中之一。

邵力子是上海著名的国民党党员,热烈赞颂社会主义,跟陈独秀有着共同的语言,也就不时光临老渔阳里二号。《觉悟》在当时颇有影响,登过陈独秀的文章。

邵力子家斜对门住着李汉俊,相同的理想和目标很快使李汉俊和陈独秀走到一起,他们也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和亲密战友。

李汉俊还带来另两位“大秀才”拜访陈独秀。他们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庐。戴、沈、李三人是当时著名刊物《星期评论》核心人物。

老渔阳里二号越来越热闹,曾任《时事新报》主编的张东荪也来了。他与陈独秀是老交情了,得知陈独秀在此便常来叙谈。

1920年5月,苏俄密使魏金斯基造访上海,向陈独秀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以及苏俄的对华政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帮助。

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创办《劳动音》 周刊

1920年,李大钊创办《劳动音》周刊

陈李议名称 早期组织正式成立

在魏金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此后不久,围绕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的统计表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的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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