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档记录:手写报告 差点被翻译给错过

手写报告 差点被翻译给错过

此行来俄罗斯寻访档案,我们特地邀请到社科院的党史专家李玉贞,她曾十余次来俄国各档案馆进行档案的搜寻,是一名俄国通。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收获。”李玉贞说,档案数量太多,一些有价值档案的发现,必须靠耐心和运气。

的确,查档需要运气和实力,我们差点就错过了这份威廉斯基的档案。

由于资料数量庞大,全部为俄文,我们请来两名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来协助翻译。

我们告诉他们重要的人物、事件和时间,当翻译看到某一份档案中有关键词后,就转给我们。

“威廉斯基”此前并未纳入寻找的范畴。

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份手写报告时,由于字迹难以辨认,被轻易地放了过去。

由于当天档案馆拿出来的卷宗比较少,在我们看完所有卷宗后,翻译又重新拿起这份档案翻阅。

“咦!”翻译忍不住惊诧,“这是关于远东政策的内容!”他手指着这份报告。

我们赶紧拿着档案询问李玉贞,“写信人是威廉斯基,他曾是来华帮助成立共产党组织的魏金斯基的领导人,是苏俄方面最早来中国的人员之一。”李玉贞说。

原来,这竟是一份关于较早来到中国密使的报告!

差点被翻译给错过的档案

差点被翻译给错过的档案

档案故事:威廉斯基 肩负四个秘密任务

威廉斯基 肩负四个秘密任务

当威廉斯基写这封信后不久,列宁便批准了他的请求,并给他拟定了在远东实际工作的指令。他于1919年9月初到了远东地区,在那里同中国、朝鲜革命组织的代表建立了联系。

与之联系的中国代表是自行到俄国远东的姚作宾,时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1920年,威廉斯基来到中国。

据中国外交部方面的记录,当时威廉斯基是作为尤林代表团(1921年3月26日,远东共和国派以伊格内修斯·尤林为首的商务代表团访华)的秘书,以“视察工商实业状况”的名义,从俄国来华。

但是,通过查阅后期的其他材料(档案:威廉斯基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显示,威廉斯基到中国其实肩负着4个秘密任务。

第一,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要求他总政策要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

第二,同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

第三,通过出版铅印刊物、小册子和传单来加强鼓动工作,唤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

第四,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

在北京期间,威廉斯基曾召集北京的俄共(布)党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维廉斯基在会上很明确地指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经具备客观条件。”

与此同时,他派遣的特使魏金斯基也已经赶赴上海,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并开始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

威廉斯基写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威廉斯基写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波塔波夫 专门输送情报

其实,威廉斯基并不是最早来华的密使,1917年,波塔波夫就在中国。

他原本是作为沙俄帝国的高级将领被派往中国的,十月革命时恰好在上海。

在革命结束后,他也开始拥护布尔什维克,并在中国进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宣传苏维埃革命。

据史料记载,他当时已经考虑在上海组织一个总机关,刊登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文章,以期使“一般人洞悉过激主义之精神及共产之利益”。

1920年,波塔波夫在华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内容,是来到当时有名的“社会主义将军”陈炯明控制下的福建省漳州,与陈炯明会谈。

波塔波夫提出,希望对陈的革命活动予以援助。陈炯明答应了波塔波夫的合作要求,随后,还将写给列宁的信,通过波塔波夫送到了莫斯科。

后来人们都知道,苏俄在中国最初的合作对象就是陈炯明。因为与孙中山政见不合,陈炯明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最终,被孙中山派军队彻底打垮。

另外,他还是魏金斯基来华前的重要联络人。

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报告中有一段就提到,“我无法同波塔波夫取得联系,因为他去欧洲了。”可以推断魏金斯基来华是以取得波塔波夫的协助为前提的。

而上海的日本谍报机关也在这个时期报告说,“波塔波夫从其上级处得到资金,作为当地的过激共产党人,正在开展活动”。

因此,可以断定,波塔波夫是威廉斯基、魏金斯基这条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渠道上的重要环节。

广东军政领袖陈炯明

广东军政领袖陈炯明

另俩密使 接触李汉俊李大钊

与其他密使同时期在中国活动的,还有阿加廖夫,他的活动范围也在上海。

有资料显示,阿加廖夫到上海后与李汉俊、吕运亨(1885-1947)商谈出版俄文中文双语《劳动》杂志,并同中国倾向苏俄的人士接触。

李汉俊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

但是,可以推断,阿加廖夫在上海打通了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后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来华后,才能比较顺利地和这些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建立联系。

在早期的密使中,布尔特曼是目前可以证实最早接触李大钊的苏共“使者”。

迄今为止,有关他的大部分揭秘,都来源于缪勒尔的回忆录。

缪勒尔是苏俄军官,1919年初来到中国。

他回忆:当时布尔特曼还是个学生,大约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认识了李大钊。

布尔曼特,全名为纳乌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布尔特曼,生于俄国奥得萨的一个职员家庭。缪勒尔说:“早在我到达以前,布尔曼特已经与天津和北京高等院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

早期的密使布尔特曼最早接触李大钊

早期的密使布尔特曼最早接触李大钊

档案意义:新的发现 密使活动逐渐清晰

新的发现 密使活动逐渐清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玉贞分析,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

在此前后,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先后派出秘密使者多人到中国活动,推动和帮助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于这些使者,中国学者比较熟悉的是共产国际派遣帮助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特使魏金斯基,而对其他使者,则所知甚少,或者完全缺乏了解。

随着诸多历史研究的新发现,很多来华的苏俄密使及其活动,才逐渐清晰起来。

了解这些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有关系的莫斯科使者,对于党史研究和完善历史细节,都是有必要的。

特使魏金斯基会见李大钊

特使魏金斯基会见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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