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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行,绿灯停

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1987年拍摄了蜚声中外传记电影《末代皇帝》。这是首部获准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的电影,剧本的原始框架取自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所写的《紫禁城的黄昏》,并参考了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在这部电影的结尾处,有这样一组意味深长的镜头:经历种种思想改造后的溥仪,获得了大赦,成了植物园的一名园丁,时间推进至1967年,溥仪,和一大群骑车的人,拥挤在一个十字路口,等待绿灯变成红灯(见左图)。

有文章如此评论这组镜头:“(它)暗示溥仪已经融入了群体,不再具有抗争者的姿态,遵守那个时代‘红灯行、绿灯停’的荒谬规则。”

贝托鲁奇没有虚构,“红灯行、绿灯停”,确曾一度成为中国民众所独守的交通规则。本期辞典所摘取的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 【官方说法】周恩来及时阻止了荒谬的“红灯行,绿灯停”

周恩来向红卫兵解释为何不能搞“红灯行,绿灯停”

“红灯行,绿灯停”是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畸形产物。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世纪行》一书记载,这一畸形产物最终没有推广到全国,是由于周恩来的及时阻止。该书说道:

“1966年7月,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上掀起了‘破四旧’狂潮。在北京,一些天真的红卫兵,把‘红色’和‘左’看作是革命的象征,他们通令要把交通指挥信号由绿灯行、红灯停改成红灯行、绿灯停,还要让车辆一律由原来的靠右行改成靠左行。如果执行红卫兵的‘通令’,北京的交通秩序必定发生严重的混乱。此事被周总理知道后,他在百忙中来到西城区的一所中学,找到了写‘通令’”的那个红卫兵组织,接见了红卫兵和师生代表。周总理对他们说:‘交通指挥信号绿灯行、红灯停是国际惯例,是有科学依据的,红光穿透力强,无论雨天雾天,驾驶人员都能远远地看见红灯。因此,不能随意改变现行信号和交通规则。’接着,周总理亲切而又耐心地说:‘革命精神必须和科学精神相结合。’大家静静地听着周总理有理有力的话语,个个心服口服。最后,周总理风趣地问:‘还坚持你们的通令吗?’红卫兵代表当即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马上撤销‘通令’。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环顾会场,看到大家想通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周恩来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一书也重复了上述说法:

“周恩来不仅向红卫兵讲述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有时还要给红卫兵介绍一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常识,以劝说他们收回或改变违反科学认识和正常行为规范的主张和‘倡议’。例如,为了向坚持要把交通信号改作‘绿灯停、红灯行’的红卫兵解释清楚此举行不通的道理,周恩来先从专业人员那里了解情况,然后再做说服工作。他由光线的透射力谈起,进而说到国际间的通行惯例,等于给学生们补上了一堂光学物理课。再如,为了纠正某些学生组织提出的‘消灭伊斯兰教’这种极昌端错误的口号,周恩来在调查掌握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以全中国有几千万、全世界有几亿伊斯兰教徒的基本事实为出发点,耐心向红卫兵讲述宗教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等等,说明现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必要性、长期性。”

来自地方的记载:邯郸市被迫“红灯行,绿灯停”

北京市的“红灯行,绿灯停”曾一度造成了市内交通的巨大混乱,实施时间不长就被叫停了,周恩来的态度或许是个关键。但在北京之外,周恩来鞭长莫及的地区,“红灯行,绿灯停”就不免泛滥开来了。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邯郸市大事记 (1945-1985)一书,就记载了邯郸市被迫“红灯行,绿灯停”的噩运:

“(1966年)8月24日,邯郸市中小学红卫兵涌向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说。强迫70余个工厂、商店、学校、街道改换所谓带有封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名称。是日,红卫兵将中华大街改为“东方红大街”,将邯山街改为“防修街”,将邯山商店改为“工农兵百货商店”,将丛台公园改为“人民公园’。丛台据胜亭“夫妻南北、兄妹沾襟’横额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语取代,红卫兵还指责行人的发式和装束,并强令改变。红卫兵还强烈要求将集体所有制的商店、企业改为国营,取消资本家定息;要求行人靠左走,红灯行、绿灯停。”

  • 【民间记忆】车辆都不按时出来,甚至根本就不出来了

北京的交通瘫痪了

儿童文学作家葛翠琳1949年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文联、北京作家协会编创人员,1966年北京大搞“红灯行,绿灯停”的时候,她曾有切身体验。在《十八个美梦》中,葛翠琳如此回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劳动结束拖着疲惫的双腿去看望父母。路上没有车,那时交通很混乱,当时的风潮崇尚红色和响当当的‘左’派,所以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之一就是:‘命令交通规则改为红灯行,绿灯停。车辆要靠左边行驶。’而这不是一项命令就可以办到的事,可谁敢违抗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呢?各种车辆都不按时出来,甚至根本就不出来了。谁知车上会出现什么革命行动?凡事难料。街上没有车,我也没车费,所以我只能靠两条腿走完漫长的路程。”

那段时间,北京的交通瘫痪了。

“真向东”的故事

各种文献资料都没有记载第一个倡议“红灯行,绿灯停”的红卫兵组织或者红卫兵个人的名字——当然,这不可能是一件无法考证的事情,不提,自然是有不提的道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时尚五十年——百姓生活50年往事回首》一书,倒是有这么一段真名实姓的相关记载:

某中学生原名贾向东,“文革”中为了避讳“假向东”之嫌,改名“真(甄)向东”,并不断提出“革命建议”。他提出,体育课列队时的“向右看齐”应改为“向左看齐”,理由很简单:左代表革命、进步,右代表反动、落后。又向交通部门建议,把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改为“红灯行、绿灯停”,因为:“红代表革命,岂能停止?”交通部门一度采纳,但因司机、行人习惯难改,出了几次撞车事故,才又改回去。他还发明用左手握手、敬礼、执笔、拿筷,直至用左手揩腚,但没能推广。后来,他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想在政治上出名,却没机会。一天,连队宿舍失火,因发现及时,屋内财物全及时抢救出来。真向东突然还要向火里冲,说要去揭下墙上的毛主席像,大家赶紧拽住他,他哭哭嚷嚷,用力挣扎要去“誓死保卫毛主席”。后来,大家发现,越是用劲拽他,他越是发疯要冲入火海。

人们索性揭露他的假,冷不防轻轻一推,他却再不肯向前迈动半步,大家捧腹大笑。但是,全连大会上,指导员表扬他“精神可佳”,提拔他当了副班长。

不久,部队上山伐木,突然有人喊:“不好了!出事了!”人们赶去,只见他双目紧闭,一动不动,腿上压着一棵碗口粗的大树。大家赶紧用担架轮流抬他,走了20多里路,送往团部医院。路上,他似乎在昏迷中背诵起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又缓缓睁开眼问:“同志们,我这是怎么了?”“你伐木时被树砸倒了!”“同志们……伐木要紧……不要管我!”抬担架的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眼睛都湿润了,赶紧记下英雄的豪言壮语。他又背了几段毛主席的话,头一歪又昏了过去。

到了医院,守候已久的医护人员立刻抢救。不一会儿,外科主任走出抢救时,人们围过去着急询问。老主任默不作声,递过一张诊断证明,大家紧张极了,担心战友壮烈牺牲。但是,诊断书上写的是:“经全面检查,均未见异常。临床印象:思想病。建议:加强教育。”小伙子们看后一愣,随即醒悟:“那棵树肯定是他自己压在身上的,然后再装……”要不是医生护士拼命阻拦,大家要冲进去狠揍他一顿。

回到连队,大家满腔怒火地向指导员汇报了一切。不久,团政治部要在全团树立一个学习毛著的先进典型,通知各连物色人物。连指导员命令文书火速为真向东整理英雄事迹材料,文书张口结舌,表示难以理解,指导员指示:“这是形势的需要、工作的需要、斗争的需要、宣传的需要,对英雄人物不能求全责备”。文书不敢违命,挑灯夜战,材料及时炮制上报。团党委根据这份材料,发出“向英雄真向东同志学习”的号召,真向东名噪一时。而指导员因善于发现、培养典型,被提拔为营教导员,文书也因炮制英雄有功,提拔为营部书记员。

“朱立红”的故事

“真向东”是不是最早提议“红灯行,绿灯停”的人?有可能,但也无法确定。毕竟,感觉红灯不能“停”而必须“行”,是当时许多红卫兵们的自发认识。作家柯云路在其小说《芙蓉国》里也塑造了这样一个自发认识到红灯不能“停”而必须“行”的人物“朱立红”:

朱立红看到大家很懈怠地散在院子里,有的游游窜窜,有的坐在树阴下休息,便站到一个高台召集道:“这些四旧都破过了,我们要破一个别人没有破过的。”一个剃着光头的男生懒懒地背靠树坐着,这时头也不抬地向上挥了挥胳膊:“你给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吧。”朱立红翻起金鱼眼从从容容地说道:“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四旧,全国都一样,我们破了它。”“你就快说吧。”有人不耐烦地说道。她说:“那就是马路上的红绿灯。”这句话提起了人们的兴趣,有人说:“怎么,把红绿灯都砸了?”朱立红说:“当然不是。红色象征着毛泽东思想,象征着红太阳,象征着红旗,象征着鲜血,象征着文化大革命,所以红灯应该代表通行。绿灯代表着资本主义,所以绿灯应该停止。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而不走资本主义的路。我们马上回学校印一个传单,向全国发出倡议,把红灯停绿灯行改成红灯行绿灯摆停,然后大家分头把它贴到全市一切大中学校和交通要道,再寄给肇党中央、国务院和毛主席。”

人们一下兴奋起来,在朱立红的号召下,纷纷从地上、石头上、台阶上站起身来,跨上自行车前呼后拥地刮回北清中学。一路上朱一J、立红倍感兴奋,充当革命的带头人真的很幸福。她想起了伟大领袖卷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不要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要走在群众运动的前面。只有走在前面才能成为领导。她身材矮胖,高把的女车原本骑不大快,今天一路上她跟在人流的后面都很吃力,屁股都磨疼了,此刻,在杀回北清中学的路上,她却骑得意气风发。

回到学校,她立刻起草“红灯行绿灯停”的倡议书。她的文笔并不太好,但她决心亲自起草,她不能再错过这样的机会。虽然传单的署名肯定是北清中学红卫兵,然而谁都知道这一革命倡议是她提出的,又是她起草的,和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她永远不会忘记在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向毛主席献上红卫兵袖章的遗憾。

忙了一个通宵,终于将传单写好了,也印好了。当她满手满身都是油墨地把几百份传单整整齐齐摞好,准备指挥北清中学红卫兵张贴到全市时,田小黎骑着车气喘吁吁从校外赶到。她手里拿着一张在外面街道上揭下来的传单放到朱立红面前:“你看,咱们又晚了。”朱立红一看,黄纸蓝墨印着一份通令,题目是《彻底砸碎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制度》。再一看,里边的内容与自己想到的完全一样,而且比自己写的传单更有战斗性。一看落款,是北京实验女子中学红卫兵,再一看时间,是昨天。

结语:那一年,不但汽车需要“红灯行,绿灯停”,北京成了“东方红市”,连周恩来也被进步学生要求改名,总理很无奈地自嘲:我过去在战斗年代没改名字,做地下工作时没改名字,今天在毛泽东时代更不用改名字了;如果大家都改名,那以后人名恐怕要排号了,如东方红一号、二号、三号……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著《周恩来世纪行》,中共党史出版社;费虹寰主编《周恩来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冯景长主编《邯郸市大事记(1945-1985)》河北人民出版社;葛翠琳《玫瑰的风骨》,晨光出版社;李亚白、伊梦《百姓生活50年往事回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知情者说》第2辑,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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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中自焚身亡的法门寺良卿法师。据《党史文苑·纪实版》杂志《破“四旧”风潮的前前后后》一文记载:

1966年盛夏一个阴霾的日子,几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一批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来到了法门寺,砸佛像,烧佛经,法门寺被搞得狼籍一片。

……此时,身为法门寺住持的良卿法师,面对这一切显出平静与宽容的神态,他双目紧闭,只是默默地诵着佛经,但愿佛祖保佑,使法门寺能够躲过这一场劫难。良卿法师不紧不慢地拨动着手中的佛珠,红卫兵小将挥汗如雨地挥舞着手中的镢头,振臂高呼“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古刹就要毁于一旦。良卿法师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慢慢地从蒲团上站起来,穿上他那红底镶金的袈裟,凝望着直刺苍穹的巍巍宝塔。然后,他把身旁所有的被褥、草垫、柴禾堆放在一起,浇上煤油,自己又不慌不忙地坐在其中,用他那饱经风霜的手划着了火柴,点燃了自己。红卫兵小将突然发现了火情,他们跑去一看,个个吓得目瞪口呆。烈火中,只见良卿法师双手合十,巍然端坐。他身披的绦红色袈裟在燃烧着,火舌无情地舔着他衰老的躯体,但火中的良卿法师不挣扎,也无痛苦,合掌安坐,平静地让自己化为灰烬。

在熊熊燃烧的烈火面前,红卫兵小将们纷纷扛着镢头铁锨溜之大吉。法门寺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法门寺地宫终于免遭了一次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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