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发行”的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看不到的“内部书”

“三十多年来,我们把西方文化当作禁忌对待。抛弃来自西方一切事物。结果。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一直是空白。弥尔顿、萧伯纳、卢梭、巴尔扎克、薄伽丘和歌德的作品。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戏剧。全被当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准出版。不准上演。”—— 一位前中央编译局局长如是说。

不仅仅是西方,苏联、东欧的很多优秀的东西,大部分中国人也了解不到。于是,70年代末期,小道消息横行中国,江湖传闻动摇天下,因为信息不流通,有书看不到。

没错,不是没有书,而是叫做“内部书”。它留下了一道窗口,人们对窗口越是好奇,越是探究,这窗口就越张越大。

  • 【由来】“内部书”是为了反资反修,又不让一般百姓受“污染”

  什么是“内部发行图书”?

“内部发行图书是指在某些领域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但不宜公开发行和传播,仅供部分特定读者阅读的出版物。”这是新闻出版总署对内部图书给出的定义。内部书,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新中国出现的?许多研究者首先就把目光投向了60年代开始出版的那些,如黄皮书系列,灰皮书系列等等。但据《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50年代已经有这种书,甚至早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第一部有影响力的内部书,应该是《金瓶梅》。

  毛泽东:《金瓶梅》可供参考,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金瓶梅》因其大量的性描写,历朝历代都被禁止,建国后,也只有极少数从事研究的学者才允许阅读,传播范围极小。但在1957年,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在毛泽东的鼓动下,《金瓶梅》获得了内部范围的发行和传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印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统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以及专门研究人员,所有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黄皮书、灰皮书、黑皮书等——学习批判“反面教材”以应对国外各种挑战

“内部书”的广泛出现,是从60年代初中国国际形式变得恶劣后开始的。当时,英美等地出现“愤怒的一代”,而苏联、东欧随着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开始出现“解冻文学”,这一系列的思潮现象让出版界、文艺界的人士觉得有必要将这些情况介绍进来,了解后才能加以应对。中宣部也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资反修斗争。但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讲,与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格格不入的,公开发行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因此便有了一系列称为“皮书”的不公开发行的译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系列。

一种是黄皮书,主要是文艺类书籍。包括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在路上》、爱伦堡《解冻》、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等。

一种是灰皮书,主要是政治类著作。即“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也包括一些英美作家研究共产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等等,这种书受到了毛泽东的特别重视。

还有一种是较后出的黑皮书,是中国的“问题人物”所著——“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等等。

这些“皮书”的统一特征是: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有的书中还夹着小字条:“本书为内部资料,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每种类型的书都用同一个颜色——用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的话来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 每种只印几百册。读者很有针对性:司局级以上干部和相关专业人士。

  典型例子:周恩来指示翻译三岛由纪夫作品以加强警惕

在1960年——1970年间,日本文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复活军国主义、怀念军事历史的热潮。拍了大型的宣扬胜利和悲剧的影片《山本五十六》和突袭珍珠港的《虎!虎!虎!》。接着,作家三岛由纪夫在自卫队的集会上号召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忠,并当众剖腹自杀。周总理得知这件事后,即交待有关负责人通知人文社,尽快将三岛由纪夫主要作品译出,让我国社会人士了解这一动向,加强警惕。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大专院校日本研究专家,先后译出了《忧国》、《丰饶的海》(三部),以内部发行方式供应有关读者,这是“文革”后期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说明里是这么写的:“日本反动作家三岛由纪夫是个臭名昭著的右翼法西斯分子,写过大量极其反动腐朽的毒草,狂热地鼓吹军国主义思潮,后期尤为露骨。他最后竟以切腹自杀的丑剧,制造臭名远扬的“三岛事件”,煽动最反动最野蛮的武士道精神,为美日反动派加速复活军国主义效劳。现在内部出版三岛有代表性的反动作品的译本,作为反面材料,供批判用。”

  • 【渴求】越不让看,越想要看

  按级别分配书,级别高就一定对书有批判兴趣吗?

出版内部书的初衷,是让干部了解世界最新动态,防修反修,以应对可能的挑战。所以,内部书最初都是只发给干部的。而普通民族开始时基本是看不到的,因为怕“他们”抵抗力低被污染。“内部书”的潜在逻辑是,越高级别的干部越不怕污染,某些书“限省军级”,某些书“限地师级”,似乎级别越高,保险系数越大。是否能拿到书,成为了一种政治待遇,有资格买到书的人不见得会去浏览,而有心去研究、去看的人却很难弄得到书。“内部书”的流传虽然没有强制性的屏障,但“内部”两字却天然阻止了传播的交流。有些地方甚至到现在在出版工作文献的说明上还写着“仅供系统内的党员干部使用”。文革时期,曾经连民主党派都没法看到这些“内部书”。

  周恩来指示:增加内部书印刷数量,部分可以转为公开发行

1973年,周恩来接见访日代表团全体代表,问荣毅仁、毛芸生:“你们看过《阿登纳回忆录》吗?”他们回答:看不到。有些内部书是孩子们从同学家里借来看的。周恩来表示歉意说:你们将了我们的军,我们党内看到的书你们看不到,发行面太窄了。内部书你们都可以看。周恩来还告诉出版口,赶快把《阿登纳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印出来。

出版口乘此机会,除有计划地主动组织出版一批世界名人回忆录和传记外,同时改进了内部书发行办法。周恩来批示:“同意内部发行分两类,一类可公开发行,一类内部发行加份数,购买范围应扩大。”

  越不让看,越是要看

虽然内部书的发行有所扩大,但对于不满足极其单调的公开出版物的广大年轻知识分子们来说,仍然感到十分饥渴。在六十年代前期,被防修反修思想严密监视起来的学生们,除去大院子弟,想看到内部书还十分困难。然而到文革天下大乱之后,黄皮书、灰皮书和手抄本的传播便立刻迅速起来。有追求的青年们如饥似渴地追逐这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坏书”,学者李零曾经如此描述他的阅读经历:

“当你在学毛选时,他们在读马列;当你看到马列时,他们在看黑格尔;当你看黑格尔时,他们在看《新阶级》;当你看《新阶级》时,他们在鼓吹存在主义……十年之后,当存在主义成为流行的社会思潮之时,他们如果不是成为‘绿党’,便是号称皈依宗教,成为不问政治的人道主义者了。”

“内部书”大大拓展了青年们的眼界。设计“内部发行”的人,恐怕没有想到,恰恰是“内部发行”“仅供批判”等字眼,成为了吸引读者的招牌。

  吊诡的反效果:“内部书”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思想渊源

有论者认为1976年4月5日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是有思想渊源的,可以追溯到红卫兵和知识青年的地下读书活动。所谓的地下读书活动读的就是这些皮书。那一代人的阅读史惊人地相似,“文革”初期“破四旧”后,除了毛泽东著作和钦定的书籍之外,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技、文艺类书籍都被禁绝了。当红卫兵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精神空虚了,想看书了,于是就看那些为了反修防修斗争需要而出版的内部读物,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他们读书的同时还搞了阅读小组,结果发现自己反而被这些书启蒙了。换句话说,后来反权威反得最厉害的竟然就是当初读这些书的人,这是一个多大的吊诡?

  • 【消亡】《八一牌万能拖拉机的使用和修理》为何不能公开发行?

  荒诞的《内部书》目录

改革开放以来,如其他左的政策一样。“内部书”也逐渐开始式微,1986年,中华书局对建国以来的“内部书”做了一次盘点,此后仍然还标注“内部发行”的书刊则直接归入了当年的《全国总书目》。“内部书”逐渐变得相对容易获得。

盘点的结果是发行了一部《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这部《总目》合计列了18301种图书,可能还有所遗漏。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内部书”的规模有多么庞大。仔细考察这个《总目》,则会发现很多作品根本无法理解为何要内部发行——诸如《通鉴纪事本末》、塔列尔的《拿破仑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二十世纪物理学进展》,到底有什么危害呢?更不要说工具书《辞海》、技术手册《八一牌万能拖拉机的使用和修理》也在“内部发行”的行列之中了。只能认为,出版方套一个“内部发行”,会让政治上更正确,出版风险更小。

  “读书无禁区” “解放内部书”

促成“内部书”走向消亡的是,是七八十年代著名理论家李洪林的两篇文章,刊登在《读书》杂志上的《读书无禁区》和《解放内部书》。李洪林先生当年振聋发聩的吼声,今日仍然是所有人坚持自由阅读的利器。

“……象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十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其实,“禁止”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种所谓“禁书”,大半都是很好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

资料来源:;《我读》梁文道主讲2010;《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墓地与摇篮》杨 健著 1993;《明清小说传播研究》王平主编,2006 ;《国家历史 真相与往事》2009;《故乡道上》杜应国著,2008;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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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线装版《金瓶梅词话》(二函二十一册)(全本) 。1985年,人民文学还出过一版《金瓶梅词话》(三册平装)(删节本,删19174字),戴鸿森校本。两种版本都是内部发行。

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详述了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两种“内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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