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让农民把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城镇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此外,国家还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禁止粮食自由买卖。

统购统销政策从1953年开始实施,1992年退出历史舞台。这项政策的出台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它给农村带来什么影响?政策实施后,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本专题将一一梳理。

共和国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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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统销不仅仅是为了解决53年粮食危机
统购统销政策颁布

1953年春,农民因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卖给国家

在“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前,我国仍有粮食市场,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国家要储备粮食除了向农民征粮外,还得从粮食市场收购。这时期,粮食市场并非全由官家控制的,也有私人粮商。国家要从粮食市场购粮储备,就得和私人粮商竞争。

建国后,城市人口快速发展,国家粮食储备一直购少销多,入不敷出。1953年春,局部地方出现霜灾,到1953年秋,农民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出售,无论是卖给国家还是私人粮商,致使国家粮食购少销多的局面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国家完全控制粮食市场,也难以从农民手中购得足够的粮食,因为农民根本不愿卖粮。正如陈云在论证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时所说的:“有的同志提出,去掉商人,我们可以多买一点粮食。我看去掉商人并不等于农民的粮食一定可以多卖给国家”。

1953年秋,统购统销政策出台

在此形势之下,显然已不是国家与私人粮商之间的争夺了,而是国家与农民之间战斗了。当时,政权采取政治权力强制推动粮食征购。

1953年,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18页。)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当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销政策正式出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还分别在1953年11月15日、1954年9月9日做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对油料、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棉花实行统购。这样,粮、棉、油等比较重要的农产品退出了自由市场,都开始由国家垄断经营。

其实:1952年,陈云就已提议实施粮食征购,确保粮食的储备和出口

“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1953年霜灾造成的国家粮食购销紧张只是直接原因,并不是政策的根本动因。因为在1953年在此之前,领导层就已酝酿实行粮食的统购。

作为统购统销政策的掌托人,陈云在1951年和1952年就有实施粮食统购统销的念头。据薄一波了解,陈云早在1951年底就酝酿过粮食统购。他在当年底全国财经会议上讲道:“粮食是紧张的,但不要过分恐慌。第一条防止经济作物面积扩大,第二条小公粮一定交国家。征购办法必须采取,则粮食间题可以解决。”

陈云口中的“紧张”是指,我国“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后,城市人口以及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逐步发展,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大,粮食问题供应紧张。

1952年,陈云再一次提议。他与李富春、薄一波三人名义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实行粮食征购的意见。报告中说明:“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一九五二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成功,即于一九五二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

上述种种事实表明,对于粮食问题的决策者来说,实行粮食征购在当时是既定或至少是比较倾向于采用的解决粮食购销问题的方针,只不过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1953年霜灾导致的粮食紧张,加强征收粮食确保温饱就成推行政策的绝好契机。台湾学者李福钟曾提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早在1953年粮食危机出现之前,就已是中共高层(很可能由毛亲自策划)不断在思索尝试的一项粮食政策”,并进而认为,“统购统销目的在保证粮食出口”。

统购统销还为了粮食出口和积累工业原始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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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计划”宣传画册

统购统销政策实现从农业获取工业原始积累

“一五”计划优先发展工业,城市人口增长,除了急需粮食保障温饱外,工业化发展也需要资金和原料。

据统计,“一五”计划预备累计投人折合黄金7亿两的巨额资金用于各项建设事业,其中有55.8%为不能短期收回的基本建设投资。这样,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资金筹措成了一个呕待解决问题。当时,领导层主要采取从农业积累工业资金,也清楚地表达这一思路。

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时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183页)

统购统销制度正是适应了工业资金积累的需要。在运作过程中,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实现了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的转移。所谓价格剪刀差,就是:采用农产品的国家定价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低工资和低原料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工业利润的条件,最后又通过工业上缴,集中起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

最高估计,农村因统购统销的“剪刀差”被拿走7000亿

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牛若峰,1992),最低估计是4481亿(徐从才、沈太基,1993)。然而,1984年国营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才7, 370. 5亿元。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正是中国农民“牺牲”,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杨继绳:“改革以前的农民”,《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版)

1953年不提高价钱刺激农民卖粮,是担心国家预算提高和物价通胀

正是统购统销政策要实现工业资本积累,所以1953年出现粮食危机时,并没有提高收购价格来刺激农民卖粮及种粮,而采取强制征收。在陈云关于实行粮食征购办法必要性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对于稳定粮食市场、稳定物价的关注。1952年,陈云说“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预算中的工业投资就失去了保证。能否进口粮食呢?”陈云又说:如果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 (朱佳木 :《陈云与中国工业化起步过程中若干基本问题的解决》,人民网)

经济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因为统购统销的实施,“一五”时期尽管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11.3%的高速度增长,但物价指数的年均上涨幅度却只有1.1%。

统购统销实施后,农村出现“闹粮”和“饥荒”

从上述种种事实可以看出,统购统销的实施,已不是单纯的温饱问题,粮食供应问题了,而是事关领导层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实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了。所以,统购统销政策过程中,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往往压倒“温饱”问题;因而,农民为此作出“牺牲”就在所难免了。

“我国中稻高产再创世界纪录”

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统购统销实施以后,国家收购的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征收时,也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收购走了。超过余粮部分称为“过头粮”。由于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返销给农村的粮食中征购粮食的比重达38.9%到49.3%。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政府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放心,“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半饥半饱。刘少奇曾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征粮时农民随便被扣“帽子”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基层为了完成征收任务,有时动用过激的征收方式。

据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月22日)

农民“闹退社”“闹粮”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出现农民闹退社。譬如,1956年冬天,河南的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等12个县,共有278个合作社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的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牲畜的饲料等公共则产;有的社员殴打社、乡干部和工作组的干部。”

还有,一些地方农民“闹粮”。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1957年5月12日至18日,连续发生群众抢粮13起,其中已抢者8起,劝阻回去者5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利津、广饶部分乡镇发生抢粮事件,也主要是群众缺粮。

征粮过度又放粮食卫星,农村出现饥荒

1962年,中央召开大会(后称“七千人大会”),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推动粮食征购。会议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便于中央征调粮食。但当会议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号召大家“开出气会”后,会议不但没有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反而决定把工业发展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点,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同时,相关部门可以检讨,认为征粮过度又放粮食卫星,导致农村出现饥荒。

在会上,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还检讨说:1960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全国出现大饥荒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征购过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日报》、新华社检讨了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就是出自于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一些天文数字的高产“卫星”,也多来自于《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如河南的早稻亩产48925斤,广东的中稻亩产60400斤,北方水稻亩产124329斤……放高产“卫星”导致了盲目乐观的估产,导致高征购(即购过头粮),导致农民手中无粮而饿死人。(唐正芒:《粮食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人民网《党史博览》,2008年01月07日)

农村饥荒本可避免

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统购统销政策下的百姓日常生活
粮票

百姓没有粮票,连一碗粥都买不到,难以自由迁徙

“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又因为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和城市都是“世袭”的,农民很难变成城里人。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一等公民”,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确乎“难于上青天”。

不仅是粮食,统购统销还扩大到棉布、食汕等日常生活用品,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而纳入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粮票诞生了。它代表着政府对每个城市居民粮食配给的数量。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无法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 第11期 )

市民暖瓶被打成心病:发梦不是梦见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

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 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人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造成生活的荒诞。

百花文艺出版了一部《票证旧事》,辑录了一些人写的亲身经历。如市民宁宗一当时小孩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把暖瓶被打,生活极不方便。而一把暖瓶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根本无法购买,只好硬头皮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把),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 第11期 )

票证成为社会控制手段,催生腐败

票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日“成为社会、政治控制”的手段,个人的消费选择自由极其有限。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越来越普遍了。

改革使统购统销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统购统销可能一直继续下去。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后,粮食真正多了起来。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副度增长。

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这时放开粮食价格,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于是,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田锡全:《革命与乡村: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上海社会科学院,2006年;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 第11期,杨继绳:《统购统销历史回顾》,炎黄春秋 2009年2期;罗平汉:《1957年的统购统销大辩论》,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 

购统销是解决粮食危机、实现工业资本积累的唯一方法吗?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需要反思的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本就是为了人更好的活着,但统购统销的历史脉络,显然与此南辕北辙,陷入了为发展而发展的巨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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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黄家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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