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系列
学者,南开大学副教授
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重新发现社会
从庙堂到江湖,唯有势利与健忘
学者圈
  • 因为某些批评,有人批评我太过书生气。试问,读书人若是没有了书生气,要你读书人何用?正如军人要有军威,读书人最可贵的正是书生气,保持书生气既是读书人的本份,也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
  • 现在要考虑的,不是文革会再来,而是文革没有离去。
  • 许多知识分子经不起无来由的骂。被骂得多了,索性就关了微博。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劣币驱逐良币。然而你几时听到唐僧抱怨,“悟空,怎么有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走了取经那条路,一切都是你应得的。你只管赶你的路,取你的经,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错,没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错。
  • 晚上谈起中国的“四大名著”,两部半没有灵魂:三国没有,水浒没有,西游半有,红楼有。有学生不满,想必是不知道我谈的灵魂为何物。中国需要关注灵魂,关注心灵的小说。突然想起当年看《穆斯林的葬礼》,至今仍有不少感动。
  • 一个自诩“以历史为宗教”的民族,最不敬重的恰恰是历史。没有对逝者的哀伤与敬重,没有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时间之维在这里消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从庙堂到江湖,唯有势利与健忘,你方唱罢我登场。
  • 反对谁就消灭谁。网络批斗会,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断章取义,偷梁换柱,欲加之罪,秽语连城。我奇怪这些人的周围难道就没一个仁慈有教养的亲人朋友,愿意亲口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是有辱自己人格的,告诉他们文革即使今天没结束迟早也会结束,告诉他们热爱文革、耍棍弄枪是件让人羞耻的事情。
  • 想听听大家的见解:中国盛行至今日的话语暴力,究竟是二十世纪革命的产物,还是古已有之?
  • 以攀比折磨自己,以作践折磨别人。一个“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国家,最隐秘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原来你并不优秀啊,原来你和我一样平常啊,原来在道德上我还比你好多了啊,原来有那么多人和我一样看不起你啊……终于灭了你的威风……多好啊,老天是公平的,谢天谢地,鼓掌鼓掌……”
  • 现在不是八十年代以前,教科书里的仇恨教育并不多。打开电视,没几分钟却可以听到“我要报仇”。学校教育不是没有问题,但在这个国家,社会教育给国民所带来的损害,远甚于学校教育。
  • 现在的中国教育是物的教育,而非人的教育。像是竞技体育一样,比赛,冲刺……此外还有政治的紧箍咒,使人工具化。具体到教育方法或者考核指标,尤其是文科学生,只知道有记忆之学,而无思维之学。孟子曾经讲过自己的梦想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资中筠老师前不久批清华是“得天下英才而毁之”。
  • 蒙田说,“一个未受过诱惑的女人,不能吹嘘她的贞洁。”中国近百年的革命史,理想与现实,也不过如此吧。
  • 中国社会的中性化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大众传播(包括电视与互联网)的影响,男孩女孩所接受信息雷同,性别禁忌消失;其二恐怕与计划不生育政策有关,它使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在养孩子时有意无意忽略孩子的性别。当然你也可以说这种中性化从革命年代就开始了,若人人皆为战士,生男生女就真的一样了。
  • 东张西望,前狼后虎,顾此失彼,真实的危机混杂着想象的危机,发酵、缠绕。有钱没钱的,有权没权的,谁都没有底线,谁又都怕被伤害。过去的幸福守不住了,将来的幸福追不上了。赶啊跑啊抓人啊救人啊,一人维生,举国维稳……这是一个慌慌张张的国家,这是一个慌慌张张的时代。没有安全感,自救也如逃。
  • 九江三名小学生集体跳楼,因为“跳楼,就可以不用写作业了!”悲剧的背后,是中国的教育产业化与教育体育化。回想我在九江乡下所接受的教育,真是中国最好的教育。这最好的教育就是没教育。一来没太多的政治灌输;二是很少做作业。所谓社会实践,也就是在家干农活,虽心怀高远,同时接底层生活的地气。
  • “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中国所有的改朝换代的悲剧轮回,理想与现实的脱节脱轨,权利之“得而复失”,莫过于这八个字。

栏目标题

更多
自由在高处
只要民主开始实践,民主就会有希望
  • 《肖申克的救赎》,远不如现实精彩,让我以后还怎么夸?
  • 当选票可以卖钱,选票的价值便已经体现出来了。只要民主开始实践,民主就会有希望。时代在变,会有混乱,但不要只看到交媾,而不见孕育。对于乡村民主,我是乐见其成的,真正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政府没有足够诚意支持村民选举。二是村民自治选举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选举。
  • 我所理解之独立精神:一独立于威权与商业;二独立于民众;三独立于自己过去之荣辱。此外,不强迫他人接受自己观点,不以说服他人为目的,保持一颗自由交流的心。若无自由交流之环境,再加上一条,即不比坏。别人强迫你不强迫;别人断章取义你不断章取义;你不必学人去做脏话的奴隶,那不是你要的平等。
  • 昨有记者来访,问今日政改推动会否重蹈启蒙运动之恶果?我说不会。启蒙运动走向悲剧始于理性之自负,以为靠理性(并诉诸暴力)可设计完美世界。而今日之我们只为讨回应有之物。就像农民工要回欠薪,与理性膨胀毫无关系。上世纪为求最好而走向悲剧,而今日只为去除最坏(如强拆),务实地求一底线而已。
  • 当意识形态的动员与统治失效以后,制度性的、人性的、无所不在的贪腐反而成为让下层官僚服从上层的粘合剂了。它不统一思想,但可以统一行为,使许多官员暗地里贪得无厌,表面上高唱效忠政府与国家。如果这个判断属实,那么反贪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贪腐成了意识形态的替补品。
  • 社会溃败、政治冲突、权力丑闻、建设暴力如此严重,寻根溯源最后多半都指向政治,指向权力不受约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该转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或者“以政治建设为中心”了。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政府如何管理社会,而是社会如何管理政府;不是政府如何监督国民,而是国民如何监督政府。
  • 过去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也该讲专制不是社会主义了。当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搞市场经济,搞资本主义,其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只在于专制和民主,而非计划和市场。北欧等欧洲国家坚持第二国际路线,走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而苏联与中国走的是第三国际的专制社会主义本质是国家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 一个不崇尚个人主义、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国家,其文化必定是消灭精英的文化。近百年来的中国革命,更是不遗余力消灭了各行各业的精英。而这又似乎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庄子的歪脖树都接联系上了。文明之发展,犹如平地上铺砖,偶尔壮观,却不见高度。
  • 如果你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一己之利)并认为他人亦有这种权利(天下之利),那么他人也将受益于你的这种捍卫。这种权利不是排他性的某个具体物品之占有权,即你有言论自由但并不妨碍他人拥有言论自由。普世一词已经暗含平等原则。
  • 一个不利己的人,也不会有真正的利他主义。革命年代的逻辑是,我能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卖孩子,我抢你的房子算什么,我占你的地算什么,我夺你的命又如何?中国的希望不在于为理想重新缔约,而在于回到每个人的权利自身重新订约。若承认权利是普世的,一人得利则天下得利。
  • 在封闭社会,是政府塑造人民,即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如绑票的朝鲜。在开放社会里,人民塑造政府。即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如有选票的美国。而今日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是政府与人民在互相塑造。越开放,政府的可塑性也就越大。
  • 围观还不会彻底改变中国,但会改变围观者。假以时日,新新中国将因此诞生。改变已经开始,年轻一代也会在心里唱:我们今天是围观者,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 真正启蒙首先是自由交流,今日微博正在提供此平台。20世纪中国启蒙或许没有真正发生,因为它很快让位于你死我活的政治运动。而政治运动下的所谓启蒙,本质上是思想上的抓壮丁。人的解放在那个时代只是昙花一现。知识分子自己都没想明白,却带着枪杆子启蒙大众,注定是在光明中失明了。
  • 几乎每天都有羊被狼叼走,几乎每天也都有羊在议论纷纷。即使是出于天性的缘故,我也绝不容忍这世界有叼羊自由而无议论自由,因为这是双重罪恶。亡羊补牢,是为圈住狼,以禁止它吃羊;而不是圈住羊,等着狼随意吃。

栏目标题

更多
时评家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赋权于农民:土地权、参政权
  • 否定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饥荒的存在,这不是用脑子想出来的,是拍着肚皮想出来的。一个人,若不把饿死的人当人,自然会得出结论,那时候一个人也没有饿死。(下图是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谈到的大饥荒)
  • 1964年《中国青年》刊发辽宁青年画家李泽浩的《你追我赶》。许多革命群众(通过文本分析)从中发现大量“反动标语”与“反动暗示”,有人看到芦苇丛中藏有“蒋介石万岁”;有人对着阳光、灯光从背面发现“反G”和“以血还血”,有人就芦苇倒向画面左侧认定这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 乌坎选举,应了《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城里人甘于继续接受类似的集中民主制,难免让我怀念起乡下人公选村长的好处。那多少有点民主集中制的意味。可叹又近乎悲壮的是,一群未受良好教育的人,甚至尚未脱贫的人,在实践一人一票搞民主,又一次被认为最适合担负起中国未来的命运。”
  • 城市有城市的价值,我赞美乡村时也并不全然否定城市的。城市和互联网一样,是人类合作精神的伟大产物。我只是希望我们建设城市的时候,不要失去乡村。不要只见城市而不见乡村。没有乡村的城市化没有未来。
  • 面朝黄土背朝天,是许多农家子弟的噩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自小便被父母鞭策必须逃出乡村。在我的乡村老家,这一苦楚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年小型机械化在当地很流行。农民种地不再像过去那般辛苦。但是种地成本也因此增加不少。
  • 我的学生里也有些去做村官的。我想它首先是一种就业,这是学生自主选择的,不同于当年的上山下乡。他们能下到乡村,当然也扭转我说的农村向城里单向流动的一个细节。我担心的是,这些人是否能够实现他们在乡村的价值。当然,事在人为,无法统一而论。
  • 中国未来在人心,中国乡村的未来同在人心。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建设乡村,当国家政策不再如今天和过去巧取豪夺,乡村自有未来。望不见童年的人希望能望见故乡,因为童年注定是回不去的,而故乡是标刻时间的所在。故乡沦陷,过去的时间也就终结。我们痛惜故乡逝去,也在于此。故乡不只是土地,更是生命。
  • 没有土地,农民就没有灵魂。中国的房地产也是没有灵魂的,因为我们的房子建在不属于我们的土地上。
  • 污染自东部向中部扩散或者转移。和城市不一样的是,农民对于污染还不能有效的抵抗(像厦门与大连一样)。有关污染方面的治理,有赖于政府的作为。如果政府官员只顾政绩而与资本合谋,污染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治理。这方面,真正的希望还是在于地方民众是否具有决定地方官员去留的权利。
  • 赋权于农民。一是土地权,二为参政权。
  • 以我的见证,农民的生活比以前要好些。这不是因为农业收入提高了,而是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了城,打工赚钱比种地要强很多。当然,这并没有改变“农业真危险”。
  • 我没有翻过法国的乡土教材。印象最深的是我去过一些小城,那里会有关于本乡本土的书籍。昨天下午,我和陈丹青、梁文道等师友在桂林时还谈到这个问题,即我们的教村缺少地方记忆。这也是我在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里着重谈到的。没有地方记忆,我们就不知道故乡从哪里来,不知道中国向何处去。
  • 中国百余年来的城乡关系,都是农村不断向城里输送人力物力财力,是一种单向流动,即我说的“鱼笱效应”。在此效应下,农村衰败势所必然。要改变这种状况,改变这种单向流动,关键在于让农村能在政治上自我设防(不能只是城里人制定政策),能吸引更多人回去。具体到城市化,就地城市化是个很好的出路。
  • 乡村的沦陷,一个整体的感觉是故乡成了回不去的地方。这种感觉时常不只是从乡村出来的人会体会到,城里的人也会体会到。具体到乡村,有很多方面,最直观的体验包括美好东西的逝去。比如我书里提到的树与文化的消逝,渐渐逼近农民的污染等等。但最主要的是,是农村整体上的不设防。
  • 我几年前去过华西村,它和我关注的农村不一样。包括南街村,小岗村也一样,已经成为政治样板村。我关注的是平凡无比的不为所多人所知的村庄,而它才是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村庄。
  • 我在书里对比了法国农村的景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学者也开始感叹乡村的消逝。那是二战以后法国城市化最厉害的时候,许多人进入城市。到了八十年代,法国农村也开始繁盛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了乡村。乡村不只是一个生产的地方,而且成生活的地方。中国将来也会朝着这个方向走,而且已经开始。

栏目标题

更多
总编圈
  • 微博在线
  • 对话熊培云
消息加载中,请稍候
消息加载中,请稍候

栏目标题

更多
简介
熊培云
《南风窗》驻欧洲记者(主笔)。《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专栏作家及社论作者。其文字,自由、明辨、宽容、温暖,近年来在《南风窗》、《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周末》、《亚洲周刊》、《信报月刊》、《凤凰周刊》、《散文》等海内外知名华文媒体发表评论、随笔千余篇。
  2005年和2007年,以其理性且有情怀的思想、温和而向上的力量两次入选世纪中国网友“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致力于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进步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的中国与世界。
  《自由在高处》 《重新发现社会》《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作者。…[详细]
活动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