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心怀忧患,是公民对社会尽责的一种方式
系列
学者
“当正义与非义交战时,知识分子不能以中立者自居。” ——以赛亚·伯林
  • 谢晖师兄 ,法学名家,出身贫寒,勤奋好学,终成名家。当年常见他手捧一本书,绕着西北政法大学老校区的操场转,口里念念有词,颇似和尚念经……修成正果了//@法律人王学堂:我师兄说的
  • 看了周琴案以及言论“戴套不是强奸”的逻辑后,就再次掂着谢晖教授的法制和法治区别——前者是堆积制度,以权力推动;后者是推进制度,以权利推动;想想现实的种种,无语……
法律的灵魂是德性
法治就是要设法把道德纳入法律麾下。
不能独立的司法也就无法监督。
一个国家当局对法律的违反,远甚于公民个人对法律的千万次违反。
值得警惕的是以非法的方式重视法治,以反人权的方式重视人权。
无外部制约的“集体”专横,更恶于一人专断。
没有有效的制度制约,个体的道德自觉一般是不靠谱的。
一个国家,最可怕者,制度虚设,领袖恣肆,国民无着。
没有实效的制度,不但疲软自身,而且败坏人民。
制度不善,所谓“维权”,大率意味着自寻苦难。
制度有德,德性自现;制度不德,德性沦陷。
“圣人”仰得,学不得。因为自由社会只有“中人”、“常人”。
世间从来混者居多,混与不混,取诸己,不取于学校。
人的成长是克服动物性的过程。有些背景下,也是还原动物性的过程。
自立自主是生命的本真,但自命不凡却是一种病。
资本主宰新闻固有弊,政治集团主宰新闻更可怖。
有道理地指责自己、指责“百姓”,与指责当局同样重要。
市民社会不得畅达,乃是国家包揽一切的尴尬。
我国历来的反抗,乃是抗暴(政),而非抗道(文)。
“五四”以来,抗暴与抗道并行,政治中国一盘散沙,文化中国涣然不存。
文化不会毁灭在官方的刺刀下,它周行于公民的日常行止中。
思想者的伴侣是寂寞,这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特立独行,不随流俗。
关于学术
亟待新辈学人横空出世
  • 不少人说贺卫方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看怎么看待自由主义了。倘从消极自由视角看,他的角色似乎不合。我更愿意把他和苏力共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知识分子”。法理学界真正堪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就其成果(而不是行为)看,大概清华的许章润、江山、高其才更符合。在这里,清华和北大已然两派。
  • 自由在学术层面,端在如何看待自己的论敌。把论敌贬得一钱不值,似乎天下惟有己说高明,敌说皆胡说八道,则学术自由精神必流放蛮荒。昔伏尔泰、狄德罗对卢梭的肆意贬斥、丑化,可谓明证。好在西学因体制护佑,终未扼死卢梭,反倒因卢梭而弘扬、巩固了批判主义政治哲学之立场。至今影响所及,惠于天下。
  • 学生来信,谈及几份所谓“业绩”,赞曰:“老师真能坚持,让我们佩服。”回头思过,却冒出如下想法:我们生来此世,本身面临荆棘密布、灾难频发,唯有坚持,才可能让荆棘成画卷,让灾难成诗篇。
  • 囿于基础、学识、经历,我辈(45—65)法律学人之学术境界,似已至此,很难再进。神州亟待新辈(30—45)法律学人横空出世,赓续前辈,超迈陈学,为法治演新境,为法学绘新图。
关于教育
文科的功能被糟蹋
  • 一位出身于管理学,目前担任人文学科领导职务的朋友说:在其最近学习期间得知:按学科分,近些年犯罪错最多的是学习工科和法科的人。他认为原因是这些学科的学生人文知识和素养太差了。果真如此吗?
  • “思想政治”的特点是拿“人文修养”来说话,却把制度因素轻飘飘抛诸脑后。而所谓的“人文素养”,特别是“催泪教育”,站在现代法治立场上,并非符合主体性的“人文”要求。
  • 昨天在这个小城的公交车上,听见几位中学生谈论:一定要选择学习理科,只有傻X才学文科。理科会让人理智,文科会让人糊涂。几位学生纷纷称是。听罢,深感当代吾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几乎全盘糟蹋了文科应有的功能。
  • “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表示……会商工作也会关注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陈独秀、李大钊老师、傅斯年、张国焘“同学”……当年思想、甚至行为都很偏激,不知蔡元培先生找他们“会商”过没有?
  • 或许所有的老师都不喜欢叛离其思想主张的学生,如孔子之于樊迟,柏拉图之于亚里士多德等。老师的教化职能在文化结构上已然布置了学术专制、乃至政治专制之幕,所以,如何自由地宽容,乃是需要重塑教育的一个大问题。教师既不希望学生脑中的小草自由地疯长,又希望学生能够学会宽容,这是个二律背反。
  • 他们的侥幸心里更严重些 因为他们一个认为自己智商超常 一个认为自己最知道犯罪的底线 俗话说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 要填饱肚子学工农医商科,要填充脑子学理科,要抚慰心灵学文科。但是在天朝,不管学什么,只要学的是上头教的东西,那就既吃不饱饭,也解不了惑,更别指望心态清宁,最后只会变成一条废柴。
关于司法
“司法独立”首先是内部的独立
  • 所谓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归根结底,要演化为一种打官司就是寻求“力量对比关系”。因此,“打关系”之说,废弃了恒定的法律力量,演变为诸种力量——经济、政治、社会甚至学术力量的博弈。沪上一位兼职律师的教授在研讨会上曾谈经云:对方找来了厅长干预案件,我则找来一位副市长压他。可谓一例破的。
  • 法学界在关注司法问题时,对各级、各类纪检委处理案件的内情关注很不够。我以为,这是一个重大、严肃的课题,也是目前中国法律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影响的不仅是法治和宪政的一般原则,而且是案件处理的细枝末节。不正视纪检委秘密办案的方式,法治就只能是学者们笔下的梦呓。
  • 回博友:我国目前司法中一些败坏法律、为所欲为、不负责任、不受监督的现象,恰恰是司法不独立的结果,而不是司法独立的结果。有些人喋喋不休地强调只有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监督是危险的,其情可以理解,但其理根本不通。因为没有在法律约定下的司法监督,就根本不存在所谓司法独立。
  • 回博友:“司法独立”首先讲的是其在公权体系内部的独立,是权力分立或分工这一宪政约定框架下的独立,其次才讲的是针对公民个人的独立。至于在公民的政治抉择面前,独立的司法尽管可以作为(如美国布什诉戈尔选票案的裁断),但只限于和平时期,对于激进的政治变革,它往往无能为力。
  • 二十天前,最高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意味着大陆中国指导性案例的隆重出炉。在党国体制下,纯粹靠法院内部的小改小革,指导性案例能否带来人们翘首以盼的司法公正?程序正义?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事。贺卫方当年孜孜以求的借司法改革通达政治改革的美妙思路,如今只是一条绝路……http://url.cn/15NZ6a
关于法治
应鼓励公民依法抗争
  • 姜瑜:“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法律关注动机,但决定法律行动的是行为。以动机做挡箭牌,而罔顾法律,是法之悲哀,更为国之悲哀。法治不彰,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可谓原动力。
  • 回博友:法治或制度本来是在规范前提下,由观念、主体、行为、反馈构成的统一体。有了规范之后,和规范配套的其它要素远离规范,只能是规范与实践变成两张皮。尽管如此,鼓励公民依法抗争,维持对政府的法律压制仍在另一层面弘扬法律文化。对法律的嗤之以鼻,只能说明国民因执政者堕落而堕落!
  • 法律不能融入民生,它就只能是人们交往行为的外部制约(甚至这种制约也难以奏效),法治因之也是梦呓。当下举国上行下效,皆视法律为外物。当局高调“依法治国”,可政治、行政、乃至司法程序每每弃法律如撇履;公民誓言“依法维权”,可法院裁决一出,即刻走拦轿喊冤之路。于是法治被民生放逐和解构。
  • 回博友:没有法律和法治,民主不过是再上演一次“文革”而已。作为制度的民主,向来以法治为工具理性。否则,民主失去法治,就失去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工具效力。
  • 回博友:政府作为执法者,如果一旦给它开了可以在法律之外作为的口子,哪怕这“口子”借着道德的由头,都会是毁坏法治大堤的蚁穴。
关于道德
法治即为德治
  • 何以“人类一思考,上苍就发笑”?因为人生来就不是自然的宠儿,不是上苍的精灵,而只是自然的“赝品”。所以,人类的一切思虑,必需自然精神和自然法的制约。人类一旦把自己不当地置于道德优先的地位,不论他是个人、组织、抑或执政者,只能做出更多让上苍不断发笑的事儿来。无他者制约,人皆恶魔。
  • 回博友:在国家层面,只有法律的道德,没有法律外的道德。否则,不但不法,而且不德。即便国家要关注一种新道德,也必须设法把它置于法律层面时才有可能。请注意我的前提约定——“在国家层面”。在应然层面,在国家视角,法律与道德没有界限。国家把道德和法律的界线划分过清了,只能以道德败坏法治。
  • 告友人:法德不能并举,法治即为德治。纯粹的善,只属于个人权利领域,任何人无权进入,可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如今党国体制,动辄搞什么“德治”,乃是过分相信了自己的“德”而忽略了公民的权利,从而也放逐了通过法律的“德治”……
  • 再回友人:国民操守“中德”就足矣,世间也没有什么“圣德”之人值得人民拥戴,人民所拥戴的,是在法治前提下,对“圣德”的充分自治——可趋鹜之,可拒绝之,任何个人和政府都没有资格强制公民守“圣德”,这即是所谓“消极的自由”。
  • 专制以至上的美德,换取普遍的无耻——教化伦理与拍马回报;民主以普遍的无耻,换来一般的美德——契约伦理与利益互惠。
关于自由
自由对专制大不易
  • “人生来是自由的”这一判准,很受欢迎和追捧,但对之不做出理性的约束和修饰,它不过是“人生来是专制的”同义语。自由对专制之大不易,常源于这个判准及其实践形态的乖张。
  • 征诸以史,自由战胜奴役、民主淘汰专制的事实,在人世间只是个别;而奴役征服自由、专制践踏民主的事实,却呈一般形态。缘由无他,其本在于“‘人生来是自由的’和‘人生来是专制的’实为同义反转”。号称代表自由的一方获胜后,没有民主制度予以规约,自由的弄潮儿们必会“自由地”为自由安排枷锁。
  • 倘“人生来是自由的”和“人生来是专制的”实为同义反转,则实践上把两种同义表述变成“人生来是自由的”这一义的,就只有法治制度了。可见,否定制度对历史,乃至对人的塑造,至少是不全面的。
  • 在制度上,“奴役”不过是制度允诺以“我的自由”遏制、压迫“你”和“他”的自由;而“自由”则是制度厉行“我”、“你”、“他”的自由相互节制。
  • 消极自由观下,衡量自由与否的基本边界是请求。在法定秩序下,公民无请求,政府勿擅入。所谓“私家重地,非请莫入”,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所表达者皆为此理。“训政”的出发点是想教会国民这些理念,但很遗憾,这一出发点自身却违背了前述理念的要求和逻辑。啼笑皆非者,莫甚于此也!
  • 好心没好报,通常是国人对善行被误解的怨言,可站在消极自由观,这很正常。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奉行者为积极自由观,言外之意,己所欲者,可施于人。但消极自由观的基本理念是:“己所欲者,勿施于人”。在一个需要施救的社会,此观念虽有弊端,但比助民“训政”,而己不正要强出许多。
关于人心
上行下效,自古而然
  • 不论官媒私议,皆云当下吾国人民浮躁。岂不知种种浮躁,大体来自官方的示范。以gdp为宗旨的实利追求,以金钱为一切的价值标准,着实将全民推到了一份钱财,一份精神,没有钱财,精神沦丧的境地。因此,与其厉声谔谔地教育人民如何戒除浮躁,不如官方认真反思数十年的所作所为。上行下效,自古而然。
  • 集权体制下,所有人的生态模式只是生存,不是生活。越靠近权力中心,人格扭曲越严重。对上奴颜卑膝的必然反弹和发泄,是对下颐指气使。生活的生态样式,是每个人在约定前提下,按自己意志行事;而生存的生态样式,则即便有了一般的约定,极权仍随时打破这个约定,让人们不得不生存在丧失自我的情境中。
  • 目下中国左、右两派的交锋或表演,仍然围绕着一个主子转圈。稍微离开主子半步,都陷于闷不做声之境。在这个意义上,激进的“左派”和同样激进的“右派”,不过都在扮演着“保守”的角色——不是文化保守,而是政治保守。道德上的相互指责,不过是兄弟阋墙。这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颇值深长思之!
  • 我决不相信,一群出口成骂、出言即脏的人,会是自由的信徒,会是民主的走卒,会是普世价值的坚定信仰者,会使顶天立地、大写的人。但我愿相信,这群出口成骂、出言即脏的人,在叙说或咒骂他人、敌人、国人如何不堪,只会匍匐下跪、只配做奴才时,倘有主子给其些微恩惠,也只会自然感激涕零、俯首称谢。
关于国家
彰显自己的主张和个性
  • 最近几天,英美情报机构与卡扎菲政权前些年亲密合作、出卖反对派给卡扎菲的新闻不断披露,昔日他们之间的深情款款与今日英美法鼎力支持反对派,对卡扎菲及其支持者狂轰滥炸,让人深感道义的力量在国际关系中几乎不存。多年前,我有“内国民主、国际专横”的文章分析之,数年过去了,如今却愈演愈烈。
  • 有人对外哈欧美,与对内哈当局基本奉行一样的逻辑:凡权势者,都值得捧之哈之。对照欧美世界之于国内坚持民主、自由、人权、博爱、法治的举措,批判此岸当局所做尚欠妥,鄙人诚服于心;但对照欧美世界在国际事务上的蛮横强霸,也非要说其所作所为,代表正义,鄙人深厌恶之——欧美不是全人类的天使。
  • 回博友:欧美政府只是欧美人的天使,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全人类的天使。此岸面临的尴尬是:当局公然做“自己人”的魔鬼……
  • 北约顺利地完成了其肢解苏联、南联盟,瓦解***世界,使本来一盘散沙的***世界更加分崩离析,提早推进“从文明的对抗”进入到“文明的霸权”。如此,也就可以顺利地腾出手来,调转枪口,对付新兴的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美在南海的软硬兼施,在东北亚的肆无忌惮,在西藏的指手画脚,可谓明证。
  • 如上问题,无论如何,应当被关心国际前途和国族命运的人高度关注。对一个大国而言,对一个需要彰显自己主张和个性的民族而言,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加甄别地复制别人的文明成果,而将自身的文明成果付之一炬、付之一骂,只能宣告自身的脑死亡。在自身文化毁灭前提下,逻辑上不存在文化包容和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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