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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不相信,一个迫使女仆给他端尿壶的人会真诚地抱有基督教的、哲学的和人道的信念。”——托尔斯泰致罗曼·罗兰的信

《战争与和平》电影海报

俄著名画家列宾的《托翁犁田》

1901年,被俄宗教当局开除教籍,反获民众高呼“万岁”

1901年2月24日,俄国最高的宗教机关——宗教院公布了开除托尔斯泰教籍的决议。但出乎沙皇预料的是,把托尔斯泰革出教门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俄国各地激起了抗议浪潮。宗教院决议公布当天,莫斯科鲁别扬广场即有几千名大学生和工人集会,高呼“尼古拉耶维奇万岁”、“向伟大的人致敬”等口号,并出现无数讽刺当局的匿名诗。人们通过写信、派代表团、发表演说、打电报、献花等办法,向托尔斯泰表示慰问和支持。

民众的拥护其来有自——1883年6月,俄国文坛领袖屠格涅夫临终前西,勉力支撑着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言辞哀婉的便条,以垂死的口吻劝说托尔斯泰:“我的朋友,回到文学事业上来吧!须知您这种才华只能用在这方面,用在别的地方那就另一回事了。”但最终,屠格涅夫只能“惋惜”地看着托尔斯泰在“关怀社会”的路径上越走越远,一去不归。

这是一个视文学为生命的人和一个把俄国的良心扛在肩上的人之间的终极差距。

1908年80寿辰,被革命领袖列宁批判为“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1908年,托尔斯泰80岁寿辰之日,革命领袖列宁不合时宜地以一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作为“寿礼”,尖锐地批判了这位德高望重的思想家。

文章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提出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饼子。’”

进退失据:沙皇不需要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革命领袖也不需要

沙皇不喜欢托尔斯泰情有可原,因为在屠格涅夫劝说托尔斯泰“改邪归正”之时,托尔斯泰也正规劝沙皇放弃专制统治和暴力镇压。革命领袖的嘲讽与挖苦,则显得相当耐人寻味了。

1890年写就的《天国在你心中》一书,或许是答案之所在。

托尔斯泰在书中写道:

(那些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博学的、被人们“当作圣贤与有学问的人”)长期对农民与下层百姓进行了欺骗与误导。一,从童年就开始,乃至通过义务教育、普及读物和书籍,对他们灌输为了国家,拷打与杀人是允许甚至是必要的;二,向已经沦落为凶手的人灌输执行这样任务是神圣的光荣职责,既不违背道德,也不与基督教教义相矛盾。而且,实施这样教育的却是“那些基督教的和道德的传教士们,青年的导师们,甚至是那些到处可见的善良的、有才智的父母”。他们还给自己“赋予一种特殊的、神奇的重要性和庄严,他们是这样沉醉与自己假想的尊严,以至于再也不知道他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另一方面,杀人者“使尽可能多的人来承担杀人的责任”,“参与他们所允许的犯罪”,“防止人们发现他们自己对于那些最残酷行为所应负的责任”。比如,最明显的是:挑选公民担任陪审员,当兵,或者作为选民、代表参加立法议会或政府。当有人需要犯罪的时候,国家机器就由第二部分人决定犯什么样的罪行,第三部分人批准犯罪,第四部分人提议执行犯罪,第五部分人报告犯罪,第六部分人做出最终判决,第七部分人执行这一犯罪的判决。于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没有人对此负责任。

对“国家犯罪”深怀警惕的托尔斯泰,提供给俄国的未来之路,是依赖个人的良知来改造社会,要求每个人都要负起其自身的道德责任,包括沙皇,也包括革命者。这样一条“非暴力之路”,显然不为革命领袖所喜。

所以,革命领袖对托尔斯泰的处理是分两面的,在嘲讽其为“歇斯底里的可怜虫”的同时,又着重补充说:“俄国无产阶级是托尔斯泰遗产的继承人,必须进行斗争,使他的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


《安娜·卡列尼娜》中文版

另一幅列宾描摹托翁作品

列宾作品:躺着看书的托翁
托尔斯泰素描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出身名门贵族,父亲曾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母亲是公爵之女。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是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他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但除了迷恋哲学以及道德哲学外,对其他并不感兴趣,曾多次退学。23岁时,他志愿到高加索服役,后来还参加过克里木战争,作战十分勇敢。

托斯泰十分强壮,按茨威格的叙述,他有一副足以活到100岁的硬朗身体,游起泳来像条鱼,骑起马来像个哥萨克,67岁还能学会骑自行车,70岁还是溜冰健将。80岁还在保持锻炼的习惯。托尔斯泰是一副忧郁的俄国农民长相,从不在意自己的装扮,脸上永远是一副浓密的大胡子,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的面孔是瘦削的发黑的严厉的,仿佛用青铜铸成。他的那双小眼睛,发着灼人的野兽般的光”(蒲宁语)。

艺术家们对托尔斯泰的评价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托尔斯泰被认为是人类史上最顶峰的几个人之一。

法国著名小说家莫泊桑看过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后,慨叹自己的全部活动毫无用处,自己的十卷书全无价值。

人们常拿来跟托翁比较的另一位俄国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称“《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白璧无瑕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没有任何一部可与之相比”。

柴可夫斯基称一生最感动的时刻就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坐在他身边听他歌曲流下了眼泪。另一位俄国艺术巨匠列宾则曾为了捕捉托翁耕作的场景,暗地里在波良纳庄园偷偷观察了托翁三个月。

关于托尔斯泰作品的论争

托尔斯泰的文学才华无疑是第一流的,但关于作品风格和道德倾向,则还存在许多论争。苏联著名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就曾说“托尔斯泰的道德观是错误的,他不应谴责安娜· 卡列尼娜。他很清楚。那是他的莫斯科姑妈们的道德观。真可怕!”,现代派的作家也都往往更欣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激情的人生、深刻的宗教和悲剧性的感情体验。但不管怎样,公认的一点是,托尔斯泰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是难以模仿的。

“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将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人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尽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摘自托尔斯泰笔记

列宁对托尔斯泰是实用主义两分态度

去世前夕收到革命者匿名来信:我祝您死得平平安安

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收到了一封革命者的匿名来信。

信里说:“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不同意您所说的人类关系只需通过爱来改善。除了从小受到百般呵护、不愁温饱的人之外,谁都不会说这种话。对于那些从小挨饿,一辈子都在暴君的压迫之下呻吟的人们,您又该说些什么呢?他们要战争,他们要设法摆脱奴隶状态。”

“在您去世的前夜,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告诉您,世界将再次血流成河,财主们,不分男女老幼,他们将一再地遭到屠杀,碎尸万段,世界将再也不容他们造孽为害。我很抱歉,您不能活到那一天了,否则,你就可以亲眼看到那个见证,从而承认您说错了。我祝您死得平平安安。”

高倡“勿以暴力抗恶”,被视作“拖了革命的后腿”

信是匿名的,有人猜想作者可能是列宁或者托洛茨基;当然,更有可能仅仅只是一位普通的革命者。

——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倡导、呼吁“不要杀人”和“勿以暴力抗恶”时,俄国的社会矛盾也正激发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作为一个贵族出身,受过良好教养的知识分子,托尔斯泰展示出来的博爱,越显出其广阔,越能够打动民众,倡导暴力推翻国家机器、重建理想社会的革命者就越发感觉他拖了革命的后腿。

故而,列宁与普列汉诺夫,这两位革命阵营内部政见南辕北辙的革命领袖,不约而同地撰文批判了托尔斯泰。

革命领袖猛烈批判下的托尔斯泰,终究还是愈走愈远了。在《天国在你心中》一书中,托尔斯泰喊出了“暴力即是恶”的口号——即使为了铲除暴力之恶也不能使用暴力,因为铲除暴力的暴力也是恶。如果以暴制暴,最后仍然是暴力统治,仍然是恶的世界。

老人甚至于成了政党政治的反对者:“不管哪个党上台,若要保住政权,它不仅必须利用现有暴力手段,而且还必须发现新的暴力手段。”

希望之火不灭:非暴力谱系20世纪开花结果

历史留给托尔斯泰的,是无尽的失望:他去世后的这一百年,他梦想的“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不仅没有实现, 反而是战争、暴力革命随着先进武器的发明、极端思潮的泛滥席卷了全世界。

但是,他的预言也是正确的:以暴制暴并不能解决问题,当年批判他的革命领袖,最终也没将其道路一走到底。

无教训,则无进步,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托尔斯泰的“非暴力”思想在其生前未能被历史解难,在其身后,却终究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渐获世人认同——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们所实践了的理想,也正是托尔斯泰当年的理想。

——他们之中,甘地是与托尔斯泰通过信的学生,马丁路德金从托尔斯泰著作中获取了灵感,曼德拉最喜欢的一部小说则是《战争与和平》。

“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将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人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尽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


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南非民权领袖曼德拉

缅甸民权领袖昂山素季
托尔斯泰与甘地

托尔斯泰“勿以暴抗恶”的思想,对于20世纪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其中受影响最大,也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印度“圣雄”甘地。

1908年,托翁在致印度人民的公开信中谴责了英国殖民统治,宣扬“勿以暴抗恶”原则,鼓励印度人用“爱的原则”拯救自己。在英国念书时就喜爱托尔斯泰的甘地大为震动,于1909年开始与托翁书信交往,直到第二年托翁逝世。

深受托翁感染的甘地在南非建立了托尔斯泰农场,接受了“勿以暴抗恶”的思想,被罗曼罗兰许为托翁圣火的传人。

“非暴力”思想的实践

甘地以政治家和政治实践者的身份将托翁的精神付诸实践。在印度,他多次开展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给予非暴力斗争以各种形式:抵制英国立法机关、法院和学校,抗税、手纺车运动、总罢业、罢工、谈判,乃至自愿入狱,而绝食则是最后的武器。

甘地一生绝食十八次,计140天,被捕入狱十五次,在狱中度过2330天。他感染了印度各个阶层的人,唤醒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结,投入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洪流中。并最终取得了成功,成为20世纪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

 

“实际上只要武力抵抗被容忍,爱的法则便没有价值,而且也不可能有价值,如果爱底法则没有价值,那么除了强权之外,任何法则都无价值了。”——1910年9月托尔斯泰离家逃亡及病殁的前日,给甘地的最后一封信。

“这,就是我的计划。去做那个应该做的事情吧,去迎接将要迎接的东西吧……一切为了造福于他人,而主要的,是造福于我”。——托尔斯泰出走之日的日记

托尔斯泰晚年作品《复活》

反映托翁晚年的电影《最后一站》

位于波纳良庄园的托尔斯泰墓

永恒的思想,惟需永不停歇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

后世有“托尔斯泰主义”这样的名词。大体内容有二:一是“勿以暴力抗恶”,二是不断的自我反省、自我否定,以求得自我完善。

在创作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托尔斯泰对自我灵魂的反思即已启程。这种反省,艺术上有之,但更多的则是思想上的。

51岁之际,如奥古斯丁与卢梭那样,托尔斯泰也写下了自己的《忏悔录》——“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已有五十年,除了十四五年童年时代之外,我有三十五年都是个虚无主义者,这是按这个词的本意来说的:既非社会主义者,又非革命者(就人们通常赋予这个词的歪曲涵义而言);虚无主义者,这就是说:毫无信念。”

进而,托尔斯泰否定自己早年的作品。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相比以往的作品,加入了更多的道德说教——更哲学,也更宗教。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已被抛弃。

——在他 早期的作品中,他更信赖不涉及道德说教的自然,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纯粹艺术的才能要比社会意义的才能高得多。而在晚期作品中,托尔斯泰走向了另一 个极端,他不仅对莎士比亚那样的纯艺术作 品深恶痛绝,而且为自己身上所有的莎士比亚化倾向公开表示悔恨。随着年岁渐老,他在道德上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包括自己的贵族出身,自己拥有的大笔财产,都成了托尔斯泰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的命题。

阿斯塔波沃:一个关乎出走、道德与自由的永恒之谜

俄历1910年10月28日凌晨,列夫·尼·托尔斯泰突然决定离家出走。慌慌张张备车,急急忙忙逃走,在黎明前的夜色中,白须冉冉的老人离开了自己生活了80多年的故乡,美丽的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庄园。

八十二高龄,还有俄罗斯酷寒的冬天。出走第三天,在开往乌拉尔方向的火车上,托尔斯泰肺部感染,体温猛然升高,不得不在一个小火车站下车。托尔斯泰被人们认出来,引发了巨大的骚动,他的妻子、家人赶来请求他的原谅,并恳请他回家。但一切为时已晚,7天以后,在一个叫做“阿斯塔波沃”的火车站,托尔斯泰溘然长逝。

为世人的苦难背负十字架,为个人灵魂的自由而死

对托尔斯泰晚年的最后一次出走,一直众说纷纭。最流行的说法是:

“他只有一个念头,离开家,离开坐拥几百公顷土地的家庭,离开可以保有无限创作版权的书斋,离开私有制,离开罪恶……”

但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托尔斯泰妻子索非亚的日记中的记载也许更为可靠:

“我把我的一切都交了出来:财产,作品……只把日记留给了自己。如果你还要折磨我,我就出走,我就出走!”

这是托尔斯泰在索非亚想尽一切办法索看他的日记的情况下发出的怒喊。自结婚开始,直到晚年,夫妻间围绕着托尔斯泰的私人日记的战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了有一份只为自己而写的日记,托尔斯泰费尽了心思,伤透了脑筋。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得不把日记藏在靴筒里,这样情形,托尔斯泰自己也觉得滑稽。但是,最后还是被索菲亚翻了出来。索菲亚又要求看他其余的日记,他坚决不允,把他最后十年的日记都存进了一家银行。索菲亚为此不断地哭闹,她想不通做妻子的为什么不能看丈夫的日记,进而固执地认为:此事只能有一个解释:那里面一定写了她的坏话。

在托尔斯泰出走的那个晚上,索非亚又偷偷地翻寻了托尔斯泰的文件。

也许这才是历史的真相。托尔斯泰毕生为世人的苦难忏悔和背负十字架,最后时刻则为个人灵魂的自由而死。


托尔斯泰晚年照片

托尔斯泰晚年照片

托尔斯泰晚年照片
托尔斯泰为何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于1901年,托尔斯泰逝世于1910年,但托翁却毕生没有领到诺贝尔奖。这被视为诺贝尔奖史上最大的疏漏之一。当首届诺贝尔文学奖没有颁给托尔斯泰而是给了法国二流诗人普吕多姆时,引起了舆论界巨大哗然。

四十二位瑞典作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质疑为什么不是托尔斯泰获奖。瑞典文学院给出的解释是托尔斯泰落选原因在于他对道德持怀疑态度,对宗教缺乏深刻认识,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这种说法自然是十分肤浅的。

对于托尔斯泰个人而言,落选诺贝尔奖似乎根本无所谓,就当时而言,托尔斯泰的名声比刚成立的诺贝尔文学家名声大得多。他甚至庆幸没有获奖,因为不至于带给他烦恼——他将会把奖金捐出而他的家人必将跟他发生矛盾。

托尔斯泰也曾托人致信瑞典文学院明确希望不要把诺贝尔奖颁予他,因为他当时已经否定了自己早年的作品。假若瑞典文学院真的将诺贝尔奖颁予托尔斯泰的话,他可能成为比萨特还早的放弃领奖的诺奖获选者。

托尔斯泰的遗嘱

1910年7月22日(俄历),托尔斯泰背着家人,坐在森林深处的一个树墩上,膝盖上垫块硬纸板当书桌,写好遗嘱,签好姓名。遗嘱明确规定,他过去和今后所写的一切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字,无论是否完成或发表,也无论现在何处,在他身后一律归小女儿亚历山德拉掌管, 万一她比父亲早逝,则归长女塔季娅娜掌管。她们将实现他的宿愿,完全放弃版权,使这宗遗产为全民所有。

“西方文明崇尚武力和物质,违背了人类文明的永恒法则,迟早要毁灭。中国文化崇尚道德,不应该模仿西方。”——托尔斯泰1906年致辜鸿铭的信

托尔斯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共鸣

托尔斯泰本人对中国有着相当的了解,据统计他曾读过三十多种跟中国有关的书。他对中国的哲学——孔子、孟子、墨子以及老子有很高的评价,撰写了《中国的贤哲》这篇介绍中国古典哲学的提纲,他甚至还亲自翻译过《老子》的部分篇章。在托尔斯泰63岁时他曾列过一个他读过后印象深刻的书目,就包括了孔孟的作品和老子,其中《老子》属于其印象最深刻的十种书之一。

在晚年首次接到中国学者的来信后,托尔斯泰非常高兴,他复信中提到“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和哲学(虽然作为一个欧洲人,还非常不全面),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和对他们著作的注疏家。我特别服膺受到孟子反对的墨翟的学说。”——墨子兼爱、非攻的想法与其非暴力的想法有共通之处。在与中国学者辜鸿铭的通信中,托尔斯泰提到他非常钦服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崇尚,并且曾多次撰文抨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但同时他也忧虑,中国人的“暴力”倾向开始抬头,有用暴力以牙还牙的倾向。

受到托尔斯泰特别关注的墨子

托尔斯泰关于中国的语录

“……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1884年3月10日日记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他们有四亿五千万,几乎是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的总数的一倍以上。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托尔斯泰《论孔子的学说》

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在中国的沉浮

自1900年被介绍入中国以来,托尔斯泰一直受到广泛的尊崇。他的博爱精神、忏悔意识及对自我完善的追求,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但其非暴力思想与人道主义精神,却随着不同时期的社会意识,有着很大的沉浮。

五四以前,托尔斯泰被推许为“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知识分子视其为导师和领袖。五四以后,列宁对托其非暴力思想的批评传播开来,鲁迅也曾指出其人道主义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一面。托尔斯泰渐渐沦为“卑污的说教人”形象。

49年以后,受苏联观点的影响,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两面性被广泛接受。中苏交恶以后,对托尔斯泰的研究更是集中在对其伪善人道主义的批评上乃至于全面否定——反对“资产阶级人性论”。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成为“最危险的思想”。直至文革以后, 人道主义才重新获得正名。


青年时期托尔斯泰

中年时期托尔斯泰

老年时期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重要作品

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中短篇:《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忏悔录》 《伊凡·伊里奇之死》《哈泽·穆拉特》 等等

散论:《我不能沉默》《怎么办》《天国在你的心中》《什么是艺术?》

本期责编:丁阳 谌旭彬

“如同所有的贤哲,他知道什么东西给人以幸福和欢乐,什么东西剥夺和糟蹋他们。‘人们靠什么生活?’靠爱。靠情。靠劳动。靠真理。而不靠暴虐。不靠仇恨。不靠兽性的狠毒。”

“要知道,他是俄罗斯人民的良知,而且也不止是俄罗斯人民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良知。”

在参加了托尔斯泰的追悼会之后,帕斯捷尔纳克如此写道。年轻人当时肯定未曾料到:托尔斯泰所担忧但未曾来得及经历的一切,自己都将一一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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