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之后迅速取代国民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一直执政至今,成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一重要地位的取得,正是中共抗战时期在思想路线领域顺时应势的成果——

近代以来,生存危机将中国挤压到了学习西方与固守传统的十字路口;生存危机的大小则直接决定这两种倾向的极端程度。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也经历了这样的西方与传统的摇摆……

青纱帐里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
伪装成《建国真旨》在国统区发行的毛泽东《论新阶段》。在升起的太阳下,一名国民党士兵举着青天白日旗站在中国版图上。翻开扉页,则可看到印有头戴红军八角帽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黑白木刻头像。
  • [上篇]融入世界体系:中共在抗战期间摆脱共产国际附庸身份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固然有它的干部条件和思想基础,但是它是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按列宁的政党学说和组织原则,为实现列宁的国际战略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目标而建立的。

……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完全被限制在共产国际的范围之内。中共也不例外,他可以按照共产国际的理论方针策略对国际问题发表意见,但不能直接参与国际事务。多年来,中共是在与大部分世界隔绝的状态下存在和活动的。…[详细]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中国遇到空前的危机。但是中国共产党受到共产国际的制约,一度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重要口号。

中共的上述状况,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发生了变化。彼时,中国大势,世界大势,苏联和共产国际策略上的需要,中共自身策略上的需要,驱使中共一步一步地改变了自己的认识和政策,冲破了共产国际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世界大局之中。…[详细]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有一个小题目是“中国与世界不可分”。他说:“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
但在融入世界这个问题上,中共还有很大的保留。譬如争取外援的政策里,一个被强调必须坚持的基本点即是:要从阶级分析出发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分开,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主要是联合那些国家的人民。…[详细]
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报告,其重要内容是:……现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政策应该是:在各交战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在各中立国内,如在美国,是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抵抗侵略者,或者反对宗主国。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详细]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德战争打乱了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革命阵营的划分,坐待两群疯狗打架两败俱伤乘机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战略破灭。苏联人重新解释了世界大战性质,认为由于苏联参加,战争性质由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转变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相应地共产国际对世界的战争策略做了重大修改。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也做了重大修改。肯定美国等各种援华政策都是正义的,决定与英美联合,放弃了此前“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的原则。…[详细]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对反法西斯国家友好的言论,特别是赞扬美国。例如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其中有这样的话:“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这里竟把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事业做为美国已经进行了的事业的继承。…[详细]
在中共早期左倾反传统的狂飙中,连鲁迅也不能幸免,成了“双重的封建余孽”。
今年国庆节前,一部全新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将在国际主流媒体,面向世界观众播放,片长30秒,将由姚明等50多位中国各界名人来诠释中国形象。这一国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延续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本土化”过程中成型的民族传统。
  • [下篇]重拾民族传统: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自己的“中国化”
在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中,李大钊是比较稳健的一位。他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反基督教运动高潮中发表了一篇谈话,其中也有过“左”的言词,他说:因为基督教“流毒最广”,所以首先反对他。“随着必要也要反对佛教,或发动反对儒教和道教的运动”。看起来整个中国文化传统是要被抛弃“粉碎”的。…[详细]

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行动发展到极端的地步。不仅中国古代的传统被否定,“五四”的传统也被彻底否定了。

1931年8月5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的文章,其中说:“无产阶级运动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时仍须注力于铲除封建势力,但‘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详细]
1935年,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共产国际策略也随之改变。这一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人民战线”。大会期间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代表团起草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935年8月1日发表(通称《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的主张和口号。这对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来说是疏离的表现,从中国来说则是贴近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详细]
1936年下半年共产党人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一起发起新启蒙运动,共产党人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都参加了。关于这个运动的任务,艾思奇说“仍是五四时代未曾完成的任务。德先生和赛先生,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运动的性质,“第一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是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也可以说是民主主义”。这样,共产党人就重新肯定了“五四”的传统,并且认定当前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性质是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这样“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的“五四”又复活了。共产党的思想和文化政策同“五四”传统接上了头。这时候爱国主义成为政治口号广泛宣传。由割断传统到转向传统与传统衔接,中共党史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详细]
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派代表林伯渠参加国共两党的公祭黄帝仪式,参加黄帝陵扫墓礼,这在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祭祖。毛泽东亲写祭文,远绍先祖功绩。…[祭文全文]
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马克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气派”的提倡,受到共产党的、进步的学者和文化工作者的重视。……这些和过去共产党人高喊的“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口号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详细]

(1)1938年,艾思奇在《共产主义者与道德》一文中说道:“如果有人说共产主义者只是国际主义者,不能同时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此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不能谈民族道德的发扬,这就完全是一种公式的、形式论理学的曲解。”正是因为在思想理论上的这一突破,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蜕变成为了中国的共产党。这一转折至关重要,没有这一转折,中共就不可能在1949年取得执政地位。

(2)中国共产党由国际主义立场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的转变,由割断民族文化传统到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转变。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的,正是抗战,让中共完成了这一“凤凰涅槃”。

(3)作为共产国际下的一个分支,中共在建立之初本不具备完整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制定路线方针和外交政策方面,受到听命于苏联的共产国际的巨大制约。抗战改变了一切,中共在抗战中逐步从共产国际的附庸中脱离出来,深度融入了国际社会。可惜的是,抗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又中断了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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