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回顾现代中国之路,其涵义显然必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新的国家认同的出现,即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型;另一层面则是国家机器的新陈代谢——

正如中国共产党是在抗战过程中完成了对本党命运生死攸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为抗战做出巨大牺牲的国民党,也正是在抗战过程中埋下了日后从巅峰状态迅速溃败的因子……

凇沪会战:1937年8月---11月。图为处于淞沪战场轴心地位的闸北我军,在堡垒内抗击日军。
南京保卫战:1937年11月-12月。图为日军攻陷南京后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南京大屠杀史料28》)。
忻口、太原会战:1937年8月—11月。图为忻口会战时期中国抗日军队开上前线。
徐州会战:1938年1月到5月。图为牺牲在徐州会战战场的国民党川军小战士。
兰封会战:1938年5月到6月。图为1938年5月29日日军攻占商丘后,兰封一带中国军队奉命西撤。
武汉会战:1938年6月-10月。图为在武汉保卫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我国空军。
随枣会战:1939年5月。图为我第189师在高城 、塔儿湾一线痛击日军。
三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42年1月。图为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指挥员在观察敌军阵地。
  • [上篇]扩张: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势尤其是党员数量迅速膨胀

抗战头两年,军事溃退使国民党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基层组织和权力基础几近解体。武汉大撤退后,国民党清理党籍,要求全体党员重新注册登记,结果各省市注册党员人数仅及战前原有人数的一半。在战争的冲击下,原本涣散的国民党组织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党员因脱党、投敌以及其他因素而大量流失。到1939年,战前入党的52万普通党员仅余下28万多人。

……1939年开始,国民党采取大量吸收新党员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除了补充流失党员的空缺外,主要基于两个背景:一是对外面临中共的组织竞争;二是对内面临三青团的压力和挑战。抗战初期,中共党员人数由1937年的4万人,猛增到1940年的80万人,几乎与同期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相等。这激起了国民党的警觉和恐慌。另一方面,三青团势力在1939年以后迅速崛起,并与国民党党机器分庭抗礼。…[详细]
图表引自王奇生《战时国民党党员与基层党组织》,《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4期,下同。

就组织形式而言,40年代国民党的组织扩张和渗透程度也比战前大为强化。战前国民党的组织基础十分脆弱,省一级党部尚不健全,县以下基层社会很难觅到国民党的组织踪影。

……蒋介石训示,不仅各省各县党部必须普遍设置,而且县以下每一区须有一个区党部,每一乡镇(联保)须有一个区分部,每一保甲须成立一个党小组。1939年开始实行“新县制”后,要求乡镇一级设立区党部,保一级设立区分部,甲一级设立党小组。鉴于战前“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的缺馅,蒋一再强调要国民党组织向县以下基层社会渗透。…[详细]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内迁,国民党党员在地域分布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动。战前长江下游数省的国民党组织基础虽然并不深厚,但相对而言是国民党控制较好的地区。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首当其冲……战前国民党原有的党务地域基盘遭到严重摧折。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重心由东南沿海转移到西南内地。…[详细]
……教师、学生、自由职业者等都市知识阶层所占比例有所下降,政府机关公务员所占比例急剧窜升。这与战时国民党强制公务员一律入党有关。全员皆党,其效应等于全员非党。党籍变得无足轻重,甚至一钱不值。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国民党党员职业统计中,“农业”类党员比例占居第2位。这些“农业”党员显然不能视作农民党员。
与战前相比,战时国民党党员教育程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以城市中上阶层为党员主体的政党。党员大多具有良好教育背景。而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整体教育程度明显下降。但中央和省级领导人仍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省区并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教育程度的上下悬隔,有可能加剧国民党上层精英与基层党员的脱节。…[详细]
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10月。图为参加昆仑关战役的中国装甲部队。
枣宜会战:1940年5月-6月。图为此役殉国于南瓜店的国军上将张自忠。
豫南会战:1941年1月-2月。图为会战期间,中国军队指挥官在查阅地图,指挥作战。
上高会战:1941年3月-4月。图为棠浦战斗胜利后我第七十四军指挥员在官桥观察。
晋南(中条山)会战:1941年5月 。图为中条山中国抗日军队待命出击。
  • [中篇]溃败:国民党基层党组织的非正常扩张背后存在巨大隐患
国民党是1924年仿照俄共组织模式改组而来。俄共吸收新党员,一是必须通过基层支部,不能由中央和省县党部直接吸收;二是必须有预备期。1929年以前,加入国民党无预备党员阶段。1929年1月,国民党“三大”开始推行预备党员制度。1938年国民党临全大会后,预备党员制度被废止。…[详细]
这是国民党吸纳党员的正途。但战时基层党组织在征求党员时,大多敷衍形式,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求指标。…[详细]

这是沿袭战前的“特许入党”办法,通过这条路径入党的多为各阶层精英。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要求中央委员此后每人每月至少须介绍一人入党。

据一位战时入党者回忆:“国民党吸收新党员,有两种入党申请书:甲种,需要一个中央委员作介绍人;乙种,需要两个党员作介绍人。我于1940年夏在立煌(金寨)入党时,就是填的甲种申请书。我有一个同乡认识省党部负责人,从他那里拿来几张甲种申请书,要我填一张,由李品仙作入党介绍人(李本人当然根本不知道)。表送上前后,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问过什么情况,不几天党证就发下来,我就是一个国民党了。”…[详细]
抗战时期加入国民党者,大部分是走的这条捷径。1939年3月,蒋介石通饬全国各军事长官,全体官兵均须集体宣誓入党。抗战时期国民党400多万军队党员都是集体入党的产物。
集体入党方式随后由军队进一步推广到普通党员征收等其他方面。譬如:1939年,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于1年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届期如无党籍者,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详细]
以上征收党员的方式,在当时还算比较正规合法。实际上,国民党基层党部在征收党员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五花八门。从抗战中期开始,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扩大征求新党员运动,曾提出要创1000万党员的目标。……为此,中央组织部训令各省党部,将党员征求作为各级地方党部的中心工作,每年都向各省下达具体的征收指标,最后摊派到各县党部。县党部人手少,经费缺,县以下基层组织有名无实,下层农民又毫无入党热情,在这种情况下,若按正常途径和手续征收,势难完成征收任务。于是,各种征收方式,或强制,或欺骗,或利诱,或假造,花样百出。
譬如:在河北邢台,县党部以入“好人团”为旗号发展党员。为引诱穷人入党,报名时发给几升粮食,致使好些等米下锅的农民参加了国民党,有的为领粮食还替自己儿女、亲友报了名。有的村几乎全村参加了国民党;河南陕县有一位党部书记兼任中学校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全校学生名册上每人年龄加大10岁,全部造册吸收为党员。…[详细]
执政党征收党员到了摊派强制的地步,足见当时民众对入党之冷淡。征收资格漫无标准,征收方式如同儿戏,党员信仰有无不问,几乎来者不拒,党员质量随着数量的增长而急骤恶化。
《三民主义半月刊》在战后举行的一次有关党团问题的座谈会上,代表们亦慨叹“现在一般青年对党、团很不满意,甚至以做一个党员或团员为可耻。”尽管如此,国民党中央仍一味地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张。…[详细]
浙赣会战:1942年4月-7月。图为战役中轰炸我衢州机场的日军飞机。
鄂西会战:1943年5月-6月。图为陈诚(背立者)视察鄂西抗日部队,官兵们振臂高呼:“血战到底!”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12月。图为国军74军在常德会战中顽强阻击日军。
豫湘桂战役:1944年4月-12月。包括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三大会战。图为1944年4月19日,日军第110师团由邙山霸王城桥头堡阵地越过鸿沟进攻汉王城。
湘西会战:1945年4月-6月。图为参加“湘西会战”的中美混合航空兵第一团的美国士兵。
出征滇缅抗击日军的中国远征军。
  • [下篇]反思:战时国民党基层党组织形同虚设
基层党组织是列宁式政党最终的生命力所在。1945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党务检讨报告》中,用三句话概括各级党组织的特征:“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据当时国民党人的自我检讨,“下层虚弱”主要表现在“空”、“穷”、“弱”、“散”等几个方面。
1942年湖南省党部书记长在检讨全省党务工作时指出:“根据各方面报告,好些县份党的所属机构几乎都是空的,如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县宣传委员会、县妇女运动委员会等,无一不是徒具形式,空无内容,有的县份甚至下级党部都是空的,或虽有数字,而无此机构,或有此机构,而毫无工作……”…[详细]
战时一些县市党部每月的办公费仅够支付邮费一项开支,而一般区分部每月的经费仅相当于两块烧饼的价钱。经费缺乏使一些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休克和瘫痪状态。一些基层党工人员口出怨言,声称“一个为党工作多年的同志,死了都买不起棺材。”…[详细]
1946年贺岳僧分析国民党基层组织软弱瘫痪的原因时说:这十年以来,县以下的各级党部,可以说在事实上完全陷于睡眠状态,致党员不能与闻党事,也没有对党贡献意见与能力的机会。其所以成为此种状态者,并不是命令要它停止,而是这些党部一点也没有权力,毫不解决问题,同时在事实上也没有建议与弹劾之权。它的一切决议呈送到上级党部去之后,照例的是石沉大海,消息全无,因此遂毫不能引起党员的开会兴趣,以致党的活动就完全停止了。 …[详细]
1939年11月新上任的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承认:“区分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党的政策的推行,大部分要靠区分部的力量,但在事实上,本党区分部的组织,等于虚设。”据一位40年代曾在安徽省政府机关工作过的国民党员回忆说:“我自1940年入党后,除在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的区党部参加过两次党员大会外,就从来没有过什么组织生活。”…[详细]
1947年,程思远在检讨国民党组织现状时指出:号称数百万党员……大多数是挂名党员,平日绝不发生任何组织上的关系。因此,党不能在农村、工厂、矿山、作坊、铁路以及其他交通部门中建立深厚的组织基础,也不能在任何群众组织、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领导。这样的党,不会有任何战斗力量。所以今天的政权不是建立在党的基础之上,而是靠武力来支持。…[详细]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员腐化劣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而党纪的执行力度反趋弱化。战时为了加强党纪而增设了“党员监察网”,负责监督所在地国民党党员的言行,将违法乱纪者密报县监察委员会办理。但实际收效甚微。抗战8年间,数百万党员中,受惩戒的总计不过3400多人,其中永远开除党籍和开除党籍者1600多人。被开除党籍者中,90%以上是因为叛国附逆。换言之,战时只要不公开投敌充当汉奸,就基本上不会受到被开除出党的惩罚。事实上,即使充当汉奸亦未必被开除出党。…[详细]

(1)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承受了巨大的责任和压力。自1937年至1945年,国民革命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仅少将以上军官阵亡95人。

(2)在这种压力下,国民党的党组织规模开始急骤畸形膨胀。然而,与国民党高层的愿望背道而驰,党势的迅速扩张,并不意味着国民党组织力量的真正壮大;相反,由于滥征滥收的结果,国民党的组织更趋涣散和衰颓,甚至已丧失掉了一个现代政党最起码的机能和活力。

(3)这是一组鲜明的对比:抗战中后期,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整党整风运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国民党却只是一味地在大后方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充。作为总裁的蒋介石,战时除了一如既往地对国民党毫不留情地作一些道德训戒式的痛责外,并没有任何积极性的整党和清党举措。也许在蒋看来,国民党早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不堪救治。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才痛下决心对国民党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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