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这个词用错了
“国”与“民”并不对立。防止“国退官进”或者“民退官进”才是真问题。
 
政协的新闻发布会上,媒体问了一个憋了很久的问题:国进民退。而大会发言人赵启正明确回答:2009年,中国并没有国进民退。并例举了民企在过去一年各方面发展势头超过国企的数据,包括“在工业增加值方面,私营企业增长了18.7%,国有企业只有6.9%;就总资产而言,私营企业增长20.1%,而国有企业只增长14%;从业人数来看,私营企业增加5.3%,国有企业只增加0.8%;主营业务收入方面,私营企业增加18.7%,国有企业降低0.2%;最重要的是利润,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是降低4.5%。”

 

数据和人们的感受有偏差,原因何在?因为人们是依照案例而非数据来作出判断的,主要案例就是2009年山西私营煤矿被收归国有、以及“4万亿”等经济刺激投资大部分落到了国企手里。这些案例被报道很多,声势很大,所以人们有了“国进民退”的感觉。

 

然而如果仅仅从案例判断,我们其实同样也可以举出很多“民进国退”的例子。比如“通钢事件”,就是大型国企改制为民企,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那是因为意外,事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再比如广东省国有独资企业华强集团改制。绍兴也有地方政府大力扶持挽救华联三鑫这种明星民企的例子。

 

再回到这些“国进民退”的案例,山西煤矿兼并是因为矿难压力,有其特殊性;“4万亿”投向国企,也并不新鲜,信贷和投资偏向国企不是常态吗?诸多信息表明:在国家层面的大政方针,可以用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的一句话说明:“中央没有‘国进民退’的政策”。

 

既然中央没有统一部署,数据也不支持“国进民退”,那么如前面所言,“国进民退”只是对个案的感受。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2009年像往年一样,同时上演着“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的案例。

 

我们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进”、“退”只是正常的市场兼并行为,还会引人注目吗?还会让人得出“国进民退”(或相反)的结论吗?

 

不会。几乎所有我们举出的说明“进”、“退”的案例,都是因为有政府的影子在里面,造成了某种市场规则被破坏,才会走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从这个角度说,这些“进”、“退”的案例,虽然方向相反,但本质上是一回事。“4万亿”投向国企与地方扶持明星民企是一个原理,忽视民企产权的兼并与忽视国有产权的改制也是一个原理。

 

“国”与“民”本不该对立,“国”的背后也是“民”——全体人民。既然都是“民”,就谁都不该凌驾于谁的上面,也不存在民进民退的问题,只可能有此民(全体人民)与彼民(少数人民)的互相进退。而我们平时所说的“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显然不是指此民与彼民的互相进退,而主要是指此民(“国”)、彼民(“民”)与政府权力(“官”)之间的互相进退。比如国企改制,既存在政府放权的官退民进,也存在国资流失的国退官进。

 

所以“国进民退”是个用错了的词。防止“国退官进”或者“民退官进”才是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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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复杂一年”开启政经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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