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保部发布的最新数据，到2008年底全国农民工就业总量2.25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4亿，2009年春节以后有95%农民工回城就业，剩下5%在农村就地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详细]

农民在中国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不是一种职业的称谓，所以尽管农民进入城市，从事新的职业，却很难改变原有身份，从而出现不被现行制度认可的具有双重身份的“亦工亦农”群体。

农民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的显著特色：他们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转型的过渡点，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迁的转折点…[详细]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待农民的政策大致经历了从“自由迁移”到“严格控制”、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消极应对”到“积极引导”三个大的制度变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据此提出“红灯-黄灯-绿灯”三阶段论：

改革开放前，限制农村人口进城的户籍制度安排，与开始推行计划经济有关，其中典型的是户口管制和粮食统购统销挂钩，与当时农业基础过于薄弱、农产品供给短缺有关，也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有关，把每一个人管得死死的，可以防止“乱说乱动”。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缓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决策者担心进城农民成为城市负担。

1984年10月份，中国开始城市改革，但还是计划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包括深圳，当时也发展了很多国有企业。但这些国有企业农民工是进不了的。

1988年，国有企业老亏本，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其工人是农民，广东的外资企业也发展起来了，雇员也是农民工。这两批农民工开始影响国企改革。

1991年，写着“水工全活”、“木工全活”的小木板开始在马路边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全国日均流动人口已达千万。

1992年，总计有4600万人到沿海打工，去实现那些刚开放地区的七通一平、三通一平。 　　　　　

1993-1994年，中国农民工增加到6000万。 　　　　　

1995-1996年达8000万。

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决策层顺应潮流，开始正面看待、积极引导农村人口流动的大潮。 　　

2001年，政府提出“城市化加速”，制定专项规划，其中提出：除个别特大城市，其实就是指北京和上海，其它城市都要改革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

2006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建立保障和过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

现代化的过程实质是农民工业化、城镇化，融入城市文明的过程，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的过程。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部分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农民进城务工向城市迁移，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农村文明转向城市文明，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而中国农民的转移，主要途径就是农民工进城。

一、数亿进城务工农民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就业环境如何得到改善；二、农民工如何有序进入城市生活并逐步成为市民完成城市化的问题；三、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逐步转移，实现充分就业。

称“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30年来，亿万农民工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走出农村，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就业，积极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全国优秀农民工]

与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相比，户籍制度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通过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并且以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

随时间推移，两方面的因素变化推动政府对迁移政策进行改革。一是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拥有外部或隐含的福利，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据个人的户籍来提供就业、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保障。这样，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不会给地方政府增添额外财政负担。二是地方政府意识到，劳动力流动不仅带来资源重新配置，而且也是城市融资重要来源。于是市场化发育水平相异的城市根据各自目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国内外正反经验证明，人为设置人口流动的障碍得不偿失，政治驱动的人口流动是不成功的，而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民间自发的流动和移民则是低成本的、稳定的，而且也是进退自如的。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有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但又必须考虑市场的力量，重视农民的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