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周年特别报道系列之十(下)

第二十八期

 

对话张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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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物:张悦

 

  张悦,《看天下》杂志副主编,前南方周末资深记者。汶川大地震报道作品有《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共和国史上最悲壮的空降》、《幸存北川的表情》、《北川,悲伤成川》等。

  张悦在去年512期间曾通过短信和电话与腾讯网友进行交流,并将灾区最新状况及时向腾讯网友报道。

 

《深度对话》往期回顾:

(一)对话范跑跑妻子:

美忠是个好男人

 

(二)对话徐光兴教授:

地震心里伤害恢复至少十年

 

(三)对话校长刘亚春:

北川中学哪有几十个亿

 

(四)北川幸存高三教师

的五年网络生涯

 

(五)对话民工律师周立太:

怕?老子就不上庭了!

 

(六)对话记者简光洲:

我为何第一个点“三鹿”的名

 

(七)对话航天四老屠守锷:

毛主席说导弹卫星我们都要

 

(八)对话记者孙春龙:

感谢温总理,我是他粉丝

 

(九)对话原住民高金素梅:

日本还没道歉,我们还在诉讼

 

(十)对话教授展江:

“封口费说明有媒体堕落了”

 

(十一)对话李鸿谷:

周老虎在今年还能成头条么

 

(十二)对话曹轲:

中国的报道是最透明的

 

(十三)对话钱钢:

我们的安全来自信息的透明

 

(十四)对话庄慎之:

我眼中的“网络威胁论”

 

(十五)对话鲁元珍:

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十六)对话张鸣:

敢告我反革命,让你不及格

 

(十七)对话白血病儿之父:

我要向总理磕一辈子头

 

(十八)对话前驻法大使:

中国30年没做过亏心事

 

(十九)对话闾丘露薇:

媒体应该怎样关注灾区

 

(二十)对话新华社记者朱玉:

“史上最牛校长”发现者

 

(二十一)对话北川籍记者郑楮:

那天,所有人都成了灾民

 

(二十二)新闻晨报记者张源:

没有一个地方像北川让我牵挂

 

(二十三)中青报冰点林天宏:

回家背后中华民族的坚韧

 

(二十四)南方周末朱红军:

真实基础上的主旋律才更持久

 

(二十五)南香红:

北川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十六)新京报张寒:

有些悲伤始终活在他们心里

 

(二十七)新闻晨报杨海鹰:

登上军方直升机的女记者

 

(二十八)对话张悦:

灾区老百姓才是英雄

 

(二十九)中国新闻周刊杨龙:

让灾民平静生活吧

 

(三十)史上最牛代课教师:

震后无法教书

 

(三十一)对话加藤嘉一:

太子党是日本最大问题

 

(三十二)对话江平:

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

 

(三十三)对话冯仑:

民企脱光了也要干干净净

 

(三十四)对话卫毅:

看不懂的巴东

 

(三十五)对话李普:

我从毛主席手里接过政府名单

 

(三十六)对话三代兵团人:

我们的理想与爱情

 

(三十七)对话戴庆媛:

我们不是被机枪押进新疆的

 

(三十八)对话王明达:

前教育部副部回忆高考与大学

 

(三十九)对话许庆亮:

上海特警乌龙剿匪幕后故事

 

(四十)对话孙中界:

不断指谁相信你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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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队一起参加搜救,部分图片受访者提供

对话人物:张悦 对话者:vingie 魏青科 统筹:vingie我有话说】【张悦博客

 

我不会为了光明和善良,而把恶的一面选择性地过滤

 

他派出的十几支工作组,有一支是前往映秀的。领头的是一位60多岁的县人大副主任刘德成,原来在部队呆了几十年。他们已经抵达桃关,下面的路已经完全不能走。工作组里面其他三个成员都是年轻人,他们不敢走,说肯定不能活着走过泥石流,因为根本就没有路了,下面就是几十米高的岷江峡谷、悬崖和湍急的江水。我也走过泥石流的路,能感受到那种可怕。那几个年轻人不敢走,刘德成说他必须到映秀去,这是他一个老兵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军。后来在桃关碰到一支刚到的救援部队,部队参谋长感动于老兵带的这几个人,派了14个兵组成了一个救援小组保护他去。

 

当时这一支政权做了一件不容易也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人性也有恶的一面。有贪生怕死的,有趁火打劫的。这些东西我也非常真实地在稿件中描述了。

 

桃关原来是一个工业园区,有很多的工厂,地震发生之后周围的山塌方了,因为泥石流出不去。桃关离四姑娘山很近,有一些游客撤到桃关这个地方,人越来越多,跟外界没有任何的联系。那里只有一个警务室,警务人员、警察失踪了,有可能是逃亡,有可能是死了,当时不知道。几百号、上千号人吃饭什么的只有这么一点粮食,而且好多天都没有消息,也没有救援。

 

有人就开始抢粮食,抢粮食的有一拨人,头目叫做“老黑”。于是自然而然地分成两派,保粮派跟抢粮派。当时一个部队的参谋长叫杨建全。他逃过一命,他的车在隧道里面,在他前面的几辆车被泥石流压住了,都死了。后面那一面也全都塌了。他那个车差五米就开出隧道了。差5米也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当时桃关有一个外国人叫伯格曼,刚登四姑娘山下来。他已经开出那个隧道,马上要开到一个桥上了。他让司机停车,他要在桥边小解了一下。这救了他一命。如果说杨建全离死亡只有5米的距离,伯格曼离死亡就是一趟小解的工夫,开到他前面的车全被砸了。这两个人在桃关隧道附近,有幸生还的两车人都撤到了桃关工业园。他们也都经历了桃关发生的很惊心动魄的几天。

 

杨建全作为一个武警的指挥官,天然地就担负起维持桃关社会秩序的一个使命。他和工厂工人选出的代表成立了一个类似于临时指挥部的机构,来分配粮食、维持社会秩序。但是,杨建全身边只有跟在他身边的两个武警。厂里面没有任何的武器,他们就拿棍子、酒瓶、铁棒这样的原始武器来保卫粮食仓库,每天都巡逻。因为当地抢粮食的人也是当地厂里面的工人,衣服都差不多,他们都带上红袖章、红色的安全帽区别。每天还有口令,比如说13号那天的口令是国泰民安。他们这边叫国泰,那边回答民安,那就是自己人,否则就是就是抢粮食的。

 

期间发生过几次冲突,最激烈的一次可以说已经要动武,杨建全只有一把麻醉枪。之后打了对方一枪,对方就被控制住了。他跟“老黑”做思想工作,做“老黑”老婆的思想工作。说我们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你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应该同舟共济,每个人都有一口粮食,但你不要为了自己吃饱而抢别人粮食。你不要跟我们这些死过一回的人作对。这批抢粮的人被制服。杨建全骗他们说我们成立了200人的纠察队,其实他手里面就20个人,主要的力量是当地的,并没有正规的武装人员。

 

伯格曼当时在那个地方受到了优待,你虽然是游客但是是外国人。你遇到了中国这次大地震,你到了桃关就是我们的一分子,给你吃的、喝的。

 

但伯格曼也遇到尴尬的事情。有时候在车边吃一个馒头,一不小心就给人家抢了。没有水喝但有酒,啤酒,就这么维持下去。最后因为好多天没有救援,他们准备自救撤出来的时候,正好碰到了去营救的小分队,就是我搭乘直升飞机的那支特种大队。

 

实际上桃关我当时并没有去到。我采访了伯格曼和他的导游,还去采访营救他们的特种大队的人,包括去采访从那边自己走出来的灾民,把我没有到过的桃关,这么一个孤岛汶川上面一个更小的孤岛,更基层的、完全没有政权的地方的生态、那惊心动魄的几天解剖还原出来了。

 

有一个细节,向熹到成都跟我们说那期《汶川九歌》,别人问他最喜欢哪篇稿子,他说是张悦的稿子。然后别人问他印象最深的是哪个细节,他说是狗血喷头。是怎么回事呢?我去汶川的时候是17、18号,很多地方因为长期的信息隔绝,救援部队不能到达人们开始吃不饱,人吃不饱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救助一些路过的游客,大家都不再给狗吃东西了。

 

那时狗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咬人,非常地癫狂,第二是刨尸,把尸体刨出来吃。那是一个什么后果?大家最担心的是瘟疫,于是就开始杀狗。这是必须要执行的命令,每家每户都不能留一条狗。我后来跟特种大队会合的时候,坐着他们军队的车过去。我看见旁边躺着十几条狗的尸体,后来我就折回去问怎么回事。当时已经有十几条狗被打死了,我去的时候正在打最后的两条狗。我就去采访打狗的民兵和狗的主人,然后在稿子里写下这个细节:公路的护栏边到处是狗的尸体,奋力挥棒对它们执行死刑的几个民兵也被溅得可谓是狗血喷头。

 

在我完成汶川采访的时候,县长廖敏被证实生还,而且他跟王斌已经通过电话了,我把这个细节作为我文章的一个结尾,因为写稿时间实在太短了,现在来说,对这个结尾肯定是不满意的。但我当时还是想写人性的力量和信念的力量闪光的一面,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能让人安慰的一个结论。

 

深度对话:在汶川的时候,人性恶的一面你碰到比较多吗?

 

张悦: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人必然都是要自保的,当你要自保而需要伤害别人的时候,有一部分人肯定会做的,因为自己必须要让生存下来。

 

深度对话:争议也蛮大的,特别是南方周末去年的部分地震报道。也不是很多,包括海鹏的那篇、你的这篇。

 

张悦:主要是就我和海鹏的这两篇,再加上那篇评论,他们主要攻击《南方周末》的可能主要是这几篇文章。但我觉得任何一个有理性的读者看完这篇报道可能还是会觉得,第一人性是复杂的;第二,当发生灾难的时候、天塌下来的时候人性善良的一面会帮到所有的人。人性恶的一面只能帮到一部分人,这是我想表达的东西。但我并不会为了只写光明和善良,而把恶的一面选择性地过滤,这既不真实也不能体现人性善的一面,没有对照是不能把善的一面拉到它应该达到的高度的。这是我的理解。

 

被打死的狗

 

汶川的樱桃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樱桃

 

后来又是要着急回去发稿,因为面临下一个出版周期。我自己也感受到了当地灾民非常纯朴和善良,他们把我救了。当时又是像地震最初的几天一样,气候又不好,直升机无法降落在县城,我们跟成都军区联系看能不能在牛脑寨搭上直升机,就是离县城海拔一点几公里的山头上。

 

当时我为了多采访一些,所以中午去采访没有吃饭。结果我们大概有7、8个人一块儿爬的,其中有一半是军人,一个特种兵带队,他是和我同机到达的。因为我没有吃饭、体力赶不上,所以中途就掉队了,他们找我又找不着。当时我又没有带足够的水而且很热。我体力不支就倒在山上了,意识也开始模糊。结果有三个当地的山民路过,看到一个外地人像一个游客模样的背着巨大的登上包,躺在山坡上,他们把我救起来了。把他们带来的那瓶水,我记得是可乐给我喝了,我也体验了一回可乐男孩的感觉……我喝完后恢复知觉跟体力,我说我要到山上的停机点,你们能不能带我去,他们说可以。我说我是记者,我要把汶川发生的事情写出来让别人知道,结果他们就带我去了。路过他们山上的樱桃树林。汶川的樱桃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樱桃。

 

深度对话:那是你第一次吃吗?

 

张悦:我第一次去汶川,第一次吃到新鲜的樱桃,直接从树上摘下来用手擦一擦灰尘。我没有吃饭,除了那半瓶水就是那片樱桃林救了我。我吃的好几把,然后终于在先头部队到达山顶大概一个半小时之后也到达了。

 

结果那时候已经是晚上5点多了,天开始黑了,直升机还没来。山顶上昼夜温差非常大。那时候正是5月份,但晚上会降到零度。

 

我是因为当地人带着走了一条非常好的路,而他们先头部队走的路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九死一生”。你知道吗,我从汶川县城徒步到没有人到达的乡镇之后,我走的那条路下面是几十米的岷江峡谷,流着湍急的江水。泥石流上本来没有路,是人踩出的一条路,几乎是扭着身子在行进。

 

我是有恐高症的人,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走第二次。我们爬山的时候,那个山与地面呈70度夹角。比岷江峡谷泥石流带的路还要恐怖。但凡有一丝余震,我们七八个人就完全交代在山上了。

 

后来我们打电话给指挥部,他们说天气已经不允许飞机再降落了,我们这批人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要账篷没账篷,下山这路谁敢再下去呢?最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呆在山上实在是太危险了,还是下山。下山的时候我就说不能再走你们走的那条路了,否则我们肯定是有伤亡的,必须要找到我走的那条路。

 

我们一路就靠村民的指点。他们本身没有吃的还非要留我们吃晚饭,他们真的是善良和纯朴的。你会感恩一辈子的。

 

下去的时候每个人又吃了大量的樱桃。我们当天晚上非常平安,下山又花了三个多小时,晚上九、十点种回到县城,第二天坐直升机回到成都。给我造成的损失是少了一天的时间,不能发稿。

 

走在山塌下来摧毁了的岷江峡谷边的路上

15个骄傲、非常有尊严的伞兵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可笑。我21号坐直升机回的成都,20号的时候因为路通了所以进来了一大群记者。当时有个新闻报道不知道你有印象没有,汶川县政府呼吁记者不要再来汶川,记者一到汶川就成灾民。

 

我当时离开的时候还看到,汶川县指挥部当时在威州迎宾馆,也就是县委招待所,招待所楼上贴了一块牌子——记者救助站。因为我们这批到汶川的,不管是军事记者也好,还是像我这样市场化的媒体记者也好,那几天就五六号人,两个南方周末的、两个央视的,一个三联生活周刊的,两个解放军出版社的还不是记者。其他的记者是20号左右蜂拥进来的。

 

我们刚开始跟军队一块儿吃饭、跟领导一块儿吃饭。他们一进来没有地方住,又要跟灾民分一口粮,几十号记者,大队人马杀过来了。后来我也在腾讯的博客呼吁大家不要再去汶川,汶川没有太大的问题。结果记者多了也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汶川没有什么太大的伤亡,也没有几所房子塌的。找一帮部队、找一帮战士到一个早就塌了的房子做抢修状,记者在旁边拍一些假新闻、假报道。

 

汶川县城可能是媒体的焦点但不是军人应该呆的地方,甚至也不是记者应该呆的地方。后来,我还有联系,不少士兵都是我的患难之交,有不少部队尤其是特种大队,那个部队真的是非常非常牛,就是不希望呆在县城,特种兵就应该做特种兵应该做的事情,他们迅速开往需要救援的乡镇去了。

 

还有就是15个跳伞的伞兵,温家宝说要投入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伞兵,更多部队从武汉、北京拉到四川去。温总理当时焦急的心情,好多地方都是孤岛他不知道情况能不着急吗?他要求伞兵第一时间跳伞到达地面,了解当地的情况。15个伞兵在茂县上空跳下去了。

 

从4999米高空跳下来。其实,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记者是怎么写出的4999米,他们应该是在5100米到5200米,但我们不管哪个数字是正确的了。

 

深度对话: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张悦:平时他们日常高空跳伞训练是在1500米高空,而且只要像那样的训练,主伞没有打开,是靠副伞降落的,只要一到地面不管你是死是活是伤,就是一个三等功。

 

那一天,在大家都不熟悉的、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高空、非常非常危险的条件下强行跳伞。有两个士兵主伞没有打开,靠副伞降落,奇迹般的没有一个伤亡。这是后来媒体广为报道的、央视一遍一遍放的、非常漂亮的15个士兵。

 

深度对话:你是怎么碰到他们的呢?

 

张悦:我在汶川县城威州迎宾馆的指挥部碰到的,他们应该是在16号徒步到达指挥部,他们也不要求穿也不要求有很好的宿营地。他们说不需要特殊照顾,也不需要像英雄那样,我们就是去执行任务,他们就坐在院子里和草坪上休整。

 

我发现这15个人,就跟他们聊,他们跟我讲那么危险的高空跳伞经历。这是第二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部队,除了那次的特种大队,就是这15个人。我是他们跳伞之后第一个采访他们的记者。这15个人是非常骄傲的、非常有尊严的伞兵。他们坐在那里,跟周围的部队,在帐篷里某些非常安逸的等着嘉奖功劳的部队完全不一样,他们那种神态都完全不一样。

 

下一步,他们还要执行任务,他们一到茂县就第一时间报告中央军委。他们知道他们要给的东西就是胡主席要看到的,第一时间报告茂县的情况,第二步他们做标记,做机降点的标记——直升机能不能降落或者说能够投放物资的地点。他们开辟了好多路,走一路开辟一路。这给当地的救援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是我在汶川巧遇的第二支很神的部队。

 

深度对话:他们的神情是什么样的?

 

张悦:非常平静,同时又非常骄傲。而且他们也说明了高空跳伞的危险。他们能完整存活下来都是小概率事件,靠着他们的勇气,靠着他们的熟练的技巧,我说了有两个是靠副伞跳下来的。

 

深度对话:他们以往没有这种经验?

 

张悦:根本就没有。因为高空训练就1500米,而且下面都是很好的地形。现在是5000多米高气压,主伞都因为高气压打不开.下面是岷江峡谷,如果碰到山壁上就死了。靠他们的勇气跟高超的技巧,完成了不可完成的使命。这是我对他们的评价。

 

深度对话:当时他们怕吗?

 

张悦:看不出。他们每个人有写了遗书了。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了《荷马史诗》里面的一段话——为什么要把荣誉让给别人呢?他们身边的那些部队也很英勇,也徒步走到了汶川都是中国最牛的部队。但他们15个人还是跟这些人不一样。

 

他们就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袖手旁观把荣誉让给别人呢?但他们也非常理性。他们说这种情况不适合伞兵大规模作战。其实,这15个人是第一批。这15个兵跳下来以后传递给军营的信息是汶川不适合伞兵部队大规模作战,所以就停止了。也是一支非常神的部队。

 

深度对话:前面那支特种部队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呢?

 

张悦:当时苏队长说的是要到草沟乡寻找汶川最后一个没有地面部队救援的地方。他们一是维持当地的救援和社会秩序,二是不断地派出小分队到没有地面救援部队的到达的地方传回信息。哪里有伤员不能动,哪里有多少人需要什么药品、粮食。不断在做这样的事情。

 

真的,特种兵不是一般的部队。他们的士兵每一个人都熟练地会操作北斗卫星系统,每一个士兵都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跟我睡在一个帐篷里的士兵就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很多人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有到以色列的、有到南美的、有到欧洲的。他们就是《士兵突击》里面的原型之一。

 

深度对话:有没有感觉到他们在这当中跟别的部队表现不一样的纪律以及救援方式呢?

 

张悦:他们根本就不会赖在县城的。他们经过县城不停留,直接开到他们觉得要去执行任务的地方,能够发挥士兵作用的地方,这点是最关键的。他们在立功而不是要争功。

 

临时指挥部的指挥长是成都军区下面四川省军区副司令。他连夜从马尔康走路走过来,他是一个胖子,挺矮,搞后勤出身的,在他一生最关键的考验时,他靠勇气和果断带了一小支精锐向没有人到达的汶川进发,证明了自己。他非常乐意接受记者的采访。我都睡到他账篷了。

 

深度对话:马尔康离汶川也不近啊。

 

张悦:一路上余震不断、飞砂走石。他两条腿伤痕累累。那个副司令是第一个带着一支队伍徒步走到汶川的人。他第一时间报告胡主席、报告中央军委、报告郭副主席汶川的情况。

 

有时候我就想人生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就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历史赋予你的使命,这时候你拿出你的勇气,拿出你的良知,拿出你的理性就可以完成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就可以成为一个英雄。

前面我说过,伯格曼小解了一下,杨建全就5米,以及他在桃关冷静而机智的表现维持住地方的安全,阻止了大规模械斗,这真是普通人可以成英雄。

《南方周末》地震报道题图,资料图

那一次真的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感

 

张悦:应该说从那个时候之前我已经打算离开《南方周末》了,很直接的原因是写稿写不动了。已经到了写稿就想把笔记本砸了的地步了。每次我觉得是拖累报社。

 

深度对话:是为了地震的事呢还是说积累下来的?

 

张悦:是积累下来的。在地震的时候可以说是我状态的回光返照也好,也可以说是记者生涯最重要的一次报道。需要对得起我这个职业赋予我的使命,当时真的是拼了命的在做。当时从汶川回来是一天的时间,一晚上的时间写的稿也可能不是我最好的水平,但是最重要的一次。

 

以至于我觉得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即便以后再没机会做记者,我觉得会没有太大的遗憾。

 

我最后还是选择离开《南方周末》。《汶川九歌》那一期出来后,我真的觉得在这个时候供职于《南方周末》这家报纸,是我的骄傲。这是《南方周末》这张报纸最伟大的时刻之一,我经历了。

 

我的同事们都非常非常了不起,非常非常地优秀。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能出一期《汶川九歌》那样的一份报纸。要论哪家纸媒在地震报道中表现最优异,我觉得就是《南方周末》,再也找不着第二家了。尽管之后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看《汶川九歌》那一期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一种感觉,后来向熹给我发短信,他说“这是《南方周末》历史上最出色的几期报纸之一”。我觉得我们当时的表现是当得起这个评价的。在后方的那些编辑,他们时时刻刻地在为我们担心。比如说我跟曹筠武在山上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整个编辑部的人都在为我们焦心。那时候我在前方我也是能感受到的,我是这个集体的一员,这么令人骄傲的集体,大家生死与共。

 

第二个,我们发回的报道让后方激动不已。你说《南方周末》的编辑和记者什么都没有经历过?能让他们这么激动,用我们共同创造出的一期报纸共同骄傲的,这样的经历唯一的一次就是那时候。我在前方也感受到了我们的记者够拼命。这时候我真能深刻地体会到,平时都是别人说《南方周末》怎么样怎么样,我都是不搭茬或者说我心里是不认同的。我一直很憋屈,在《南方周末》一直很憋屈。那么多我写的稿子,那么多我非常看重的稿子被毙了。但在那一次真的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感,我在前方是深刻体会到了。最后因为这样一种荣誉感跟责任感,我选择还是要留在前线报道。

 

《南方周末》是轮换的,第一,大家都太累太累了,想象不到的一种累。第二个是安全的考虑。第三个因为很多的记者还是要报名去,在后方既替前方的同事感到骄傲,又觉得自己在后方使不出劲,着急。开始的时候都不让女记者去,到后来女孩子都报名,不断地调整阵容。我是主动请缨留下来的。后来我去绵阳做堰塞湖报道,还有《幸存北川的表情》。我是第一批记者里面唯一一个还在前方的。我是《南方周末》在前方干得时间最久的记者。

 

深度对话:我们作为读者的话看这些报道,你刚才从荣誉感方面以及自身的感情来说,你能不能分析一下这种报道的一些特性呢?比如说像《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这种报道。

 

张悦:引起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南方周末》稿件的最高原则是真实,必须要勾勒出特殊时期、特殊地点真实的一面。有的时候真实的一面是很残酷的,比如说海鹏和陈江的那些稿子展示了北川残酷的一面。有的时候真实的一面比这个更残酷,伴生的是人性的力量和温馨的东西,给人内心很温暖的东西。

 

我觉得这两点《南方周末》都做了,我非常不认可的词是冷冰冰的、是有意地在挖地震灾区的阴暗面。我们就按比例来说,如果很机械、很简单把意识形态分成很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我相信光明的一面是积极的一面、人性善的一面更多。只不过我们把另外一面作为一个背景,作为人在一种绝境底下的反观自照也给呈现出来了。这样的呈现就像我说的,第一它存在。作为一个记者是回避不了的。

 

第二,《南方周末》在这里读懂中国。这不是属于表面的一种读懂。人性复杂的一面,体制复杂的一面跟世界复杂的一面。我们都是要读懂,都是要读的。

 

深度对话:我有一个想法,这是基于纯粹业务上,我觉得包括《汶川九歌》里面的稿子,都是描写宏观的、宏大的多一点,包括细节写得很细的话,也是支撑着一个宏大的背景和主题来做的。比方海鹏的《灾后北川残酷的一面》有很多细节的东西,但还是地震后北川的整体形象表达。包括你的《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也是展示出了汶川的一个整体形象。我和林天宏聊的时候,他做了《回家》,就一个主人公,很普通平常的人。好像这次南方周末就没有这种报道。

 

张悦:这个我们后来都开过会,集体讨论。确实有这个问题。

 

从业务上来说,我也不觉得我这篇稿有多棒,海鹏也不觉得他那个稿能到某些人吹捧的高度。因为地震这个事是太大的一个事了,与这么大的一个新闻事件相比,你拿出无论多有冲击力的、无论多出彩的报道都不为过。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我们内心的情结比较深,因为这么大一个事,我到这么一个地方,我想采的东西、我想写的东西、我想看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最后我们写好的时候都是有过大量的取舍。从我自己的风格的角度,我必然是不会选取一个人、一个点写他地震经历的一些事。我必然是利用更多的素材,会把多个人、多件事情剪辑在一起,排成一个有画面感的、有多个故事交叉、重叠、绵延但能够勾勒出一个主题的稿件。

 

我必然是会选择这样的方式,而到现在我肯定还会选这样的方式。可能在写作上、剪辑上会有不同。但我绝对会采取同样的方式,我会坚持原来的方向。

 

我也觉得中青报这样的报道是需要的。我觉得也需要这样一个特写,这是需要的。其实也有特写,比如说朱红军写的国家救援队的场景,这也是一篇很棒报道,但不是单个人物特写,给人印象不足够深,它还是一个群体的特写而不是单个人的特写,所以让我们觉得周末没有这么一种体裁,会觉得有缺失。

 

我个人觉得南方周末有这篇东西可能会更完整一点、更完美一点。《汶川九歌》和后一期校舍报道这样的呈现已经足够好了。

 

开玩笑说哪天晚上不余震了都睡不好觉

 

深度对话:去年地震最遗憾的是什么?

 

张悦:我没有坚持到最后,没有坚持到《南方周末》被勒令退出四川。我后来从汶川回来写完《九歌》这一期。编辑部考虑到我已经很累了,我又去过绵阳了,把我骗回来了。

 

一是做九州体育馆,当时第一落点我们全部做完了,想做第二落点。九州体育馆是一个灾民临时安置场所,它形成的一个很复杂的小世界。当时就是本能上觉得这个第二落点是可以抓的,所以去了。

 

我晕倒过两次。在宾馆晕倒了一次,出电梯的时候;后来在九州体育馆晕倒了一次,再不适于坚持下去了。

 

另外一个就是在上海的家人,几次打电话来,非常担心我,催促我回去。在九州体育馆里面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当时震源在青川的一个6.3级的地震,等于又是虚惊一场。我当时确实想撑到最后,我想完整地做整个地震报道。回去之后不到一周,《南方周末》被勒令撤出四川。

 

深度对话:我发现你心理状态有几个变化。开始的时候你自己也讲了,职业多一点,纯粹是职业化的操作。后来是带着感情了,到最后我去年跟你聊的时候,你心理上有一点阴影和压力在里面。

 

张悦:我觉得绝对谈不上阴影。前面我已经说了,地震报道是我工作状态的一种回光返照,之前我已经严重失眠、长期抑郁症、写稿的焦虑。我离开《南方周末》之后,向熹才告诉我编辑部有三大等不起之说——郭光东的评论,李海鹏的特稿,张悦的头版。我是三大之一。

 

当时我内心是有内疚感的,但我克服不了这种职业病,每到周三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我才会交稿。那东西是拖流程,甚至是到了影响《南方周末》上摊时间那个地步。一方面头版是当期报纸最重要的报道,是一个记者的荣誉,另一方面,我真的当不起这样的重要性,我完成不了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每次我都会觉得拖累报社。

 

写完杨佳那篇头版,当我写“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时候,我不会想到后来那是我记者生涯所有作品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当时我只是觉得我必须得给自己一个说法了,是我离开《南方周末》时候了。

 

之前我那种压抑的状态,职业困扰、脱离报社的状态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方了。我在地震的时候,真的是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连出恭入静都特别规律。开玩笑说哪天晚上不余震了都睡不好觉。

 

我到现在都不觉得地震会给我阴影,我不需要心理干预,可能其他一些我的或大或小的问题,真的需要看心理医生,但地震不是。

 

深度对话:好像你的意思是地震给你打了一针强心针。

 

张悦:对。地震报道对我记者生涯来说,你说是一次最值得记忆的经历也好,哪怕说它是一次救赎也好。但是真的没有太大的阴影,没有什么走不出来的困扰。相反这次经历让我更坚强。

 

深度对话:很多记者说或多或少有一点阴影,也得严重的现在还有影响。

 

张悦:这个我也完全可以理解,那种死人的气味,去的早的话你还能见到现场的话,那种尸体倾轧在一起的场景。都是人一辈子忘不了的。

 

如果纯粹写残酷的话,连希望都没有了

 

深度对话:你在地震中看到死亡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张悦:一开始会有震撼,但马上会变化一种平静、职业化的操作。到最后我就没见到什么死亡了,因为现场都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深度对话:我看到你有几处描写死亡的。

 

张悦:会有冲击力,这种冲击力跟其他任何不在灾难现场的人无法比拟的。

 

深度对话:但你写得比较优美,《幸存北川的表情》最开始那一段,还有你描述的北川中学那一段。

 

张悦:有时候感觉有点希望。如果纯粹写残酷的景象的话,连希望都没有了。人啊,人活在世界上就是承受你可以承受的东西然后走下去,说得简单点可能就是这一句话,对我来说这可能还不说明什么。

 

像灾区的那些人,他们要承受什么样的压力?有的人可能走了一段时间不行了,就像冯翔,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更多人还是要走下去。我们必须要学会承受一些东西。我觉得一个记者是有能力承受这些东西的,你不能比这些地震的受害者、亲历者显得更脆弱,要不然你就没有办法了,你首先要把自己的职业交代好,把自己的责任感交代过去,完了再谈其他的。

 

深度对话:现在地震一周年了,你觉得应该从哪方面关注?刚才你已经谈了冯翔之死。

 

张悦:8月8号奥运开幕的时候,我离开北京到了映秀。那会儿我也快结束《南方周末》记者生涯了,我想到我记者生涯里最重要的地方去看一看。

 

第二个就是说奥运时候到了,一下子场景置换,从一个举国哀悼的背景,到一个鸟巢万人欢的场景。大家都在讲中国的喜庆,都在庆祝一个对中国来说特别喜庆的事情,我想看看灾区是什么样。

 

还有,地震的时候我没有去映秀,汶川下面的这一个镇,它的伤亡情况可以堪比北川县城。我当时是坐在直升机上鸟瞰了一下映秀镇,那也是一个画面,比北川、比我在公路边上看北川县城那个人间地狱更惨的一个画面。真的是一个惨,可以说是夷为平地。

 

我到映秀镇看了一下,还到了5·12死难者公募祭拜了一下。一周年是节点,那时候是三个月。因为马上8·12,很多地方被要求做一些所谓的全体灾民都安置完毕的阶段性、成功的、重要性战役成功的工作,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过了一个新闻热度之后,地方援建工作都不是很积极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像北川县城、汶川县城真的是需要异地安置。因为我是最早到汶川的记者,他们一开始也把希望寄托在《南方周末》身上,发了很多材料,民众希望报社呼吁帮他们异地安置,当时《南方周末》那个处境,一直没有去报道。我把这些材料都发给了一些新闻界的同行。如果真正能够帮助到灾区,是新闻工作者包括其他的一些社会各界在这样一个一周年的节点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仅仅到了这么一个历史节点回访一下,说一下灾区人民都很好,只不过偶尔有一些悲伤。这些东西说实话意义不大,也就是应景之作,至少我不会做这样的回访。但是我知道,可能大多数做出来的也就是这样的东西,没有一些实质性的帮助。

 

张悦

最大的英雄是为了寻找亲人的老百姓

 

张悦:我看到很多的记者,但我内心非常敬佩一个四川电视台的女记者,她是第一个真正到汶川的记者,是唯一比我们还早的记者。我见到她时,她已经有一周没有洗澡了,她是跟着抢修部队进去的,而且她进去之后路又断了,所以除了她之外没有记者。这样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孩子,带着一个摄像,一个小男孩。我之后一直没有看到关于她的报道。她为记者这个职业做出了某种标榜意义。

 

深度对话:其实很多表扬性报道里面的主人公是不真实的。

 

张悦:其实我觉得这个女记者太可说了,我回来之后却一直找不到她了。

深度对话:你们后来跟她还联系吗?

 

张悦:没有。

 

深度对话:没办法吗?

 

张悦:我现在都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她动作是非常快的,每天都做节目,都想方设法地发回报道。我不知道她哪一天去的汶川,大概是14号或者15号到达汶川。我们都是坐直升机进去的,她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根据抢修部队进去的。这是我着重点出的一个人。我之后听说一些什么人自称自己是第一个到汶川的记者,比我们这批都晚凭什么标榜自己啊?

 

那个女记者是一个,再有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人民,是老百姓。所有的路、所有的第一次走通的路都是老百姓走出来的,不是部队。

 

不管是从映秀到汶川还是从汶川到映秀,大量的老百姓,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路上。其实那里根本就没有路,他们就从泥石流上面走过。70度那种坡,稍微不慎,你就交代在岷江峡谷了。

 

这样走路,我一路上遇到很多很多。

 

桃关是映秀到汶川的必经之路,杨建全在桃关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他每遇到这样路过的人他就问,你们几个人过来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伤亡。他得出的一个数据就是20%,这一路上,他们自己去选择一条最危险的路,就是为了找他的家人,完全是亲情的力量,有20%的人没有走完这条路。这个结局是他自找的,但是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批人真是太了不起了。

 

包括我当时给你发回去的短信直播,也都是说特种大队要去找第一个盲区,但其实我已经意识到没有盲区了,所有的路都被老百姓走通了。我肯定走不通,放在平时我肯定都不敢走,尽管我走了很多危险的路,那不是因为我不恐惧,而是因为当时我有比恐惧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是为了报道,一旦我觉得我完成了我的素材采访,我自保的意识会使得我第一时间折返,不会再去冒险。但灾区的老百姓所有的路即使再危险也会去走,付出了20%的人的生命。像特种大队有一些队员就亲眼看到,在危险的路段、余震、山上的石头滑下来,打在人的脑袋上,人直接就滑到江里面去了,他们都是亲眼看到的。最大的英雄是为了寻找亲人的老百姓。

 

深度对话:但他们原发的动力根本就没有这么伟大和英雄的概念。

 

张悦:但在我眼里,他们真的是英雄。有的时候我想想,如果地震的时候我父母在映秀我在汶川我敢不敢那样走?

 

深度对话:南方都市报卢斌《炼狱之路》也是写的这个情景,他徒步去映秀,看到两股人流,一股人流是从映秀过来的,一股人流就是进去映秀的。进去的,就是去找亲人的。

 

张悦:你要知道我们这批记者,即便是我们这批很早到的记者,很多路已经通了,修好了。他们是一段一段的,最开始所有的路,修路部队没有到达之前谁走出来的?老百姓走出来的。太牛了。这是一个特种大队的军人的感叹,他们当然也是最骄傲的军人,跟一般军队还不一样。但他们看到这些老百姓,心里也觉得必须要作出一个军人的样子来。

 

有些时候什么人在激励着这批最英勇的士兵?老百姓。我能理解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一种荣誉感跟责任感,跟一个记者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是相通的。不是什么外界的,而是自己内心,最关键时刻你可以感受到,平时你会很麻木,你们还会自嘲这时候谁还有信念理想,但到那个时刻这些东西全部会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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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周年深度对话记者系列>>>

 

  之一:对话闾丘露薇:媒体应该怎样关注灾区(凤凰卫视)

 

  之二:对话朱玉:史上最牛校长发现者(新华社)

 

  之三:对话北川籍记者郑楮:那天,所有人都成了灾民(经济观察报)

 

  之四:对话张源:没有一个地方像北川让我牵挂(上海新闻晨报)

 

  之五:对话林天宏:地震灾难背后中华民族的坚韧(中国青年报冰点)

 

  之六:对话朱红军:真实基础上的主旋律才更持久(南方周末)

 

  之七:对话南香红:北川到底发生了什么(南方都市报)

 

  之八:对话张寒:有些悲伤始终活在他们心里(新京报核心报道)

 

  之九:对话杨海鹰:一手伸援手,一手写报道(上海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