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期

对话钟沛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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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

 

  “中国60年”是“深度对话”栏目,推出的一个系列人物报道专题。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系列报道似乎迟了点。但也算不得迟,在过分喧嚣之后,她的出现,希望便于受众去阅读与欣赏。

  欣赏有主动与被动两层含义。欣赏者能得到享受,被欣赏者也会得到满足。

  我们还是以人出发,即将推出的报道,有小人物在大历史背景下的故事,也有大人物平常生活中的经历。

 

《深度对话》往期回顾:

(一)对话范跑跑妻子:

美忠是个好男人

 

(二)对话徐光兴教授:

地震心里伤害恢复至少十年

 

(三)对话校长刘亚春:

北川中学哪有几十个亿

 

(四)北川幸存高三教师

的五年网络生涯

 

(五)对话民工律师周立太:

怕?老子就不上庭了!

 

(六)对话记者简光洲:

我为何第一个点“三鹿”的名

 

(七)对话航天四老屠守锷:

毛主席说导弹卫星我们都要

 

(八)对话记者孙春龙:

感谢温总理,我是他粉丝

 

(九)对话原住民高金素梅:

日本还没道歉,我们还在诉讼

 

(十)对话教授展江:

“封口费说明有媒体堕落了”

 

(十一)对话李鸿谷:

周老虎在今年还能成头条么

 

(十二)对话曹轲:

中国的报道是最透明的

 

(十三)对话钱钢:

我们的安全来自信息的透明

 

(十四)对话庄慎之:

我眼中的“网络威胁论”

 

(十五)对话鲁元珍:

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十六)对话张鸣:

敢告我反革命,让你不及格

 

(十七)对话白血病儿之父:

我要向总理磕一辈子头

 

(十八)对话前驻法大使:

中国30年没做过亏心事

 

(十九)对话闾丘露薇:

媒体应该怎样关注灾区

 

(二十)对话新华社记者朱玉:

“史上最牛校长”发现者

 

(二十一)对话北川籍记者郑楮:

那天,所有人都成了灾民

 

(二十二)新闻晨报记者张源:

没有一个地方像北川让我牵挂

 

(二十三)中青报冰点林天宏:

回家背后中华民族的坚韧

 

(二十四)南方周末朱红军:

真实基础上的主旋律才更持久

 

(二十五)南香红:

北川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十六)新京报张寒:

有些悲伤始终活在他们心里

 

(二十七)新闻晨报杨海鹰:

登上军方直升机的女记者

 

(二十八)对话张悦:

灾区老百姓才是英雄

 

(二十九)中国新闻周刊杨龙:

让灾民平静生活吧

 

(三十)史上最牛代课教师:

震后无法教书

 

(三十一)对话加藤嘉一:

太子党是日本最大问题

 

(三十二)对话江平:

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

 

(三十三)对话冯仑:

民企脱光了也要干干净净

 

(三十四)对话卫毅:

看不懂的巴东

 

(三十五)对话李普:

我从毛主席手里接过政府名单

 

(三十六)对话三代兵团人:

我们的理想与爱情

 

(三十七)对话戴庆媛:

我们不是被机枪押进新疆的

 

(三十八)对话王明达:

前教育部副部回忆高考与大学

 

(三十九)对话许庆亮:

上海特警乌龙剿匪幕后故事

 

(四十)对话孙中界:

不断指谁相信你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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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

开国大典报道者李普:我从主席手中接过名单

三代兵团人的理想与爱情

八千湘女上天山:我们不是被机枪押进新疆的

事件背景:

1980年,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陈爱武向中纪委举报,反应时任商业部长的王磊在丰泽园吃喝之后少付餐费,前后共16次,他手头上有账可查的两次应付菜钱124.92元,而王磊只付了19.52元。中纪委接到举报后不久就查实了情况,并发出通报,批评王磊,表扬陈爱武。

 原本这事已经“内部”解决了,没想到,《中国青年报》于10月16日在头版头条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众。更没想到的是,事件公开后,王磊再次主动向中纪委作检查,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款额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

钟沛璋老先生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是该报道的决策者。通过他的口述,再次将这段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

摘要:

人们对毛主席、周总理生活节俭的故事津津乐道,而一个部长竟然在饭庄“吃乌鱼蛋汤这样的高级饭菜”。当时“腐败”一词还不流行,人们说的是“搞特权”,老百姓对领导干部走后门、拉关系、以权谋私深恶痛绝 。

报道登出来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转播,《人民日报》也大篇幅转载,当时有个解放军战士在火车上吃苹果,把正咬着的苹果放下,伸直了脖子细听 。

陈爱武就说过:“(商业部长)王同志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他是我的老上级,我揭发他的错误,不是要打击他,而是爱护他;不是单单对他一个人,而是揭发某些领导干部搞特权的不正之风”

对话人物:钟沛璋 对话者:郑晓艳、梁嘉琳 页面制作:程萍 曹源【我有话说

钟沛璋

头版头条,厨师挑战商业部长

当时,本报记者马北北只有25岁,刚刚进入报社。初获这一线索后,她立刻向编辑部汇报。我当时是副总编辑,经过慎重权衡,当即派出一名老记者带领马北北进行调查。他俩采访了各方人士,掌握了商业部部长在丰泽园饭庄吃“客饭”留下的记录和菜单。经由记者协调和努力,中纪委在报社送去的审核稿件上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10月14日,中纪委刚发出批评商业部部长王磊的通报。16日,《中国青年报》就用最快的速度刊出报。

深度对话:这位厨师为什么要举报商业部长?

钟沛璋:我们的记者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里写了:在那个年代,总有一些“特殊宾客”愿意光顾丰泽园吃“客饭”。这些人到饭庄大吃大喝,一顿饭菜几十元钱,而他自己只付一、二元(那个年代,一本书也就几分钱——编者注)。在这些“特殊宾客”中,有一位就是当时的商业部部长。1979年以来,他到这里吃“客饭”就有16次。仅菜一项就124.92元,而他自己只付给19.52元。

深度对话:这个事件和其他的腐败案件相比,轰动性体现在哪里呢?

钟沛璋:首先,当时的丰泽园饭庄,因中南海“丰泽园”而取名,是首都数得上的高级饭庄。其次,在那个年代,人们对毛主席、周总理生活节俭的故事津津乐道,而一个部长竟然在饭庄“吃乌鱼蛋汤这样的高级饭菜”。还有,当时“腐败”一词还不流行,人们说的是“搞特权”,老百姓对领导干部走后门、拉关系、以权谋私深恶痛绝。

深度对话:在向《中国青年报》反映之前,这位厨师有没有尝试其他途径反映情况?

钟沛璋:反映这样的“大人物”的问题谈何容易!青年厨师陈爱武找到饭庄党支部的几个委员。几个委员说:这些事咱们没办法,管不了啊!他到市服务局“上访”,一位同志和他谈话说:这个事你知道,我也知道,知道就行了,不好办!他想找市委,有人告诉他:市委大楼里谁不知道这位部长的“秘密”?就是没有人捅破窗户纸罢了。

深度对话:所以,他决定豁出去了?

钟沛璋:对。陈爱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地方管不了,还有党中央。向中央反映!”他写了一封揭发信,于1980年7月12日寄到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在陈爱武投书中纪委后不久,中央领导同志就对他反映的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团中央领导找他谈了话,给予鼓励和支持。

深度对话:《中国青年报》又是怎样介入这个事件?

钟沛璋:当时,本报记者马北北只有25岁,刚刚进入报社。初获这一线索后,她立刻向编辑部汇报。我当时是副总编辑,经过慎重权衡,当即派出一名老记者带领马北北进行调查。他俩采访了各方人士,掌握了商业部部长在丰泽园饭庄吃“客饭”留下的记录和菜单。经由记者协调和努力,中纪委在报社送去的审核稿件上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10月14日,中纪委刚发出批评商业部部长王磊的通报。16日,《中国青年报》就用最快的速度刊出报道(注:当时一周出三期,15日不出刊)。

深度对话:您当时觉得还不够,又头版头条旁边,附上了一篇自己写的社论。

钟沛璋:对,就是《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我在里面是这么写的:“我们反对官僚主义,进行各方面的改革,需要的正是(陈爱武)这种敢于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现在,党和国家已经下了全面改革的决心,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青年都行动起来,做不屈不挠的改革者……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决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深度对话:这个报道出来后,效果怎样呢?

钟沛璋:登出来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进行转播,《人民日报》也大篇幅转载,引起了社会很大震动。据说,当时有个解放军战士在火车上吃苹果,把正咬着的苹果放下,伸直了脖子细听(广播),正收拾行装的干部也停住了手,整个车厢立刻静下来。一播完,整个车厢里嗡地一下子议论开来。许多旅客连声叫好,有几个人高兴地鼓起掌来。

深度对话:一个是厨师,一个是国家部委的部长,这种反差很大吧。

钟沛璋:陈爱武是全国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但在旧社会,厨师就是“店小二”,“店小二”敢挑战部长,而且居然能够告赢,这是不可思议的。在解放后,这样的事也还不多见。当消息从报纸电台传出,报社的电话铃声不绝,人们到处热烈议论,黑龙江双城一位读者特地打来电报赞扬陈爱武精神。这件事引起反响的强烈,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深度对话:《中国青年报》好像并没有“点到为止”。

钟沛璋:我们随后还派出数名记者走访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各大饭庄。半个多月时间里,围绕陈爱武批评部长事件,报纸头版共刊发社论3篇,其他评论3篇,读者来信和各界反应报道数十篇。

 

钟沛璋夫妇

陈爱武

问责制波涛激荡 “左”倾者发起反击

这个时候,《中国青年报》的上级团中央给我很大压力,有领导就指责我说,怎么可以点名批评部长呢。

深度对话:当时商业部长应该也听广播了吧?

钟沛璋:对。他当天就向中纪委作了检查,他也很紧张。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钱款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这位部长又把这一检查同时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并请商业部党组将他的检查印交各局,“向全体同志宣读”。当天下午,商业部党组举行会议,“学习和讨论”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报道和社论。同时,商业部长在写给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和丰泽园饭庄的信中称:“听广播之后颇受教育,也颇惭愧,对陈爱武同志这一行动,表示衷心感谢和钦佩……请你们协助我查清,我在各饭店吃过饭少付的价款,通知我,我也补足”。1982年3月,这位商业部长被免去职务。

深度对话:“问责风暴”好像不只在商业部刮起?

钟沛璋:对。见报第二天,其他一些“特殊宾客”也闻风而动。粮食部一位副部长打电话给民族饭店说:“由于和饭店住得近,常去吃饭,如果有收费不合理的地方,请你们查一下,马上把钱送去。”北京市外办一位干部,也打电话到丰泽园饭庄表示“将立即把钱补足”。

深度对话:会不会有人觉得,《中国青年报》敢于捅出这么大一件事,有什么背景?

钟沛璋:在这篇稿子随后一期的报纸,我们就刊登社论《党鼓舞我们去改革》。社论对你提的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我们)的确是有背景,有来头的。这背景就是党中央再三发出的纠正不正之风的指示……来头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我们当时还把今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话“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特意突出地印在其中一期报纸的头版上。

深度报道:有人支持,也就意味着有人反对。

钟沛璋:这个时候,《中国青年报》的上级团中央给我很大压力,有领导就指责我说,怎么可以点名批评部长呢。但是,我觉得,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了,怎么还能允许这样的封建特权存在? 当时胡绩伟同志任总编辑的《人民日报》,也承受了来自更高层的很大压力。

深度报道:您一定觉得应该再站出来说说话了。

钟沛璋:那时正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要召开,里面有若干的决议和草案要征求意见,中直机关单位的领导要去开会讨论草案,在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题目是《一定要把人民当家作主写进决议》,强调了“没有民主‘四化’就搞不成”,“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要有权监督公仆,否则人民公仆就会成为人民的主人”。

深度报道:在党的中央全会的预备会上,您似乎也提到了一些人对批评性报道的压制。

钟沛璋:当时有领导同志认为,陈爱武批评商业部长不好,会煽动群众对政府不满等等,这实际上就是为王磊同志开脱。他们还定了两条杠杆,一是点名要经过批准,一是要先党内后党外。我当时就批评这两条杠杆说:

   “我们不禁要问你们搞特权是谁批准的?你们搞特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党?有没有想到党外的影响?为什么现在要抬出党来为特权保驾了?……现在的实际情况不是对干部保护少了,而是人民监督渠道少了,人民监督而不被打击报复的保护少了。报纸是人民实行民主进行监督的一条很重要的渠道,你做对了就表扬,做错了就提醒你,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样人民的民主生活就正常了,党的民主生活也正常了。”

   当时商业部长在国务院大发雷霆,反说中纪委王鹤寿同志违反了准则。我呼吁国务院应该公开表明态度支持陈爱武,支持人民监督公仆,并建议总结历史教训,一定要把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我们治国的根本思想写进决议。

深度对话:您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并没有发表吧?

钟沛璋:没有被发表。但我把主要思想,写进了11月16日在《人民日报》登载的《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的评论员文章。我在文中说:“这一典型事例生动地向人们宣告了十分重要的两点:第一,任何一个人民公仆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第二,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好事表扬,错事批评,是在人民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正常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

一定要把人民当家作主写进决议

钟沛璋在此事件之后,结合自己的知识,出版的书籍

呼唤公道,克服青年信仰危机

新闻真实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表扬也好,批评也好,如果都是真事,就推翻不了。现在乌七八糟的,只要出钱就可以胡编乱造,就是没有新闻道德的体现。“三真”(报真事,说真话,为真理)应该成为新闻工作者最根本的道德底线。

深度对话:“厨师批评部长”的通讯发表之际,真的能改变青年的人生观吗?

钟沛璋:经过十年动乱,心灵受到很大创伤的青年,当时存在一种“看破红尘”的消极思想;而在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眼中,青年又被看成是“刀枪不入”的僵化者。一位家住浙江绍兴的青年来信说,他曾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准则:“多阅读,少思考,不暴露。”这位绍兴青年看到陈爱武事迹的报道,开始认为这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还担心陈爱武会因举报“遭罪”。他万万没想到,纠正错误的实际行动来得这么快。他平生第一次投书报社,表示:“我希望许许多多参加人生观讨论(指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围绕‘潘晓来信’展开的青年人生观大讨论——编者注)的青年,向那些投身现实、改造现实的有志之士学习,少叹息多奋斗!”

深度报道:您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开一代民主新风》中,提到了批评性报道应该有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的精神。

钟沛璋:我在那篇文章里写道:

很可能你会碰上一些对这种歪门邪道麻木不仁或者私心很重、唯恐保不住乌纱帽的领导,对你既不点头,也不摇头,推托搪塞,哼哼哈哈,不了了之。倘若你碰上的是一位本身就热中此道的领导。那你就有可能“穿小鞋”,挨“棍棒”。而你周围的同事、朋友,也可能由于受到习惯势力的影响,对你的行动不支持,报以冷言冷语,讽刺挖苦。在这种情况面前,有的同志会自认“胳膊扭不过大腿”,动摇退缩,销声匿迹,这不是立志改革的青年应有的态度。有的同志如范熊熊(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镇海渔业基地的青年职工,1979年10月,她发现招工中的“不正之风”,写信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结果石沉大海,这位共产党员愤而投海——编者注),嫉恶如仇,用自己的生命作最后的挑战,他们的无畏精神值得赞扬,其斗争方式却不足效法。

深度报道:所以,有青年说,这个行动比发表一百个纠正歪风的文件更有力量。

钟沛璋:实际上,我们的青年确实是可爱的,可以信赖的。陈爱武就说过:“(商业部长)王同志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他是我的老上级,他关怀我的成长,鼓励我进步。我揭发他的错误,不是要打击他,而是爱护他;不是单单对他一个人,而是揭发某些领导干部搞特权的不正之风,是按组织手续行使党员的权利,是立足于对我们的制度进行改革。”

    就在陈爱武举报商业部长最孤立无助的时候,车间里也有同情他的同志。一次,陈爱武向车间负责人请假,去向有关部门汇报检举情况。他回来后,饭庄有位领导同志训斥他,说要以旷工论处。厨房一组组长对他说:“只有他先把我的组长撤了,才能算你旷工。”

深度对话:除了对青年厨师陈爱武的报道,“关注青年成长”的报训,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际也还有几个标志性事件中也有所体现。

钟沛璋:我们首先给“四五”运动平反。当时“四人帮”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的论调还没有被推翻,我们就把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诗抄》登了出来,群众呼声很强烈。后来,北京市委在内部讨论会上,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革命行动,根据这句话,我和其他两位同志连夜写评论员文章,我就写了“四五运动万岁”的评论员文章,形成了比较强势的社会舆论。

深度对话:除了政治上支持青年,您在生活上是否也需要给予青年支持?

钟沛璋:我们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经过调查研究,发现那时青年中存在很多苦恼。我当时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要为青年新的成长广开出路》,包括就业出路、求学出路、人生出路、文艺出路等方面,要求《中国青年报》更靠近青年一些。因此,《中国青年报》得到了不光是青年,而且是社会各方面的重视。《中国青年报》在这段时间发行到300万,创造了历史上的神话。

深度对话:当今新闻业的语境跟您那个时代又不同了,您觉得青年人应该怎样做新闻?

钟沛璋:新闻真实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表扬也好,批评也好,如果都是真事,就推翻不了。现在乌七八糟的,只要出钱就可以胡编乱造,就是没有新闻道德的体现。“三真”(报真事,说真话,为真理)应该成为新闻工作者最根本的道德底线。

深度对话:应该说这算作是对新的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最低的要求,再往高处走呢?

钟沛璋:现在的不良风气,一个是“向钱看”,钱这个指挥棒是很厉害的;另一个,是“左”的思想的压力。在权贵阶层的压力下,要说真话很难,如果你不能把真话全部说出来,至少不能说假话。我们仍要继续高举“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深度对话:您的人生经历是否对发表这些报道和评论有支持作用?

钟沛璋:我14岁参加革命,15岁就入党了,当时参加革命游行,就是为了建设美好新生活的理想。1956年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团中央书记处讨论团的改革问题,我也做了一个发言,谈到青年团不能躺在党的怀抱里,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活动,青年团应该青年化、民主化。后来,我还因为这些言论,在“反右”中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所以,青年应该发挥革命冲击作用,这是我一贯的思想。

深度对话:站在今天回头看,您怎么评价这篇通讯的意义?

钟沛璋:当时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左”“右”思想交锋局势还不清晰,“两个凡是”还占统治地位。在这样背景下,通过一个批评部长的报道,而且还使这名部长受到了相应的处罚,这种实际上的处罚更加鼓舞了当时的群众。这不光是开了党内民主的先河,也是开了社会民主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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