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期

对话杨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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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物:杨伟光
   杨伟光:广东梅县人,1935年11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历任编辑、记者、副主任、副台长;1985年调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91年起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994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1995年主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课题研究,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出版研究成果《中国电视论纲》。2002年9月出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现任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著有《电视论集》、《电视新闻论集》、《电视改革论集》等书。

   他是中国电视产业最早的拓荒者之一,他推动了中国电视的全面发展,他领导了央视的迅速崛起。这是一代电视人的奋斗史,也是后来者的导航图。从弱势媒体到中国“第一媒体”,从“贫困户”到纳税大户,从建设国家级大台再到建成世界一流大台,中央电视台改革和发展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路。杨伟光对于中国电视事业的贡献,无疑将成为那个时代和电视人心中一座永远的丰碑。

开篇语

 

  “中国60年”是“深度对话”栏目,推出的一个系列人物报道专题。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系列报道似乎迟了点。但也算不得迟,在过分喧嚣之后,她的出现,希望便于受众去阅读与欣赏。

  欣赏有主动与被动两层含义。欣赏者能得到享受,被欣赏者也会得到满足。

  我们还是以人出发,即将推出的报道,有小人物在大历史背景下的故事,也有大人物平常生活中的经历。

 

《深度对话》往期回顾:

(一)对话范跑跑妻子:

美忠是个好男人

 

(二)对话徐光兴教授:

地震心里伤害恢复至少十年

 

(三)对话校长刘亚春:

北川中学哪有几十个亿

 

(四)北川幸存高三教师

的五年网络生涯

 

(五)对话民工律师周立太:

怕?老子就不上庭了!

 

(六)对话记者简光洲:

我为何第一个点“三鹿”的名

 

(七)对话航天四老屠守锷:

毛主席说导弹卫星我们都要

 

(八)对话记者孙春龙:

感谢温总理,我是他粉丝

 

(九)对话原住民高金素梅:

日本还没道歉,我们还在诉讼

 

(十)对话教授展江:

“封口费说明有媒体堕落了”

 

(十一)对话李鸿谷:

周老虎在今年还能成头条么

 

(十二)对话曹轲:

中国的报道是最透明的

 

(十三)对话钱钢:

我们的安全来自信息的透明

 

(十四)对话庄慎之:

我眼中的“网络威胁论”

 

(十五)对话鲁元珍:

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十六)对话张鸣:

敢告我反革命,让你不及格

 

(十七)对话白血病儿之父:

我要向总理磕一辈子头

 

(十八)对话前驻法大使:

中国30年没做过亏心事

 

(十九)对话闾丘露薇:

媒体应该怎样关注灾区

 

(二十)对话新华社记者朱玉:

“史上最牛校长”发现者

 

(二十一)对话北川籍记者郑楮:

那天,所有人都成了灾民

 

(二十二)新闻晨报记者张源:

没有一个地方像北川让我牵挂

 

(二十三)中青报冰点林天宏:

回家背后中华民族的坚韧

 

(二十四)南方周末朱红军:

真实基础上的主旋律才更持久

 

(二十五)南香红:

北川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十六)新京报张寒:

有些悲伤始终活在他们心里

 

(二十七)新闻晨报杨海鹰:

登上军方直升机的女记者

 

(二十八)对话张悦:

灾区老百姓才是英雄

 

(二十九)中国新闻周刊杨龙:

让灾民平静生活吧

 

(三十)史上最牛代课教师:

震后无法教书

 

(三十一)对话加藤嘉一:

太子党是日本最大问题

 

(三十二)对话江平:

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

 

(三十三)对话冯仑:

民企脱光了也要干干净净

 

(三十四)对话卫毅:

看不懂的巴东

 

(三十五)对话李普:

我从毛主席手里接过政府名单

 

(三十六)对话三代兵团人:

我们的理想与爱情

 

(三十七)对话戴庆媛:

我们不是被机枪押进新疆的

 

(三十八)对话王明达:

前教育部副部回忆高考与大学

 

(三十九)对话许庆亮:

上海特警乌龙剿匪幕后故事

 

(四十)对话孙中界:

不断指谁相信你是清白的

 
中国60年,“深度对话”特别报道系列之十一:对话央视前台长杨伟光>>>

  腾讯新闻独家对话中央电视台前任台长杨伟光,探讨一个宣传机器变成新闻大台、经济大台、人才大台的努力与得失。

系列报道:

开国大典报道者李普:我从主席手中接过名单 (郑晓艳,梁嘉琳)

三代兵团人的理想与爱情 (张丽萍)

八千湘女上天山:我们不是被机枪押进新疆的 (张丽萍,vin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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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长独家解密央视:改革不是钱的问题 (郑晓艳,梁嘉琳)

  有一次内部开会,食堂说已经赚了500万块钱。我当时就说:食堂的房子是台里的,水、电、家具也是台里的,主要工作是为职工服务,还赚什么钱?后来食堂把午餐改为每人3块钱的自助餐,花样很多,大家随便吃。没想到几年下来检查身体,很多人得了脂肪肝。

  1997年,我们对《新闻联播》后的1分钟和《焦点访谈》前的3分钟进行公开招标,收入28个亿。1990年我们的广告收入才1个亿。1997年,广告收入45个亿,我们上税4个亿,交给广电部等各部门8个亿,剩下的钱就是台里可以自己支配的了。我们员工的奖金比工资还要高。那几年我们盖和买了二十几万平方米的职工住房。我离开央视的时候,还有2.7亿的奖金没有发完。

对话人物:杨伟光 对话者:郑晓艳、梁嘉琳 页面制作:程萍 郑晓艳【我有话说

杨伟光近照(本文所有图片均为资料图)

杨伟光的人物传记《杨伟光的央视岁月》

同行话语权:PK广播老大哥

美国飞船成《新闻联播》头条

四个字:新、短、快、广。如果没有这几条,多少钱都没有用。

深度对话:首先聊聊您的竞争对手吧。1980年代的央视并不如今日那么强势,它和其他媒介的话语权孰大孰小?

杨伟光:五六十年代,报纸的话语权比较大,很多名记者都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这说明他们的文章影响大。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实际上的第一媒体是广播。那时候城市家庭大都有收音机,农村大喇叭一响全村都听到了。“文革”时,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广播,全国都敲锣打鼓庆祝。那时候最知名的媒体人是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比如齐越、夏青、林田、费寄平、葛兰、方明、铁成等。

不同媒介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不是一个晚上就变了的。我大学在北大和人大时,学习的、实习的还是报纸新闻。1961年毕业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我们学校选人,把我安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在那里,我从记者、编辑再到组长,从副主任到主管新闻的副台长。

1983年时,电台开始感到电视的威胁和冲击了,当时我在中央台(那时候央广的影响力大于央视,故“中央台”指的是央广——编者)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广播会被电视冲垮吗?》,提出一定要抓住广播自己的特点,这样电视也不可能代替广播。那时候电视新闻还没发展起来,我提出广播要加强新闻、音乐节目。时任广电部部长的吴冷西同志看了很欣赏,批示给期刊《广播电视战线》公开发表。2年后,我就被派到中央电视台当副台长,主管新闻,我又把主管广播的经验搬到电视台。

深度对话:您刚上任时,除去开始红遍大江南北的春晚,央视的每日常规节目质量如何?

杨伟光:当时的央视的新闻节目,只有《新闻联播》一个。我就任前有个思想准备,自己当年49岁了,大学同学很多则在央视干了二十多年。我作为副台长,把中央台新闻部主任沈纪带去当台长助理,他们觉得我们这种人央视一抓一大把,用不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还有人质疑我,你杨伟光懂拍新闻、扛机器吗。后来我说,我不是来扛机器的,是来管理扛机器、拍新闻的人的。

但我们总体上是低调的,就任后先调查两个月,看电视新闻主要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写了一个报告。提出要把《新闻联播》办成国内外要闻总汇,实际上就是要提高《新闻联播》的话语权、影响力。

深度对话:对于话语权扩张,您有什么具体措施?

杨伟光:四个字:新、短、快、广。如果没有这几条,多少钱都没有用。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有很多观念上的问题要改变。首先,新闻要讲时效。当时记者下午三四点采访归来,就回家了,第二天《新闻联播》报的是前一天的新闻。他们辩解说,报纸是文字的,广播是声音的,我们有图象又有声音,第二天播也有人看。我反驳,我们比他们有优势,又比他们先播出,那不是更好吗。后来,中央领导出席重要活动,如果记者晚上6点回到台里,《新闻联播》还要在《天气预报》以前播出“刚刚收到的消息”。有些领导人回家一打开电视,看到他的会见央视已经播了,就觉得电视台很快,后来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新闻播发同一条高层新闻,中央领导就先给央视审稿。

我们还必须注意电视新闻内容的广泛性。原来半小时只十五六条新闻,一个乡镇企业可以播三四分钟。后来我说,一个乡镇企业就算产值翻了一番,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多大的作用呢?如果大庆油田、鞍钢超额完成任务,那才是新闻。一般乡镇企业的新闻不应在《新闻联播》里面播,但可以挪到经济节目,这样就增加了科教文卫体新闻和社会新闻,跟老百姓比较接近,大家也比较愿意看。还有一些新闻,一句话就能讲清它的新闻价值了,这就是后来的“一句话新闻”。

深度对话:您第一次在重大报道中和广播电台的正式交锋是什么时候?

杨伟光:是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过去没有卫星传送,世界上重大事件的报道全靠电话,所以广播电台是最有时效性的。我到任央视后打了个翻身仗。我们发现,广播电台打长途电话,要通过好几个总机,首先转到北京电信,再到中央广播电台的总机,然后才是编辑部,我们租了一个卫星专线,拿起电话就到北京机房,少了很多中间环节。

我们报道团里有个朝鲜族同事,我告诉他,奥运会第一块金牌第一天将产生于自行车比赛,你先去电话旁边守着,跟韩国工作人员搞熟了,你要用的时候马上可以用。我国运动员真的第一个到达终点。他打电话传来捷报,当时我又担心消息是否准确,问报道团很大的新华社,他们回答还没听说谁是第一。后来我说还是发了吧,让电视台打出滚动的字幕新闻。半小时以后,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才发稿。最后一天金牌总数第一的消息,也是我们抢在前面报道。

深度对话:当时《新闻联播》在新闻排序上有非常大胆的举动,比如把国外新闻放在头条。

杨伟光:我们的国际新闻一般都放在《新闻联播》的后面,先对内,后对外。至于“挑战者号升空后爆炸”的新闻,我们后来之所以决定放在头条,因为这是全世界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的头条,我们应该按照新闻价值走。最后我拍板,把这条新闻放头条播了六分多钟,李鹏总理的唁电放在第二条,然后听听各方面的反映。结果上级领导没有人反对,倒是新闻界说,这是中央电视台改革的一项很重要的标志,也是提高自己的话语权,使得重大事件能够及时传递给观众。

当时还没有驻外记者,我们就买了CNN的画面。我主张全世界大地方和出大新闻的地方,都应该有中央台的记者在,人都准备好了,但主管部门觉得国际台(即中国国际广播频道——编者)有了,央视就不一定要有。后来央视的广告业务上去以后,很多地区的驻外记者站就建立起来了。

深度对话:除了央视自身主张的改革举措,是不是还有主管部门的“命题作文”?

杨伟光:80年代中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外国人有很多误解。而过去的人大记者招待会,央视只是非常简单地播一条新闻,国家领导人讲什么是不报的,外国人提什么问题也是不报的。那年中央领导决定利用七届人大的记者招待会解疑释惑。

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同志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建议把记者招待会的内容录像播出来,把外国人提问和领导人回答都连起来,一两句不合适的话再删掉。虽然这个提议引起很大的争论,但一些人支持我,说我们跟外国人都讲了,外国记者把最尖锐的问答内容放头条,我们国内没有,他们就会抓到我们新闻自由问题上的把柄,《参考消息》再转载外电,就变成“出口转内销”——既然要解疑释惑,中国人也应该有知情权。

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同意由广电部的负责审稿,前方的人民大会堂现场三个人,后方的制作机房三个人,一边传片子一边制作,最后也没发现什么特别不合适的地方要删掉的。八场记者招待会一播,包括北大等大学生在内的全国观众,都看得很满足。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此举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后来,中共十三大开幕式,我们实现了现场直播;八届人大开幕式,我们实现了连续报道。

 

杨伟光陪同邵逸夫参观中央电视台

身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杨伟光给明星陈好颁奖

杨伟光考察淮阳

民众话语权:舆论监督双剑客

调查记者工资比台长高

我每天早晨起床就先看《东方时空》,有问题马上打电话让他们修改,不要影响中午的重播。没想到这个节目改变了中国人早上起床不看电视,只听广播的习惯。

深度对话:80年代,您作为台长仅仅主管新闻工作;1991年底您上任台长,是如何为进一步改革争取支持的??

杨伟光:1992年底,当时的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徐心华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传达中央精神,要求新闻媒体更贴近群众,报纸、广播、电视要抓热点问题,应让工人、农民、战士、干部、专家、学者对热点问题发表意见,通过讨论来引导社会舆论。当时我还是心有余悸,觉得抓热点很容易“踩雷”、挨批,就提出应发表红头文件,让各媒体都遵照执行,让干部、群众有思想准备。于是,1993年春天,中宣部下发了一个关于全国宣传思想工作指导意见的文件,白纸黑字传达精神。

深度对话:有了中央文件“撑腰”,您接下来有何打算?

杨伟光:有了中央这个精神,我们办了《东方时空》。内容上,《东方时空》是电视新闻杂志,有新闻人物(“东方之子”)、采访观众(“焦点时刻”“生活空间”),也有文艺节目(“金曲榜”),设节目主持人。这样的内容更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让观众、新闻人物自己说话,而不只是念解说词,在一定意义上跟时代接轨了。

一开始我还不敢把节目放在黄金时间,而是早上7点。以前央视上午八点才有节目,当时提出七点办《东方时空》。新闻中心有的同志怕上早班,提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反对的人也不少。我说国际台上通宵,中央台6点半就有《新闻报摘》,我们为什么7点播节目不行?开办以后,我每天早晨起床就先看《东方时空》,有问题马上打电话让他们修改,不要影响中午的重播。没想到这个节目改变了中国人早上起床不看电视,只听广播的习惯。

深度对话:一年后成效如何?

杨伟光:过了一年,领导很支持,群众也很欢迎,我们抓热点问题的一支队伍也成长起来了。我的态度于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建议把节目放到《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后的晚7:35,每天大约做13分钟的节目,结果收视率达到35%左右,成了央视收视率第二高的栏目。

我们随后推出了《实话实说》,让老百姓自己来讲自己的事情;后来觉得《焦点访谈》只能把问题提出来,缺乏纵深的分析,又推出了《新闻调查》。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新闻节目的从时效到深度的全过程。

深度报道:当时这些舆论监督会不会恶化央视和有关部门的关系,您是怎么平衡的?

杨伟光:首先要尊重事实,揭露的内容不允许造假,这是最重要的。其次要与人为善,我们揭露问题不是想搞臭人家,而是为了解决问题。第三是连续报道,对批评对象的改进措施也进行报道,改了就好嘛。第四,短时间内不要过分集中地批评某一个地方或部门,不然他们受不了了。第五,各省、各部委领导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央视不要点他们的名,让他们很难看。这几点把握好了,他们的部门被批评了心里不是很好受,但也说不出什么。 李鹏总理视察央视,还题词“焦点访谈,表彰先进,批评后进,伸张正义”,而朱镕基总理视察时则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深度报道:当时有没有省长一级的高官被点名,或者因为《焦点访谈》的披露受到制裁?

杨伟光:真正点名省长的比较少,有也是中央已经定性了的。但一些干部没有意识到《焦点访谈》在全国的影响力。吉林市博物馆烧掉后,当地市长面对镜头说“没什么损失,没什么损失”,节目播出后大家意见都很大,他一不尊重事实,二不尊重记者,把自己搞得很被动。

山东某县的法院院长喝了一点酒,对前去采访的《焦点访谈》记者说“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还把我们记者的车给放了气。当时山东正在开人代会,人大代表看了说他把山东的脸都丢光了,三天内就把他免了职。这件事老百姓拍手称快,连上级领导都说,这个人真是狂啊。地方上很欢迎《新闻联播》的记者,不大欢迎《焦点访谈》的记者,因为我们规定,批评性报道的记者, 不吃人家的,不住人家的,完全是独立采访,他们所有费用实报实销,全部台里出钱。你的节目质量高,做得又多,你拿的钱比台长高也可以;你做的节目少,又很一般,最少的就800块吃饭钱。

深度报道:舆论监督最重要落实到人。涉及到央视筋骨的人事制度,您又是如何改革的?

杨伟光:人事改革还是很难。1993年,央视分党组决定在新闻中心增设评论部建制,计划需要100多名采编人员,由于内部调动困难,我们决定实行央视历史上第一次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东方时空》那时候招聘的最低学历是本科,尽可能招硕士生和博士生。然而,人事部说,招聘人员不发工作证、不能评职称,没有医疗保险;财务部门说,招聘人员每月工资只有280块,相当于一个清洁工的月薪。此外,招聘人员还不能入党,不能享受福利分房。

我对他们说,台聘制度是本台的第二用工制度(国家给编制是第一用工制度——编者)。台里的广告收入,给他们发工资,并且取消了那些不合理的限制。《东方时空》开始15秒钟广告才赚2500块钱,半年变成12500块钱,他的钱都用不完了——我们发展当中遇到的一切拦路虎,都要靠改革来解决;改革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应该允许试验。结果新闻评论部一个部门,每年就向台里上交广告费一亿多块钱。

有一次内部开会,食堂说已经赚了500万块钱。我当时就说:食堂的房子是台里的,水、电、家具也是台里的,主要工作是为职工服务,还赚什么钱?后来食堂把午餐改为每人3块钱的自助餐,花样很多,大家随便吃。没想到几年下来检查身体,很多人得了脂肪肝。

深度报道:您培养了许多现在依然活跃于央视舞台的名主持、名编导,这支新闻队伍是怎么带起来的呢?

杨伟光:像敬一丹,她原来是黑龙江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到北京读研究生,在央视《新闻联播》实习,实习结束时她就到办公室找我,我觉得她的形象和能力不错,就让她留下来了。白岩松、崔永元是中央广播电台来的,王小丫是四川台来的,水均益是新华社来的,王志是湖南台来的,李瑞英是江苏台来的,李修平、朱军是甘肃台来的,周涛是北京台来的,徐俐是从长沙台来的。当时我们确实是五湖四海,不拘一格用人才。

我当时经常审新闻,但不直接跟实习生接触;很多后来成名的实习生,当时只知道他们的片子,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进了央视后都很努力。100个进央视的人里面,可能有10个人出名了,另外90个人干三个月,觉得自己不适应就走了——流水把泥沙冲走,留下的是金子。

企业话语权:黄金时段出标王

4分钟28亿,奖金发不完

广告的公开招标,已经被证明是央视和企业界双赢的举措。第一个标王的产值从2亿增加到8亿,央视的身价也上去了。

《东方时空》在杨伟光任时创办

当年的央视名嘴(左起:水均益、敬一丹、鞠萍、倪萍)

重拍《红楼梦》,杨伟光觉得有意义

深度对话:节目质量上去之后,就是商家想借收视率的东风了。

杨伟光:《新闻联播》收视率达到45%左右后,一些厂家觉得《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如果能播广告,他们愿意出高价。广告部跟我说了一通,我说挺有吸引力,但也有风险——那时候不像现在,大家对广告都很反感。我说先播30秒的广告,5秒钟一个,这样观众还没想清楚怎么回事,广告就播完了。这么一播,领导没有反应,群众也没有反应。半年之后,广告延长到一分钟,大家也没有反应,这步险棋成功了。

到了第二年,广告部说现在有190多个企业,要央视的13块5秒钟的标版。我说(由我决定的话),有些企业就会质疑,你为什么给他不给我,是不是你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于是我们决定在央视进行第一次广告的公开招标。后来出访东欧途中,我又觉得招标方案不够完善:13块标版都是同一个时间段,第一名的“标王”和最后一名出的钱可能差别很大,竞标者出钱的时候就会很小心,成为标王的心理也不平衡。我从保加利亚打电话回来,把方案改为:出价最低的中标者给出的价格,作为这个时间段的广告价格,比如出价最低的是一千万,一千万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广告价格,出1亿的标王多出来的九千万,我们可以在别的时间段给他做广告。我们当时已经有七八个频道,分为白天、晚上、深夜,广告资源多得很。

深度报道:广告公开招标,央视和企业实现了双赢。

杨伟光:广告的公开招标,已经被证明是央视和企业界双赢的举措。第一个标王的产值从2亿增加到8亿,央视的身价也上去了。1997年,我们对《新闻联播》后的1分钟和《焦点访谈》前的3分钟进行公开招标,收入28个亿,占到央视全年广告收入约三分之二。要知道,1990年我们的广告收入才1个亿。1997年,广告收入45个亿,我们上税4个亿,交给广电部等各部门8个亿,剩下的钱就是台里可以自己支配的了。我们员工的奖金比工资还要高。那几年我们盖和买了二十几万平方米的职工住房。我离开央视的时候,还有2.7亿的奖金没有发完。

深度对话:如今,《新闻联播》从最辉煌的45%收视率到现在的16%-17%收视率,会不会影响到广告业务?

杨伟光: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在全国电视台中也是大头,因为它是覆盖全国的国家电视台。虽然它的收视分散到十几个频道和很多地方上的卫星台,但其他台跟中央台相比,只是零点几的收视率。央视的收视率是最高的。因此,广告收入的绝对数肯定中央台是大头。

深度对话:现在有些学者指出,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应该像BBC(英国广播公司)一样,由国家来出钱,保证它的公益性质,您觉得这个观点符合我国国情?

杨伟光:BBC和日本电视台NHK不允许在节目中做广告,但它们也不是靠国家拨款,而是靠观众的“收视费”。其他商业电视台才靠广告生存。央视这种“国家少量拨款+广告收入”的模式,短时间恐怕很难改变。90年代如果全靠国家拨款的话,就没有那么快的发展。香港回归的报道,我们提前一年,一次性买了8亿的世界一流设备,实现从模拟设备到数字设备的大跨越。这笔钱向国家申请就很难。

深度对话:那时候,您的回旋空间应该已经很大了吧?

杨伟光:当时跟BBC争发稿权争得很厉害,最后确立了对等原则,你多少个机位,我也多少个机位。当时很多电视台远赴香港,是不能进交接仪式现场的,只能用BBC或央视的信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BBC比下去。我在香港新闻中心的黄金位置建立了500平米的演播室,请香港的设计师设计,很多游客都到我们那儿照相。BBC的演播室只有50平米,看了我们的演播室以后,他们退了原来租的演播室,找别的地方去了。当时我台要从北京运送设备到香港,一路浩浩荡荡,公安部专门给各省开具证明,要求沿途省市保证车队安全。

深度对话:纵观您在央视的10年改革,一个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一个探索市场运作,这些改革思想的来源是什么?

杨伟光:这跟我从大学开始喜欢哲学,尤其是辩证法,很有关系。新闻里面也有哲学,当时我们提出,改革要积极稳步,把握好度,这个“度“就是成功的关键,过犹不及,过了不行,不及又很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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