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周年特别报道系列之十一

第二十九期

 

对话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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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物:杨龙

 

   杨龙,女,《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汶川“5.12”地震发生后,正在成都采访的杨龙火速赶往都江堰,冒着生命危险随军队徒步进入震中映秀,及时向外界传递出映秀受灾的信息。

 

 
  《深度对话》往期回顾:

(一)对话范跑跑妻子:

美忠是个好男人

 

(二)对话徐光兴教授:

地震心里伤害恢复至少十年

 

(三)对话校长刘亚春:

北川中学哪有几十个亿

 

(四)北川幸存高三教师

的五年网络生涯

 

(五)对话民工律师周立太:

怕?老子就不上庭了!

 

(六)对话记者简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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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话航天四老之屠守锷:

毛主席说导弹卫星我们都要

(八)对话记者孙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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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对话教授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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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对话李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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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对话曹轲:

中国的报道是最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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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对话鲁元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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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对话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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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对话白血病儿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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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对话前驻法大使:

中国30年没做过亏心事

(十九)对话闾丘露薇:

媒体应该怎样关注灾区

(二十)对话新华社记者朱玉:

“史上最牛校长”发现者

(二十一)对话北川籍记者郑楮:

那天,所有人都成了灾民

(二十二)新闻晨报记者张源:

没有一个地方像北川让我牵挂

(二十三)中青报冰点林天宏:

回家背后中华民族的坚韧

(二十四)南方周末朱红军:

真实基础上的主旋律才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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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希望媒体去讲周年这个事情。让他们能够平平静静、更快地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我是不愿意再回到灾区去做一周年采访的。我可能会跟在地震时认识的朋友、灾民打打电话,问问他们怎么样了,需要什么帮助。我会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一周年做一个策划。我很不喜欢这样。

  突然之间受到这种冲击,人是麻木的。灾区的很多人,在直接经历这些情景时,可能也都是这样,包括那些亲属。他们只是想着拼命地挖人、救人,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怎么就活下来了。

 

  当地的官员都喜欢新衣服,不用消毒,不用整理,不用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所以他们把这些旧衣服拖过来之后,全都扔在了山上。

 

  可能当时那一瞬间,人们是挺齐心的,但是那一小会过去之后,巨大的悲痛、冲击、震撼过去之后,人性中的自私、争夺反而表现得更明显。

 

中国新闻周刊地震报道国殇 汶川的孩子

 

汶川地震周年深度对话记者系列>>>

 

  之一:对话闾丘露薇:媒体应该怎样关注灾区(凤凰卫视)

 

  之二:对话朱玉:史上最牛校长发现者(新华社)

 

  之三:对话北川籍记者郑楮:那天,所有人都成了灾民(经济观察报)

 

  之四:对话张源:没有一个地方像北川让我牵挂(上海新闻晨报)

 

  之五:对话林天宏:地震灾难背后中华民族的坚韧(中国青年报冰点)

 

  之六:对话朱红军:真实基础上的主旋律才更持久(南方周末)

 

  之七:对话南香红:北川到底发生了什么(南方都市报)

 

  之八:对话张寒:有些悲伤始终活在他们心里(新京报核心报道)

 

  之九:对话杨海鹰:一手伸援手,一手写报道(上海新闻晨报)

 

  之十:对话张悦:在我眼里,灾区老百姓才是英雄(南方周末)

 

  之十一:对话杨龙:让灾民平静正常生活吧(中国新闻周刊)

 

杨龙

对话人物:杨龙 对话者:魏青科 统筹:vingie 我有话说】【杨龙博客

 

快跑,地震了

 

深度对话:地震时你在哪里?

 

杨龙: 在成都市区的一家酒店。当时感觉楼房摇晃起来,还有呜呜的声音,以为是电钻之类的东西。出来之后,酒店服务员正好推着车在走廊里面,说快跑快跑,地震了。我就跟着他们一起跑下了楼。

 

深度对话:你知道这是一场地震以后,第一反应是什么?

 

杨龙:第一时间挺恐慌的,因为周围的墙都在晃荡。后来跑到空旷的地方以后就开始拍照。那时候相机也没来得及拿下来,只好用手机来拍,录一些视频。之后就想到马上打电话联系北京的编辑,但那时候电话已经不通了。

 

深度对话:后来怎么办?我看你的文章说12号下午你在成都公交车上碰到一个大学生?

 

杨龙:对。我回酒店把行李收拾了一下,查了一下大概往哪个方向走。我想去汶川。

 

那时候,成都市公交系统基本上已经瘫痪了。出租车都是满的,公交车上也挤了很多人,大家都往城外奔。

 

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已经开始播报地震的一些情况了。我记得开始的时候是7级,然后8级、9级,不断地在调整。

 

有个女孩站在离我大概两米多的地方,她拼命挤,想看电视上的画面,很急的样子。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急?她说她是汶川人,她要回去。我说,我也要去汶川,现在肯定没办法坐其他的车了,我把你带过去吧。

 

深度对话:她一直跟着你吗?

 

杨龙:没有,她有一个弟弟在成都,所以第二天就回去了。

 

深度对话:你后来有没有跟她联系过??

 

杨龙:我们一直有联系。她是汶川的,不过还好,她们家就是房子倒了,人都没有问题。

国殇:悲痛中汲取成长的力量

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报道《国殇》

 

人的潜力真大,无论什么样的日子好像都能活下来

 

深度对话:你在灾区采访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救援工作是怎样的?

 

杨龙:当时很混乱。你只能看到路上不停有军车,有救护车,来来去去都是人。

 

深度对话: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组织上存在什么问题?

 

杨龙: 当天主要是应急机制存在问题。比如帐篷没有到位。

 

12号那天晚上下很大的雨,非常冷。都江堰两个学校和中医院的房屋倒塌很严重,大部分救援都集中在这种最危险的地方。其他人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跑出来的。不过那么大的灾难,做起来也挺困难的。

 

深度对话: 你采访之前,关于采访对象、内容、角度有没有一个计划?

 

杨龙: 没有。我那时候做记者并不久,对这种大的灾难没有太多判断,全靠自己的本能,真的是本能。

 

深度对话:在地震之前你有没有做过其它的灾难报道?

 

杨龙: 只有雪灾。

 

深度对话: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杨龙: 雪灾没有重大伤亡,只是让你觉得底层的人民在冰天雪地的环境里生存非常艰难。但是当你在地震这种环境中的时候,就会对人生、对生命有更多的感悟。

 

深度对话:灾区余震持续不断,你的家人、朋友担心你吗?

 

杨龙:地震那天,我老公在北京,他还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也联系不上他。晚上他知道四川发生地震了以后,很急,但是已经联系不到我了,我的手机完全不通。

 

5月13日,温家宝要求必须在当天晚上把紫坪铺水库那边的路打通。我们想第一时间进入汶川,于是就把车直接开到都江堰水库上面,晚上就在那里睡。结果那天晚上路没有通。我们又等了一早上,14日随军步行进入映秀镇。

 

进去以后要用卫星电话,但是电话没电了,消息也发不出来。那时候,我们跟外面失去联系已经有20多个小时了,家里人、亲戚都很着急。14号晚上到了映秀之后,我们借军队的一个卫星电话发了一条稿子出来,他们看到稿子之后才知道我们没事了。

 

深度对话:您在灾区的时候,跟家人、朋友联系得多吗?

 

杨龙: 很少。因为当时真的就是忙于眼前的事,很少会想到跟朋友、家人沟通。你能想到的就是眼前的灾难。

 

深度对话:那些天身体、精神状况怎么样?

 

杨龙: 超负荷地运转。在灾区,没有什么吃的,也不能够睡。还好,我没有被这些问题难倒。人的潜力真大,无论什么样的日子好像都能活下来。

中国新闻周刊:汶川的孩子

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报道《汶川的孩子》

那种压在废墟下面救不出来的清楚的绝望

 

深度对话:看到那么多人死亡,心里是什么感觉?

 

杨龙: 我平时很胆小。去了灾区以后,不断地看到鲜血、死亡,感受着那种面临死亡的绝望,那种压在废墟下面救不出来的清楚的绝望。

 

突然之间受到这种冲击,人是麻木的。灾区的很多人,在直接经历这些情景的时候,可能也都是这样,包括那些亲属。他们只是想着拼命地挖人、救人,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怎么就活下来了。

 

我跟地震以后才从外面进来的记者不一样,我是身处其中的一个地震经历者。这让我一开始就对地震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唯一想的就是把自己看到的,不带感情色彩地、客观地报道出去。

 

深度对话:在灾难现场,会不会在报道和救人之间难以取舍?

 

杨龙: 说实话,那时候也帮不上忙。因为你到那儿的时候,能够用手挖出来的,都已经被挖出来了。除了报道之外,我们能做的,就是把粮食分给灾民吃。只能做这些了。

 

你首先要做一个人,然后再去做工作上的事情

 

深度对话:地震期间很多记者去了一线,您觉得需要这么多记者吗?那时候物资什么都挺匮乏的,人越多,灾区的压力就越大。

 

杨龙: 这个我确实感触很深,尤其是在汶川、映秀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跟其他很多记者一起,坐一个大船回来,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当灾民背着包,背着小孩,甚至背着狗,一起涌到那个船上的时候,很多记者也一直跟着上去。当时我就想,记者还是尽量不添麻烦为好。

 

深度对话:有人说,这次地震报道,在新闻透明度这方面有了很大提高,您觉得呢?

 

杨龙: 确实是。因为说实话,12号晚上去的时候,我们内部都在传,说好像是不允许记者进去的。当时我们就有点担心,还想了种种方案,怎么混进灾区,怎么不被发现。但后来一路都很畅通,军队、政府都很配合。

 

深度对话:为什么呢?

 

杨龙: 可能那时候大家都在往一个善的方向走,都想把这个事情做好。

 

深度对话:对许多死难者家属来说,记者采访一次,就是揭一次伤疤。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开展采访?

 

杨龙: 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如果他需要帮助,需要倾诉,我就会找他聊这个事情。否则,我不会去采访他,不会再用稿子揭他的伤疤。我宁愿不做这个稿子。

 

在都江堰的一个中德医院里,有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她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老公、孙子都遇难了,就剩了她一个,腿还被砸断了。红十字会医院跟我介绍了她,但是我去看她的时候,没有以记者的身份去,而是让一个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带我去,跟她说‘这是我妹妹,过来看一下你’。我就拽着她的手在床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走的时候让那个志愿者给她留了200块钱。

 

在那种情况下,你不会想着采访。你首先要做一个人,然后再去做工作上的事情。因为说实话,这种事情,不报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不揭她伤疤又有什么关系呢?

 

深度对话:很多地震的报道是讴歌人性美的,有一些相反的例子吗?

 

杨龙: 我有一篇报道,是关于灾区物资调查的。中国新闻周刊发过,但是网上现在没有。

 

灾区基层官员发放物资是比较混乱的。当时救援物资太多了,没法儿统计。没有记录的物资放在那儿,不可能没有人伸手拿这些东西。

 

我在一个板房做了10多天暗访,就遇到因为救援物资被扣押而闹事的事情。我还曾经在距离安置区不远的一座山上,看到成片成片的旧衣服扔在那里。山上的人说,有一天他们拖了8卡车的旧衣物上来,全都扔在山上,漫山遍野都是。

 

深度对话:为什么要扔在那里?

 

杨龙: 因为当时捐的旧衣服太多了。你知道,旧衣服是需要消毒、整理的,但是做这个事情要花很大气力。所以当地的官员都喜欢新衣服,不用消毒,不用整理,不用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所以他们把这些旧衣服拖过来之后,全都扔在了山上。

 

在绵阳,当时很多灾民都没有发到衣服。他们拿到手的就是两件十块钱的T恤。当他们知道山上有衣服后,就背着背篓到山上把这些衣服捡下来,搭在移动板房上晒。如果有人来检查,村长就说,今天要把衣服收回去,让人看到了影响不好,于是他们就把衣服藏起来。等检查的走了,不用再作秀了,就把这些衣服继续洗了晒上。

 

能够坐在一个不摇晃的踏实的地面上,感觉真好

 

深度对话:很多去过灾区的人都有地震后遗症,比如做恶梦,心情抑郁。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杨龙: 我倒是没有做恶梦,也没有抑郁,只是后来有种应激反应似的。比如在楼上的时候,我特别怕地面被踩得比较震动的感觉。如果有那种感觉,我就紧张得以为地震了。回来后的三四个月里,我会尽量避免去看地震的东西,包括我当时拍的大量的照片还有录音资料,到现在我都很少打开它。那个文件夹,每打开一次我就会伤心一次,就会想到当天的情景,它在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

 

深度对话:从灾区回到外面的太平盛世,这种对比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杨龙: 好像没什么感觉。我只记得我回来了之后,一个劲要请我们副主编吃饭,因为跟他们一起的时候,都是他们请我们吃饭。那天我说,我一定要请你吃饭。我觉得我是活着回来了。我有这个机会,挺高兴的。能够坐在一个不摇晃的踏实的地面上,感觉真好。

杨龙

 

让他们更快地回到正常生活中

 

深度对话:后来又去过灾区吗?

 

杨龙: 去过。不过不太记得是5月份还是6月份去的。

 

深度对话:那时候看到的情景和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

 

杨龙: 有条理多了。那时候路上匆匆忙忙、来来去去的人群已经不那么慌乱了。你看到的就是活动板房,大家都在搞建设,包括志愿者、各地援建的人,就是这些了。

 

深度对话:有人说,地震让中国人瞬间从一盘散沙变成了一块钢板,您怎么看这种评价?

 

杨龙: 可能当时那一瞬间,人们是挺齐心的。但是那一小会儿过去之后,巨大的悲痛、冲击、震撼过去之后,人性中的自私、争夺反而表现得更明显。

 

深度对话:能不能举一个你看到的例子?

 

杨龙: 5月14日那天,我们晚上才走到映秀镇。在刚一进镇的地方,有一块很平的地,直升飞机不断地来往运送伤员。

 

每一辆飞机下来之后,伤员的亲属或者朋友,就一窝蜂地抬着他的门板朝直升飞机里面闯。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亲人抢先送上飞机,以至于维持秩序的时间变得特别长。

 

从映秀出来的地方,七八百灾民不断地往河滩上走,想坐船过去。但是那个船一趟只能运一两个人。每个人都想挤上去,场面很像战争时候的逃荒。有一个班的初中生也是要转移的,但是挤不过去。很多武警就手拉着手拉出一条道来,让那些初中生一个抓着一个上船,要不然这些小孩子根本没法儿挤进去。

 

深度对话:后来,有一些灾民在灾区卖地震纪念品、光碟之类的,有人说他们发国难财,你怎么看?

 

杨龙: 这是他们谋生的一个手段,没什么可非议的。这怎么叫发国难财呢?他们又没去偷、没去抢,也没有做危害别人的事情。

 

深度对话:那从你跟灾民的接触中,你觉得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杨龙:每个阶段都不同吧。

 

深度对话:有什么不同?

 

杨龙:最早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求生欲,或者说希望别人来给他帮助,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帮他把亲人挖出来。

 

等最惊恐的那段时间过了以后,更多的灾民想着怎样才能尽快把自己的家重新建起来,考虑怎么样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有一些高中生,他们的爸妈可能想着,我的孩子读大学怎么办呢?他们可能对于物质、对于重建的要求会更多一些。

 

深度对话:全社会对灾区的关注经历了一个高潮,然后慢慢落下来。到周年的时候,就又掀起一个高潮。这种忽冷忽热的关注,对灾区人民会造成什么影响?

 

杨龙:我真的不希望媒体去讲周年这个事情。让他们能够平平静静、更快地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

 

我是不愿意再回到灾区去做一周年采访的。我可能会跟在地震时认识的朋友、灾民打打电话,问问他们怎么样了,需要什么帮助。我会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一周年做一个策划。我很不喜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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