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期

对话许庆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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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物:许庆亮
  许庆亮:《南都周刊》执行主编。《南都周刊》于2006年3月1日正式创刊,作为南方都市报的全国精华版,南都周刊不负众望,一出刊便引起全国媒体广泛关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南都周刊已经一跃成为行业内知名的新锐力量。
 
《深度对话》往期回顾:

(一)对话范跑跑妻子:

美忠是个好男人

 

(二)对话徐光兴教授:

地震心里伤害恢复至少十年

 

(三)对话校长刘亚春:

北川中学哪有几十个亿

 

(四)北川幸存高三教师

的五年网络生涯

 

(五)对话民工律师周立太:

怕?老子就不上庭了!

 

(六)对话记者简光洲:

我为何第一个点“三鹿”的名

 

(七)对话航天四老屠守锷:

毛主席说导弹卫星我们都要

 

(八)对话记者孙春龙:

感谢温总理,我是他粉丝

 

(九)对话原住民高金素梅:

日本还没道歉,我们还在诉讼

 

(十)对话教授展江:

“封口费说明有媒体堕落了”

 

(十一)对话李鸿谷:

周老虎在今年还能成头条么

 

(十二)对话曹轲:

中国的报道是最透明的

 

(十三)对话钱钢:

我们的安全来自信息的透明

 

(十四)对话庄慎之:

我眼中的“网络威胁论”

 

(十五)对话鲁元珍:

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十六)对话张鸣:

敢告我反革命,让你不及格

 

(十七)对话白血病儿之父:

我要向总理磕一辈子头

 

(十八)对话前驻法大使:

中国30年没做过亏心事

 

(十九)对话闾丘露薇:

媒体应该怎样关注灾区

 

(二十)对话新华社记者朱玉:

“史上最牛校长”发现者

 

(二十一)对话北川籍记者郑楮:

那天,所有人都成了灾民

 

(二十二)新闻晨报记者张源:

没有一个地方像北川让我牵挂

 

(二十三)中青报冰点林天宏:

回家背后中华民族的坚韧

 

(二十四)南方周末朱红军:

真实基础上的主旋律才更持久

 

(二十五)南香红:

北川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十六)新京报张寒:

有些悲伤始终活在他们心里

 

(二十七)新闻晨报杨海鹰:

登上军方直升机的女记者

 

(二十八)对话张悦:

灾区老百姓才是英雄

 

(二十九)中国新闻周刊杨龙:

让灾民平静生活吧

 

(三十)史上最牛代课教师:

震后无法教书

 

(三十一)对话加藤嘉一:

太子党是日本最大问题

 

(三十二)对话江平:

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

 

(三十三)对话冯仑:

民企脱光了也要干干净净

 

(三十四)对话卫毅:

看不懂的巴东

 

(三十五)对话李普:

我从毛主席手里接过政府名单

 

(三十六)对话三代兵团人:

我们的理想与爱情

 

(三十七)对话戴庆媛:

我们不是被机枪押进新疆的

 

(三十八)对话王明达:

前教育部副部回忆高考与大学

 

(三十九)对话许庆亮:

上海特警乌龙剿匪幕后故事

 

(四十)对话孙中界:

不断指谁相信你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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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出来当天下午,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办给我们发了一个传真函,对我们的报道表示感谢,说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被误抓的人的信息也是完全准确的,但也希望《南都周刊》以后能够以更正面的报道模式关注上海的治安环境,以支持上海公安工作的的角度去做更多报道。

我们一直倡导多元文化,其实现在中国的整个媒体、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主流的价值观,而是很零散的不同价值立场,各个媒体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性。

对话人物:许庆亮 对话者:vingie 张丽萍 页面制作:曹源【我有话说

2006年特刊一炮走红

深度对话:《南都周刊》创办不过才三年,已经成为很知名的一份刊物,是什么样的 定位和发展理念让《南都周刊》迅速崛起?

许庆亮:《南都周刊》是2006年3月份正式创刊的,这是一份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管、《南方都市报》主办的一份面向全国的都市类新闻周刊。创刊至今三年多来,《南都周刊》在行内、在读者眼里已经成长为具有品牌的一份新闻周刊。

    现在,我们的定位明确为八个字:“南方立场,都市风向”,就是一直秉承南方报业集团的新闻理念,同时面向大中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一批中产阶层读者。

    从2006年创刊到现在,我们操作过一些让读者比较有印象的专题和特刊。2006年创刊的时候,我们做了十个创意方案,以模仿历史主义的方式,用历史曾经发生的一些事件映射当代中国,把古代的事情用现代的语境进行包装。这个创意方案在网络上一下子得到非常大的反响,据我们当时观察,各个大小论坛都在广为转载。这个为《南都周刊》获得了第一次好口碑,让我们的新刊物第一次就有了知名度。

    之后,2006年、2007年、2008年的年末盘点操作都反映了“反向新闻时点”,以一种解构的方式、反向的方式,对三年来每年中国、世界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民众关心的网络事件进行解读。这种操作模式在整个中国新闻界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周刊是一家杂志形态的媒体,在中国新闻业里有一个创新的操作方式。

    今年3月份,《南都周刊》更明显地走杂志化路线,从整个杂志的形态到纸张和开本,完全按照杂志化的模式来调整和操作。这样,《南都周刊》无论是影响力、知名度,还是大家的认可度,都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另外,我们的定位调整为走都市化的报道路线、对网络热点事件进行第一时间的介入。概括起来,就是都市现象和网络精神的结合。

    同时,报道领域更集中于民生,就是与普通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一些社会现象;进一步关切都市白领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需求。

    我列举几个改杂志化以来的操作案例。

    在网络报道方面,改版第一期我们就做了一个专题:“谁在统治网民?”。我国互联网网民已经三亿多了,网民本身就是一个有互联网等级秩序的大社会,究竟有哪些力量在统治这些网民?我们对传统的权利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6月份,我们做了一个“中国官员的2.0危机”,对中国的政府官员,一方面面临传统模式的监督,另一方面又面临互联网时代的民间社会的监督。这就是我们在网络报道方面做的两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专题,在这方面我们算是中国刊物里,网络报道方面跟进最紧、观察和介入网络发展进程的最敏锐的媒体。

    在民生方面,3月份我们做过一个“食品生化危机”。为什么要做这个专题呢?我们从去年三聚氰胺的角度出发,这次主要是针对从食品到饮料的各个行业潜在的生化危机,对中国食品安全生产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这个报道推出来后,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

    7月份,我们做了一个加碘盐的调查报道。之前有一些媒体零星披露,加碘盐政策实行十五年以来,很多高碘地区得甲状腺疾病和甲状腺癌的人数在增加。我们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很谨慎,因为目前还没有哪一个权威机构能够确切地说,加碘盐政策和这种疾病是直接关联的,记者去了高碘地区对这些得甲状腺疾病的人进行深入调查,把前十五年的数据和现在的数据进行对比。但在操作过程中,我们也没有直接得出这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但我们进行了对比,至于是否存在这样的关系,可由读者自己判断。这个报道出来之后,我们得到很多同行以及读者的反馈,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和《经济半小时》,相继做了一些后续的跟踪报道。卫生部的一个负责人出来对加碘盐政策进行了解释,同时也透露从明年开始各个省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在盐里加碘,这同样意味着实行了十五年的加碘盐政策从明年开始就会比较松动。

许庆亮做客腾讯

深度对话:做这个加碘盐的选题,你们是从哪儿得到信息来源的?

许庆亮:信息来源于卫生部发布的一个学术报告,卫生部从2007年开始,就对加碘盐以及得甲状腺疾病的这些人跟踪研究,它的数据也没有说这两个直接关联,但数据的变化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编辑看到这个报道以后就有这个敏感性,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求证,最后我们还是采取先记者实地采访,根据这个第一手的资料再进行选题的评判。

深度对话:你们选择做这个选题的原因是什么?评判选题价值的标准是什么?

许庆亮:我们首先会去搜集一下专家、学者的意见,看他们是否认为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资料表明,专家意见还是有分歧的,一些认为加碘盐和甲状腺疾病是直接关联的,但是更多的,特别是官方的专家认为加碘盐没有问题。这样分歧的两派意见,我们肯定都听取了,但也会根据记者在前方的调查报道进行综合分析。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媒体机构,不是做学术的,只能去讲事实,而不是去下结论。

《南都周刊》加碘盐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南都周刊》缩写SM,坚持网络化风格

深度对话:刚刚您介绍了《南都周刊》,有两个词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第一个是“都市类”,第二个是“关注网络”。加碘盐报道就是民生和都市类非常切合的报道,“关注网络”,我的感觉是一种先锋的、前沿的文化,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许庆亮:我们立志要做一本新锐、前沿的新闻刊物。网络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在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里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大家有心去回忆一下的话,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是在网络上开始的。网络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的整个社会生态,很多人更愿意把网络当作一个表达自我诉求的最直接的平台,因为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普通人很难有话语权。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有自我表达权和强烈知情权的公民,什么方式可以讲出和实现自己的想法呢?网络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最便捷的平台。

    网络还有几个特性使它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一个就是开放性,另一个就是资源共享,再有就是网络的交互功能越来越强。纸质媒体是很难实现这种互动的;电视媒体只有少量的专家、学者能作为嘉宾表达意愿。但是互联网不一样。

深度对话:互联网属于草根,反主流。

许庆亮:“草根”这个词该怎么理解呢?可能应该是说更大众。“反主流”,我觉得中国网民和西方网民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也就是中国网民的利益诉求只能通过这唯一的一个平台,所以在表达的时候,可能会更非理性,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甚至有一点“民粹”倾向。但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很理性的、谦谦有礼的,但为什么在网络上会表现得非理性?可能和现有的整体社会环境以及民众表达渠道缺乏有很直接的关系。这值得大家反思。

深度对话:《南都周刊》的同事把《南都周刊》缩写成SM,这个缩写非常网络化,您刚才介绍的一些具体操作,包括创刊创意、解构历史都很网络化。

许庆亮:对,其实这些都是网络风格很强烈的操作。

深度对话:几年下来,都坚持了这种风格。

许庆亮:我们去年还做了一个“2008年山寨汉语辞典”,也是网络风格的典型体现。

2008年山寨汉语词典中提到的”我爸爸是高干“(图片来源于网络)

深度对话:你们在新闻操作上也已经形成了网络化的操作模式?

许庆亮:对,但这是我们众多模式中的一种。比如民生报道是一种报道模式,“2008年山寨汉语辞典”是一种解释性、集纳式、分析性的网络报道模式,新闻报道专题方面还是以深度调查、第一线采访作为基本的报道模式。

    整体的报道理念方面,我们还是坚持南方报业一直以来的传统,坚持新闻客观性,坚持价值立场的独立性,坚持报道内容的平衡和公正。一方面严格遵守着南方报业一以贯之的新闻理念,同时注入强烈的人文关怀。我觉得作为新闻人员,虽然不是非要你铁肩担道义,但还是要有一种追求真善美的情怀。

深度对话:《南都周刊》有一点跟别的新闻类杂志不同,你们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专业报道,还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幽默的报道风格和网络的报道模式,影响也非常大,特别是网络影响。

许庆亮:我个人也曾跟其他刊物负责人、主编有过一些交流,他们觉得互联网是他们的敌人,损坏了平面媒体的利益,要排斥互联网,要和互联网做斗争。我的看法是,时代在前进,互联网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与其与之为敌,不如热烈拥抱它,在和互联网的深入接触中,同时也让你的杂志跟上时代的潮流、趋势。

    另外,你的读者不可能一成不变,除非已经形成很强的品牌知名度的媒体,但读者也是会老去的,你需要有新的读者不断加入到你的忠心读者群来,你该怎么办呢?你需要把你的杂志和时代潮流进行结合,与时俱进。为什么我们会时常关注互联网的发展,关注网络现象的分析集纳呢?就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南都周刊》的后台故事

深度对话:请您再和网友分享一下《南都周刊》的一些具体操作案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看到了报道,但不知道报道后面的操作经过。

许庆亮:先说一下去年我们北京站记者做的一个关于《百家讲坛》的一个专题报道。这个记者和《百家讲坛》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交往和交流,大致获知《百家讲坛》收视率急速下降的新闻线索,当然,只有这样一个新闻线索肯定是没法做一个专题的。记者在后来跟工作人员的不断交谈中,得到了他的信任,他就把《百家讲坛》的内部收视率数据传真给了那位记者,这是他们内部真实的、只限于内部流传的数据。据记者的透露,央视内部的收视率数据,只有内部人有,对外公布的是另一份,有好几种版本。但我们拿到的是内部版本。

   在此基础上,我们开会讨论,有一个基本事实是,至少他们内部觉得《百家讲坛》收视率急剧下降是事实,有了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做这个调查。当时采访了很多人,我们记者张守刚也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易中天,采访了栏目负责人。

   这个报道出来后引起了易中天的强烈反弹,他认为我们做得不专业,而且有诋毁的情绪。事实上,在报道操作模式里,我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们列了很多问题,他也接受了采访,《百家讲坛》的工作人员也接受了采访,我们所有的调查举证都是建立在受访者的陈述事实之上,而且我们有录音,有收集的具体材料。网民,包括我们《南都周刊》的读者,对这个事件还是保持非常高的热度,因为《百家讲坛》一度是中央电视台一个非常火爆的明星栏目。《百家讲坛》讲到今天,关注度越来越少。我们的报道,实际上是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及时的挖掘,这两年《百家讲坛》的表现,也证明了我们当时那个报道,和《南方周刊》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今年也做了几个好报道。一是7月份上海站记者做的一篇关于“上海乌龙剿匪记”的报道,广为转载和传播。上海公安局刑侦总队搞了一次类似全城打击违法犯罪的大行动,警方抓获了一大批团伙,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但在信息跟踪和收集上有一些误差,导致抓进了十几个无辜老百姓,其中有八九个抓进了派出所。那天已经是晚上,很多人都睡觉了,因为警方直接破门而入,误抓给很多人心理带来很多问题。

   我们的记者和实习生,就对这些被误抓的人进行了全面直接的采访,到他们家里去听他们的讲述,而且对周边人也进行了调查,同时我们努力和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联系,因为我们希望这个消息最好是多元的,不是单个的,希望报道能够做到更客观,更全面,而不仅仅是站在被误抓的老百姓角度。但直到我们截稿,上海市公安局一直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甚至我们盖了公章的传真件,最后也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我们记者就根据实地采访,根据第一手的调查,对整个事件做了一个客观性描述的报道。

   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网民的关注,确实是中国整个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包括大家对警察的形象认知,包括大家对大抓捕行动的整个处理结果的认识,很典型地反应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态;同时记者的文字具有场景化、镜头感,比如警察去拿了某一种品牌的饮料,直接破门而入,把冰箱打开,拿出饮料来打开喝,这个甚至已经被网友拍成陕西话版本的DV和现场演示版本的DV,这也说明网友对这样一个事件和现状,除了正面解读,还保持着一种娱乐的心态。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加碘盐操作,这是我们近期以来影响比较广泛的几个报道。

深度对话:“上海乌龙剿匪记”这个报道出来之后,上海警方的反应是怎样的?

许庆亮:上海警方的反应是非常专业的,他们的新闻办和我们《南都周刊》沟通的时候体现出,首先是一种很专业的态度,同时是一种很谦和的态度。在历次与官方部门打交道的经历中,上海市公安局对我们的反馈和沟通,是具有很高水准的。

    报道出来当天下午,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办给我们发了一个传真函,对我们的报道表示感谢,说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还以一种理性、客观的叙述模式,把我们的报道和他们在这次大抓捕中的事实进行了对比,认为我们事实部分跟他们的数据是吻合的,被误抓的人的信息也是完全准确的,但也希望《南都周刊》以后能够以更正面的报道模式关注上海的治安环境,以支持上海公安工作的的角度去做更多报道。

《南都周刊》最新一期

中国报纸杂志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大发展空间

深度对话:《南都周刊》是都市类杂志,“上海乌龙剿匪记”的报道,给我第一直觉是你们关注的还是比较底层,跟一般的都市类的时尚、前沿生活的报道有一点区别。你们的新闻选择是怎样把握尺度的?

许庆亮:在这方面,我们编辑部内部有过很多的沟通。在坚持整份刊物的定位之下,封面报道是完全针对都市中产的,关注他们的切身利益,关注他们的吃喝玩乐,关注他们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关注当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关注都市中产阶层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

    在我们财经板块、文化板块、生活方式板块,我们也关注前沿的时尚的领域,集中面对在大都市里刚刚流行的或者说有流行趋势的现象进行挖掘,不会面向非常底层的读者,也不会做面向教育程度比较低的读者。

    但是在新闻板块,可能并不像前几个板块那样有强烈的读者定位。我觉得任何一个新闻,只要是受关注的,有公众性的,无论是打工者,月收入几百块钱,还是一个大企业家,身价亿万,他对一个事件都有一样的知情的渴望。比如说邓玉娇事件,从最普通的老百姓到大企业家、政府高官,都在关注。所以重大新闻事件是属于公共性的话题,是属于所有阶层都关注的问题,所以才有公共事件。

深度对话:《南方周刊》新闻板块的比重多大?

许庆亮:一般我们每期有三到四篇稿子,同时还会有一些国际报道,国际热点、新闻事件,比如说国际的一些都市流行现象的报道。

深度对话:大概占的百分比是多少?

许庆亮:不到20%,我们总共一百个版里,一般十几个版是新闻事件报道。

深度对话:《南都周刊》现在发行量多少份?

许庆亮:《南都周刊》现在的发行主要是集中在四大城市。在广州,我们在同类刊物里基本排在第一名、第二名;在北京,我们9月份开始全部铺开;在上海,我们现在的地铁渠道已经全部铺开,上海一些报刊媒体也在帮我们做发行代理。在中国的新闻周刊里,我们的发行量是排名在前列的。

深度对话:未来怎么想呢?打算上升到什么样的一个量级?

许庆亮:因为我们《南都周刊》是属于南方报业集团主管、《南方都市报》主办的,现在是南都报系的一分子,我们的社长说南方报业集团旗下所有的子报必须做到行业第一才有意义,做第二就不行。《南方都市报》的口号是“要做中国最好的报纸”,《南都周刊》作为《南方都市报》的一分子,我们的目标肯定是“要做中国最好的杂志”。至于读者、业界对我们的认同度怎样,还需要我们以后更加努力。

深度对话:最后请您分析和预测一下,中国都市类杂志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许庆亮:这几年,这个话题被说得很多了。有很多人撰文,写过互联网对平媒的冲击。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情况跟美国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某某集团又破产了或者某某报纸又停刊了,这大部分发生在美国、日本,日本《读卖新闻》停了,近期又说《读者文摘》申请破产保护,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听说哪一家大的日报、读书报面临这样的危机。这其实和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有关系。美国的平媒、电视媒体,已经非常发达、成熟、完善;中国的平媒,真正走向市场化也才十几年,都市类媒体《华西都市报》到现在也就十几年,现在市场上最早的杂志类刊物《南风窗》也就二十年,绝大部分主流刊物都是90年代后期才陆续出来是,比如《中国新闻周刊》、《三联》、《新周刊》,最多也就十几年时间。所以,中国的平媒市场其实还处于初期阶段,还是一个在大步往上生长、发展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面临互联网的挑战,平媒不一定要抱着悲观的心态。美国在二战之后,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整个传媒业迎来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峰。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中产阶级逐步壮大的发展阶段,而杂志的消费群体主要是中产阶级,因为这批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又有阅读深度文章的需求,只要中产阶级、中产阶层一直以现在的速度进行增长,中国的杂志和刊物的生存空间还是很大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杂志可能还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倡导多元文化,其实现在中国的整个媒体、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主流的价值观,而是很零散的不同价值立场,各个媒体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性。西方是有主流的价值观的,比如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价值观。在中国,现在很难说主流价值观是什么,是官方的吗?还是以武士道为基础的传统?还是一些人提倡的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价值观?总之,还没有形成被绝大部分人接受的价值观。中国的平媒,杂志也好,报纸也好,在这方面是大有作为的,为中国重塑主流的价值观贡献自己的力量。

    尽管网络快速发展,冲击传统媒体,但中国目前还处于西方社会的前工业发展阶段,所以中国的传统媒体还是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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