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周年特别报道系列之二

第二十期

 

对话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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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物: 朱玉

 

  朱玉是新华社国内部文政室主任记者,一直以调查性报道和人物报道见长,长期从事卫生口报道。

  非典、矿难、重庆开县井喷、辽宁海城豆奶、龙胆泻肝丸导致肾损害、早产儿氧中毒事件……近年来多数公共突发事件,都少不了她的身影。“人物报道很多时候需要感性,调查性报道则逻辑性很强,一环扣一环,最后导致整个证据链的存在。”朱玉说,一到调查现场,她会冷静到吓人的地步。

 

 
  《深度对话》往期回顾:

(一)对话范跑跑妻子:

美忠是个好男人

 

(二)对话徐光兴教授:

地震心里伤害恢复至少十年

 

(三)对话校长刘亚春:

北川中学哪有几十个亿

 

(四)北川幸存高三教师

的五年网络生涯

 

(五)对话民工律师周立太:

怕?老子就不上庭了!

 

(六)对话记者简光洲:

我为何第一个点“三鹿”的名

 

(七)对话航天四老之屠守锷:

毛主席说导弹卫星我们都要

(八)对话记者孙春龙:

感谢温总理,我是他粉丝

 

(九)对话原住民高金素梅:

日本还没道歉,我们还在诉讼

 

(十)对话教授展江:

“封口费说明有些媒体堕落了”

 

(十一)对话李鸿谷:

周老虎在今年还能成头条么

 

(十二)对话曹轲:

中国的报道是最透明的

 

(十三)对话钱钢:

我们的安全来自信息的透明

 

(十四)对话庄慎之:

我眼中的“网络威胁论”

(十五)对话鲁元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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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对话张鸣:

敢告我反革命,让你不及格

 

(十七)对话白血病儿之父:

我要向总理磕一辈子头

 

(十八)对话前驻法大使:

中国30年没做过亏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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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成为央视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人物”中,唯一因工作原因无法到现场领奖的人。但和许多热言社会变革的男性记者或年轻记者不同,朱玉激动地说:“你不能指望社会一夜进步,就如同不能指望小孩一夜长成大人。我们应该扪心自问,自己为社会进步能够做些什么,而批评比什么都容易,建设比什么都难!”


    2008年的一个秋夜,朱玉来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为大学生们讲述抗震救灾前线的故事。一名大学生问她,共产主义斗士、为民请命者、西方自由分子,成为中国优秀记者的三大类型,你属于哪一种?


    朱玉想了一会,用标志性的亮嗓子说道:“我介于这三者之间——对共产主义有信仰,西方技术指导报道,最重要的,我拥有社会良心。”


    说话的时候,她面若朱丹,脸圆如玉。


    而就在2008年的5月,四川省北川县。一个刚刚被震恸的城市。


    朱玉站在废墟前,衣服上上沾满“三天都洗不掉”的尸臭。忘了悲伤,忘了恐惧,她从兜里掏出一个橘子,把一抹亮色留在北川中学的操场上。


    然后,三鞠躬。


    回到北京之后,透过电视里闪过的一幕幕救灾画面,她才开始知道自己的前线报道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连说到北川,我都哭得稀里哗啦。”一个月后,她八万字的《天堂上的云朵》刊载于《北京文学》杂志,成为目前为止关于汶川震灾最全面的报告文学。


    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朱玉又在《北京文学》五月号上发表了报告文学《巨灾对阵中国》,直指中国人的灾难意识,与悲情色彩的《天堂上的云朵》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是一篇具有震聋发馈效果的报告文学力作。


    “不仅仅要记住灾难,而且要总结灾难的经验教训,我们同胞的血不能白流。”朱玉说。

 

对话人物:朱玉 对话者:郑晓艳 梁嘉琳 责编:王琪 统筹:vingie 【我有话说

 

 

以下是朱玉记者口述:

 

当时百名记者“翘会”上前线:
“我带上户外装备进灾区”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我正在香山参加《财经》杂志召开《财经》杂志百人会,因为我是《财经》杂志奖学金班的学员。2点28分时,钱钢在台上发言,下面的人的手机开始响。当时在香山,还是没有太大的地震的感受。


我当时一听是阿坝地震,心想没什么事,因为那个地方地广人稀。接下来也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严重,这是我实话实说,并不是我事事都先知先觉。当天晚上感觉还是开始有些问题,因为震后的信息并不是很通畅,网络上也还并没有时时地发布消息,后来越看越厉害。当天晚上我跟领导请战说我可以去,第二天我就开始把我的一些野外装备放在我的车上了。


我们家一到最紧急的时候肯定有应急预案的,非典的时候就启动过应急预案,我当时跟他们说,如果家里面有一个人出现非典要怎么处理,粮食、钱等等我都已经打理好了。这次如果我要去灾区,我就把家里的柴米油盐都补好,什么都不缺。去灾区的东西准备好了,往后备车厢里面一放。看着灾情越看越着急,当时前去的记者都是比较年轻的,他们可能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灾难,一下子被这种灾难的巨大程度吓倒了。他们因为走得匆忙,很多东西没有带,也造成他们在前方的生活和工作的很多的不便。而我在新华社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应该是比较富有工作经验,体力上面虽然比不了年轻的小伙子,但是工作经验还是比得上的。加上我多次进行灾难报道,跑过卫生口,相对来说承受力要好一点。


再次请缨之后,5月16日早上领导突然跟我说派你去,我很高兴,上蹿下跳地去借各种东西,当天下午就走了,背着一大堆野外的东西。在首都机场,安检把我拦住了,问清我小包里面装的都是什么,还非要解开来看我的海事卫星。我现场解释了半天,他才明白我是干什么的,才上的飞机,到了成都。

 

 

 

从繁华街区到人间炼狱:
“北川‘扭’了一下,‘拧’碎了”

刚到成都,还没有地震的概念。第二天到了绵阳,看到街上,无数个地震棚,小帐篷,住在里面的人很多,但也看不出什么来,还是觉得很繁华,因为绵阳是四川的第二大城市。当我再往安县走的路上就看到有房屋倒塌,但也没想象中恐怖。别人说北川最严重,我就直奔北川,进了收费站,觉得也还可以,再往里走,我就傻了,完全不是人间的概念。我的司机后来告诉我,当时的我只反复说着一句话:怎么会这样呢?


北川是让给“扭”了一下,整个北川都让给“拧”碎了,同时旁边两座山同时往下滑坡,而且这种滑坡带着地震势能,本来北川就在地震带上,加上地质比较酥软,受灾情况就更严重。


我在报告文学《天堂上的云朵》里形容,地震就像在“弹石头”,把一块块从山上滑下来的石头往北川城里扔,临山的街道全被盖满了,又加上唐家山堰塞湖的水,和那次泥石流。北川成了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


当时北川相当拥挤,人群中没有多少是灾民,满街都是志愿者和救援人员、防疫人员等。在北川,我完全找不到抗震指挥部在哪。刚开始沿着河道爬到河岸上面的废墟上,我好不容易爬到四五层楼那么高的废墟,站在一个平地上,正当我喘得很厉害的时候,发现我站的地方不对,非常平。仔细看了看,有很多衣服,还有被砸扁的电脑主机,于是判断这是一个居民楼。我再仔细一看,觉得不对,这是人家的房顶。因为我就站在人家灯具旁边。看着这些废墟,还能看出来这家富裕一点,那家穷一点,当时那种感觉……你站在废墟顶上是不知道害怕的,你不知道任何恐惧,也感觉不到悲痛。

 

在北川中学屏息行走:
“那下面全是孩子的课本和书包”

我爬过农贸市场的废墟,废墟下面都是死尸。有些尸体只露出一只手,或者露出一条腿,我根本够不着。有的死尸我可以够到,但腐败得太厉害,没有办法去安葬他。我能做到就是拿着当时农贸市场上的编织袋一个个把他们的脸盖上。当时北川的农贸市场在挖,挖着挖着看见满街人都在跑,不明所以的我们也跟着一起跑,边跑边问为什么跑。他们说上面决口了,垮坝了。因为北川是一个盆底,不跑只能淹死在里面,后来就跑到了半山腰上。


去到北川中学,以前讲这段的时候讲着讲着就在台上掉眼泪,因为实在太惨烈。


北川中学的两座教学楼一座建于1997年,一座建于2004年,97年建成的是一座L型的五层楼高的教学楼,另一座是“一”字型教学楼。“一”字型楼往上蹦了一下之后全塌下来了,那座楼里有1000多个孩子。另外一座楼地震的时候一层二层都没了,里面的孩子基本没有保持完好地出来。


我当时出来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师,那个时候大家以为地震灾区的人都会嚎啕痛哭,实际上基本普遍的感觉不是这样的,地震之后第一反应,大家都是愣愣的,呆呆地。那个老师拿了张纸跟其他记者在说什么,我就上去问他怎么了。他举着一张白纸说,是一个学生留了话在上面。我拿过来对着光看了看,上面写着“XXX,高中一年一班:爸爸妈妈对不起,愿你们一并走好!”这几个字全是指甲划出来的。当时看了以后,心里很难受。他说这孩子是捏着这张纸死去的。那天,这个孩子正在上美术课,他的教室就在那座“一”字型楼的二楼,那楼顶上掉下来之后砸在他们班的课桌上,当时地震的时候,他们班有人喊赶快蹲下,蹲得慢的人就被砸死了,天花板落下之后,原来课桌之间的通道就变成了一个个“巷道”,后来他们就发现一个亮的地方,大概是排风扇之类的地方,里边和外边的人都往外拽,扯出一个洞来,他们在里头被一个门和纸板压在下面。写这几个字的孩子学习非常好,绵阳中学要他,但是北川中学留下了他,最终这孩子就把命放在那了。
我不是很敢踩那个废墟,一站到上面心里就哆嗦,因为废墟底下全是孩子的课本、鞋、书包、照片、标准照、钥匙、手机……你会觉得这个废墟是有呼吸的,你不知道你踩过的废墟是不是曾经压过一个孩子。我在那采访的时候,一具具尸体就从我背后拉出去。


在北川中学的废墟上,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掉,特别冷静,但不是所想的冷酷。后来采访结束,我要离开北川的时候,在车上翻腾了半天,找到了一只橘子,跑回北川中学,把这只橘子放在废墟上,然后冲着它鞠了一个躬。

北川现场,朱玉给地震中去世的遗体盖上麻袋

 

“史上最牛校长”发现者:
“这样的人不出名,还有天理吗?”

报道过程中,我正好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了解到他们明天将去安县做心理辅导,就跟着他们的车一起过去了。等车到了安县桑枣中学,专家开始给学生上课,我在帐篷外跟老师和校长聊天。老实讲,我没想到要采访。校长就说,你看这次地震真惨,你看我们学校真是万幸,我要不是花了那么多钱给它修,它也塌了。当初花了17万建这所学校,却花了四十万修建。我的笔记本本来在包里放着,他说到这里,我嗖地一下把笔记本从包里拿出来,眼睛都直了,我说您再仔细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告诉我,第一年怎么修的,第二年怎么修的,农村中学里全安县一年维修费用只有十七万,每年不容易磨来一点钱。他告诉我从04年开始就搞演练,本来担心宿舍楼出点什么事,万一有个淘气小男生在宿舍楼下面喊一声鬼来啦,上面一千多个女孩子哇啊哇往下跑,这栋楼肯定会出事。于是就在那个楼上搞演练,后来就全校搞演练,结果地震中无一伤亡,且总用时1分36秒。我说你怎么算出来是36秒。他说我们正好有一个副校长在操场上拿了块秒表,像是在上体育课,在算时间旁边的邻居看到说我们学校人流迅速到操场上汇集,总共1分36秒。


采访完了之后,握手告别。上车就往成都跑,在车上就打电话给总社说“就要给你一篇好稿子”。回到成都连夜开始写,题目怎么定开始想了半天,《一个灾区农村中学校长的避险意识》。写完之后,当天晚上发到总社,编辑的信箱,然后我就扒着窗台等天亮,八点多钟编辑给我发短信说稿子很好,今天发!


后来校长叶志平出了名,再见到我的时候说,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到我们学校能出名。我说叶校长,您别忘了我是写典型出身的记者,我搞了那么多典型,难道我还不知道哪个典型是玩得响的吗?这样的校长不出名,它能有天理在吗?叶志平估计现在是灾区最有名的校长,现在很多网友冠之以“史上最牛校长”。

 

十万字作品忆震区:
“‘北川’是我的催泪弹。”

地震之后,心理上受到了很大冲击。刚回到成都写稿子,边写边难受,边写边哭。这是我受到的第一次冲击。受到的第二冲击是在回来以后,领导让我去做抗震救灾的报告。


去过灾区的记者,大家很默契地都不往深了说这事,因为大家彼此心里知道对方心里是有伤痛的。有一次我正准备做报告,突然从后面递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玉,求求你了,千万别说得太细”。没去过灾区的人永远不会理解的,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就把有的情节说得快一点,带过去了,不多说了。


第三次冲击波是《北京文学》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写一个报告文学,我说我不想写,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实在是太痛苦了,这个事提不得。在那,我都躲着电视不敢看,回到北京,一看电视完全就忍受不了,一看就哭,痛哭流涕。甚至严重的时候,一看到“北川”两个字,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北川”就是我的催泪弹。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家聊得挺开心,突然保姆说北川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橘子一下子就扎到我心上了,在那里嚎啕痛哭达十分钟之久,在这种情况下我写报告文学不是往我身上捅刀子吗?后来人家说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后来我一想,可能这个是对我的一种激励,就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写了一个报告文学《天堂上的云朵》。


后来我发现,我的痛苦不是在灾难现场的痛苦,这是一个老记者的规律,很多年轻记者瞬间被灾难现场击倒,在那就开始痛苦上了,痛苦到没法工作,闻着尸臭没法吃,没法喝,但我可以吃。老记者开始不哭,但是回来后哭。回来之后痛苦变得深远而绵长,什么时候想起来这事什么时候就难受。到了奥运会这几天,因为我想起了北川入城的地方有一个倒计时牌,距北京奥运会召开还有“88天”,我越想那个牌我就越难受。我说,那么多人看不着了,我能看着,坐在那边就默默地掉眼泪,天天晚上以泪洗面,天天如此,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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