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周年特别报道系列之五

第二十三期

 

对话林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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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物:林天宏

 

  林天宏,福建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代表作品《回家》。
  《回家》的故事是林天宏在512地震采访中碰到的,该作品获得腾讯网年度华语传媒盛典提名和南方周末致敬之年度特稿写作。南方周末在致敬理由中写道:8万多人的生死劫难中,有一篇讲述寻常百姓故事的《回家》,是幸运的;但只有这么一篇,却是令人遗憾的。《回家》的与众不同,只是在提醒一个常识,普通人的情感悲欢,才最容易打动普通人。

 

《深度对话》往期回顾:

(一)对话范跑跑妻子:

美忠是个好男人

 

(二)对话徐光兴教授:

地震心里伤害恢复至少十年

 

(三)对话校长刘亚春:

北川中学哪有几十个亿

 

(四)北川幸存高三教师

的五年网络生涯

 

(五)对话民工律师周立太:

怕?老子就不上庭了!

 

(六)对话记者简光洲:

我为何第一个点“三鹿”的名

 

(七)对话航天四老屠守锷:

毛主席说导弹卫星我们都要

 

(八)对话记者孙春龙:

感谢温总理,我是他粉丝

 

(九)对话原住民高金素梅:

日本还没道歉,我们还在诉讼

 

(十)对话教授展江:

“封口费说明有媒体堕落了”

 

(十一)对话李鸿谷:

周老虎在今年还能成头条么

 

(十二)对话曹轲:

中国的报道是最透明的

 

(十三)对话钱钢:

我们的安全来自信息的透明

 

(十四)对话庄慎之:

我眼中的“网络威胁论”

 

(十五)对话鲁元珍:

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十六)对话张鸣:

敢告我反革命,让你不及格

 

(十七)对话白血病儿之父:

我要向总理磕一辈子头

 

(十八)对话前驻法大使:

中国30年没做过亏心事

 

(十九)对话闾丘露薇:

媒体应该怎样关注灾区

 

(二十)对话新华社记者朱玉:

“史上最牛校长”发现者

 

(二十一)对话北川籍记者郑楮:

那天,所有人都成了灾民

 

(二十二)新闻晨报记者张源:

没有一个地方像北川让我牵挂

 

(二十三)中青报冰点林天宏:

回家背后中华民族的坚韧

 

(二十四)南方周末朱红军:

真实基础上的主旋律才更持久

 

(二十五)南香红:

北川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十六)新京报张寒:

有些悲伤始终活在他们心里

 

(二十七)新闻晨报杨海鹰:

登上军方直升机的女记者

 

(二十八)对话张悦:

灾区老百姓才是英雄

 

(二十九)中国新闻周刊杨龙:

让灾民平静生活吧

 

(三十)史上最牛代课教师:

震后无法教书

 

(三十一)对话加藤嘉一:

太子党是日本最大问题

 

(三十二)对话江平:

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

 

(三十三)对话冯仑:

民企脱光了也要干干净净

 

(三十四)对话卫毅:

看不懂的巴东

 

(三十五)对话李普:

我从毛主席手里接过政府名单

 

(三十六)对话三代兵团人:

我们的理想与爱情

 

(三十七)对话戴庆媛:

我们不是被机枪押进新疆的

 

(三十八)对话王明达:

前教育部副部回忆高考与大学

 

(三十九)对话许庆亮:

上海特警乌龙剿匪幕后故事

 

(四十)对话孙中界:

不断指谁相信你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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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自己住的帐篷边找了一根竹竿和一块红布,把红布绑在竹竿中间,当作下半旗,一个国家八九万人的国殇和最卑微的一个农民家庭的小悲伤,在这根竹竿和这块红布上融合起来了。你想想他们多么坚韧,几千年他们可能都是这么过来的,有灾难,然后重新站起来;又碰到灾难,又重新站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坚韧的过程。

 

  老说中国没希望,你看抗战的时候,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还有三百万川军出川,那些人不都是学生、农民吗?从来没上过战场,没打过仗,国家一号召,都起来了。

《回家》题图,中国青年报提供,贺延光摄

 

记者的尴尬:

在映秀,最后一班直升飞机,有伤员要运出去,重伤员,有一个是骨盆粉碎性骨折,女的。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记者跟伤员抢直升飞机,他说“我要出去发稿子,而且是发头条,这样才会有更多人来关注你们。”

 

  四川当地一家媒体,要树一个典型,写稿子的记者当天晚上非常痛苦,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稿子六千字,只有三百字是真的。”这个人的老婆平常是不关心什么新闻的,那天她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咱们换个别的干吧,不干这行了。”

 

  上海一个摄影记者,上头不让他去,他自己买了机票,拍了片子发回来。他说反正我作为记者,我做我该做的,你们发不发是你们的事。领导打电话批评他,说“没让你去你也去”,过了三四个小时,领导又打电话过来说“上面放开了,你还有没有片子,赶紧把好片子传过来”。记者在那边大骂“他妈的,你们这些人还是人吗,我都不说你们是新闻工作者,你们还是人吗?”

 

汶川地震周年深度对话记者系列>>>

 

之一:对话闾丘露薇:媒体应该怎样关注灾区     之二:对话新华社朱玉:史上最牛校长发现者

 

之三:对话北川籍记者郑楮:那天,所有人都成了灾民 之四:对话新闻晨报张源:没有一个地方像北川让我牵挂

对话人物:林天宏 对话者:vingie 魏青科 摄影:李科 统筹:vingie

 

部分照片为资料图【我有话说】【林天宏博客

 

你能为这场灾难留下些什么?

 

深度对话:你什么时候知道地震消息的?

 

林天宏:5月12号一地震,当时就在网上搜消息了。因为那天是星期一,正好是冰点截稿的日子,大家都在赶稿子,赶稿子的同时我给我们头儿发了短信,我说得去,不去的话失职。他说你怎么去?飞机场都关了,然后就让我等消息。

 

当时不知道哪里是震中,就在那儿等消息,刷新网页。到傍晚,知道死了九千多人,我想坏了,肯定是大事情,肯定得走了。

 

深度对话:什么时候知道要去的?

 

林天宏:那天夜里就在那儿看电视直播地震,一边看电视,一边写稿子,凌晨五点多钟睡着了。早上九点多电话响了。按我平常的习惯,星期二早晨是不接电话的,交完稿子就睡觉了。那天早上,鬼使神差的就接了电话,我就想肯定是要叫我去的,头儿说你赶紧过来吧。

 

十一点到了报社,然后等飞机,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多,本来说是坐空军的飞机去,后来坐不上,就订了两张民航的机票,是5月13号的下午五点多,到成都九点多。

 

深度对话:最初你们报社有多少人赶到地震现场?

 

林天宏:当地记者有三个,他们第一时间就到了。北京这边第二批是四个人,三个摄影,一个文字。我和摄影记者贺延光定了机票先走了。

 

深度对话:你去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目标,就是报道的思路想法。

 

林天宏:有一个地域的目标,我和贺延光是负责南线,从成都到都江堰到映秀。当时的第一想法是从映秀看能不能到汶川,当时温家宝说凌晨要打通这条路。另外几个人是北线,在北川那儿。报道的思路确实没有,非常混乱,大家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只知道肯定有新闻,但不知道具体做什么。

 

深度对话:冰点是做特稿,而地震是突发事件,冰点应该怎么做呢?

 

林天宏:当时我本人也觉得非常尴尬。报社本来就只派几个人去,你要承担一个日报记者的功能,每天要往回发稿子,但你同时又是一个冰点记者,你要发那种特稿。每天都在往回发稿子的话,很难静下心来去做一篇大稿子,很难的,包括去那儿的许多记者都有这种困惑。

 

我们头儿也不断给我打电话说,你把日报这边的任务暂时停下来,你去给我好好的找故事,冰点是需要故事的,需要一个很大的能够支撑起一个版面又能够反映地震的情况的故事。然后我天天想办法,找故事,把日报这边工作就停下来了。后来我们后方的编辑开玩笑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林天宏是我们最不喜欢的记者。”

 

深度对话:为什么呢?

 

林天宏:因为从我这里没有文字稿回来,头三四天有,后来就没了。我也很尴尬,没办法,肯定要为冰点负责。

 

深度对话:你的思路就是按冰点既有的报道模式去走。

 

林天宏:对。

 

深度对话:但是从哪一点去突破呢?

 

林天宏:开始我也很迷茫。电视24小时滚动,网站也是24小时滚动,所有的信息海量的涌过来,你作为一个报纸该怎么立足呢?你发回稿子,你是完成任务了,可问题是你能为这场灾难留下什么呢?你为自己留下什么东西呢?你为中青报留下什么东西呢?

 

深度对话:这是你做记者的使命感。

 

林天宏:对,不然到时候你做的一些工作都是被淹没在海量信息里面了。贺延光的意思也是,必须要找到一个中青报一直都在追求的传统,就是一种好故事,能留下很深刻的记忆的东西。聊着聊着,就正好碰上了这个回家的事情。

 

看到那个情景,好像被雷击中的一样

 

深度对话:哪一天碰到了这个故事?

 

林天宏:我们是5月15号早上在进映秀的路上碰到的,他走出来,我们走进去。但那时没办法跟他们回去,当时的任务是进映秀,所以就留了联系方式,说完就走了。回来以后一路上就琢磨,必须去找这个父亲,这是个好故事,当时我在电话里头也跟我们头儿说这个事,他也让我一定要回去找。和贺延光商量,租到了一部车,就去了。

 

深度对话:你是怎么觉得它会是一个好故事呢?

 

林天宏:直觉。我当时一看到那个情景,好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有这样一个反应。这样的感觉,可能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都会有。

 

当时一路上有很多记者,他们都碰到了这个事情,但是没有人会想去回头找他们,没有人会去想。包括很多摄影记者,后来他们也拍了这对父子很好的照片,可连名字都没有,这是一种直觉,应该是中青报冰点长期以来训练以后形成的一种条件反射。

 

深度对话:会不会觉得他们做的不太专业,照片上连名字都没有。

 

林天宏:对,是非常不专业的,起码应该去问一下这是谁,叫什么名字。不过我觉得这也不能都怪记者,因为当时那种场面太混乱了。

 

每个记者都想了解地震的全貌,尽可能了解更多的信息,每个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包括我开始的想法也是这样。

 

深度对话:他当时是背着他儿子的遗体吗?

 

林天宏:对,头上盖着个毯子。

 

深度对话:您在路上遇到这样的经历多吗?

 

林天宏:很多。我后来也在想,其实灾区上动人的故事很多。

包括朱玉写的那个校长,也是啊,她也是闲聊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这么一个故事的。如果当时朱玉没有到那个地方去,没有跟这个校长聊的话,不可能有这个故事出来。

 

你往回推,就可以想想灾区有多少这样的故事没有被记者发现,那么我们又在发现什么呢?

 

你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许多报道,你把那个名字遮掉,把地点遮掉,你就会发现其实是雷同的,没有什么特质的东西。这是回来以后的一些反思。

 

一个四川当地的媒体同行也碰到了这个父亲,他也拍了照片,也发回去了。后来我的稿子出来以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今天被我们领导批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领导说,你也碰到了,中青报的也碰到了,为什么人家就懂得回去做,你就不懂。”

 

包括《南方周末》一个朋友给我发短信,南周点评这次地震报道的时候也说,我们记者没有找到这样的故事,这是非常遗憾的地方。

 

深度对话:这个故事,从你自己发现,到写出来,是什么打动了你?

 

林天宏:打动我的东西太多了。

 

首先最直接的打动就是父亲背儿子的遗体。你想想,走了五十里山路。如果置换一下,最直接的是里面的亲情,如果我是那个儿子,或者我的父亲,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想想都觉得太残酷了,儿子的身体背在背上,你还能感觉到。那是什么样的勇气呢?一般的人可能也就算了。

 

后来回去再采访的时候,发现了更多的东西,就是更深层次的东西会打动你。他们在自己帐篷边找了一根竹竿和一块红布,把红布绑在竹竿中间,当作下半旗,那个场景其实是最打动我的。一个国家八九万人的国殇,和最普通的一个农民家庭的最小的悲伤,在这个竹竿和红布上就这么融合起来了。

 

之前采访一直在都哭,后来已经不哭了,当看到那个国旗又忍不住眼泪。

 

再往下想,四川那种地方,蜀道难,那个农民家庭是在一个深山里头,本身就是很传统的农耕的生活方式。你想想他们多么坚韧,几千年他们可能都是这么过来的,有灾难,然后重新站起来;又碰到灾难,又重新站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坚韧的过程。

 

包括那个国旗,农民最朴素的一种家国的观念。越往下想,各种各样的解读也会涌过来,很难说清楚什么东西最打动我,我觉得太多了。

 

后来北大中文系的一个老师,在评点高考作文的时候,把《回家》拿出来说,说你越往下想,想这个故事,可以找到一百个角度来解读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觉得后面隐藏的东西太多了,只是你当时确实没有想太多。如果你只是在路上碰到了,拍个照片,父亲背着遇难的儿子的遗体回去,可能也就这么过去了,如果你不去追访,不会意识到后面那么多东西。

 

所以还是要“用脚采访”,真正把自己置身到他们生活的环境里头,你去理解他们的想法,去理解他们的内心,你才能挖出更多的东西来。

 

回来以后做恶梦

 

当时空运现场非常混乱。突然“砰”的一声,好响,就在脑袋后边,转过去一看,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击中一个警察。直升机驾驶员把飞机停下来,下来看了一下,血溅到飞机尾巴上,把血擦了一下,然后上去。当时要是不小心,在那儿拍照片,往那个方向走,那可说不好了。

 

车上面所有记者都在骂,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莺歌燕舞。凭什么你们这些人整天还在淘碟,还在看什么小资的法国电影?

 

深度对话:我看到很多经历过这种地震灾难的人,他们事后其实心理都有一个阴影,很多到过现场的记者回去以后也是经常做恶梦。

 

林天宏:我有,我在那儿就有心理障碍了。贺延光坐直升飞机去卧龙,直升飞机送水和粮食进去,把伤员运出来。记者不能离开飞机,就在飞机下面等着,拍些照片。当时空运现场非常混乱。拍着拍着,突然“砰”的一声,好响,就在脑袋后边,转过去一看,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击中一个警察。

 

那是卧龙森林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可能当时是为了维持秩序,就往后退,“砰”一下,脑袋被打烂了,瞬间就没了。我估计他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当时是不是人都死麻木了,就是把警服脱下来,盖在他脑袋上,直升机驾驶员把飞机停下来,下来看了一下,血溅到飞机尾巴上,用布把血擦了一下,然后上去,又把飞机开动了,就是这样。

 

他的同事,从他的口袋里面搜出了厚厚一叠报平安的纸条。当时通讯都断了,卧龙当地的老百姓可能托这个公安局局长带纸条出来,给亲人报平安。

 

厚厚的一叠,几百张,后来就交给我们,让我们带出来去打电话。

 

那几天我就有心理障碍,老觉得脑袋后面有螺旋桨在转,“砰”一下就没了,人一瞬间就没了。当时记者要是不小心,在那儿拍照片,往那个方向走,那可说不好了。

 

所以那几天,到任何地方,包括坐在车上,停下来,脑袋都要靠在墙上面,老觉得有东西在脑袋后面转啊转,是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心理障碍?

 

深度对话:怎么摆脱这种阴影的?

 

林天宏:就是慢慢的,靠时间。

 

回来以后也是,做恶梦,梦里我被埋在一个井里。或许也不是井,就是一个楼塌下了,被埋在下面,你会看到上面有一道光线,从井口射下来。我往上爬,怎么爬都爬不到头。家人埋在下面,怎么救也救不出来,就是一边爬一边哭,哭到醒了。

 

不过前两个月,我又做了一个梦,就是梦到在一个二层的楼里头吃面,突然间地震,楼塌了,然后爬出来了,身上一点都没受伤。一爬出来,看到很远的地方一个救援队拿着旗子过来。

 

深度对话:这个梦可能也暗示着您慢慢走出来了。

 

林天宏:应该是走出来了。回来以后很暴躁,不想说话,我们报社同事都说,“那段时间不要惹林天宏。你不能在那边笑,你一笑,他还会骂你。”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

 

深度对话:当时在灾区,看到别人受了那么大的苦,觉得自己稍微享受一点,稍微开心一点就是一种罪过。

 

林天宏:对,从映秀出来,回到成都,当地媒体朋友请吃饭,我们在车上打电话,问在哪里啊?一个火锅店,叫莺歌燕舞。车上面所有记者都在骂,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莺歌燕舞。

 

到火锅店门口,就看到觥筹交错,大家还在喝酒吃饭,还在很开心的说话,那个火锅店是在一个高架桥边上,抬头看着高架上车来车往,我就哭了。

 

因为映秀到成都也就不到一百公里,完全是两个世界,地狱和天堂,觉得没法忍受。凭什么?你们这些人凭什么那么高兴?会有这种感觉,很多同行回来都有这种感觉,凭什么你们这些人整天还在淘碟,还在看什么小资的法国电影,你们凭什么?但其实这种感觉是不正常的。

 

有一口饱饭吃,有热水喝,有一个房子,不是那种板房

 

这个再往深了说,我们的政府,改变了吗?

深度对话:灾区的人呢?他们经过这种大的灾难之后怎么摆脱心理阴影?

 

林天宏:我觉得我没有发言权。说实话,作为记者,就像你刚才说的,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理解他们。包括《回家》的稿子里头,虽然跟他们聊的时候,一直在哭,很痛苦。但你知道,其实你是一个外来者,永远不可能理解他们的悲伤,永远不可能理解。

 

深度对话:你跟他们现在还有联系吗?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林天宏:我知道他的母亲消沉了半年,每天睡起来了还是躺在床上哪儿都不想去。然后她也跟我说她心里慢慢的恢复了,出来找点活干,想把这个家重新变好。因为他们毕竟还有一个儿子。我也是跟他们说,过去就过去,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挽回的,还是要坚强,你还有一个小孩。

 

深度对话:你跟他们接触,感觉他们的心里想法是什么?

 

林天宏:赶紧回到正常的生活里,有一口饱饭吃,有热水喝,有一个房子,能够挡风遮雨,正常的房子,不是那种板房,然后回到原来那种很那个的环境里头。虽然很平淡,但是也很幸福的环境里。就是这些最低的需求吧,

 

也许每天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在烦恼,可这也是一种幸福啊。包括我回来也觉得,家里饮水机没水了,浴室的喷头坏了,没法洗澡了,以前会觉得这种事好烦,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幸福,好幸福。做人嘛,咱们都是普通人。

 

深度对话:我看到《回家》中还提到他的二儿子,以前特别调皮,不好好学习,经过这个地震以后,失去他哥哥,现在变得特别懂事。经过这样一个大的灾难,大家都好像更懂得平凡的幸福了。

 

林天宏:对,灾难是能改变一些东西,能改变某个家庭或者某个人,一些人性里很美好的东西。但这个再往深了说,我们的政府,改变了吗?起码从现在看,我不乐观。这个就不能深聊了。

 

 

你对他的悲伤隔的很远

 

有的记者很无聊,碰到一个灾民,“你家死人了吗?死了几个人?你怎么发现的,把那个过程给我说一下”。说完了以后走了。

 

深度对话:遭受过地震给他们伤害的这些人,心里都很脆弱,我们记者在去采访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可能打扰到他们,再次唤醒对他们的伤痛。

 

林天宏:会啊,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看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了,像有的记者,很无聊,碰到一个灾民,“你家死人了吗?死了几个人?你怎么发现的,把那个过程给我说一下”。说完了以后走了。

 

深度对话:他们的表达方式缺少一种关怀。

 

林天宏:对。可能一个遇难者家属会碰到无数记者问他这样的问题,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这些记者真的理解他的悲伤吗?他能感应到你对他的悲伤是那种隔的很远、问了问题就走的。

 

其实背儿子回家这对夫妻刚开始的时候对我们也是很冷漠的,包括在路上碰到,也是很冷漠,到我们回去的时候,还是很冷漠。即使我们大老远去找他,找到了,他也是很冷漠。

 

采访的时候我的那种状态,哭啊,咬着牙,一边哭一边记东西,特别痛苦。那种过程,他在哭,你在哭,他一边说一边哭,我也在哭。我觉得这种眼泪其实是一种交流,不是我刻意做出的,他能感觉得到你真的是在听他的故事,你是在融入他的这种悲伤里头,他会愿意跟你说好多东西。

 

深度对话:但是从他们当时的角度来说,他们觉得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不会理解我的痛,就算你理解了,你也只是浅层次的理解。你们采访的过程中,会不会感觉到他们这种心理?

 

林天宏:我觉得不会,这是后来一些时评家事后这样分析。但我觉得当时情况不是这样,起码不全是这样。

 

你不能单纯的理解说,你们这些记者去揭人家的伤疤不好,我觉得正常人,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有倾诉欲的,是很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分担他的悲伤。你是不是这个合适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倾听者,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能够跟他分担悲伤的人,这是很重要的。我不是说我就善良,或者特别有人性,但确实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感觉,你会觉得很痛。如果我是这个儿子,如果我父亲是这个父亲,我该怎么办,我会有那种很强烈的感觉。

 

刚到灾区的时候,我也碰到过一个情况,这是我及时调整采访方式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情况是什么呢?5月14号早上,我们在都江堰的中医院,是我到的第一个遇难现场,是废墟,楼都塌了。

 

那里几乎都是穿迷彩服的武警,但我看到一个穿便服的人,一个老头,胖胖的,在废墟上面翻东西,我觉得很奇怪,就问边上的武警,这是什么人?那个武警说,这个老头的女儿是这个医院的护士,19岁,刚毕业,压在下面了。这个老人已经在这里找了两天,他自己就翻出了五具尸体,三男两女,都不是他女儿。

 

说话的瞬间,旁边起重机把一个很大的横梁给吊起来了,“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那是个护士的遗体,头和四肢是埋在土里的,只有上半身留在外面。这些人就围过去了,那个老头也跟过去在边上看,手背着,我也不敢惊动他,就在背后看他的观察。

 

救援者把四肢和手部慢慢的清理出来了,老头过去看了一眼,一句话不说,马上就走下来了。我就跟在后面,就问他,我说“是她吗?”他说“是”。我说“你怎么确定的?”他点了一下鼻子,他说“我女儿鼻子这边有一颗痣,我看到了。”

 

他也不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他说,“这几天我眼泪都哭干了。”然后就蹲在地上,捧着脸。我那时候很傻,我还在问他,“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他说“是5月1号,劳动节,她放假回去待了一天就走了。”我又问他,“你和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说,“5月8号那天,她给她妈打了电话,说那天是母亲节,问她妈要不要买什么母亲节礼物,她妈说不要,然后就把电话挂了。”他说“我女儿那么乖,肯定会给她妈买礼物的,买了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然后就蹲在那儿大哭起来,他边上那个亲戚就挥挥手把我赶走了。后来我非常后悔,那个时候不应该再去追问他。那种环境,不是问问题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还很后悔。

 

深度对话:您经过这么一次特殊采访,对于记者在什么时候怎么问问题,应该有一些新的想法。

 

林天宏:要有好的环境,遇难者愿意静下心来好好跟你聊一聊这个事情的这么一个环境,他愿意跟你倾诉的时候,那么你介入,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深度对话:应该让他来主动?

 

林天宏:不是他来主动,这还是一个记者主动的过程,你要去寻找一个合适的环境。就像我回去追访,这是一个好的环境,他能有很多的时间,他觉得有一种安全感的环境,然后跟你慢慢聊。他倾诉,你听着。在灾难现场,记者马上就追问遇难者家属是什么情况,我不认为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地震新闻报道的透明度

 

深度对话:美国有一个经济评论家说,中国人太可怕了,在一瞬间就由一盘散沙变成了一块钢板。

 

林天宏:这是一种非正常状态,我不认为这完全是一个好事,如果持续的话,很可能很狂热,很狂热的东西是会被利用的。

 

我当时感觉是什么呢,5月19号国祭日当天,我在成都的广场上,所有去参加广场活动的人在那儿喊“中国加油,四川雄起”,你知道那种状态,热血沸腾。

 

其实我平常还是蛮理性、蛮温和的一个人,到那个地方,我就觉得,你们发我一把枪,我就去打仗了,这绝对不是一种好的状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可以暂时,但不该持久。所以有人说地震之后一段时间,中国人的那种东西到哪里去了?我说到哪里去了都不应保持那种状态,真正改变的应该是我们政府。

 

深度对话:你对这次地震中信息透明度怎么看。

 

林天宏:我只能谈我自己的感受。第一,地震后四川当地基层政府的官员,他的运作完全陷于瘫痪,以前防备记者那些很成熟的方式,那些具体实施的人都没了。比方说地震之前五月的时候我就在四川,我在四川当地县里头采访一个负面的东西,当地政府防备记者的方式我觉得好成熟。地震以后破坏了,你找不到这些基层官员了,他们怎么来防记者呢?

 

我在一个镇子跟老百姓聊天,我说地震以后你们当地官员怎么样?他说“屁呢,平常他们收钱的时候比谁都积极,地震以后三四天了我就没看到一个官员来过。”过了一会,那个中年妇女好像又反应过来,说“哦,可能他们都死了吧。”

 

第二,当地灾区确实非常需要记者把他们受损的情况反映出去,他们需要物资援助,他们需要外界的关注。这是最直接的一种需求,就是说他们需要记者,OK,那你报吧,赶紧报吧,恨不得把5说成10,把10说成100,这是非常现实的需求。

 

林天宏:再给你说两个反面例子。第一个例子,上海一个新闻记者,上头不让他去,领导不让他去,结果他自己买了机票,拍了片子发回来。

 

他说我不管你们怎么样,不管你们当领导怎么想,反正我作为记者,我已经尽到我的义务了,我做我该做的,你们发不发是你们的事。领导打电话批评他,说“没让你去你也去”,过了三四个小时,领导打电话过来说“上面放开了,你有没有片子,赶紧把好片子传过来”。记者在那边大骂“他妈的,你们这些人还是人吗,我都不说你们是新闻工作者,你们还是人吗?”当时我们在一起吃饭,当着我们的面,打电话骂。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我是5月23号回北京的,在灾区待了十几天,最紧张的阶段已经过了。快回北京那天,在成都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一家中央媒体的人,就聊天,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的?他们说是18、9号来的,又问“看到另一家(中央媒体)的人了吗?”“没有啊,他们还在等上面的命令”。都等到23号了。

 

再接下来说,后来信息透明吗?你看最近艾未未做的那个事情了吗?调查死难学生名单的事情。死难学生具体的名单,一直都没有公布,打无数的电话到四川各级政府,教育局、民政局,所有的官员,你去网上看他们的聊天记录,那些官员都冷漠,“你们是什么组织,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个事,这是保密的,我们不能向外面透露”。这是他们官员的逻辑,意思是你们不要再给灾区添乱了。

 

“做人还是要有良心”

 

四川当地一家媒体,他们要树一个典型,写这个稿子的记者当天晚上非常痛苦,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稿子六千字,只有三百字是真的。”这个人的老婆平常是不关心什么新闻的,那天她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咱们换个别的干吧,不干这行了。”

 

 

深度对话:地震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典型人物,林浩,还有“总理让路女孩”,很多人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去关心他们,表示自己的关心,捐钱捐物。这一方面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另一方面可能也给他们带来一些闲言碎语。有过同等的经历,但是没有受到过同等关注的人,他们就会说,你看你们家人,现在大家都来帮助你们,你们现在富得不得了。怎么看这种事呢?

 

林天宏:这个很正常的吧,因为媒体功能本身就是这样。

 

深度对话:会不会有媒体炒作?

 

林天宏:是呀,很多媒体需要这样的典型。像《武林外传》就有很搞笑的一句台词,我觉得是本质,“读者需要的是血淋淋的真相”。是,就是这样,这是媒体的功能。看你怎么看,分两面看。

 

像美国,美国新闻也很成熟了,美国人也这么做。记得以前报一个救落水儿童的事情,那个记者稿子写的非常好,非常漂亮,新闻写作课的典范,稿子出来以后,轰动,那个小孩最喜欢泰迪熊,结果送他的泰迪熊堆了两间屋子都堆不过来。你要是说有什么负面作用,肯定大家心理会不平衡。像四川当地的那些人都说,你看他家有小孩,六岁以上的小孩一个补贴一万块,我的小孩不到六岁,补贴五千块,这是为什么?他们也会不平衡,这很正常。

 

深度对话:会不会反映出来我们政府或者说我们媒体有一些引导不当,比如政府在补贴的时候……

 

林天宏:我觉得是这样,媒体有媒体的功能,政府有政府的功能。媒体的功能,它提供一些典型,因为你有典型,你才能激发起读者的那种热情,才能让读者更多的去关注灾区。其实关注他们这些人本身也就是在关注灾区,这是媒体的功能。政府的功能,应该起到一种同等的责任,你应该把每一个灾民都安置好。媒体做媒体该做的事情,政府做该做的事情,你不要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其实这对媒体是不公平的。

 

你说媒体树典型,我觉得这是自然正常的。但是过了就不好了,你去炒作它,大家都狂轰滥炸,这个也不好,打扰人家正常生活了。

 

很多媒体不可能去挖掘自己的故事,他们也没有这种意识,很多媒体走市场,他们只能迎合市场需求,尽可能的吸引更多人的眼球,这是一个考虑吧。还有一个考虑,他们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

 

深度对话:就只能跟风。

 

林天宏:对,他们只能跟风,只能这样。不是每家媒体都有自己坚守的价值,不是每家媒体都这样。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深度对话:地震这么大一件事,各家媒体都在抢新闻,都想做得独特,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下,可能有时候就会打破一些原有的规则,违背了职业道德、新闻伦理。我看到好象有一个记者,直接冲到病房,人家都躺在病床上要做手术了,他冲进去,不单浪费了一件消毒衣,还耽误了救治时间。

 

林天宏:这种事情在灾区很多。从伦理的角度去讲,你做记者得先学会做人。从新闻专业角度上来讲,记者是一个观察和记录者,你不应该去破坏现场,尽可能不去改变现场的任何东西。

 

在映秀的时候,傍晚,路不通,只能通过直升飞机来运伤员,傍晚最后一班直升飞机的时候,有伤员要运出去,重伤员,我知道有一个是骨盆粉碎性骨折,一个女的。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记者跟伤员抢直升飞机,他说“我要出去发稿子,而且是发头条,这样才会有更多人来关注你们。”

 

深度对话:逻辑好像都是错的。

 

林天宏:他的逻辑,从他们报社的逻辑来说是OK的,派出记者就要往回发稿子嘛。但是你作为在场的记者,你会觉得好丢人,作为同行,会觉得好丢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记者?从伦理来说,抢救伤员当然是第一位的。

 

还有,四川当地一家媒体,他们要树一个典型,把当地的一个党委书记树了典型,说他救人什么的,实际上这个人什么都没干,但他是个共产党员。

 

真正干事情的人是一个农民,但他不是党员。典型报道写这个党委书记,写完以后当地老百姓都怒了,上街游行去了,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促成这个游行,但这个报道是个导火索。

 

这篇稿子写了六千字写完以后,这个记者当天晚上很郁闷,跟朋友喝酒,非常痛苦,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稿子六千字,只有三百字是真的。”就是说作为新闻人,他自己也会煎熬,自己内心也会谴责。

这个人的老婆平常是不关心什么新闻的,一个普通妇女,那天她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咱们换个别的干吧,不干这行了。”

 

他老丈人来吃饭,吃饭过程总是欲言又止,吃完以后,也不好说,怎么说呢,走到门口实在忍不住了,转过头来跟他说,“做人还是要有良心”。然后走了。

 

可以想想写这个稿子,记者内心受到多么大的一种煎熬。但,又不得不写。

 

深度对话:这种非正常状态下,是不是有很多为了抢新闻而刻意地去做。

 

林天宏:你说的记者冲进病房例子是个很极端的例子,但对干我们这行的来说,这还不是最恶劣的,你只能说他不够专业,不具备一些专业知识。恶劣的是什么?比如,摆拍。不仅中国的同行在这么干,国外的同行也在这么干。

 

我就看到他们老外,在废墟上面指挥那些灾民说你把那个东西搬下来,我要拍照。搬下来,拍完以后,可能觉得这个照片不行,说你们搬上去,再搬一次,边上还有人拿着挡光板。国外媒体也在这么干,摆拍。从新闻专业上来说,这是很过分的事情。

 

四川当地媒体的一个摄影记者,我们跟一个老头聊天,那个老头的家人死了很多,老头在那边说话,摄影记者在那边拍,一边拍一边说“看这边,看那边”,指挥那个老头。我觉得心里太过意不去了。他家里死那么多人,你还在那里指挥人家干这个干那个。

 

对四川人充满敬意

 

地震以后,他们是非常朴素的一种愿望,我需要钱,要过好日子,这是他们最直接的方式。你能想到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吗?他们的房子没了,他们的工作没了,他们的家人没了,他们可能原来家里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都没了,你指责他们干吗呢?

 

深度对话:有的文章说,记者准备不足,进去也成了灾民。

 

林天宏:所谓记者都成了灾民,这说的就是记者的不专业,进去以后分吃分喝。但大多数记者,起码我见到的大多数,这次还是很不错的。

 

我去映秀的时候,那些部队,救援部队进去,后勤跟不上,一个人发两根小小的火腿肠,一天的伙食,没东西吃,你想想小小火腿肠,都是大小伙子,饿了,到山上去刨土豆。他们去那边第一件事情,是到超市里头,把米、啤酒都端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东西吃,他们要干活。

 

说记者是灾民,你怎么不说那些部队是灾民呢,这样对记者公平吗?记者去那边也是自己的工作,部队去救人,记者把里面的情况报道出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很多记者还是自己带了东西进去的,包括我进映秀的时候,还是带了一些吃的喝的。一路上,你看到灾民出来,饿的,没办法,就一路给,我连打火机都分掉了。灾民说“你身上有烟吗?”我就把烟给他,“打火机也拿去吧。”进去以后,没烟抽,没水喝,没吃的,很正常。我看到很多记者也是在成都自己买小面包,一袋一袋的那种。你可以说记者违反新闻伦理,你可以说记者不专业,但你不可以说记者是灾民,这像什么话嘛。

 

这个例子可能比较极端,灾民,尤其是那些道路畅通的地方,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东西很多,什么都不用钱,想拿几瓶水就拿几瓶水,吃的很多,灾民看到我们还说“赶紧拿,赶紧拿”。

 

所以我觉得你指责记者是灾民,是非常不公平的,人家也是去工作的嘛。

 

深度对话:本来我们应该从这么一次大的灾难中吸取点什么,但是过了以后,我们慢慢的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了,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吗?

 

林天宏:有些东西是隐藏在一个民族的深层次性格里头的,你不能指望在常态的时候这些东西也爆发出来,那是绝对不正常的,或者是被某些东西引导的,是不好的。

 

打个比方说,老说上世纪前五十年,中国乱七八糟的,又腐败,又什么的,你看八年抗战的时候,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还有三百万川军出川,那些人不都是学生吗,农民吗?从来没上过战场,没打过仗,国家危难的时候,一号召,都起来了。这很正常。

 

国家民族到了危难的时候,一些民族性格里头深层次的东西就会出来。但是你不要指望它成为常态。真正应该改变的是政府,不是老百姓。我始终相信,人心里头是有一些很善良的东西。

 

比如说我在映秀镇,晚上,没吃没喝的,大家都睡在地上,突然间看到山上那些村民,扛了一桶粥下来,一大桶粥,我们就很奇怪,粮食哪儿来的?他们跟我们说,他们从废墟里头刨了五十斤米出来,留了一半给老人和小孩,剩下一半熬成粥给我们这些人。就是三四块碗,其他碗都碎了,大家一人喝一碗粥,然后传给下一个人。你会觉得人性是很善良的东西。

 

那些灾民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是真正受灾的人,其中一个扛粥的女的,是个母亲,她的两个小孩都死了,埋在映秀小学下面。刚刚死了两个小孩,还在跟我们笑,说“我们要感谢你们,我们要感谢你们。”你说这种东西是地震之后改变的吗,我觉得不是。

 

深度对话:其实是一直潜藏在骨子里面的,只是给了一种机会,把它表达出来。

 

林天宏:是的,善良这种东西,可能在其他场合会有别的方式,为什么这次地震之后我对四川人充满敬意,就是这个道理。

 

深度对话:还有一个事,也是之前发生的,清明节的时候,有记者说,有些灾民在老城区,老县城外面摆摊,卖那些地震的纪念品,有人就会说他们是发“国难财”。

 

林天宏:凭什么指责他们?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都是脑子进水了吧。遭了难,他们想回到正常生活,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钱,你能每个月给他们寄钱吗?

 

指责灾民的人,比方说你每个月给这些灾民一个人寄一千块钱,一个家庭寄一千块钱,保证他们的正常开支。你行吗?你能持久吗?那么他们总要谋生吧。

 

地震以后,他们是非常朴素的一种愿望,我需要钱,要过好我的日子,这是他们最直接的方式。你能想到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吗?他们的房子没了,他们的工作没了,他们的家人没了,他们可能原来家里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都没了,你指责他们干吗呢?

 

我觉得这种现象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羞愧,一个耻辱,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很好的灾后保障机制,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完善的教育体制。之前不是有媒体做过一个“北川卖照片的小男孩”吗?他们如果有学上,他们上学以后能得到很好的前途,他们干吗去干这种事情,谁愿意?那是他们的家乡,是他们自己身上的伤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