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期

对话戴庆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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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

 

  “中国60年”是“深度对话”栏目,推出的一个系列人物报道专题。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系列报道似乎迟了点。但也算不得迟,在过分喧嚣之后,她的出现,希望便于受众去阅读与欣赏。

  欣赏有主动与被动两层含义。欣赏者能得到享受,被欣赏者也会得到满足。

  我们还是以人出发,即将推出的报道,有小人物在大历史背景下的故事,也有大人物平常生活中的经历。

 

《深度对话》往期回顾:

(一)对话范跑跑妻子:

美忠是个好男人

 

(二)对话徐光兴教授:

地震心里伤害恢复至少十年

 

(三)对话校长刘亚春:

北川中学哪有几十个亿

 

(四)北川幸存高三教师

的五年网络生涯

 

(五)对话民工律师周立太:

怕?老子就不上庭了!

 

(六)对话记者简光洲:

我为何第一个点“三鹿”的名

 

(七)对话航天四老屠守锷:

毛主席说导弹卫星我们都要

 

(八)对话记者孙春龙:

感谢温总理,我是他粉丝

 

(九)对话原住民高金素梅:

日本还没道歉,我们还在诉讼

 

(十)对话教授展江:

“封口费说明有媒体堕落了”

 

(十一)对话李鸿谷:

周老虎在今年还能成头条么

 

(十二)对话曹轲:

中国的报道是最透明的

 

(十三)对话钱钢:

我们的安全来自信息的透明

 

(十四)对话庄慎之:

我眼中的“网络威胁论”

 

(十五)对话鲁元珍:

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十六)对话张鸣:

敢告我反革命,让你不及格

 

(十七)对话白血病儿之父:

我要向总理磕一辈子头

 

(十八)对话前驻法大使:

中国30年没做过亏心事

 

(十九)对话闾丘露薇:

媒体应该怎样关注灾区

 

(二十)对话新华社记者朱玉:

“史上最牛校长”发现者

 

(二十一)对话北川籍记者郑楮:

那天,所有人都成了灾民

 

(二十二)新闻晨报记者张源:

没有一个地方像北川让我牵挂

 

(二十三)中青报冰点林天宏:

回家背后中华民族的坚韧

 

(二十四)南方周末朱红军:

真实基础上的主旋律才更持久

 

(二十五)南香红:

北川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十六)新京报张寒:

有些悲伤始终活在他们心里

 

(二十七)新闻晨报杨海鹰:

登上军方直升机的女记者

 

(二十八)对话张悦:

灾区老百姓才是英雄

 

(二十九)中国新闻周刊杨龙:

让灾民平静生活吧

 

(三十)史上最牛代课教师:

震后无法教书

 

(三十一)对话加藤嘉一:

太子党是日本最大问题

 

(三十二)对话江平:

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

 

(三十三)对话冯仑:

民企脱光了也要干干净净

 

(三十四)对话卫毅:

看不懂的巴东

 

(三十五)对话李普:

我从毛主席手里接过政府名单

 

(三十六)对话三代兵团人:

我们的理想与爱情

 

(三十七)对话戴庆媛:

我们不是被机枪押进新疆的

 

(三十八)对话王明达:

前教育部副部回忆高考与大学

 

(三十九)对话许庆亮:

上海特警乌龙剿匪幕后故事

 

(四十)对话孙中界:

不断指谁相信你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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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经历了新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是历史的创建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所以我们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做一个借鉴吧。

我回湖南提过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帮我们搞清楚我们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什么环境下去的新疆,对新疆的贡献不能埋没。第二个要求是搞清楚我们湖南人去新疆的究竟有多少?还活着的有多少?他们的在哪个岗位上?对他们的成绩要作出正确的评价,要建立档案,载入历史史册。第三个要求就是希望家乡父老乡亲不要忘记我们,我们是被遗忘的群体,不能把我们忘记,要记得来看望我们。

我听说7.5事件后,很伤心。过去我们提倡的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几年喊得太少了,现在提倡和谐社会,没有和谐没有团结就没有发展,没有前途,就没有幸福的日子。

对话人物:戴庆媛 对话者:vingie 张丽萍 页面制作:吴林涛【我有话说

八千湘女上天山剧照

王震将军说:没有老婆安不下心
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孩子扎不下根。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只有从湖南,他们自己的家乡开始

  1949年12月,王震将军带着十万大军,解放新疆。加上后来国民党的守备军在新疆的十万人,当时新疆有二十万军人。

  那时新疆很落后,现在的乌鲁木齐市,过去叫迪化。两平方公里的面积,只有一个农具修理厂,两条沥青路和五栋楼房,商店就是一个前面搭个牌坊模样的很破的门面。我可以说出当年每个地方现在的位置,而这些就组成了当时的“城市”。

  现在的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楼房林立,车水马龙,发展很快,已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了。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是历史的创建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所以我们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做一个借鉴吧。

  当时有二十万大军在新疆垦荒。一方面,士兵们的岁数都很大了,他们结婚生子问题解决不了。另一方面,为了保卫边疆,为了建设新疆,为了加强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他们又必须安下心,扎下根。

  面对现实的情况,王震将军等很多领导高瞻远瞩地提到: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孩子扎不下根。王震于是请求从自己的家乡湖南开始,征招女兵前往新疆。

  1950年7月份第一批去新疆的女兵是湖南的。从1950年7月份到1952年5月份将近3年当中,一共来了大约8000湖南女兵,号称“八千湘女”。当然“八千”只是一个约数。

1951年前后参军进新疆的“湘妹子”

八千湘女上天山

我骗妈妈:我是去卖菜

  50年我报参军,但没有录取。我是1952年去的,从1950年过去将近两千人,1951年又过去将近一千九百多,我们是1952年第三批去的。

  我家住在湖南长沙烈士公园旁的一个村子。那时候村里经常去开会,因为我在村里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人,是村里的骨干,经常随着村里干部们走家串户到处宣传。

  土改的时候,我跟村长水大伯跑上跑下。解放初期的社会活动很多我都参与了,开各种会,之后是当民兵。

  我经常到城里去卖菜,种菜吃不完可以去卖,换点油和盐回来。有一天,我换油盐回来看到了那个征兵布告。我一看就高兴了。

  后来乡里开会动员,动员之后我就报名了。头一次报名是说我个子矮小不要,第三次才成功的。

  我很精明,记得我去体检的时候,我手抓着小石头,口袋里装了家里的铁锁子。检查体重的时候我40公斤,合格了。到1952年的时候条件放宽了,对个子矮小要求不高。因为要招七八千人,一批比一批年龄小,一批比一批文化低。文化要求原来是初中毕业,后来小学也要了。我是高小刚毕业,没上初中就出来了。

  我参军的事情,父亲不反对,但我妈妈反对,不让我去。我父亲在抗战时候是兵工厂里的工人,他说出去闯一闯也可以。

  记得走的前一天,母亲哭哭啼啼,我骗妈妈说,家里没油了我去城里卖点菜。可是我那天没有卖菜。我把卖菜的箩筐给藏起来,她没有发现,然后到了城里集中。

  第二天就要出发了,但母亲找我来了,我叔叔在城里。我说我是去送那些女兵的,叫叔叔把妈妈带回家,连哄带骗的把她骗走了。

我们不是被机枪押进新疆的

  我们在长沙集中以后就去坐火车,硬座。还记得在火车上最喜欢唱的是《年轻的人火热的心》,是毛泽东写的,另外一首就是《再见吧,妈妈》,是苏联歌曲。我们还一路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因为那时候兰新铁路还没修通,所以我们就坐火车到西安。在西安下火车以后等消息,一边排队,一边学习。

  从西安出发后,一路上有上百辆车,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黄尘漫天。我改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

    我是一个兵,来自湖南省,三天没吃大米饭,气得肚子疼。

    饼子像磨盘,坐在臀下面,进入甘肃给灾民,也是为人民。

  从西安到新疆,路上不安全。我没遇到土匪,但我们前面一批的遇到了。据说有一辆车已经被劫走了,到现在还不许公开说。流传在我们女兵中很广的传说是,甘肃的土匪,把我们姐妹抢走后霸占了。虽然是一个传说,但始终不让我们说。我们就一直没说,现在老了说一说。

  因为有土匪,我们每一批去新疆的,都有武装车,上面有男兵保护,车上架着机枪。为什么后来流传说我们是被机枪押过来的?出现这么一句贬低我们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要把这个事情澄清,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不能被抹杀,必须要反映历史的原貌。

  这个说法从五十年代就有,但真相一直被埋没尘封,到1998年才正式被揭晓。过去的历史越是不重视,我越是有意见。

  我后来学习了民族政策,学了维语,知识相对多一点。到地方上以后,有人说我们是王震骗来的,流言蜚语很多。但那时候也不重视,没有一个官方说法。我们是有计划过来的。在1955年以后,河北,河南的垦荒的、移民的人也过来了。新疆原来的人口更少,现在人口增加到2100多万了。

  我后来回湖南提过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帮我们搞清楚我们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什么环境下去的新疆,对新疆的贡献不能埋没。第二个要求是搞清楚我们湖南人去新疆的究竟有多少?还活着的有多少?他们的在哪个岗位上?对他们的政绩要作出正确的评价,要建立档案,载入历史史册。第三个要求就是希望家乡父老乡亲不要忘记我们,我们是被遗忘的群体,不能把我们忘记,要记得来看望我们。

  2000年,张云川从新疆调到湖南后,再回新疆访问,他说我们当年做得很对。我代表石河子“湘女”参加了这个会,提了一个要求:一定要来看望我们这群在新疆的湖南女人。我们是嫁出去的闺女,你也去看望一下,就算是亲戚关系也要看一下。

  我们是新中国西部的“第一代母亲”,是新疆解放以后第一代大批进来的,所以应该把这个事情载入史册。湖南在2000年8月份左右来了30人,当时的湖南省常务副省长周伯华带队。

  “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新疆各族人民干干好事”,“开发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这些口号把我们吸引去的。但那时不知道要做什么,到了新疆以后才知道的。

当个工人很光荣,那是伟大的工人阶级

新疆建设兵团女战士在工作

  最早一批湘女大多进了机关,有的去了卫生防疫站,有的做收发员。1951年的主要到农场。我们是1952年来的,基本上分三个地方,百分之五十留在各大兵团,还有200多人到了阿勒泰地区,还有的人到了石河子。

  到了1954年就正式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集体转业也是在1954年,一部分是到生产建设兵团,老一点的就去地方政府,做乡长啊,镇长啊什么的。

  我们这批女兵主要是搞财会、医务,大多进了工厂,有去钢铁厂、水泥厂的,也有进修配厂、棉纺厂的。我被分到了七一棉纺厂。棉纺厂在迪化东郊,大家背着背包,提着行李,走了半天,也没看见工厂的影子。最后,队伍停了下来,带队干部宣布,到工厂了。我四下里望了望,问道,工厂在哪里呢?干部笑一笑,乐观地说,它在我们的汗水里,只要我们不怕苦,肯流汗,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蓝天为帐,大地为床,大家放好行李,就开始打土坯,修厂房。

  我们那个年代,都非常满足。那时在工厂当个工人很光荣——伟大的工人阶级!

  那时候条件很苦。1952年一个夏天我都是穿棉衣棉裤度过的。工厂盖好了之后没有宿舍,于是自己挖地窝子——在地上打一个大洞,外面盖上红柳、芦苇再盖上土。地窝子夏凉冬暖。早晨起来一层冰壳,要把冰壳弄掉以后,我们才能正式起床。

  下雨的时候,大家要到工厂去避雨,因为地窝子到处流着水,哪里低洼哪里有水,整个地窝子都是水坑,就要把水排出来。炕塌了之后要再补起来。一群女娃娃不会补这个,连长带着我们补。但是他们又不厉害,我父亲是一个木工,稻草和泥补房子我见过,我就提建议先用麦草代替稻草和泥。我和不动泥,我就带头跳到泥里踩。和泥的时候穿鞋的,鞋被泥水浸湿了,天山融化的水刺骨的冷,刺骨的冰。许多人得病的,我的体质差一点,加上我先跳下去,和泥的时间长一点,病得最重。急性关节炎就是那时候落下的,所有的关节都痛。

  这种病我们称为“地方病”,气管炎、关节炎这些病特别多。现在生活在新疆城市里的10万多老人,大部分老人走路腿都是一拐一拐的,都有这种病的。年轻时候身体比较好,小姑娘也不在意,还顶得住。

  到新疆后我们生活很不习惯。以前是吃大米,蔬菜的。新疆那时候吃不上大米,吃的是高粱米,苞谷糁子,稗子面,馍馍等。我们体重大大减轻,我的体重减到只有三十八公斤。换了环境,生活上是天壤之别。

  我们把管生活的叫司务长。我当时病了,他打了一个报告,连长签字才吃上稀饭的,稀饭里放几粒葡萄干,那是最好的饭了。

  到了新疆发了军装:两套衬衣,一套单衣,一套棉衣,当时没有绒衣,毛衣。我得急性关节炎穿衣服要穿暖一点,但从家乡带的夹衣什么的都没有了。

  我们坐火车到西安,从西安坐大卡车。大卡车没有座位,带着背包行李就是座位。在经过一些贫困地区的时候,大姑娘没有裤子穿,我们好多人把从家乡带的衣服送给她们。所以一到新疆以后就换的衣服都没有,就是两套衬衣,穿衬衣又冷。

  新疆的气候是早穿棉衣午穿纱,早晚温差大。实际上新疆最热的时候是8月份,温度19到31度,比现在还冷一些。现在很热了,在九十年代的时候都没现在热。

  我们从苦水里泡大的,走上社会了,穿上棉衣了也感到很满足了。我们都是学生兵,很爱面子,从来不在人们面前流泪,有泪都是晚上躲在被子里哭。

领导安排,从门洞里选出丈夫

  1954年10月份,军区开首届党代会,先有一个筹备会,要抽人,12个。我被抽到了。我于是进了军区当维文打字员。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的爱人。

  那时年龄大一点的不愿意结婚,还要动员他们结婚。我的爱人叫李安堂。他是甘肃军区提拔干部时来的。1954年实行义务兵役制,他被调来搞征兵工作。当时在征兵队,后来改为兵役局。那时候从基层“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提上来的军人,没文化。把他们调来以后,到“速成”中学学文化,以后再留下来的。

  工农干部经常在机关楼上一起学文化。那儿一共42人,只有三个女的,有两个没有结婚,我是一个。

  那时候谈恋爱很正规,不像现在乱七八糟的,都是“有的放矢”,一般是优先工农干部。结婚有个规定,男的要25岁以上,军龄要5年以上。那时候他已经27岁,又是工农干部。于是,领导创造机会让我和他谈恋爱。比如说安排我给他作辅导教员,辅导他们学习。

  56年元旦,领导给我们发体育馆看打球的票,我们两个没有结婚的女同志和他们一群男同志一块去。一路上他很照顾我,进出时候很拥挤,他就“保驾护航”一样。

  他照顾我很周到,很稳重,不多说话,长得又帅。他以前是骑兵团的排长,穿马裤、马靴,很英俊。

  我有几个朋友,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去找他们,要他们来参谋参谋。我们单位有一个门洞,我去接他,要他进来,我就和两个朋友一起看。他们说很好,其中一个跟我说,他身体很好,就算是生病也有劲儿,饿不死。因为他们不当兵了,没有工作了,如果生病就干不动活。这个人很朴实,没有文化不要紧,但是没有体力,没有身体不行。有这么一说,后来我就和他谈了,再以后就结婚了。

  在结婚之前,我和他接触很少。我们那时很正规,不像现在“蹦蹦跳跳”在一起,单独出去是不能接触的。没有星期六,周日在一起谈谈的机会也很少。倒是和老头子看了好几次电影。

  到56年10月份我们结婚了,这个结婚的日子不是十一,而是十月第二个礼拜的周六。为什么呢?当时有个领导的秘书追我,他把我打的结婚报告压着了,10月1号的时候就没有结成婚。领导问我怎么还不结婚,我说打的报告还没批,结果他说已经批了啊。老头子老实不去问,我去问,秘书说报告丢了,等他找。又拖了近十天,领导亲自出面才把报告拿出来。所以我在10月13日才结成婚的。后来人家说这个日子不吉利,不好,我说不信迷信。

  那时候我们结婚还算不错,买了一些水果糖,买了一点茶叶,以茶代酒。当时没有喝过喜酒,也没有做饭吃,与他们坐在一起谈了下恋爱的经过,唱唱歌什么的,就结婚了。

  军区还有一个好条件,公家配一张桌子,配一张床,给两条凳子,桌子是写字台,用来学习的。新房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旧房子,八平方,平房。条件虽然差,但觉得生活还是很有意义,政治空气很浓,阶级意识很强,团结和谐不分你我,人们也没有那么小气。

  老头子早已离开我们,去见马克思了。他比我大八岁。现在石河子这边的,两口子还健在的屈指可数,一大半都是单巢老人,是因为年龄的差距。大七八岁,不算大;大一两岁,或是同岁的几乎没有。本身是年龄小或者是晚婚。

  我感觉我们这代人婚姻很安全,很巩固。先结婚,后恋爱。当时领导介绍的也好,朋友介绍的也好,领导分配的也好,都是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早出晚归,早上六点钟吃饭,八点钟上班,到两点钟(北京时间)回去吃中饭,再睡午觉去上班了。夏天太阳晒,就晚一点去,吃完晚饭还要去上班,还要学习。每天要开生活检讨会、民主会,要开展生活批评。每天要把自己先检讨一次,把自己的生活评价一番,然后复审提意见,领导做点评。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只有一个礼拜天,看看电影,看看打球。这是在城市里,如果在农场里面还没有这个条件。我是幸运的,还有看电影这样的条件。

  我们那代人婚姻有三种,第一种是分配婚姻,也就是领导完全包办。第二种是道德婚姻,经过人家介绍以后在一起磨合,最后就结婚了。我属于第三种,领导创造机会,结婚后慢慢培养感情。

进疆的女青年投身生产建设,并和部队指战员喜结良缘,成为兵团早期创业的军垦母亲

回家——第一次带孩子回湖南把父母吓坏了

  我父母现在已经去世了。刚开始,十年才能有一次探亲假,探一次亲。而且当时新疆到内地交通非常不方便,回一次湖南很辛苦。

  八十年代之前一共回家三次,1958年一次,1969年送孩子回去一次,1975年一次。后来回湖南是越来越多了。

  我第一次探亲是我生孩子以后,我是1958年有娃娃的。那一年,彭德怀要大量裁军,我和爱人就都转业到了地方。

  我爱人转移到了兵团,去了银川。因为我学的是翻译,当时的新疆军区副政委曾涤,后来当了中组部副部长。他知道翻译不容易,是专业人才,把我留在地方,我们夫妻就分居了。

  我转业时,孩子还不到100天,刚上班,我的孩子怎么办呢?请保姆要60块钱一个月,那时工资有85块,他是86.14块。

  我决定把孩子送回家,给父母带。没有电话,发电报发不出去。我就写信给家里,我想把孩子送回去。

  部队有很多年纪大一点不愿意在新疆,要回去,部队叫复员,复员就是送回家。我跟着他们一起回去,大约有一两百人。我们管男同志都叫大哥,他们都30来岁,我才22岁,带一个孩子,才4个多月,5月1号到了吐鲁番。背在背上我怕他把他捂死了,抱在前面我又抱不动。我就拿着带子把孩子捆在胸前,他在我胸前大哭。

  当时没汽车,火车只通到新疆和甘肃交界的地方,很偏僻。我记得那里刮沙尘暴,飞沙走石,石头都能被吹起来。

  下汽车以后,我们在进火车站的地方休息,他们都拿着行李没顾上照顾我。刮大风的时候我走不动,他们都到了就我没到。

  我这人不傻,我走的时候不走高坡地,哪里低洼就走哪里。在逆风的地方我就避一避,风一停我就走。后来行李实在拿不动了,我把行李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做好标记。人要紧,要先走。风刮得走不动,人家花十几分钟就到了,我走了一个多小时。

  我到了以后,他们问我抱着娃娃到哪里去。带队的送我到住的地方,大帐篷里面,我把孩子放那一搁,去取行李回来。

  路上一共走了八天,到了湖南,回家也费了一番周折。村里交通不便,下火车以后到自己家没有车,我就找了辆三轮。我看拉车的人善良,于是就说好话,能不能把我拉到我姨父家,他那个地方通车,把我送到他家就可以了。我自己不坐也可以,只要娃娃坐。那个人很好,他说你坐吧。到了后,我姨夫一看见我抱着我哭,我说不哭,没事没事。他让他弟弟,抱着孩子,领着我回了家。

  我第一次带孩子回去的时候,把父母吓坏了,他们很吃惊。妈妈一看我狼狈不堪的样子,马上就哭了,说怎么一个人回来呢?姑爷怎么没有回来呢?因为我丈夫没有回去,我也好像逃难一样。我解释说集体转业,去很远的地方去了,刚刚开发的农场,电话也不通,电报也不通,写信也不到。我给我家里的信他们也没收到,我都到家两天后才到。

  我把孩子给弟弟,给了家里40块钱。家里用瓦罐子煲稀粥,鸡蛋羹把儿子带大了。我这个儿子人民大学博士生毕业,现在北京工作。

三天后,我怀上了第二个娃娃

  老伴连队很远回不来,交通又不便,不能经常你来看我,我来看你。我是56年结婚的,1961年团聚了一年,1962年又分开,一直到到1980年以后才再正式一起,以前都过着牛郎织女生活。

  我老头子在兵团开发农场,一个偏僻的山里面开矿,带劳改犯。他去了后,我去看他,我们第二个孩子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他们住的地方高出地面5米,上面有屋顶、窗台。他们都是男同志,在一起开矿、开山,住在一起。我去了没法住,老伴毕竟是个领导,让他们睡里面,外面拉一个被单一拦,我们睡门口。

  我在那儿三天,晚上非常冷,只有一床单薄的被子。三天后,我就怀上了娃。

  那时也不能结扎,不能人工流产,人工流产要打报告,只能生下来。后来一个军区的同事回湖南老家探亲,他把这个娃娃带回去,顺便把我大孩子带来吐鲁番。

  老头子后来调到乌鲁木齐附近一个县,我就到那儿去当生产队的老师,我们团聚了一段时间。工厂又撤了,我们就又分开了。

  再后来我到了农七师下野地农场,现在叫农八师133团,编号改变,位置不变。在那儿工作的几天,一个湖南的领导,也是老红军,发现我会维语,就给我说,我们会维语的很少,让我当翻译。我去的那个地方少数民族很多,语言不通,很乱,方圆20公里没有公交车。

  1964年的时候,伊犁、塔城发生边民外逃,我们就内迁,又把我调回去学校当老师。我在那个农场呆了18年,我最好的年华都那里。

  到石河子城里才算安居乐业,有房子有家了。为什么我现在对身体很重视呢?我好不容易安居乐业了,以后美好的生活是否该享受呢,我想多活几年,享受享受。现在我住的房子蛮好了,是120平方米的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变成现实了。

“湘女”倪碧纯、高兰英、谢新觉、刘功辉、戴庆媛、华淑媛、郑瑞阳(从左至右)

湘女眼中的民族交往记忆

  我在民族地区做了很长时间妇联主任。刚解放,少数民族群众听不懂汉语,交流起来非常麻烦,但我们和他们关系很好,因为他们以前更苦,我们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七·五事件”发生后,我到今天心里都难过,不平静,想不通。大儿子最知道我的心情,他说妈妈你是不是睡不好?我说就是。我在这里做处级干部以后给我评了两次民族团结积极分子。没想到现在民族有隔阂了。过去我们提倡的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几年喊得太少了,现在提倡和谐社会,没有和谐没有团结就没有发展没有前途,就没有幸福的日子。

  我当初和少数民族交往,下连队教他们学汉语,每天布置作业,学一些汉字,我每天教他们五个字。小学生的练习本每天写一篇,过几天以后我回来看他们的字,我这样教他们的。他们很爱学习的。有一个学生现在当了军分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任。

  他们遇到大小困难都找我。语言很重要,是沟通思想感情的桥梁。那时吃面条都很困难,下连队的时候他们非拉我吃饭,他们说不吃不行,就不是姐妹了。我一去,他们就把我拉他们家里住,“不要住连队的通铺,那儿不安全,就住我的家里”。每一个连队也有妇女排,一旦看见我来了,就接我到他们家,今天到我家,明天到他家,把最好的被子、褥子铺上。那不是拉关系,那是一种感情,现在的话叫和谐。

  民族团结很重要,这个要宣传好。要发展,一定要维护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团结以后社会才会发展快。现在新疆恢复的很快,欢迎大家有机会能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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