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瑞雪
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中国宣告诞生，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这是从3012幅应征国旗图案中经过初选和多次讨论后，修改而成的定稿，最终成为新中国的国旗。或许不会有人想到，这面国旗并非美术大师手笔，而是一位默默无闻、长期从事计划、财务工作的同志，他就是曾联松。
“门外汉”成国旗设计者，获得五百万奖金
“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量力度德，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多年以后，曾联松在《人民政协报》的一篇文章里回忆设计国旗经历时吐露心声。
1949年7月4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决定刊发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7月15日至26日，《人民日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启事，并提出了国旗图案设计的注意事项：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后，曾联松在上海市供销合作社调研科担任副科长。一天，曾联松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了国旗征稿启事，异常兴奋，字斟句酌地阅读过征稿要求后，打算设计一幅国旗图案参加投稿。
曾联松小时候就对书法绘画有浓厚的兴趣。初中时，受到美术老师、画家金作镐的熏陶和点拨，掌握了一些绘画和设计技法。后来在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读书时，又经常去旁听美学大师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课。多年前的兴趣爱好，加之难以抑制的爱国主义情怀，成为他设计国旗的灵感和动力。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曾联松将自己精心设计的“红底五星旗”图案稿装入信封寄往北京。他本人也不会想到，这封从上海市虹口区山阴路发出的邮件，会成功从来自海内外且不乏美学名家的诸多征稿方案中脱颖而出，最后被选定为国旗图案。
仰望星空获得灵感，设计细节紧扣团结理念
1984年和1989年，曾联松曾写过两篇关于自己设计国旗经历的文章，分别是《我是怎样设计五星红旗的》，和《我设计五星红旗》。
在《我设计五星红旗》的开篇，曾联松这样写道：“每当我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内心就会涌起一股亲切、激动的暖流。因为40年前，是我设计了它的图案。这段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设计国旗方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手绘过很多不同的方案，用纸张、布料来对比不同方案的视觉效果，但每一个方案，几乎都坚持了采用五颗五角星元素的设计理念，这个灵感源于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曾联松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以五角星作为自己的标志，而中国共产党又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决定用一颗大五角星作为国旗主要元素；四颗小五角星，则象征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四个社会阶级组成的人民。
确定了设计元素之后，如何将大小五颗金星美观地排列在红色旗面上，这让曾联松费了很大功夫。他曾想过一个方案，把五颗金星放置在旗面中心位置，但是从视觉上来看，整体效果过于局促、凝滞，缺乏生机，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后来，他还试过将一颗大五角星和四颗小星从左上到右下依次排列的布局，做好之后征询挚友的意见，友人觉得有点像领带，于是又否决了这个想法。
随着征稿截止日期临近，曾联松有些焦虑，于是在一天晚上到街头散步寻找灵感。那天的夜空，苍穹之下皓月当空，旁边点缀着星星，颇有众星捧月之势。曾联松由此得到启发，于是急忙折回家中继续修改手稿。
这一次，曾联松把本来将五颗星呈一条直线排列的图案，改成大星星在中间为主导、四颗小星环绕大星的众星拱卫北斗之势。又把五个星星整体移到左上角位置，以高处俯视下方的姿态营造气象万千的观感。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各自一个星尖，与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一历史的结论显示在国旗上。
最后，又将大小五颗星的整体轮廓构成椭圆形，以象征中国疆土的形状。在中间的大星上，他嵌入了代表党的镰刀斧头元素，表示四颗小星寓意的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曾联松写好设计说明后，将这幅“五星布成椭圆形，大星导引于前，小星环绕于后，恰似众星拱北斗”的方案命名为“红底五星旗”寄至北京。
曾联松设计方案曾落选，田汉力挺入复选名单
新中国国旗的设计自然是举国上下的一件大事，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参与热情，甚至连海外华人也有积极参与。在3012幅应征方案中，其中就有23幅从美洲寄来。另外，朱德、郭沫若、陈嘉庚等筹备会成员，以及吴玉章、艾青、梁从诫等文艺界名家也提交了各自设计的样稿。
应征方案在临时选阅室内进行了展示后，由评选委员会从中精选出38份草图汇编入《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给新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
初选时，曾联松的32号方案落选，理由是四颗小五角星的提法不妥。后来，在田汉的主张下才被收为“复字32号”“红底五星旗”。根据小组讨论的意见，删去了该方案中意识形态浓厚，且与苏联国旗相仿的镰刀斧头标志。
1949年9月23日晚，参加新政协筹备事务的彭光涵向周恩来总理推荐了32号图案，也就是田汉力挺的曾联松“红底五星旗”方案。周总理看到后表示满意，并要求彭光涵绘制出一个较大的图样。
在著名老报人徐铸成的晚年回忆录《旧闻杂忆》里，收录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一文，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在诸多备选方案中，毛主席和大多数代表更倾向于由一颗五角星和一条象征黄河的金色横杠组成的4号图案。但是，张治中对该方案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一条横杠有分裂国土、分裂革命之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孙悟空的金箍棒。陈嘉庚也认为，国旗的地理特征应让位于政权特征，无需使用象征黄河的横杠。
最终，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见达成一致，放弃了4号图案，在座谈会中表示赞成去掉了大五角星中镰刀斧头标志的32号“红底五星旗”方案，与会代表取得共识。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式决定采纳曾联松设计的“红底五星旗”方案，并将其改名为“五星红旗”，新中国的国旗正式诞生。两日后，《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国旗的图样和制法说明。
当曾联松通过报纸看到国旗的最终定稿后，还不确定自己就是中选者，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眼前的最终定稿就是筹备会小组将他本人作品中的镰刀斧头元素去掉的版本。直到收到来自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公函，他才相信新中国国旗的确是出自他的手笔。这封公函中写道：
“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当时的五百万元人民币，折算下来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五百元左右的购买力。虽然奖金并不高，但这是党和人民给他的崇高荣誉，心情激动的他还作了《入选吟》诗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和璧混沌璞未开，幸有玉人琢剖才。推敲图案三千幅，五星红旗入选来。自此，曾联松因设计国旗载入史册。
1950年10月1日，时年33岁的曾联松应邀参加国庆观礼。站在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上，看到自己亲手设计的国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与东升旭日同时冉冉升起，心中感慨万千。
1999年，由王冀邢、雷献禾导演，王学圻主演的电影《共和国之旗》上映，这部献礼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五十周年的经典影片，就是根据曾联松设计国旗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来。当时的电影海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半个世纪过去了，曾联松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伴随着共和国走过了艰辛的历程，所不同的是，他与这面旗更有许多特殊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