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

作为保存和再现人类社会成就和记忆的关键机制之一，博物馆自身的历史却长期以来湮没在失忆和误表之中。

虽然行业史和学科史具有重要的追认价值，但是中国博物馆史的写作为数寥寥川。20世纪上半叶硕果仅存的中国早期博物馆学著述中，博物馆史虽不可避免地占有一定篇幅，但几乎悉数转译自西文或者日文，因此仅仅涉及欧美和日本个案，彼时正蓬勃发展的中国博物馆实践基本遗珠在外。包遵彭（1916一1970）于1964年出版的《中国博物馆史》虽不到百页，但足以计为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该书以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中央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馆等为中心，首开述评中国博物馆进程的先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类其他著述无法逾越的，甚至连堪比肩者也阔如。20世纪80年代之后涌现的以中国博物馆史为题的大批论文填补了众多历史空白。但是，过于简化和僵硬的社会发展史框架长期占据正统地位，导致以直接因果律解释历史变迁和以宽泛的社会背景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博物馆史乃至博物馆学的思想困境。

理解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的基本格局是由李济（1896一1979）和曾昭橘（1909一1964）合著的《博物馆》奠定的。虽然篇幅短小，但是该书若干认识一直被奉为圭桌。《博物馆》提出了中国博物馆的中、西二源，以张誊南通博物苑和国子监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为正脉，以“岁有增加”的渐进线索描述中国早期博物馆进程。嗣后的博物馆史研究基本秉承了这个体系，多着眼于辨识细节和完善脉络。

然而，随着史料的积累，“二源一脉”体系非但没有丰满起来，反而暴露出更多结构性缺陷。首先，博物馆史不可任由外在历史规律或者理论评估甚至切割，这一认识引导研究者采纳具有情境主义和历史特定主义倾向的博物馆内在视角重新认知和组织博物馆史。博物馆内在视角主要通过博物馆内部界面和外部界面表现出来。其中，内部界面指博物馆如何组织、结构和活动，外部界面则是博物馆与社会的沟通、妥协和互动。其次，博物馆史不是缀合博物馆事件编年的自然产物，这将重申观察博物馆史的能动的唯物主义立场，表明博物馆史必然存在于博物馆情境之中，灵动地参与博物馆运作。博物馆史并不是具有纪念或者阐释价值的物质如何汇聚成博物馆馆藏的历史，而是超越了孤立的物件，指导如何收藏、保存、展示和阐释的思想的历史。博物馆史从未独立于博物馆运作之外，相反，却是博物馆潮流的风向标：随着对博物馆的定义、工作内容和社会角色界定的转变，博物馆史表述也需要适时重整；而博物馆史的再释则成为博物馆调整乃至蜕变的先声。

邓肯・卡梅隆（Duncan Cameron）曾经质问，博物馆究竟是神庙（temple）还是论坛（forum）。这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或者说，卡梅隆之问只是一个亘古问题的翻新。神庙抑或论坛，曾经是回答不言自明的问题，也曾经是回答非黑即白，要求回答者选择立场的问题，晚近成为可以调和勾兑的问题，现在又重新回到毋庸辩论的状态，只是当下与最初的不言自明已有云泥之别。但是，无论如何回答，答案都直接关涉博物馆结构和目标等本体论认知和博物馆的社会角色界定。同时，基于在追认的行业或者学科传统中界定自身地位的需求，不同的回答也将引发博物馆史叙事的重组。

神庙和论坛一直是博物馆的两个主要面相，两者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时间和空间关系。对不同面相的青睐或规避，以及由此选择和组合的博物馆史都清晰无误地表明博物馆人的倾向。神庙具有不言自明和不可挑战的神圣性，神庙收藏以典藏价值为重要衡量标准，甄别标准唯一且J厦定。拜渴神庙是一种被动、单向度地接受启示和教育的行为。论坛则是沟通和妥协的表达场所，是掩饰分歧、谋求共识的公共场域。博物馆的神庙和论坛面相并无早晚之分。语源学意义上的博物馆清晰无误地指向神庙，而至迟公元前3世纪出现的亚历山大大图书馆被视为最早的博物馆则表明了博物馆的公共属性。但是，以集体记忆为形式的社会意见长期以来被识字阶层垄断，他们巧妙地用“真理”和“规律”掩盖了社会认同，并且机缘巧合地得到启蒙思潮和科学主义的支持。因此，博物馆的神庙面相一度被视为理所当然，亘古不变；收集和保管构成博物馆工作的主要甚至全部内容，表达和阐释被有意识地虚饰成为公共意见或者客观知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下，博物馆人才开始反思神庙面相的客观睦和绝对性，重新启封早已存在的论坛面相及其教育和表达功能。

卡梅隆之问不是偶然的私人性质询，而是博物馆本体论上整体转型的缩影新博物馆学就是卡梅隆之问的情境。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博物馆运动和新博物馆学是自近现代意义博物馆出现以来最深刻的一次重组。虽然针对传统博物馆的机制和智识隔绝，乃至不断加剧的社会边缘化的批判早已出现，但是，直到晚近之后才形成整体性潮流，对博物馆群体产生实质性影响，并且提出建设性和可行性解决思路。新博物馆运动代表人物戴瓦兰（Huges de Varine）曾经系统总结催生新博物馆运动的诸多诱因，既包括博物馆内部对既有展陈、教育和经营方式的批判，前殖民地地区独立运动和种族平等运动带来的反思，也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1968年学潮等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情境。博物馆高高在上、不容挑战的神庙感，基于单一社会价值的收藏观，单向度、俯视性的教育甚至灌输方式，与社会生活的隔离都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新博物馆运动针对单一的以物为中心的馆藏结构提出了多手段、多媒介、多元的转变，针对自上而下的俯视视角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基层视角，针对单一的灌输教育功能提出了多元的沟通和妥协方式。提出神庙与论坛之辨时，在如何扭转博物馆困局上，卡梅隆和众多博物馆人其实已经成竹在胸，这就是被凯尔・安德生称为“重置（re-inventing）”博物馆的动议：重置并不是简单地增加新的部门、工作和活动，而是博物馆的目标、策略和经营的整体性变局。换言之，“重置”博物馆是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重置”博物馆学必然引发“重置”博物馆史。

长期以来，经国家或者国际性组织讨论和采纳的博物馆定义和关键词的变迁和更迭被描述成从草创走向完善的线性进步，基本忽略了新旧博物馆范式的转型。尽管不同地域文化传统或者意识形态会施加一定影响，但是新博物馆观念和实践的形成趋势是普遍可见的。

作为博物馆行业最大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对博物馆及其主要目标的界定和修改即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进程。博物馆最初定位于与图书馆和档案馆平行的收藏保管机构。1951年的修改中增加了娱乐（delectation）功能。十年之后，1962年的重新定义中更换用词，以enjoyment替代delectation，以education取代instruction,旨在削减用词的主观用意和单向度感。同时，通过增加历史遗迹、自然保护区、自然景观等类型，强调博物馆馆藏不可与其原生环境相分离，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对脱离情境的孤立馆藏的过度倚重。1974年定义强调了博物馆的公共属性和基本职能，提出“博物馆是服务于社会及其发展，面向公众开放，为了研究、教育和愉悦目的，收集、保管、研究、沟通与展示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证据的永久性非营利机构”。198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会提出，2001年和2004年两度修正的《博物馆伦理规则》将博物馆的工作内容和对象进一步扩展到“非物质性证据”。如果在逾半个世纪的时段上进行观察的话，收集、保管和展示的传统价值不断弱化，博物馆工作的重心逐步转移到研究、教育和愉悦上。当收集、保管和展示价值占据主导地位时，馆藏就顺势拥有博物馆灵魂的地位，实体建筑和空间也连带J性地成为基本要素。新博物馆运动之后，这些要素本身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但是作为介质表达的沟通、教育和阐释价值却得到强化。

类似转型也见于多个国家博物馆机构的表述中。美国博物馆协会（AAM,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在界定博物馆上很早就完成了从物质性标准到行为性和认知性标准的转型。1973年的《博物馆伦理规则》仍然强调“拥有和利用实物”,1988年的修改就取消了这一物质性标准，将博物馆界定为基于收集、保存和阐释现存物质，对公共社会具有独特贡献的组织川’。英国博物馆协会（MA, Museum Association）于2000年颁布的《博物馆伦理规则》将博物馆界定为基于人类知识的刺激以及娱乐目的，学习和探求收藏的场所。博物馆的泛化界定与20世纪末出现的人类记忆和记忆地点相关，博物馆也被视为人类记忆地点之一。不过，其他国家的博物馆机构中，也有倾向以修改传统定义的保守方式界定博物馆的范例。法国将博物馆界定为拥有永久收藏，基于公益性目的保存和展示，服务于公众的知识、教育和娱乐目的的组织。日本于1951年颁布的《博物馆法》定义，博物馆“是收集、保管、展示历史、艺术、民俗、产业、自然科学等有关资料，供人群众利用以接受教育，有助于这种教养、调查研究和娱乐等进行必要的工作，并以对这些资料作用调查研究为目的的机关”。尽管立场有激进和保守之别，但是各国博物馆协会界定博物馆的方式的过渡却是不约而同的。

苏维埃博物馆传统基于博物馆和图书馆等社会文化机构都是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理念，较早而且较清晰地界定了博物馆超越物质层面的教育和宣传价值。虽然苏维埃博物馆学也承认博物馆的“珍贵宝物的储藏库”和“进行研究工作的广大场所”身份，但是，这些身份都不能剥离其意识形态色彩，“教育任务和科学活动之间不能有脱节现象”。甚至，保存和研究的功能必须服膺于意识形态斗争，“苏联博物馆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有效工具，从而也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效工具”。在具有奠基价值的1930年第一届博物馆工作会议中，苏联博物馆确认了博物馆展陈工作的主要目的，“作为陈列过程的新的要素，不是实物历史文物，而是辩证法的发展规律”，充分表明了博物馆展陈的介质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智识环境中成长的新博物馆运动敦促博物馆人反思以脱离时代、地域和族群，具有永恒的纪念价值的物质为中心，将其圣物化和启蒙化的神庙式博物馆运作方式，转而强调博物馆的功能性价值和作为认知表达的本质。有趣的是，游离于新博物馆运动之外的苏维埃博物馆基于博物馆的意识形态价值，反倒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取得类似认识。不过，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也限定了苏维埃博物馆表达的可能性，特定阐释以客观真理的形式表达出来，其他的阐释却不得发声。博物馆的新旧范式之变体现出单向与互动、隔绝与参与、一元与多元等多组关系的切换。

新博物馆运动的整体性贡献目前仍被严重低估。在博物馆形式上，作为新博物馆运动标志的生态博物馆以全新形态和运作理念给博物馆界造成强烈冲击，这常常掩盖了新博物馆运动引起的传统博物馆及其理念的范式转型。在时间轴线上，有研究者提出新博物馆运动应该区分成为特征有别的两轮浪潮，前一轮浪潮以视野和实践的拓展为标志，而新一轮浪潮则以理论和方法的提升为标志。由于线性特征不够明显，新浪潮可能被前一轮浪潮的光芒所遮蔽。无论从水平层面还是历时层面，将新博物馆运动等同于生态博物馆，将生态博物馆的价值局限在内容上，都会造成对新博物馆运动的低估和误解。新博物馆运动的贡献不限于博物馆类型的新增，而是博物馆认知和运作的整体性变迁，因此，传统博物馆无法在新博物馆运动之外独善其身。

新博物馆运动对传统博物馆及其理念的贡献根植于物质文化观念的转型。作为神庙的传统博物馆向作为论坛的新博物馆的转型中，以具象的物质作为整体性对象过渡到以物质和物像作为媒介，而以制造和使用物质的人类及其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物质的绝对和客观地位遭到挑战，表达和阐释取而代之成为博物馆的核心。正如丽莎・罗伯茨（Lisa Roberts）指出，博物馆已经从以物质馆藏为基础转变成以观念、经验和诉求为基础。

传统博物馆中物质的单一属性和垄断地位一直饱受话病。面对以多元化为特征的第二个博物馆黄金时代，史蒂芬・康恩（Steven Conn）甚至提出一个激起热烈争论的议题，“未来的博物馆还需要物质吗？”康恩从如何建构博物馆知识体系的角度提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第一个博物馆黄金时代，博物馆借助不同类型的物质收藏界定其自身的类型，表达博物馆知识结构。现在，在建构博物馆知识的过程中，图像复原或者再现的技术手段已经足以弥补“实物”的不足，甚至取消对“实物”的依赖，“物质收藏已经丧失了曾经在博物馆建设的前一个时代拥有的视觉或者认识论意义上的力量”，物质收藏曾经不容置疑地拥有的核心地位可能已不再笃定。博物馆人频繁提出的博物馆究竟是仓储还是试验场的身份厘定问题，构成了反思物质在博物馆的地位问题的另一种表述。传统博物馆偏重典藏功能，以多元分野的馆藏搭建百科全书式知识结构，展示、研究和教育都是派生性功能，因此，馆藏的完整性、不可复制性甚至稀缺性都成为值得追逐的目标，也成为评估博物馆的主要指标之一。但是，在以教育和愉悦为主要导向的博物馆中，典藏和利用的相对地位几乎逆转，是否拥有独一无二的馆藏，甚至是否拥有作为馆藏的物质都变得无足轻重。这个疑问实际上是曾经困扰了美国博物馆界的“物质的本真性”问题的延续。20世纪70一80年代，美国博物馆协会曾经对博物馆是否应该“拥有”馆藏进行激烈辩论，最终以修改此项约束J哇条件，以符合存在大量没有独特馆藏的科学馆和教育博物馆存现实告终。这也就是康恩所指“以物质为导向的认知论”的挫折。但是，无论是从知识结构角度，还是从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角度，当物质的地位从主体转变成为介质，物质的多元性就成为值得关注的特征。如果将康恩之问表述成为“未来的博物馆是否还需要实物”，答案可能早已呈现出来。很多博物馆的确并无馆藏，而且，在展陈过程中，“实物”毫无疑问可以被各种各样技术性实现的物质转换形式替代。但是，“物像”本身就是“物质”的一种形式，“物像”甚至可以超越物质J哇，以其他形式存在。无论是康恩之问，还是仓储与试验场之辨都不能动摇物质在博物馆中的核心地位，相反，它揭示出，对物质的僵化概念才是全面认识博物馆及其历史的障碍。未来的博物馆非但不可能离开物质，相反有必要更好地发掘物质的意义和价值。

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新物质文化研究范式为重新认识博物馆中的物质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础。以物质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衍生出独立方法论系统的考古学、艺术史、科学和技术史、社会史、人类学等学科纷纷意识到物质在反映人类社会和文化上具有统一性，但却被人为设置的学科分野割裂开来，因此吁求形成具有整体性的物质文化研究取向。物质文化研究潮流的出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思潮影响所致。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主观与客观的绝对二分法的失效也瓦解了此前对物质的僵化认识。此外，物质文化研究还是晚近兴起的文化研究在物质性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形式。詹姆斯・迪兹（James Deetz）将物质定义为“我们通过特定文化行为改造的物质环境的组成部分”,这明确表达，物质从未独立于人类行为或者文化而存在；物质就是文化。不同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逐步放弃描述性和传统鉴赏家式的视角，转而采纳了多元、互动和情境主义或者历史特定主义的观察立场。物质文化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也表明物质文化的阐释可能性是多元的，这既源于物质文化本身的多元多面特征，又暗示物质文化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深受阐释者所处情境的影响。

未来的博物馆仍然离不开物质。一方面，无论是实物还是物像，只是物质的不同转化形式。具有整合倾向的物质文化研究甚至可以将基于物质的口承文本和书写文本纳入到研究范畴之中。物质的丰富程度是此前的僵化唯物主义所始料不及的。另一方面，博物馆中出现的多元化倾向远远超出表现手段的多元，阐释多元和价值多元更值得关注，而这种多元性是以物质为媒介表达出来的。这要求在多元、互动、表达性的博物馆中，物质的地位非但不能被削弱，反而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阐释。这个认识也巩固了物质在博物馆史写作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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