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高中毕业,不上大学。
这几个字放在一起,大概足以让大多数中国家长一夜睡不着。
可苏州男孩Charlie偏偏就这么做了。
从幼儿园到中学,一路以来他都在最好的公立系统里长大。但高中他选择去读国际学校。到了高三申请季,当身边所有人都在聊SAT、文书和排名的时候,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觉得去美国太贵不值得,然后彻底放弃了申请。
之后,他先去教托福赚钱,没几个月,月收入就超过了班主任。
然后他又用300天的时间,行走了七大洲、20多个国家。有意思的是,这一圈走下来,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要去读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从高中国际学校的全额奖学金开始,他的间隔年,以及之后上的创新大学都申请了奖学金。
他说他一直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愿意尝试他人不敢的事情——间隔年选了一个鲜有人听过的项目,大学也选了一个没有毕业生的学校。
今天我们就来听听Charlie的故事,以下是他的讲述。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报道了很多经历过间隔年的学生们了,大家的故事都很精彩
放弃申请季:月入超过班主任,我却慌了
大家好,我是Charlie。
我从小走的是一条最标准的路。出生在苏州,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是本地最好的公立学校。爸妈都在体制内工作,妈妈是苏大老师,爸爸做政府工作,很早就格外重视我的英语。
于是我的主线任务从小就是学英语。
初中开始背SAT单词、读《经济学人》,我爸甚至让我去学拉丁语——他说,真想学好英语,就别只背单词,要去理解英语背后的语言体系。
那时候很痛苦,因为这些在学校考试里根本用不上。我数学、物理、生化全都垫底,只有英语稳定在年级前十。
现在回头看挺割裂的:我身处最传统的体制内学校,但能力上却一直在往体制外延伸。
■谁能想到小时候循规蹈矩的自己,长大了是个喜欢倒腾改装摩托的机车男孩呢
到了中考那年,我很清楚自己如果老老实实去卷,一定会失败。刚好苏州北美国际高中有个政策,入学前托福到100分的话,就能拿四年全额奖学金。
于是我把重心全压到托福上,靠「吃老本」三个月考到了102,没参加中考,直接进了国际高中。
国际高中确实自由很多,AP、自主选课、老师不盯人。可我很快发现一件尴尬的事:以前在体制内,我可以抱怨作业多、管得严、不自由;换了环境,这些借口全没了。
学校客观上很好,但我依然严重偏科,也依然没什么归属感。
到了高三申请季,身边人都在聊SAT、文书、排名,我却越来越提不起劲儿。尤其当美国大学越来越贵,我开始盘算一笔非常现实的账:花这么多钱读四年,自己到底能得到什么?
如果是顶尖藤校,我非常愿意;但如果只是换一个好看的排名和毕业证,再按默认路径找工作,我一点努力的欲望都没有。
于是那年申请季,我彻底放弃了,开始走上「离经叛道」之路。
不读大学干什么呢?我想到的第一个答案是:赚钱。
我开始在网上教托福、雅思,从兼职做成全职。两三个月后,我一个月的收入就超过了当时的班主任。
但这些钱,本质上还是拿时间换的。我不上课就没收入,我休息就没收入。如果十年后我还在一节一节地教英语,我现在所有的骄傲,大概都会变成自我怀疑。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能赚钱」和「拥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可能是两回事。于是,我知道自己还是需要大学。、
但问题又回来了:我要学什么?
在没想明白之前,我相信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Gap Year第一次进入了我的视野。
有天晚上我问ChatGPT:「有没有适合高中毕业生、不直接上大学、能去世界各地生活学习一年的项目?」
它给了我几个,其中一个叫Baret Scholars。点进官网,那句slogan直接刻进了我脑子:
What 18-year-old wouldn't want to travel the world?
Baret很新,我参加时才第二届,国内几乎查不到信息。我没有因为官网漂亮就报名,而是做起了背调:官方号、小红书、Ins、Reddit、学生采访,甚至自己发帖问人。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做一个完全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藤校至少我知道它们为什么有名,但Baret连让我放心的历史经验都还没有。
■Baret Scholars官网上的间隔年行程表
可我转念一想:今天人人都知道的大学,也都是从第一届、第二届学生开始的。如果一个项目非要等所有人都证明它成功我才敢进去,那我永远只能当后来者。
而且Baret不只是带你玩,它的Fellows和教授背景很硬,我那组里就有和《国家地理》相关的登山人物,也有UCL、UCLA、芝加哥大学背景的老师。
我不迷信学历,但如果一个Gap Year只有旅行、没有学术支撑,那就太像旅游团了——Baret刚好卡在旅行和教育中间,很符合我的预期。
还记得申请时面试环节跟我聊天的是一位有剑桥大学背景的主管,整个过程我们一直在放声大笑。她问得最多的一句是:「你文书里那些课外活动是真的吗?你真有这么厉害?」最后我拿到了offer和他们最高规格的奖学金。
■间隔年中我的好伙伴们
那些旅途中教会我的事
很多人以为Gap Year是阳光、海滩、新朋友。但真出去才发现:最难、也最能让人进步的瞬间,是那些你真出了问题,却没有人能替你处理的孤独时刻。
去年11月在巴黎,我因为水土不服爆发了严重的湿疹。所有自救的办法都失效后,我去了急诊。
家人不在,我不会法语,医生又不会英语,药店和医院还是两套系统。我只能徒步五公里走到医院,自己预约、挂号,靠翻译器加手势一句一句地沟通,最后拿到含激素的处方药。
凌晨五点多,我一个人坐在医院里,窗外的巴黎慢慢亮起来。那一刻没有什么宏大的感悟,我只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次,真的只能靠自己了。
事情解决完,我才给妈妈发微信。我一直报喜不报忧,所以她知道我去了医院,却不知道那几个小时我有多绝望。那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真的长大了一点。
除了只身闯医院,我也在这一年做了些荒诞、但又有点自豪的事。比如在纽约地铁里大声地唱《We Are The World》。
这个行为当时是没有理由的,心里只想着,反正我一定要在纽约这座疯城里,干一件法律范围内最大胆的事(当时我也就只想到了唱歌,哈哈)。
我在地铁里酝酿了三站,站起来时紧张到心脏疼,最后闭着眼、用最大的音量唱完了副歌。一开始我还在看别人的表情,唱到后面突然就不在乎了——我只是一个第一次来纽约、突然想唱歌的人而已。
如果说一个人扛过的那些时刻教会了我勇气,那这一年另一个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群完全不同的人。
Baret的学生来自50多个国家。一开始我以为文化差异就是语言、饮食、宗教的不同。真正生活在一起才发现:最有意思的,是每个人对「什么才叫好生活」的理解都不一样。
在肯尼亚马赛马拉的一个晚上,我和朋友们围着篝火——印度、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波斯尼亚、巴勒斯坦——六个人来自六个国家。
■猛兽们该吃吃该睡睡,根本懒得看我们
我们彻夜没睡,聊国家、家庭、未来、爱情,也为一些争议群情激愤、分成两派辩论。波斯尼亚的哥们儿嘲笑我们「升职加薪、结婚生子」的那套成功学,于是我们又聊了三个小时——没钱的人生,到底能不能真心快乐。
我第一次很具体地明白:「世界观」不是书里一个大词,它可能只是一个人对「什么样的人生才值得过」的回答,而这个答案,没有统一版本。
在里约,为了省钱,我和两个美国人、一个波斯尼亚人住在了贫民窟附近。出发前,我对那里的想象是贫穷、危险、混乱。
可真住进去,我看到的是另一幅画面:阿卡贝拉和吉他响了一整晚;邻居在门口吵了半小时,又开几瓶啤酒边哭边聊,最后紧紧抱在一起;孩子光脚在贫民窟中心踢球,大人在场边跳桑巴。
贫穷依然在,日子依然难,但那些人的生活没有被「贫穷」两个字定义。
我们太容易用一个标签去概括一个地方,可一个人的生活,永远比一个标签复杂。
■与街边的流浪汉聊天
世界的尽头,是一间没有标准答案的教室
这一年,我对「教育」的理解也变了。
在纽约,我花了一个月在布鲁克林的Gleason's Gym训练。这家1937年开的拳馆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阿里、泰森都在这儿练过。
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很怂,满屋两百磅的壮汉,我是唯一的亚洲面孔。
可戴上拳套那一刻,一切突然简单了:没人问我在哪上学、SAT多少分、来自哪个国家,这里只有一个身份——拳手。
后来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白人大叔和我打了五个回合,加了联系方式后我才得知,他曾是海豹突击队队长、三届全美拳击大师赛冠军。
也是在纽约,我上了一次Michael Arndt的大师课,他是《阳光小美女》《玩具总动员3》的奥斯卡编剧。他和我们分享如何拆解一个故事:一直追问——为什么?然后呢?删掉这段会怎样?换一种方式呢?这样在编剧的过程中,会逼着自己把逻辑跑通。
■手握奥斯卡编剧的小金人,份量很重
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过去接受教育时,我太习惯去找标准答案了。可真正好的教育,也许恰恰是当问题没有答案时,启发你继续往下想的动力和思路。
我们也在阿根廷乌斯怀亚,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人类的渺小和大自然的伟大。同学们互相搀扶,徒步攀登巴塔哥尼亚的雪山Vinci Guerra,14公里,当天往返。
四小时之后我们登顶,四周白得像被画布包住,干净得不真实。
同行的西班牙女孩当场就哭了。那一刻没有人说话:对这个星球来说,人类可能真的只是「经过这里的几粒尘埃」。
300天后,我回到了苏州。地铁还是只有四条线,星都街的工地还没修好,星海小学的下课铃和十年前一模一样,好像什么都没变。
可当我路过医院,会想起巴黎凌晨自己的绝望;听到街头音乐,会想起纽约地铁那次冲动的歌唱;当有人提起「世界的尽头」,我会想起巴塔哥尼亚的雪山。
回国后很多人问我:Gap Year到底改变了你什么?
我很难回答,因为我没有突然找到什么人生使命。但有一件事变清楚了:我搞清楚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喜欢漂泊,喜欢不定期地把自己扔进陌生环境,看看自己是溺水了,还是能学会一种新的泳姿。
于是后来我选择了商科专业——我喜欢创造东西,也需要足够的钱来支撑这种「动荡」的生活。有些知识能自学,但商业里的老师、同学、人脉和真实环境,一个人很难靠自学获得。
间隔年结束,我又为自己选了一所创新学校——TETR商学院,申请了那里的奖学金。依旧是走在路上的课堂:四年七个国家,每到一国就做一个能帮到当地的创业项目。
某种意义上,它是Baret的延续——我不想停下来,我还想继续旅行。
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
至于再往后的事,我还是不知道。
但如果所有人都告诉我该往东走,我至少想先看看,西边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