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学凯(湖北武汉人),翻雪山时10个脚趾甲全都被冻掉,21岁入党,百丈关战役连番血战,后成为开国少将

在陕西省西安市丰镐东路的一处院子里,袁学凯将军生前居住过的房间,依旧保留着当年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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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凯将军。

将军的三儿子袁成军今年74岁,他时常翻出相册,端详父亲生前留下的一张张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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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凯将军之子袁成军。图中的院子就是袁学凯将军生前在西安居住的地方。记者高文举摄

袁学凯,1911年出生在黄陂叶家田村。他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袁学凯随红31军主力西进。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看着一张张泛黄的黑白老照片,袁成军向长江日报记者讲述:“小时候,一家人常常围坐在一起聊天,父亲为人低调,很多往事,他不提,都是母亲转述给我们的。艰苦朴素、服从组织、严守纪律,是父亲一生的坚守。”

过草地救起沼泽没顶的战友

“父亲年少时,就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袁成军回忆道。

“叶家田一带,曾是早期革命的活动据点。当年李先念以木匠身份作掩护,在此地开展地下革命工作。这也深深影响了父亲,促使他年少便走上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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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凯将军老家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富家寨村叶家田湾(原黄陂县塔耳岗乡袁家村)。记者高文举摄

1929年,袁学凯加入共青团,在家乡周边开展革命工作,为工农革命队伍做宣传、传递情报。

1931年参加红军后,袁学凯在鄂豫皖苏区参加反“围剿”作战,后随部队转战入川,在川陕苏区编入红31军,先后担任红31军军部交通队排长、军部特务营连指导员、红31军第91师271团营政委等职务。

说起父亲长征过草地的经历,袁成军十分感慨:“那样艰苦的日子,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赤烈铁流》一书,由袁学凯将军口述,李荣生执笔撰写,记录下了袁学凯的革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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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凯(左一)。

1935年8月,部队接到北上命令。袁学凯任红31军第91师271团营政委。部队向阿坝方向开进,进入松潘草地(今红原哈拉玛一带)。草原一望无际,地势起伏,随处可见沼泽泥潭。

行军路上,一名战士不慎陷入泥沼。他拼命挥舞手臂,把步枪奋力举出泥潭,可身体却在挣扎之中不断往下沉。

袁学凯快步上前,抓起步枪,将枪托伸向快要没入泥潭的战士。那名战士死死攥住枪托,袁学凯拼尽全力慢慢向外拖拽。泥沼中露出了战士的头顶,袁学凯伸手想要抓住他,自己的一条腿却也陷进了泥潭。危急关头,其他战士赶来支援,大家人拉人合力施救,才把这名战士救了出来。

没过多久,又有一名战士失足陷入泥潭。袁学凯带着几名战士立刻前去营救,可还是晚了一步,战友转瞬间就被沼泽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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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凯将军。

战士们在地势较高的土坡上垒起坟墓,安葬牺牲的战友;全营官兵摘下军帽,向牺牲的同志致哀。

草根煮就“人参汤”

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受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影响,红四方面军南下又第二次穿越草地。这一回,粮食短缺成了最大难题。

沿途的野菜早已被先行的部队采食干净,青草又难以下咽。一位藏族战士提议挖草根充饥,他的父亲曾靠吃草根撑过了好几天。于是,战士们一边行军一边挖草根,每个人挖上一大抱,统一交给炊事员。

到了晚上,大家把仅剩的一点青稞面和草根放在一起煮。袁学凯打趣地把这锅吃食叫作“人参汤”,他率先盛起一大碗,大口喝下,还一边喝一边高喊:“人参汤,人参汤,过草地,打刘湘……”战士们哈哈大笑,也喝起草根“人参汤”。

怀里揣的是草根,肚子里填的也是草根,战士们肚子胀得难受,双脚绵软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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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凯将军夫妇。

谁也计算不清这“人参汤”有多大的功能,各连上报的病号越来越多。军医说,七八天来,全营依靠草根果腹,严重营养不良,让不少战士身体浮肿、视线模糊。

但就是靠着这“人参汤”,在极度缺乏营养的情况下,红军将士们能走的继续走,还咬牙用担架抬起饿倒的战友,靠着顽强的意志,终于走出了草地。

翻雪山遇上拳头大小的冰雹

《赤烈铁流》第45章《战雪山》,记录下袁学凯带领部队翻越雪山的经历。

1935年10月,部队需要翻越邛崃山,必须昼夜不停连续行军。

夜幕降临,战士的脚步踩在积雪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这座雪山的山路大多是平缓的斜坡,道路狭窄,一侧靠山,一侧就是万丈深沟。整段山路有5处陡峭险坡,战士们只能相互牵拉,才能艰难攀爬上去。

全营要翻越的山峰海拔3000多米。袁学凯叮嘱各个班,一定要互帮互助,尽量不让一名战士冻伤。他要求每名战士仔细检查,裹住前胸、后背的羊皮是否系紧包牢,包裹脚部的羊皮是否穿戴妥当。

午夜时分,狂风呼啸,部队向着第四处陡坡进发。有的战士被大风直接吹倒,摔倒之后立刻爬起继续前进。几名身形瘦弱的战士,甚至被狂风卷起,又重重摔落,埋进积雪之中。大家相互拉扯、彼此搀扶,艰难向前挪动。

翻越雪山途中,部队还遇上了拳头大小的冰雹。袁学凯当即下令,所有人围成圆圈,优先护住头部,最大限度降低伤亡。

海拔越高,风雪越猛烈。就连向来耐得住严寒的牦牛,也接二连三倒在雪地里。战士们上前,一头头把牦牛扶起来,这些牲畜才得以继续跟着队伍前行。

等到部队翻越顶峰,踏上下山的道路,袁学凯十分欣慰:人员、枪支弹药,就连随行的牦牛,无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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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凯和战友们在一起(前排右二)。

袁成军提起父亲的脚趾十分心疼。他说,翻越雪山的时候天寒地冻,父亲10个脚趾甲全都被冻掉,后来重新长出来的脚趾甲又厚又变形,这个伤痛伴随了他一辈子。

百丈关战役连番血战

百丈关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的转折点,是红军长征史上仅次于湘江战役的一场大战。袁成军介绍,袁学凯参加了配合百丈关主战场的战斗,负责掩护主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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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凯将军武汉黄陂老家树立的纪念碑。记者高文举 摄

根据《赤烈铁流》记载,1935年10月31日傍晚,袁学凯带领两个连,从宝兴城西北角发起冲锋,撕开敌军防线,直扑敌人团部所在地。

他命令3连阻击城内增援的敌军,自己亲率2连攻打敌人的敌楼据点。不少敌人慌不择路跳楼逃跑,一部分当场摔死,一部分被战士击毙。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守楼的敌人全部被歼灭。与此同时,兄弟部队两个营从南门攻入城内,敌军被迫放弃宝兴城东门,向城外的天全、芦山方向溃逃。11月1日,红军成功攻克宝兴县城。宝兴这场战斗中,袁学凯率领的营,配合兄弟部队击溃敌军一个团,全歼敌人一个营。

1935年11月13日,红四方面军集结15个团的兵力,由中纵队全部以及右纵队第四军,从五家口向朱家场、太和场的敌军发起进攻。袁学凯率领全营,承担掩护师主力右翼安全的任务。14日他接到命令,全营要在15日夜间攻占百丈镇西北角高地的关帝庙,从右翼保障我军主力攻打百丈镇。

15日夜里,战斗正式打响。敌人掩护炮兵的火力,从庙门两侧疯狂扫射。袁学凯指挥机枪压制敌方火力,大批敌人从庙门向外反扑。我军战士挥舞大刀,左挡右砍,战场上刺刀碰撞、喊杀声震天。经过反复冲杀,敌人的炮兵连被全部歼灭。

敌军步兵不肯放弃这块关键阵地,一轮又一轮从大庙内部冲出来争夺。袁学凯指挥机枪进行火力封锁,冲上来的敌人纷纷倒下。他又命令战士绕到侧翼,从围墙的缺口突入,直接攻打大庙院内的敌人。

经过一番浴血奋战,敌军防线彻底崩溃。碉堡里的敌人看见大势已去,放弃抵抗,举手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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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凯将军。

硝烟散尽,那些雪山草地的饥寒、战场上的生死抉择,袁学凯很少主动提起。袁成军说:“我父亲总觉得,流血牺牲是革命军人本该扛起的使命,不值得反复讲。”

多年来,袁学凯心里一直惦念着木兰山下的故土,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的遗憾,伴随了他一辈子。2004年,袁学凯将军在西安逝世。

受父亲影响,袁家四个子女全部参军,踏实做人、勤恳做事,把老人留下的本分和家风一直传了下来。

小溪被鲜血染成淡红色

1932年旧历十一月间,天气很冷。初八日,我们白天和敌人干了一下,晚上经过一夜的行军,才摆脱了敌人追击。

初九清晨,走到了摩天山区的一个峡谷之中。时已寒冬,冷气逼人。我们身上还穿着单衣。因为要在水里走,虽然寒风凛冽也只得把裤子挽起来,绑带解下来,光着腿走。脚更可怜,在根据地出发时,每人发了一双鞋,行军数月已穿烂了,离开根据地后,整天和敌人打交道,当然不可能动员老百姓做鞋。只有靠自己解决,自己怎么解决呢?一个是用缴获敌人的,但这样究竟不多;另一个是自己打草鞋,但因连日行军没时间打,也没有稻草,连草鞋也穿不上,更没有袜子,也只得赤着脚走。我们是这样,首长们也是这样。

这条山沟路非常难走。我们的腿和脚连刺带冻,裂了一道道的血口子,鲜血直淋,但仍得插进零下几度的水里。冷,从脚心掌一直传到头发梢。脚腿剧烈的疼痛,像千针万箭,刺进全身骨头的每一个关节,直刺进心窝。

我们交通队走在行军队伍的中间,一边走一边看,小路上、岩石上,到处可以看到同志们鲜血流的这一块那一块;小溪的流水,原来清澈如鉴,到下午已被鲜血染成淡红色。

在水里走,刚走出一段水路,冻得麻木的双脚还没有恢复知觉,又得走另一段水路。据有的同志计算,今天共走了72段水路。

晚上,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一个森林地带宿营。说是营房,实际上就是用树枝搭棚子。棚子大小不一,有的一个排搭在一起,有的一个班搭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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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凯将军晚年工作照。

炊事员同志比我们更苦,行军时担的东西也比我们重,腿脚上的裂口,鲜血直流,大家都已疲惫不堪。但一宿营,他们就抖擞起精神、忍着痛,就像完成战斗任务一样,动手给大家做饭,但被同志们劝阻住了。同志们都说:“你们比我们更辛苦、更累,脚也同样地疼,再说我们都有干粮,我们大家齐动手,烧点开水,泡上干粮吃吃就可以了。”霎时间,无数堆火光,点点燃起,火光与炊烟,漫成一片,映红了这第一次有人足迹的原始森林。

(原载1957年8月2日《陕西日报》,本文是《一日行军记》的节选,故事发生在红四方面军西迁途中)

激战高地歼敌千余人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楚天将帅风云录》,记载了袁学凯在八郎山的一场战斗,这篇文章同样由李荣生执笔。

1935年冬天,红四方面军计划在川康地区建立根据地,部队主力撤向邛崃县西北的莲花山一带。袁学凯部队接到命令,驻守八郎山负责断后。八郎山海拔四千多米。

这座山中,有一处百米宽的峡谷,峡谷内矗立着一片百米高、1000米长的高地。高地三面都是陡峭山崖,林木茂密。袁学凯就把阵地设立在这里。

11月21日清晨,敌人的第一次冲锋,被战士们投掷的手榴弹打退。受地形限制,敌军无法展开大部队兵力,敌人便先以炮火轰击阵地。大约20分钟之后,敌人一个营的兵力,一边开枪一边向山坡上的阵地发起进攻。营长孙国荣亲自指挥作战,他一声令下,战士们投出手榴弹,紧接着又滚下石块砸向敌军,只打得敌人鬼哭狼嚎。

到了中午,敌军卷土重来。先是一轮炮火轰击,之后派出两个营,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敌军兵力直接翻倍,却分散在两处阵地上。战斗不到1小时,敌人再次被击退。

下午4点,敌人发动团级规模的进攻。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敌军伤亡惨重,只能向后撤退。

当天夜里,执行摸哨任务的侦察战士打探到情报:敌人将会调换另一个团发起进攻,还集中了整个师的炮兵,准备对我方阵地进行炮火覆盖。

第二天清晨,敌军的炮火倾泻而下,整整一上午,高地上硝烟滚滚。战士们与敌人反复拼杀,鏖战到黄昏,终于把敌军打回原先的阵地。

整整3天的战斗,我方伤亡183人,歼灭敌军1000余人,击毙敌方2名团长,缴获了大量武器物资。之后部队历经7个昼夜的山地转移,穿行密林、顶着风雪赶路,于11月30日和大部队胜利会合。此战过后,部队受到红四方面军总部的通报表彰。

将军年谱:袁学凯

袁学凯(1911—2004),今武汉黄陂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1军军部交通队排长,军部特务营连政治指导员,红31军第91师271团营政委。参加了长征。

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连政治指导员,补充团营政治教导员,第16团政治处主任,太岳军区第2军分区副司令员,决死第1纵队25团副团长,386旅第16团副团长,八路军留守兵团新编第4旅25团政委,第16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新编第4旅副旅长,第1野战军6军17师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师政委,西北军区空军参谋长,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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