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部到社交媒体,电视变成融媒体后失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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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人类学实验室

我是新闻学专业毕业,工作十几年了,现在同学里基本上没几个还在做新闻。
同学聚会也会聊起现在媒体的现状。一个很普遍的变化就是“融媒体”,报纸跟电视台合并,产生了各地的融媒体中心。就我身边的朋友反馈来说,大家觉得合并之后日子其实更不好,降薪和岗位优化的情况并不少见。
很多时候,合并的思路并不是真为了“降本增效”,而是更多在考虑怎么把各种人安置进来。当然这不代表全部,仅代表我接触到的小部分。
毕竟传统媒体当年红利也吃了不少,现在的衰落了,向技术进步和时代大势低头也是应有之义。但对于内容用户而言,我们是不是真吃到红利了,获取知识的成本是不是降低了?
我的观察是,有较强信息素养的人,当下的知识获取丰富了许多。但是对于弱势群体,或者说以往需要媒体提供普惠性服务的人群,获取知识的成本其实大大增加了。
认识层面的“贫富差距”,是不是因为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的流行,反而在不断扩大?这个观察需要研究来验证。
以前大家不管贫富,看的都是一样的电视节目,接触到的信息底线是差不多的。那时候的公共媒体,其实起到了一个“社会黏合剂”的作用。不管是新闻还是各种科教节目,它把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拉到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底线和对话空间里。
但现在不一样了,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的算法机制是“投其所好”+“行为训练”,即先给你想要的,再训练你做平台控制者想要你做的事。有信息筛选能力的人,能利用这些工具高效地获取有用的知识;但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很容易就被困在各种搞笑段子、情绪化的内容里出不来,并且不断贡献时间和金钱。表面上看,大家每天都在刷手机,获取的信息量都很大,但实际上,知识鸿沟被拉得越来越大。
这并非又一篇讨伐算法的老调重弹,算法只是技术工具。“融媒体时代”的认知分化和知识鸿沟,更重要的推动力来自钱的流向。
从机构媒体到自媒体,为了生计,都会把大量精力花在两类来钱的事情上:一是公关宣传,不管是承担政府的宣传任务,还是企业的商业推广;另一种是去做各种有流量的内容,用各种插科打诨的事情去撩拨情绪,保住自己在平台上的存在感。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公共服务职能拿不到钱,自然会萎缩。
曾经电视台都有“社教部”——社会的社,教育的教,是“社教”不是“社交”。从以前的社教部到现在的社交媒体,这中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关的内容以及专业从业人员都在减少。
以前在电视上,我们还能看到教人学英语、学计算机的节目,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类节目。但现在纯粹帮助人学习和成长,而不夹带私货的内容越来越少。如果财政不拨款支持,它们存在的空间就非常有限。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郭镇之教授在2015年写的一篇文章《公共广播电视:变与不变之间》。文章主要探讨了BBC为代表的公共广播体制如何向公众提供商业媒体不能提供的内容。
这类机构最重要的三重职责是:告知(Inform)、教育(Educate)和娱乐(Entertain)。放在现在看,“告知”逐渐窄化成了发通报,并与宣传职能结合得更紧密了;“娱乐”职能跟商业化紧密结合;而“教育”职能,则是直接大幅萎缩了。
郭镇之教授在这篇文章里提出:

“在教育方面,如果从陶冶、升华等真正的教育含义上说,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几乎是唯一可靠的广播教育资源。商业媒体旨在盈利,从事的是迎合公众趣味而不是挑战固有理念的传播,它利用并助长而不是克服人性的弱点,因而不利于人的成长;而公共媒体的作用在于,一方面它实际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教育功能,其次它的存在也为商业性大众传媒树立了一个注重教化的较高文化标准。”

公众号:广播广告圈公共广播电视:变与不变之间
这是十年前的观点,当时谈的是广播电视行业,但放在当下的网络与社交媒体生态里仍然值得参考。我们也可以做更多的研究,看看社交媒体如何承担“社教”职能。
我并非是要鼓吹要在当下把公共广播摆到“传教士”的地位去供起来,也不希望仍旧是一小群编辑部的人决定几亿人的审美趣味,只是提醒还是需要给纯粹的社教内容一些预算,更没必要把整个社教部都丢给社交媒体。虽然“教化”这种词听着就很老登,也没有互联网思维,但总比收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