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阅读（八）｜景德镇的三十年：一座城两个人

序章

街角

201503 / 19
傍晚

2015年3月19日傍晚，五十多个年轻人推着小车走进宇宙瓷厂。车上装着他们做的杯子、盘子、首饰和摆件。旧厂房前，一排临时摊位慢慢摆开。这是陶溪川第一次开市，没人知道会来多少顾客。

刘子力没有站到台前。他躲在街角暗处，数着进来的人。这片厂区兴盛时有四千多名工人。机器停转后，烟囱不再冒烟，烧炼车间三分之二的屋顶塌了。四年前，它还等着被推平，改成房地产项目。

“当时心里没底。”刘子力后来回忆。有人说这场市集只是作秀，撑不了多久。厂房能留下是一回事，这些年轻人下个星期还肯不肯回来，是另一回事。

就是这么个小小市集，他等了整整十年。

第一章

六万人离开生产线

1995年，景德镇42家国营瓷厂停产，六万多名职工下岗，只剩八百多人处理善后。停下来的不只是窑炉。工资、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过去都由工厂包下来，现在要各自寻找去处。

三十岁的刘子力被派到红旗瓷厂当厂长助理，一年后成为厂长。厂里有三千六百多名职工，账上没钱，还欠着银行贷款。四百多名中层干部，最后留下六十多人。刘子力一直记得宣布停产的那一天：全场死寂，没有人说话。过去，厂长要盯生产、质量和销售；轮到他，他先要想办法发工资、交社保，处理一笔接一笔的旧账。

他把闲置车间租出去，用租金给留守人员发工资。后来拿到2300万元拆迁补偿款，又拿出1800万元补缴职工的社保和医保。这笔钱没有让工厂重新开窑，至少让一部分人的养老和看病有了着落。

刘子力说，那一代工人能吃苦，最难承受的是突然不再被当作陶瓷工人。过去，一个人会拉坯、烧窑或彩绘，就属于某个厂；他住厂里的宿舍，孩子在附近上学。停产后，宿舍区逐渐破败，污水流过巷子。有人开小作坊，有人替私人老板做工，也有人再没碰过瓷器。

同一时期，李见深去了加拿大，参加三个月的艺术家驻留，之后又到美国费城和底特律。住处、工作室和窑炉都有人安排，他只需要做作品。

他想把这种驻留方式带回景德镇。回国后，他先拿起了一台摄像机。

三宝专题中的空间影像；非购入土屋时的原貌。
摄影来源：https://www.adstyle.com.cn/home/home-tour/news_1141c1f7682e7e4b.html

第二章

那些“不好看”的东西

镜头对准了城里的老作坊。李见深拍拉坯、画坯和烧窑，也拍低矮的房子和拥挤的工作间。纪录片后来在欧洲电影节得了奖，景德镇却有人不高兴：怎么全是这些东西？没有高楼，看起来太落后。

他们希望外面的人看见一座正在建设的新城市，李见深拍下的却是快要消失的旧作坊。二十多年后，他再提起这部片子，只说，里面的老东西基本都没有了。

不久，他在城外的三宝村听见水碓舂击瓷石。溪水推动木轮，木槌一起一落，把山里的瓷石碓碎，再淘洗成泥。李见深后来在演讲中说，那声音让他的两条腿像被定住，走不动了。

当时的三宝没有平坦的公路，也没有后来的民宿和游客。1998年前后，李见深用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万美元，买下两栋土屋。房子到手，他先修厕所。外墙可以慢慢收拾，厕所不能用，客人就住不下来。他捡来别人不要的旧砖、木门和家具，把塌掉的猪圈改成喝茶的地方，把旧屋改成讲堂。

房子修起来以后，麻烦才真正开始。客人从国外来，谁去接站，谁安排吃住，谁带他们找泥料、窑炉和工匠？李文英辞去九江的工作，把女儿留在家里，拎着一只绿色行李箱，坐了一天中巴来到三宝。她是李见深的妹妹，不懂陶瓷，英语也不好。

李文英后来形容，那段日子荒凉、孤独。她每天处理的都是小事：一张床、一顿饭、一个临时找不到的工匠。她只能边接待边学。几年后，她已经能独自完成接待，也能把一件瓷器从泥料到出窑讲给客人听。

城市另一头，刘子力也在出租空下来的厂房。租金勉强维持着一个正在退出的系统；

李见深则把作品收入和积蓄投进两栋土屋。相隔十多公里，一个在给旧工厂善后，一个刚刚开始接待客人。

2000年，三宝正式对外开放。门打开以后，来的人多了，最先压过来的难题却不是创作问题。

第三章

五元钱一碗面

2004年，景德镇举办千年庆典，近百名国际艺术家来到三宝。李见深把人请来了，却拿不出一百个人的一顿饭钱。

他找到当地一个做拉面的人，请他把面摊支到村里，用三宝的汤、三宝的碗，每人五元。

客人端着碗坐在山谷里，旁边是土屋、溪水和作坊。多年后，李见深仍记得他们的评价：这是他们在中国吃过最好吃的一顿。

李文英带着八名学生负责接待，陪客人参观、学习和交流。活动结束后，她的嗓子哑了。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拎着绿色行李箱、什么都不懂的外来客。

那顿面解决了一天的问题。第二天，客人还要找泥、找工匠、找窑炉。外国艺术家带着草图来到景德镇，本地工匠要把图上的想法变成可以拉坯、上釉和烧成的器物。三宝提供的不只是住处和设备，还要把这些分散在村庄和城市里的人接起来。

有一段时间，三宝每期邀请七八位外国艺术家驻留。人越来越多，账也跟着来了。李见深卖自己的作品，艺术家支付部分服务费用，画廊从售出的青年作品中收取佣金；住宿、餐厅和窑炉既服务创作，也要承担开销。

一顿饭可以用五元一碗的办法解决，三宝长期运转的账，却没有这样的办法。

三宝开门将近十年后，李见深接受采访。有人问，这里是否已经形成稳定的运行体系。他的回答很短：“总之是贴钱的。”

他仍把三宝称为自己“一辈子的理想”。他说，中国人的人文想象常像云一样飘在天上，他想让那片云落下来，变成一滴可以触摸的雨。

2009年，三宝已经有了客人、有了作品，也有了名声，却仍要靠李见深不断填补资金缺口。两年后，刘子力回到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他接手的，是四十多家企业留下的厂房、职工和债务。

第四章

一座已经挂牌的工厂

2011年，刘子力出任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总经理。宇宙瓷厂已经挂牌，挂牌价两亿元。一百多亩厂区里还住着157户居民。

公司名下有四十多万平方米厂房，大多只能租作仓库，漏雨的连仓库也做不了。八百五十多名留守人员要发工资、交社保，一年租金收入不到一千万元，支出却超过一千万元。账上真正能动用的，只剩二十多万元。

卖地是一条现成的路。土地变成现金，居民搬走，旧账得到处理，厂房随后消失。刘子力提出的意见却是：公司不解散，厂房不拆。

他在瓷厂长大，十九岁进入车间，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没有离开过陶瓷系统。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他说，他们已经经历过一次绝望，不能再来一次。但二十多万元修不了如此庞大的厂区，旧建筑即使留下，也没有人能保证会有人来使用。

要把一座已经挂牌的工厂留下，先得让它退出处置程序。债务要剥离，产权要厘清，居民要搬迁，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要逐一处理。刘子力和团队从2013年前后开始做这些事。改造还没有动工，时间和钱已经花了进去。

至于厂房以后做什么，刘子力当时也说不清。他请一名清华毕业生列出十家设计机构，看完仍不知道该选谁，只好请对方替他挑一个。名字是张杰。

刘子力打电话过去，又发去厂区照片、一张厂区图纸和一份自己做的PPT。张杰2004年来景德镇参加过文物保护方案评审。重新联系时，他问过一句：

“景德镇
还在吗？”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张杰派人先来查看，随后自己带着十三名博士生和硕士生来到景德镇。合同还没有签，勘察已经开始。那是2012年早春的一个雨天。此后一周，他们每天早上七点半出发，晚上十一点半回来，看了四十多家老厂。

这群人没有急着为宇宙瓷厂画图，而是先走遍老城，看厂房、宿舍、街道和居民。不同年代的窑炉、车间、烟囱和机器连在一起，才看得出景德镇怎样进入现代工业，又怎样从国营陶瓷时代退出来。刘子力原本只想为一座厂找出路，张杰却提出，先研究整座城市。

2013年，改造启动。22栋老厂房没有拆掉一栋，墙上的旧标语也留了下来。原料车间改成体验空间，成型车间展示传统手工，烧炼车间后来成为工业遗产博物馆、美术馆和创业空间。

工程中途停过八个月。刘子力后来承认，有一段时间公司无法融资，老城保护和产业升级仍要继续投入，资金链几乎扛不住。那时的陶溪川既不是工厂，也不是后来游人如织的街区，只是一片花了钱、还没有使用者的工地。

改造过程中，不断有人提出更快的用法：做商业综合体，改成陶瓷大卖场，或者围起来收门票。这些方案都比等待年轻人慢慢聚集容易计算。刘子力坚持把创作者放在游客前面。后来，园区甚至提供日租30元、六个月轮换的公寓，希望摆摊的人能够住下来。

旧厂房之外，7300户棚户区要改造，安置和新城建设都需要资金。刘子力把账分开来算：可以开发的地块用来平衡资金，作为产业根基的厂房不能拆掉换钱。陶溪川不必单独赚快钱，它要算的是整座城市的账。

2015年，陶溪川国际工作室开始推出为期三个月的“候鸟计划”，向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机构发出邀请。艺术家的吃住、交通和创作费用由这里承担，条件是留下三分之一的作品。二十年前，李见深正是被这种驻留方式打动，才回到景德镇寻找两栋土屋。如今，这套办法出现在旧瓷厂里。

2015年3月，陶溪川开始试运营。最初进入街区的，是55名青年创作者。

第五章

三万元

三年后，侣娜从齐齐哈尔来到景德镇，进入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陶瓷绘画。

她来的那一年，陶溪川春秋大集已经吸引来自50个国家的百余名艺术家，活动期间有30多万人进入街区。但侣娜进入这个市场的入口，只是学校里的一个兼职互助群。

已经开工作室的师姐师兄会在群里找人。她画过釉下五彩花盆，也画过大幅瓷板画，后来又替别人去陶溪川摆摊。

有时，一晚能卖两三千元。钱不是侣娜的。她站在摊位后面，看着自己参与制作的瓷器被拿起、询价、买走。课堂上的作品由老师打分，到了市集，顾客用钱作出判断。他们不仅挑杯子和盘子，也在挑器形、图案和创作者本人。

市集不是终点。表现好的摊主可以申请进入由旧窑炉车间改成的“邑空间”。这里以年轻、原创为门槛，最初设有八十多个铺位，不收租金，统一装修、统一管理。但免费不等于可以一直留下：经营业绩会被定期考核，有人晋级，也有人退出，空出的铺位再交给后来的人。

市集的摊位上，一度常能看见“禁止拍照”的牌子。创作者担心自己的设计刚摆出来，很快就被拍走仿制。2019年，陶溪川设立版权服务站；第二年，新登记版权6501件，超过江西当年新增登记量的四分之一。

毕业时，班里20个人，5个人选择留在景德镇创业，侣娜是其中之一。2023年7月，她拿出大学期间做兼职攒下的三万元。一万元买电窑，一万元付房租。窑和房间有了，手里只剩下一万元。

她做纯手工的现代青花小器物，把毕业设计里的岛屿和山川画到器物上。窑一开，电费和材料费就已经发生；瓷器卖不出去，只能留在自己的房间里。

国营瓷厂里的年轻人进入车间，窑炉、订单和销售都由工厂安排。轮到侣娜时，市集已经开起来，版权服务也有了，却没有谁替她安排订单和销售。她能把窑点起来，却仍不知道下一件作品能不能卖出去。

第六章

交给后来的人

陶溪川工业遗产博物馆里有一面照片墙。瓷工的黑白入职照在屏幕上缓慢轮换。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偶然看见祖父年轻时的照片，确认以后哽咽起来。他说，自己家里也没有留下这样一张照片。

这些照片从2012年开始收集。陶溪川还是一片废墟时，刘子力请老厂长和老师傅做陶工口述史。他们带着录音笔和一台老旧相机，先后采访了五百多人。从公章、锣鼓到饭菜票，十多万件旧物也被收进博物馆。

进入2020年代，一些退休瓷工常坐在旧窑砖铺成的广场上，看年轻人摆弄创意陶瓷。老师傅过去在流水线上生产统一规格的产品，年轻人现在给每件作品定价，再直接卖给顾客。同一种泥，换了一套谋生办法。

最初的五十多个摊位，后来扩展成一个吸引了3.1万名创客的平台，其中95%来自外地。过去十年，景德镇新增人口13.6万，八成是年轻人。有人来参观，也有人租下房子，把窑点起来。

临近退休时，刘子力借用金庸的话形容自己的退场：“大闹一场，悄然离去。”他说，所谓“大闹”，不是制造声势，而是“做建设性的、有价值的事”。他甚至说，退休后可能会害怕再走进陶溪川——这项事业还没有完成，却已经到了交出去的时候。

李见深也在考虑余下的时间。三宝从两栋土屋，生长成一处有工作室、旅舍、餐厅和美术馆的空间。李文英留下来二十多年，邮箱里积下上万封往来邮件，一封也舍不得删。日常运行早已不是最初几个人的事。

李见深仍在做碗。他说，碗是最简单的器具，从农耕时代延续到今天。他还想做一万个碗，把不同民窑的传统重新做一遍。

他也想过身后的安排：希望离开时把东西送完，不一定留给家里人，而是交给“应该继承的人”。

尾声

瓷厂没有回来

景德镇的国营瓷厂没有回来。它消失的，不只是六万多个岗位，还有一套把泥料、窑炉、工匠、订单乃至住房、医疗和养老组织在围墙里的系统。

但这座城市也没有从零开始。工匠、院校、泥料、窑炉和工业遗存留了下来。李见深依靠个人关系，把外国艺术家和本地工匠接到一起；刘子力又用市集、驻留、低价空间和版权服务，把这种连接变成一座城市可以反复使用的平台。这座城市没有恢复原来的工厂，而是重新连接了人、手艺和订单。

新的平台降低了进入陶瓷行业的门槛，经营风险仍由创作者自己承担。于是有了两本账。刘子力算城市的大账：棚户区要安置，旧厂房不能拆，产业平台需要时间培育。侣娜算自己的小账：房租、电费、材料，以及下一批作品能不能卖出去。前一本账为年轻人留下空间，后一本账决定他们能不能留下。

旧烟囱不再冒烟以后，城里多出了一台又一台属于个人的小电窑。它们没有一座大瓷厂的声势，开火的时间，也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