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良”与喇叭裤:70、80年代“酷”女孩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26-10-04 19:37
发布于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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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孩侧卧在草地上,托腮凝神,短发利落。照片下方有一行小字——“春天来了”。那是1979年,照片里的那个短发女孩,就是20岁出头的
翟永明
。那一年她刚剪掉长发,剪了一个连理发师都“剪子差点掉到地上”的男孩发型。
20岁的翟永明
“那个时候女生都不留这种发型,我觉得生活中所有的人留的发型都一模一样,有点烦,就冒险剪了个男士短发。”
翟永明回忆道。四十多年后,她把七八十年代的一切——服装、电影、阅读、爱情——全部写进了新书《旧酷年华》里。
作为中国当代绕不开名字的女诗人,评论家李陀称她为“中国最好的诗人”;学者毛尖说“
她是大家的女神
”。但鲜为人知的是,翟永明并非中文系出身,而是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激光技术专业,曾在物理研究所工作。1986年,26岁的她辞去铁饭碗,专注写作。1998年,她在成都创办“白夜”酒吧及文化沙龙,将其打造为延续近三十年的成都文化地标。
诗人、艺术家翟永明
回望20世纪70、80年代,翟永明在本书中写下
服装、电影、阅读与爱情
。从摆拍、“的确良”衬衫到坝坝电影,从手抄本、小人书再到禁欲时期的爱情,在本书中她把
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编织成一部私人又共通的成长诗篇。
书中配有数十幅作者珍藏的青春旧照、老电影海报与纪实摄影,图文互补,翻阅之间仿若重回现场。笔调轻松鲜活,纵横涂抹间,既有时代的荒谬,也有个体不肯驯服的尊严。
以下摘自《旧酷年华》中《写真留影记》部分内容。
《旧酷年华》
翟永明/文
高中毕业,我下乡了。可想而知,这两年的生活,我的相册里,完全是空白。直到我进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如今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班上有位喜爱摄影的同学小费,上大学前,他在某家研究所负责摄影工作,令人艳羡地拥有一台专业相机及整套冲印设备。大学期间,他不忘提高摄影技术,得空就用长城牌135相机进行创作。我的相册里,仅存几张他的摄影作品,从中可看出,70年代摄影创作美学标准之一斑。这几张照片,都是入学第一个月时,全班赴农村“学农”时所拍。不知为何,他选中了我和另一位女生当模特。照片是按摄影师意图摆拍的,有意模仿现实,但又制造动感,据说这叫“摆中抓”。照片中,我们都在田里插秧,画面构图很有戏剧性:我直腰数秧苗,那位同学弯腰,往水里插秧苗;同时,回头看看我的秧苗。另一张照片,是我俩躺在麦秸堆上小憩的模样:我含着一根麦草,若有所思,那位同学俯身与我说话。嘿嘿,不瞒诸位,
这类现实主义美学的标准“摆拍”,我70年代就会了
。
“学农”完了又“学军”。“学军”地点在成都郊外某部队营地。一般地,要学习军队的各种技能与纪律,成天趴在地上,“三点一线”地练瞄准,打靶。乏味,沉闷,烦躁。
一天,驻地里来了一位大叔,胸前挂了一个很高级的照相机,穿了一件薄薄的棉布夹克。别的夹克一般两个兜,他的夹克有五个兜。后来认识摄影师多了,才知道这是行业“打头”(四川话:装扮)。穿上一显专业,二为方便,各种滤镜都可分放在兜里。只见他走到我们之中,男男女女地挑选出一排同学来,做了全套立正、稍息、趴地的姿势后,不知为何,又挑上了我。这次,还有另外几个男女同学。为何我屡屡被摄影师青眼相中?我自己分析过原因:当年我发育健壮(因为爱好各项体育运动),浓眉大眼,在四川人里面也算个头高挑。虽然青春期千方百计也减不掉的婴儿肥让我非常不爽,但正好符合那一个时代
“女民兵”
式的美学标准。70 年代的“麻豆”形象,正是这款这式。
比起之前的那些摄影师,这位李姓摄影记者供职于成都最大的报纸《四川日报》,那专业程度不是盖的。为了配合报社宣扬“文革”后的青年学生形象,他颇花了一番心思来突出大学“学军”生涯。为此,我们被抽调三天去拍照,不必日晒雨淋地去“三点一线”练瞄准,让人窃喜(四川话叫“吃粑和工分”)。这三天,让我摄影知识大增。这不是摄影,这是拍大片啊!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小树林的草地上,记者(导演)指挥我们搭起三角帐篷,燃起了一堆篝火。我和一位男同学盘腿坐在火堆旁(全副武装),一位极具沧桑感的老干部坐在旁边,讲革命故事,诸如此类。远处,可看到一位男同学的背影,他肩挎步枪,挺立着,背朝我们,正在放哨。为了这张全景照片,我们可费劲不小。当时的摄影条件不好,为了获取好的光线,简陋的灯光设备被调整来调整去,我们脸上的微笑(按导演要求)裂开又收拢,收拢又裂开,直至面部肌肉发抖,控制不住,直至发硬。这“粑和工分”可不好挣啊,如果不是好奇心支撑,很难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剩下的两天,我们分别拍摄了另两张大片:一张是“学军”生活的展现:休息时“擦枪”的场景。照片前景中,我坐在一条林中小路旁,那时没有化妆这一说,我梳着平时的发型,即当年流行、现在笑死人不负责的“刷把头”,身穿蓝布工装服(那时不分男女,一般标配的两种款式之一,另一款是绿军装),依然全副武装:子弹带、背包、步枪等民兵标配。一手拿着白手帕,一手握着枪杆,做擦枪状。中景有两位女配角,正倚枪小憩,脸被虚掉了。远景各有两组人物,依稀看出三人一组,有倚树谈话的,有围蹲在一起聊天的。构图符合大片规律,有虚有实,有远有近,有故事有情节,还有婴儿肥突出表现那个时代的人物特征。总之,这是一张成功的70 年代黑白大片,也成功地刊登在了大报《四川日报》上。
另外一张则更属于大片中的大片,可以媲美现在时尚杂志封面照片,不过,故事与时尚相反。此次,摄影师所拍大片,是一个虚拟的战争场面。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摄影师兼“导演”找到一簇杂草丛生的小山坡,我以及另外几个男女同学都匍匐在草丛中。蒙“导演”错爱,我仍处于女主角位置,除全副武装,这次,我还背了一个步话机。“导演”吩咐了:我们要拍一个军事演习场面,等到照明弹打响时,我需大声喊话,喊什么呢?跟电影里演的一样,“长江,长江,我是黄河”,诸如此类。这情景,这感觉,要是剪切下来,粘贴到今天,我肯定立马笑场。可在当时,那是很严肃的大事啊。我想:“胶片就很值钱,照明弹那更值钱了,如果一条不能通过,那……”想到这里,我一张皇,全身就直冒汗。幸亏,这跟“导演”要求的情绪正好吻合。
作者当年学军小影
如我所料,几乎一条通过的可能性都没有。照明弹升起时,不是我的口型不对,就是同学们配合得不好,或是“导演”不满意,急得“导演”和我都是满头大汗。折腾了大半夜,拍摄终于完毕。“导演”和同学都疲惫不堪,拍大片,不易啊。
拍摄完毕,我又回到“三点一线”的“学军”生活中。过了几个月,李老师如约寄来冲印好的全套照片。它们现在还躺在我的相册里,提醒我那个时代的美学象征。今天的时尚摄影师们看了,一定嗤之以鼻。但是李老师当年就是成都著名的摄影师,如放到现在,早已进入美术馆,举办个人展一类的,美酒香槟,美人环绕。可当时,除了在报上刊登之外,他的作品只能通过照相馆的橱窗略加展示。
一天,我回到家,我妈高兴地说起她的同事看到了《四川日报》上我的“擦枪”照。我听了“卑”喜交集:喜是我的照片登上了成都第一大报,我妈一直不看好我,这下,终于让她在单位小小地得意了一下。卑则是自卑的卑,虽然婴儿肥式的壮实代表主流审美标准,但是在民间,骨肉匀称的瓜子脸才是真正美的代表。显然,我离后者还太远。
“学农”“学军”之后,我们终于开始学专业。第一学期,集中补基础知识;第二学期,我们进实验室做实验。一天,实验室里又来了摄影师,他要拍我们学习专业知识的场面。作为最具那个时代“工农兵”形象的我,再次被挑选出来。在自己最害怕的各种电极之间,微笑,装模作样做实验。现在,这张经典照片仍躺在我的相册里。我还意外发现:作为校史的一部分,它至今仍挂在“成电”图书馆的墙壁上。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被母校邀请回去参观。在堪比省图书馆的“成电”图书馆二楼,百米之外,我一眼就发现了这张照片。这构图,这摆拍风格,我太熟悉了。
后来的大学生活中,同学小费时时保持他的创作热情,拍了许多“准大片”。在大学主楼前,在图书馆里,在小得可怜的草坪上,我和许多女生留下过所谓“倩影”。我们三三两两,或站或坐;也无道具,偶尔腋下夹本书,手上拿支笔,总之,营造一种“校园”生活。偶尔,他拍一些纪录性的生活、旅游照片。从这些纪录照片中,我能回忆起一些有趣的日子。有一年春天,我们前往云南实习,顺道去石林。那时,我一时兴起,剪了一个男孩发型“小男式”。去云南的路上,我一路招来不少白眼。云南比成都更偏远,民风更保守。在阿诗玛石像下,我只好头戴一顶小圆帽,遮掩一下四处射来的惊诧目光。小费为我拍了一张高卧草地、托腮凝神的照片。照相馆洗印出来时,加上题词
“春天来了”
。
那是1979年
。
大学时光
【新书信息】
《旧酷年华》
翟永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贝贝特
愚昧的年代,也有遮挡不住的流行,更有热浪滚烫的青春。
诗人翟永明回望20世纪70、80年代,写下服装、电影、阅读与爱情。从喇叭裤、“的确良”衬衫到坝坝电影,从手抄本到禁欲时期的爱情,她用十五篇文章,将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编织成一部私人又共通的成长诗篇。
书中配有数十幅作者的青春旧照、老电影海报与纪实摄影,图文互补,翻阅之间仿若重回现场。笔调轻松鲜活,纵横涂抹间,既有时代的荒谬,也有个体不肯驯服的尊严。
【名人推荐】
《旧酷年华》以其诗人特有的精准、典雅的语言让我们重又回到七八十年代的语境之中。这既是一个人的成长史,有非常鲜活、生动的个人记忆,同时又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史,一代人的面貌和生活在作者笔下栩栩如生地重现出来,历史何以生成,个人的微观生活如何与时代精神变迁互相生成,充满趣味,却有着蝴蝶扇翅般的深远幽微。
——梁鸿 作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阅读翟永明的《旧酷年华》,每个细节我都舍不得漏掉。我读得津津有味,浮想联翩。已逝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翟永明的讲述中鲜活如初,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意念,所有的空间,仿佛再次伺机而动。翟永明的记忆力确实是惊人的,在惊人的记忆力背后又有着无限的仁慈——我也由此知道,翟永明的诗歌世界为什么会如此博大。这本书写出了一名杰出诗人的成长背景,并给更多人提供了重返七八十年代的途径。
—— 李洱 小说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